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国：我所知道的汪篯先生 


2016-12-28 吴宗国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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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被陈寅恪先生叹赏为“思路周详,文理缜密”，“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的汪篯教授在时代的逆流中不堪受辱，决然弃世，年仅五十岁。所著文稿在身后大多散佚，令人叹惋。然而得以幸存的考订隋唐田亩数、北魏均田令诸文，考订扎实，逻辑缜密，即使今日读来，仍足当古代史研究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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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受他影响很大，陈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而不唯物的，我也这样；陈的研究历史是从具体材料出发，而且不轻易写文，我也这样。
——汪篯



我所知道的汪篯先生
文|吴宗国

汪篯，字述彭，笔名季铿，江苏江都人，1916年生于扬州。
1922年到1928年，在外祖母家念私塾。
1929年进入江都初级县中。1931年到1934年在省立扬州中学高中学习。扬州中学在当时是一所颇负盛名的学校，教学质量很高。他回忆这一段学习生活时曾说过，他在扬州中学时数学学得特别好，他的逻辑思维的提高很得益于这一阶段的数学学习。
1934年秋，考进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为清华大学十级全部300多名新生入学成绩总分第二名（第一名为物理系考生），并以学史而数学独得满分为人惊奇。李为扬先生回忆汪篯在清华大学的这段时日时说，“课余他爱好听京戏。在求学三年中，共看了80场。平时自己也学着哼几句，吊嗓子，摆个架子。日常不修边幅，用餐时爱吃，食量大，特别爱吃肥肉。文娱活动时，有时玩篮球，互相角力。个性尤喜打抱不平，并以助人为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先随校迁往长沙，入西南联合大学前身长沙联合大学。后又随校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步行至昆明，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毕业。

1938年秋到1939年夏，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津贴的研究生，在西南联大学习。
1939夏，考入该年5月刚恢复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导师为陈寅恪教授。学习地点仍在昆明西南联大。 三年研究生期间，尽管与陈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头一年只讲过一句话，但他能虚心学习，悉心钻研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论著。
陈寅恪

1942年秋到1946年秋，在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员，并在五华中学兼课。同时在五华中学任教的还有朱自清、张澜庆、吴征镒、王瑶等人。在昆明期间，他很喜欢运动，是篮球场上的活跃人物。他演过话剧；善诗文，对唐诗很有兴趣，特别爱好杜诗。
1945年昆明进步学生运动趋于激烈，他参加了许多文化界的宣言签名，“一二一”时被国民党特务写进了黑名单。
1947年6月，他辗转来到北平，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继续完成研究院毕业论文。具体工作则是在清华大学协助他的双目失明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写《元白诗笺证稿》，当时吃住都在陈寅恪先生家中。关于这一阶段工作的情况，1948年5月17日陈寅恪在致郑天挺函中，作了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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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之夏,弟拙著《元白诗笺证》中《长恨歌》一篇,曾托由汪篯君整理.当时除稔知其熟于唐代史实外,又觉其思路周详,文理缜密,甚为叹赏。近以另篇《新乐府笺证》一稿急于付印,颇觉其整理工作殆舍汪君莫属,故仍请汪君任之。此稿共分五十余节,约占拙作《元白诗笺证》全书之半，不特篇幅甚长,排比不易,兼又每节前后救应尤费推敲.汪君自从事整理以后,殚尽心力,无问昼夜,辄与弟商讨斟酌,改订增补,用功既勤,裨益尤大。昨据汪君言,前接洽北大职业时,先生曾促其速行完成研究院毕业论文。近月余之时间,已以全神贯注于弟之文稿,而此稿之杀青尚须时日,深虑先生以其论文未成,致有斥责且或影响及于其暑假晋级或续聘之前途。窃以为汪君自借住弟处以来,于今行将一载,弟深知其深宵攻读,终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创见之多,亦可推见其数年来未尝稍懈,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至其论文所以未能于近日完成之故,实由于全力整理弟之文稿,致行搁置。用敢特为证明其事,甚望先生有以谅之,并稍宽假其呈交论文之时间,俾其安心为感。以弟所知者，而其作为研究院毕业论文之用者,其大旨则久曾与弟讨论,深以为可,或不致有负先生提擢奖拔之苦心也。

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在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都深受陈寅恪先生影响。关于陈寅恪先生对他的影响，解放后他曾经写道：“我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受他影响很大，陈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而不唯物的，我也这样，陈的研究历史是从具体材料出发，而且不轻易写文，我也这样。”
1948年3月27日发表《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祟的关系》，刊载于《申报·文史周刊》。
北京解放后，汪篯从清华回到北大，曾任北大周刊编辑，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员。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冬到1953年底，在马列学院二部学习了两年。他曾总结自己的成长，一是得益于扬州中学的数学学习，培养了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二是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学到了整理材料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三是在马列学院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会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问题。

