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下尖兵  

特工生涯的序曲

我是法国布列塔尼人，生性倔强。我的特工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我还年轻，觉得战争来临并非坏事，投身其中，兴许能够赢得欢乐。至于饥寒交迫、亡国丧权，世上还有比这更能磨练人的逆境吗？面对艰难时世，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没有顶住，他们退缩了，但我们雷恩、瓦恩、莫尔莱、圣布里厄和其它许多城镇的同胞却不屈服。

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不久，我被任命为当地伪粮食管理局的稽查官。法、德停火协定强行规定，把布列塔尼地区出产的小麦源源不断地运往希特勒德国。我的“职责”是“督促检查，确保装载粮食的车队顺利驶抵德国”。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利用公开的身份作掩护，破坏德寇劫运粮食的部署。

活动初期，我们约有十五个人，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在粮管局工作。原先，我们并无任何组织形式，大家只不过是不约而同地搞一些恶作剧，耍弄德寇。我们采用了各种破坏手法：用装满小沙石的麻袋偷换小麦和面粉袋；或运送霉烂变质的粮食；要不就故意在空无一物的火车车皮上打上“满载”的印记催人发运。伊尔一维兰、北滨海、奠尔比昂和菲尼斯太尔等省的合作社、磨坊和面粉厂全都归我们管辖，因此，我们同磨坊主及其雇工接触是很方便的。我们做他们的工作，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授意他们少交或不交军粮，断绝驻扎在当地村庄里的德国人的供应。对于那些迎合敌人的顽固分子，我们则提出警告和施加恫吓。

当时，我结识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伙伴，如罗歇·达维德、布罗尔、欧仁·罗加尔、格罗汉、昂盖，勒勃莱，卡吕泰勒、基尼奥，迪盖、德格拉夫，伊特里奥，阿迈尔等人。其中除阿迈尔外，几乎都是布列塔尼人。

雷蒙·阿迈尔和我一样，以后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1941年初，我去北滨海省检查工作时与阿迈尔邂逅相遇。初看起来，他颇象德国人。一头棕发，身体壮实，上下穿着黑色衣服，推着一辆挺阔气的新式摩托车。仔细打量一番，觉得他凶狠、粗暴、好斗。他步履踉跄，鼻子里散发出一阵阵酒气。

我自我介绍说：“我叫勒鲁瓦，现任地区副稽查官。”

他爱理不理地答道：“我是阿迈尔，粮管局的检查员。”

原来，我们是同事以前，我曾昕别人说起过这位前来布列塔尼定居的诺曼底人。但我想象中的他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凶悍泼辣、桀骜不驯，举止野蛮。他那副令人生畏的模样好比公元九世纪时横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强盗。

临近有一家小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德国士兵。阿迈尔连拉带推地把我拽了进去。他拿着驾驶摩托车的面罩，再加上那身装束，看起来十分显眼。我平时一贯行动审慎，很少涉足公众场所，以免招人耳目。但此时此刻，却由不得我了。言谈中，他借用各种鸟的名称来称呼那些穿灰色军装的德国兵，以此来表示他对敌寇的蔑视。

他满不在乎的举动本来会使我感到不安，可我一开始就发现阿迈尔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十分机灵，体魄强牡的阿迈尔热衷于“玩火”，但总是在深思熟虑后才冒这种风险。他咒骂德国占领军的隐晦语汇，只有行家才能领会，即使在场的德寇能听懂法语，也无法识破阿迈尔尖刻的讽刺比喻。

一方面，我觉得阿迈尔真叫人捉摸不透；另一方面，我又深深地喜欢他·我渴望能把他发展到我的队伍里来，于是，我便转弯抹角地对他进行试探，但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你该知道，我并不期待你来收拾那些缺德的磨坊主,我自己早就干上了。”

那些磨坊主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小麦供应给德国人，而且还利用当地居民处于饥饿的困境进行投机倒把，从事可耻的黑市交易。所以，阿迈尔恨透了他们。

阿迈尔接着说：“这些磨坊主加工面粉时以次充好、克扣斤两，然后又将弄虚作假攒下来的粮食高价出售。他们的诡诈伎俩逃不过我的眼睛。”

阿迈尔站在我的面前，看他说话的神态，还有他那身黑色衣服，俨然象一位疾恶如仇的侠士。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对他说，“重要的是，他们的罪恶远不止此。”

