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的坚守，为沦陷区学子提供了教育机会，选择燕大就意味着不与占领当局合作，意味着拒绝奴化教育。燕大为解放区和大后方培养、输送了大批战时急需的人才，也提供了很多战争物资，成为北中国的地下抵抗中心。 

    谁说书生弱无骨，且听燕园风似刀！ 

    最后一课 

    1941年12月8日清晨，浓云密布，寒风刺骨。燕京大学睿楼地质课上，白发苍苍的美国教授刚刚把一张地图挂到黑板上，一阵刺耳的马达声突然划破了肃穆的校园气氛——身着土黄色军服的日本宪兵驾着摩托开进了校园。 

    这出乎意料的场面，令同学们面面相觑。只有老教授镇定如初，继续授课，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直到讲完一个单元的内容才坦然对大家说：“同学们，再见了，多保重！”——多年以后，燕大四一班新生张澍智才明白，当时老教授已得到了日本向美国宣战的消息。 

    教务处一名职员疾步赶来，通知大家到贝公楼礼堂开会。接着，响起了急促的、连续不断的钟声。 

    弦歌不辍的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就此戛然而止。 

    “我至今还记得宣布燕大被封闭的那天夜晚，我从女生宿舍二楼的窗户向下看到：日本侵略者肩扛长枪，刺刀在月光下闪着逼人的寒光，趾高气扬地走过……”也是四一级新生的郑俊秀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中默默地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燕京、赶出中国！” 

    坚守沦陷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纷纷内迁之际，燕大选择了留在沦陷区，此举一度令许多朋友不得其解。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特地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致函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批评其留守决定，说这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利用此事鼓吹中日友好，从而葬送燕大美名。 

    美国政府也要求在华的美国平民迅速撤离，凡不肯撤离者，后果自负。 

    其实，早在1935年中日《何梅协定》签订时，司徒雷登已预见平津不保，为此开始考虑燕大去留。虽然经过反复权衡，选择了留守，但迫于内外压力，直到1938年6月，司徒雷登仍摇摆不定，怀疑留守是否得当。他的朋友高厚德的一席话打动了他。高厚德说，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或某个政府服务。“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燕大必须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举例说，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 

    司徒雷登深以为然。反抗未必都是明火执仗上前线，就地反抗也是一种反抗，而且是一种更坚忍、更无畏的反抗，这成了司徒雷登的信念，也成了燕京大学师生的共识。 

    在中国教育机构悉数内迁，无力为沦陷区人民提供教育服务的情况下，要么不接受教育，要么被迫进入日伪控制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本来只有这种两难选择的沦陷区学子，因为燕京大学的坚守而有了新的选择。 

    为最大限度地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燕大招生规模急剧扩张，从以前奉行精英教育，每年招生不足百人，到1938年7月录取新生605人，为历年最多的一次。到1941年，燕大学生的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128人。 

    燕京大学成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沦陷区学子的寄身之所。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不与占领当局合作，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拒绝奴化教育。这样一来，燕京大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 

    反对燕大留下来的声浪至此完全平息，甚至一些本来已经离开的校友还自愿回到北平，帮助燕大度过她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刻。 

    但对占领当局来说，最恐怖的还是不可测的地下抵抗，其中的的核心人物，无一不是燕京大学的高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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