1951年以后一直在北大历史系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1963年晋升为教授，是当时北京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1953年11月，受中国科学院之命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返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古史所所长。中间虽然由于时代动荡，师生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昔日清华园师生相得，谈笑甚欢的场景已不可能再现，但最后还是将陈寅恪口述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得到陈寅恪先生的首肯。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汪篯把全部精力贡献于历史教学工作。在1953至1955年期间，他参加了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1954年初他刚从马列学院回到学校，由于余逊先生不幸病倒，他匆匆接手原由余逊先生讲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课程。1955年，他参加了高校历史系中国史教学大纲的拟定工作。1956年以后，他才把教学和科研的重点转移到南北朝史和隋唐史上来，先后开设了唐代党争史、均田制研究和中国通史隋唐部分，并用了很大精力编选了隋唐史资料和唐代党争史资料。
1958年至1959年，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1958年底到 1959年3月，他先后草拟了秦汉和隋唐部分的提纲和说明，参加了关于中国历史若干问题的讨论，并写成了部分初稿。
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反对浮夸学风而遭到错误的批判，给他精神上很大打击，并且严重摧残了他的健康。
1961年，当他的健康有所恢复的时候，他以更大的热情和只争朝夕的精神，进行学习和研究。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七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法兰克时代》，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在研究方面，仅1962年他就完成了《中国史纲要》隋唐部分的大部分文稿，结合教学，撰写了《隋代户数的增长》《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非实际耕地面积》《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是应受田数》《唐代实际耕地面积》等四篇《隋唐史杂记》，并于1962年11月在高级党校为理论班学员作了关于唐太宗和武则天的专题报告。

1962到1963年，他先后开设了汉唐土地制度和隋唐史专题等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和他的研究工作紧密结合的。在《汪篯隋唐史论稿》和《汉唐史论稿》二书中，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文章都曾是他课堂讲授的内容。以最新的研究成果来传道授业，启发和引导学生走进科学研究的殿堂，是他毕生的努力。
在此期间，他先后指导吴宗国、秦文炯、杨泰麟等三名青年教师的进修、教学和科研，在1964年前招了几届隋唐史的研究生，并指导四、五年级学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他要求青年教师和学生必须抓住实事求是，客观分析;要有比较广泛而巩固的基础知识。如果连最简单的历史常识都不具备，那又怎么研究历史呢？孤陋寡闻是不可能有什么科学研究的前途的。他还强调指出，学习中国古代史必须练好基本功。他很反对有些人典章制度没有弄清楚，时间、事实也没有搞清楚就写文章。他认为，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考据是一种基本功，他要求青年好好向前辈学习。
他再三告诉青年，首先是要学习，创造要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他还告诉青年，研究工作不要停留在考据上，更不要为考据而考据。因为考据，考证材料，这在历史研究上还只是处于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
汪篯先生很喜欢和青年人交换意见。对青年人的意见他总是择善而从，不固执己见。他鼓励年轻人提出不同看法，他觉得有道理的就加以肯定。
他不同意的，也立即进行辩论，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从不耿耿于怀，也决无以势压人之意。在场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不了解他的人，往往是很不习惯这种场面的，甚至会感到他缺少长者风度，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而对经常参加这一类讨论的青年来说，每一次都不仅可以从他那思路开阔，分析周密的谈话中受到启发，得到教益，而且可以深切感受到他那诲人不倦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热情。
他还接受出版社的委托，审阅了不少文稿。他对沈起炜著《隋唐史话》不仅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而且核对了所有的材料。对《辞海》隋唐职官部分的条目他也根据《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有关材料，逐条进行研究，全部改写一遍。对《魏征传》的译文和注释稿也遵照中华书局的要求，按时完成了的审阅，并为十月再版的《魏征传》撰写了《魏征年表》。
读《旧唐书》札记手稿

他本来还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关于均田制的研究、关于唐太宗和武则天的研究，以及完成中华书局委托的《贞观政要注释》和《唐六典校注》二书的审校工作，可惜都没有能够完成。他还设想过有四件事情可以做：一、隋唐历史资料的分类整理；二、新旧唐书的注释；三、隋唐史；四、中国通史。最想先做的是分门别类加注释的隋唐史资料的整理。他说，中国通史要四代人努力才能完成。但是除了布置隋唐史专门化的四年级学生的学年论文做了《旧唐书》姚崇、宇文融、李林甫等人传的注释外，都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1966年3月16日参加《新建设》编辑部召开的关于“让步政策”问题的座谈会,并作了长篇发言。除了阐述他对于“让步政策”的理解，还着重谈了他对于农民的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的历史作用问题的理解。
他指出，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之所以由爬行式的进程转变为真正急风暴雨的时期，并不完全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政策，封建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变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而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技术的改进，能由单牛曳引的轻便铁犁的推广应用，越来越加强农民在生产上的独立性，大族豪强地主那种几乎包罗万象的自给自足的田庄，不再适合农业和手工业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封建社会内部生产力的量变提出了生产关系量变的要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
他在这部分发言中虽然在用语上还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但是由于他已经掌握了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因此能够牢牢把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的观点，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从而具体生动地阐述了从战国到隋唐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这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把握，还是对于中国历史发展面貌的把握，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实上完全打破了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史观。
可惜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能听进这些饱含真理的观点，相反引来了1966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从“贞观之治”看“让步政策”论的谬误》,点名批判了他在1953年所写的文章《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他在《新建设》编辑部关于“让步政策”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成为汪篯先生最后留给世人的千古绝唱。
唐初之骑兵 手稿

1966年5月，早先就已经被点为“阎王殿”的中宣部陆定一以及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被定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加上三月份以来，特别是六月初对翦伯赞及其志同道合者，进而对历史学界铺天盖地的批判，这些对于参与了中宣部陆定一策划出版的《魏征传》一书的审阅工作，并在高级党校为理论班学员讲授唐太宗的汪篯先生，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加之北大工作组横蛮地责令当时卧病在床的他将飘落在地的贴在他家门上带有个人攻击性字句的大字报重抄了贴上去，不甘忍受如此屈辱，最后终于在1966年6月10日含冤去世，终年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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