随后；我向他透露了我们的行动目标：破坏德国人的后勤粮食供应。

“不用说了，”阿迈尔接话道，叫我跟你合伙一起干。”

就这样，我们萍水相逢，却为了共同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情同手足，难分难离，直到发生本·巴尔卡事件才终止。我们认真研究以后，分配了各自的任务，然后前去警告害人的磨坊主。

我们开着那辆202汽车，颠颠簸簸，东奔西走，登门寻找与占领军有勾搭嫌疑的磨坊主。每次执行任务的经过都大同小异。

往往是我摆出一付严肃的官府架势，以坚定的语气先开口："我生来宽宏大量，不想加害与你，但是，站在我后面的这位同事待人却不客气!”

这时，穿着一身黑色衣衫的阿迈尔就扮演预先设计好的凶狠角色，装出种种唬人的姿态，恫吓对方。

某些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磨坊主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劝导，其他人慑于阿迈尔的威胁和讹诈，也只好顺从我们的警告。然而，我们却在皮普里亚克的一家大磨坊主面前碰了钉子，被他撵出了大门。这个家伙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殷勤款待德寇，而且还留他们住宿。”

当我们去找他时，他狂吠：“混蛋，臭无赖!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

雷蒙·阿迈尔和我从盟军那里搞到了几枚有名的盖蒙手榴弹。这种手榴弹爆炸产生的震荡性能，我们尚不了解，正准备试它一试。于是，我们就折回去“送”一颗给这个磨坊主，让他尝尝厉害。

当时，阿迈尔和我都只有二十来岁，无所顾忌。我们把小汽车停在四十米开外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待着验证手雷的威力。爆炸十分厉害，冲击渡把车子都掀起来了，往后退了相当一段距离。德寇嚎叫着从吐着熊熊火苗的屋于里逃窜出来。我们顺利地甩掉了追兵，去别处继续执行我们的使命。

可惜好景不长。阿迈尔愈干愈欢，忘却了应有的节制。有一天，他把小石子装入麻袋，用掉包办法，偷换了整个一列车队的小麦。

我心想，这下子准有好戏看了。纳粹当局岂能忍受如此严重的挑衅?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德国人暴跳如雷。1942年9月，他们把一个最老练的盖世太保头子派到雷恩市来。此人名叫米勒，少校衔，擅长侦查偷盗、抢劫等一类经济案件。经过一番分析调查，他顺藤摸瓜查到了我们头上。

1O月14日，我第一次披带进德寇陆军指挥部那所阴森森的房子里。在那儿，我遭到了一顿毒打。米勒亲自对我迸行审讯。

我竭力为自己辩护，托词很简单，但我一口咬住不放。

我说：“我们没有责任。粮管局的各位稽查官和检查员从未失过职。每次装载的军粮等物品都是按期发运的。货车中途发生意外,岂能由我们来负责。抢劫、掉包者，大有人在。兵痞、酒鬼、坏蛋，贪官污吏，应有尽有。不过，他们都是德国人。黑市上的东西主要就来自这些人。你应该怪罪你们的人!”

米勒少校惊讶地听着我慷慨陈词。他当即找人核查。报告表明，德国占领者中间确有上述败类。其实，这一点我足心中有数的，那段辩护词解救了我。

雷恩市警察局的一位警官勒布尔内克，也向米勒少校证实我的话是有根有据的。勒布尔内克还让他看了德国人盗窃粮食的有关案情记录，并添油加醋地作了一番介绍。

米勒做梦也没有想到，勒布尔内克是我们行动小组的骨干，而且是我们最得力的一名情报员。我曾经协助勒布尔内克把他的一个儿子送往英国。

拘留期间，我遭到了折磨，身体消瘦了下来，但始终坚贞不屈。两个星期后，米勒把我释放了。

这场风波引起了我的警觉，并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怎么办？还能象以往那样继续无计划、无组织地盲目从事破坏活动吗？我感到，我们这个小分队的每个人都在思索，迫切希望我们的活动有新的起色，采用更有效的手段狠狠打击敌人。

命运之神首次显灵。正巧在这个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地区稽查官罗森，因出生于犹太家庭而被维希政权解除了职务，为此，上级指定我接替罗森的工作。

就这样，我一跃成了粮管局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所有检查员和职工。我有权向他们颁发通行证。有了这种证件，他们就可以在法国西部地区自由来往，不受德军各道关卡的拦阻。

