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莫斯科访问两个月。主要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并争取苏联经济援助，双方同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同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上依赖苏联。中苏条约谈判使斯大林和毛泽东心存芥蒂。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程度、中苏经济关系发展难以预料。
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包括一千架米格15型飞机，以及对东北和中国运输系统军事工业援助，由苏方援助中国现代化和机械化武装部队，一直在朝鲜停留到停战之后，中国生产出模仿和复制的苏式重型大炮和坦克，在苏联许可下开始自行生产米格飞机，同时中国海军配备由苏联提供后由中国仿制潜艇。这一时期苏联大量向中国提供较先进军事技术及中国仿制苏式武器，很大程度是因为苏联高层争夺斯大林继承所致。
苏联对中国援助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12亿卢布（合4亿美元）贷款协定，年息1%，期限5年，规定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苏联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与器材的支付。1950年全年这笔贷款支付2.4亿卢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国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这项苏联贷款所占比例14.3%。
1951年2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苏联向中国贷款12.35亿卢布，用以购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规定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前的以全价付款，以后的军事装备和弹药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以75折付款。1951年4月10日、9月12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电报中商定了两笔用于抗美援朝的追加军事贷款约10亿卢布。1952年11月9日，中国向苏联签订10.36亿卢布贷款协议，购买60个师装备。
另外，苏联政府帮助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涵盖了以下行业：一、能源工业，二、原材料工业，三、民用机械加工，四、国防军工，五、造纸工业，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统计报告，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在谈及撤军时毛曾说“我认为苏联军队此时撤出旅顺和大连是不合适的”（因为怕美国可能会再开战），但因赫态度坚决而作罢[5]。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重点是称为“156项”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而提供技术是免费。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156项”。后来落实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最重要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
据前些年已经解密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湖南和江西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中国进入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新阶段。
1953年至1957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外贸方式，接受苏联和东欧国家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以“156项”为核心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工业建设，使中国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其中建设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58年夏天，中苏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16日，苏联照会中国，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至1960年9月1日全部召回1390名苏联专家。苏联援建中国的304个项目，到1960年苏联撤离专家前，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49项，尚未完成的有155项。
苏联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中国“两弹”事业进程。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元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纪录。
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贷款共13笔，总计56.76亿卢布。[6][7]
经济建设贷款共四笔12.5亿卢布；抗美援朝贷款共七笔44亿卢布；苏军自旅大撤退时剩余物资一笔7.23亿卢布；移交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贷款一笔2.78亿旧卢布。
至1960年，中国已经向苏联出口了72亿卢布的货物用于偿还贷款与延期付款的苏联援建中国重点工程项目的费用，还需要继续出口79亿卢布的货物以全部还清（其中贸易欠款20亿卢布，其它为贷款本息）。1961年3月苏联对中国的50万吨古巴蔗糖贸易贷款3.296亿1961版新卢布（1新卢布等于4.45旧卢布）。1961年4月，中苏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8]中国在1965年主动提前还完所欠苏联债务。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总计约为80亿旧卢布，加上利息，自1950年以来，中国对苏联的债务86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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