此外，伊凡·勒让还搞到了德国人的各种图章、印记和申请表。我用它来伪造大量证件，象真的一样，看不出任何破绽。此后，在我的掩护下，大批游击队员，抵抗运动战士、联络员、特工人员和难民不用冒什么风险，就可以来往于各地。

换句话说，从那时起，我就可以利用我在伪政府行政部门中任职的这一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整个布列塔尼乃至周围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组织。在我的生涯中，最初的这一段经历对我日后从事特工活动很有捭益，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中坚力量第七处，就是按照我在布列塔尼组织的地下活动网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且还吸收了当时活跃在布列塔尼的一些老游击战士。不同之处只在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是为政府服务的一个机构。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阳奉阴违的把戏能玩多久呢？雷恩粮管局既是听命于德寇的维希政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集结抵抗战士的秘密大本营。往抗击占领军的斗争中，它好比是隐藏在敌营内部的一艘潜艇。规模如此庞大的活动阵地，要做到天衣无缝是极其困难的。果然，防不胜防，种种异常现象以及走漏的风声引起了德国警察机关的注意。

1943年6月6日，德国战地宪兵包围并搜查了位于雷恩市塞维涅大街的粮管局办公室，我再次陷身圈圄。这一回审问我的是瓦登贝尔格上校。宪兵司令部对我残酷折磨，严刑拷打长达一个月之久。但我矢口否认自己有罪，坚持说捣鬼的是腐化堕落的德国人，是他们偷走了应该运往德国的小麦去搞黑市贸易。

瓦登贝尔格无法找到指控我作案的确凿证据，于是把所有的负责人召集到地方政府大厦开会。耐人寻味的是，对我攻击得最厉害的是一些法国人。省长利贝尔和物资局总管富尔负责的几个厅局奉命认真执行停火协定的各项条款，他们因办事不力经常遭到占领军当局的责难。他们俩乘机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身上，把我当作他们的替罪羊。

警官勒布尔内克又一次出面替我说话。他全力为我辩解，从而引起了敌人的猜疑。德寇因此撤了他的职。见此情形，我自认为已陷入绝境，然而，出乎我的意料，省长却要求立即释放我，并让我回粮管局工作。他若有其事地说，“勒鲁瓦是通晓业务的内行，只有他才能使粮管局的工作继续下去。”

总之，据他所述，要是撤了我的职，就再也没有一颗粮食能运往德国。瓦登贝尔格出于无奈，只好听从省长的意见。但他又声色俱厉地威胁我，今后若再听见有关我的闲话，就要加倍惩罚。

我出事的消息传开了，位于巴黎博斯盖大街的全国粮食管理总局获悉，德国人经常抱怨运粮车队被窃，它同时还收到一些捣发报告，说我是嫌疑犯。全国粮食管理总局决定自行立案侦查。

一天，我看到总局稽查长马里埃纳在雷恩露面，他兼管人事工作，这次他是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实地调查的。

此人仪表堂堂，热情好客。他比我大二十岁，两鬓斑白。他为人持重，显然受过上等教育。他那副和蔼可亲的神态提醒我，必须对他格外警惕。他比德国人更精明，说不定会识破我们玩弄的花招，从而揭开雷恩粮管局的真相，马里埃纳特派员花了整整一个多星期仔细检查我们的地区粮管局，视察属于我们管辖的几个省级粮管所，并同地方当局进行接触，了解情况。这一切使我深感不安。于是，我便派人跟踪，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监视者报告说，马里埃纳到处都提出一大堆问题，听时只是频频点头，很少发表意见。我猜测，他准保在算计如何除掉我。先下手为强。我一度曾动了制造车祸把他干掉的念头，但转念一想，这无济干事，巴黎方面会另行派人前来调查的。

返回巴黎的前夜，他把我召到他在雷恩市下榻的拉库内饭店的房间里。

“在这里说话清静，安全些，”他对我说，“我们之间有话要说，不是吗？”

这句话触动了我的神经，我顿时紧张起来。马里埃纳会不会亮出他的牌呢？我深知，他有权调动我们的工作，把我们派到别的部门去，或干脆把我们撤职查办，赶出地方行政部门。一句话，他可以一举彻底毁掉我们苦心经营的秘密行动小组。

可是，他却首先向我表示祝贺，称赞我及时接替了地区稽查官罗森的职务。随后，他又询问了我的家庭状况、本人经历、至亲好友和社会关系以及我的学历和抱负。他象学者、教授那样关心我的学历，显然是事出有因。他的母亲在莫尔旺当校长，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而对他的盘问，我暗暗提醒自己，要加倍小心，答话尽可能简短。我怀疑马里埃纳先生是受瓦登贝尔格上校指使前来盘问我的。

见我寡言少语，马里埃纳转入了找我谈话的正题。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你大概知道，”他微笑着对我说，“你给巴黎博斯盖大街全国粮食管理总局增添了许多麻烦。……你们和占领军当局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我们都知道。”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马里埃纳接着说：“看来，你不喜欢德国人！”

憋在我心里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猛地燃烧起来。我气愤地说：

“我的祖父为法兰西献出了生命。我的父亲在战壕里被毒气熏死。我兄弟的生命也葬送在德国鬼子手里。大战以来，我岳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是布列塔尼人，理所当然地要反对德国。难道你要我强颜欢笑地去爱德国人吗？！”

马里埃纳笑容可掬。我则愈发恼火，觉得他是在嘲弄我。他回答说：“你可以不喜欢德国人，但不能因此采取反对他们的危险行动。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驱使你去冒这样的风险呢？为什么让你的同事们也去冒险？”

我心里寻思：这下子双方都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我义愤填膺，冲着他说：“你爱怎么斥责就怎么斥责，骂我罚我，悉听尊便，不过，我要声明：这无济于事，我决不放弃斗争!”

我脱口说出了上面这一番话，马上又后悔不已。马里埃纳似乎掌握了我们的活动情况，甚至比德国人还清楚，谁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的呢？后来，我才获悉，我们小分队在当地从事的一系列小规模地下活动，设在伦敦的抵抗运动总指挥部都知道。伦敦方面要求和我们接上关系。我们在布列塔尼从事地下斗争，这个地区将和诺曼底一起被选作盟军登陆的重要地段。

我一直以为马里埃纳是个危险人物，没想到他却是一位可信赖的朋友。我内心世界的阵阵波澜没有逃脱他的眼睛。

突然，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年轻人，我觉得你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爱国者，去从事一系列有计划的特工活动，譬如，破坏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渗入敌人后方等等，但我们并不希望你去干轰动一时但又难以持续的鲁莽行动。”

直至今天，马里埃纳那次讲话的热忱表情，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说活的诚挚语调仍经常紫绕在我的耳旁。心目中的敌人突然成了朋友，如此戏剧性的奇遇实在令人吃惊。惊愕之余，我了解到他就是“两普里安”秘密活动网的大头头、“加利娅”特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真没想到，他竟是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我打入雷恩伪粮管局，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做出了一份贡献，而他却在首都，在异常广阔的天地里，建树了丰功伟绩。多亏他的贡献，巴黎全国粮食管理总局方始成为地下工作者的总部和交换情报的联络站。

马里埃纳赞扬我们这个行动小组取得的成绩，但同时又指出，我们是在玩火。

他说：“要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学会象真正的影子部队那样作战。必须驯服地接受命令，参加到统一的组织中来。你们不能永远匿在自己狭窄的地盘里活动。难道你们真想当‘割据一方的土豪’不成？”

马里埃纳建议我去巴黎详谈，认真研究一下如何使我们这支小分队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他接着说：“事情不难。我是你的上司，我可以用全国粮食管理总局的名义，发给你一份长期有效的证件，这样，你可以在雷恩和巴黎之间畅行无阻，那时候办事就方便了……”

从此以后，我们的行动遍及布列塔尼的每一个角落。刺探情报，监视德寇的军事部署，拍摄军用机场、港口设施和铁路干线的照片，组织和协助自由法兰西战士乘坐渔船前往英国，总之什么都干，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亲自把收集到的大批情报送交给马里埃纳。为了掩人耳目，他给我起了个化名，叫做“菲维尔”。菲尼斯太尔和伊尔-维兰是我管辖的两个省，“菲维尔”就是用这两个省名的部分字母组合而成的一个名字。他自己则选用他家乡的地名作为化名，称为“莫尔旺”。

出于安全考虑，每次去巴黎，我都住在保罗－阿佩勒大街莫尔旺的家中。门房图尔努阿大爷是莫尔旺秘密活动网的成员，他负责我们的安全、望风、察看沿途动静、监视来往行人，全靠他。

清晨，透过窗户，常常看到图尔努阿的儿子小贝尔纳穿着蓝色的短斗篷，背上挂着皮书包去上学。我这个年轻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他居然会进入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成为我手下最优秀的一员干将。

我的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而且，我还不得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隐瞒实情，因为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守则规定如此。我神秘地来来去去，长年累月地远离家门，她只好耐心地等待又等待。她才十八岁，天真无邪，觉得这一切都是机关职员的正常工作。人生是何等的严酷！

有时候，我把一些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领到家中，招待他们用餐、住宿，并且提供换洗的衣服。只有同我单独在一起时，不速之客才交谈。我的妻子费尔南德一走近，他们就立即紧锁职唇，默不作声。她总该产生怀疑了吧？不！可怜的费尔南德似乎一切都视而不见。她仍然认为，他们准是我在粮管局的同事，因工作劳累过度来我家休息的；客人不寻常的外貌和举止也不足为奇，布列塔尼人生来就沉默寡言，比其它地方的人要凶野……

雷恩市郊的圣雅克德拉朗特机场集中了德国对英作战的一支庞大的空军力量。因此，该基地成了我们注意的重要目标。我设法搞到了绘制机场地图的纸张和画具，加上照相机、胶卷，其它特工器械，还有从各地收来的情报资料，这一大堆东西，往哪儿放呢？我为安全隐藏这些东西而绞尽了脑汁。

藏在地窖里？那里只能放下我的自行车。放在阁楼上？房东早就派了用场！我冥思苦想，到处搜索，最后注意到窗户下面的踏板。费尔南德身材瘦小，非常喜欢这些小巧玲珑的踏板。踩在上面，她的手正好够着照料摆在窗前屋面上的花卉。

起下每块踏板上的钉子，把东西装在里面，再严严实实地盖好踏板，一点儿也不显眼。这不正是理想的藏物之处吗？

马里埃纳给我带来的惊恐余波未消，不久，命运又一次耍弄了我。我收到了一份秘密通知，耍我立即赶往巴黎参加重要会议。通知详细规定了我此行必须严格遵循的注意事项，通知上写道：

“乘火车来巴黎，在蒙帕纳斯站下车。下车时，注意是否有尾巴盯梢。然后，立即乘另一列去克拉马的火车。到站后，再换乘公共汽车至蒙托隆果园下车。”

“果园旁有一座桥，不远有几级狭窄的台阶。登上台阶继续往前走，一条小道将展现在你的面前，两边都是豪华的馆舍、府邸。这就是斯频耐琴街。记住，你要去的是右边第三幢房子，前面绿色的大栅栏门上无任何标记。你不用按门铃就可以进去，届时会有人来替你开门的……”

路途上发生的一切如通知所述，满脸凶相但默不做声的守门人把我领进寓所。到了过道，他给我指了指朝饭厅开的一扇门。我抬头看去，里面摆着二十年代古色古香的家具，陈设颇有城郊别墅的风味。屋子里坐满了陌生人，大家都在等候，互相小声地交谈，如同在教堂里一样。

每当有一位与会者走进屋子，悄悄的说话声便突然停止，在场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打量新来的人。片刻之后，好奇心消失，沉默下去的低声细语又了起来，使人不禁想起那没完没了的祈祷声。有些人象我一样从外地来，首次出现在这种场合，但没有任何人上前同他们握手。大家相互看着，揣摩眼神，仅此而已。总之，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异乎寻常。一种类似密谋议事和夜间守灵的奇怪气氛笼罩着这座城郊公馆。体魄粗犷、腰圆膀乍的男人们中间有一位女士端坐在桌旁。她后脑梳着发髻，穿着灰色的裙子，十分精神。她就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名叫玛丽·居维利埃。我猜想，她一定是该组织领导层中的一个头面人物。在她旁边站着一位矮胖结实且又沉着冷静的男子汉。他的棕色眼睛不时地环视整个会场。看模样，他也担负着重要职务。那一天，谁也没有对我说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人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可是，我却始终注意着他的视线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仔细打量会场上的每一个人。最后，他的两道眼光停留在我的身上，上下端详，久久没有离开。

在座的都是三十多岁的抵抗运动老战士。我如此年轻，显得特别引人注目。那位站在桌旁的陌生人本应打听我是谁，属于哪路游击队。反常的是，他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一切都在沉默中度过，一切都靠眼色来传神。事后，我才知道，他叫皮埃尔·布尔西科，社会党人，共济会会员·青年时代就从事工会工作。他也在等待伦敦方面的指令。此人后来成了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大老板。他和马里埃纳一样，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安排我的坎坷生涯。

几个钟头过去了，玛丽仍然无任何表示。显然是要等所有的负责人到齐后才能宣布开会，的确，有一些人远道而来，迟到是可以理解的。晚到者一个接一个进入会场，他们找个角落坐下，也耐心地等候起来。最后，玛丽-居维里埃看到人已到齐，便开口说：“今天召集各位到这里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喜讯：我们的行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决战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过去，我们作了大量出色的情报工作。现在，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部分地下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往后，我们要依靠盟军派来的教官加强训练，直接破坏敌人的交通干线、袭击车队、骚扰占领军，充分发挥我们的威力。我们意识到事态的演变已经进入到筹备登陆的阶段。会在什么地段登陆呢？

这一点难以预测。我思忖，我的家乡一定是双方激烈交锋的一个战场。

与会者一一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有的要武器，要装备，有的要人。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的要求很简单。请上级给我们空投几箱盖蒙手榴弹。这玩意儿盖子一拧，摔出去就管用。既干脆，又利索!”

坐在玛丽·居维利埃身边的那个男子笑了起来。想必我的话给他留下了年青人头脑简单、容易激动的印象。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集体之中。组织决定一切，而我自己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而已。

我接着说，我们还需要一名教官帮助我们配制炸药，教我们使用即将得到的新式武器。大家都渴望早日成为名符其实的实干家，成为更有能耐的战士。

返回雷恩后，我一进家门就看到妻子躺在床上，两眼出神。

显而易见，她是在猜疑。

“你怎么啦？”

“我怎么啦?!瞧你干的好事！”

说完，她把我煞费苦心藏在窗下的全部特工器材都扔在我的面前。

“我浇花时，不小心踩了一脚，踏板哗地就散了。搬开踏板，就是这么一堆东西。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三天两头远离家门，难道就是为了这个？”

纪律是不允许我泄露任何实情的。在那种年头，只有守口如瓶，才能保障同伴和亲人的安全。费尔南德一直以为我是个小职员，难免要经常外出办事。如今，她发现我同时过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在骗人、撒谎、当特务。

我把她拉到打开的踏板前，向她说明泄露此事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我要地发誓保守秘密。我被迫向妻子交了底，心里忐忑不安。为避免出事，我决定以后每次外出时，都把她带走。

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她，其实是让她也走上一条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深怕被人逮捕的危险道路。我想出的这一“保护”她的办法，真是别出心裁!有一天，保安队派人在雷恩市梅斯大街区挨门挨户地搜查。我心想，糟了，一定是冲着我来的。我一把抓住费尔南德，拉着她从寓所的一扇暗门冲出去。两人飞也似地躲进了附近的公园。子弹在耳边呼啸。我自己没有受伤，但我突然发现费尔南德放慢了脚步。

“怎么样？坚持得住吗？没事吧？！”我着急地问她。

她点头示意，一切正常。但我看到，她脸色苍白，紧咬嘴唇。她披着一头散发拼命地跑着，逐渐支持不住了，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左边腋窝沁出的鲜血一滴一滴地掉在裙子上，她挂花了。

保安队还在附近来回巡视，只要他们在，我们是无法离开公园的。我把妻子抱到灌木丛后面，守着她，一直到天黑。夜幕垂落，我们在黑暗中来回走着，茫然不知去向。这一夜显得格外长。找谁把她胳膊里的子弹取出来呢？所有的医院都控制在占领军和保安队手里。医生收留和治疗任何枪伤者都必须向当局报告。再说，给游击队员看病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敢冒风险的人极少。

我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和本家的一位挚友马尔基教授挂上了钩。他在雷恩市睿智诊疗所任外科主治医生。在一个可靠的护士协助下，他给费尔南德动了手术，取出了子弹。

他说：“不过，我不能留她。”

马尔基大夫这样做已经是尽力而为了。后来，我获悉，保安队大肆搜捕的目标并不是我，而是另一位名叫塞弗拉克的抵抗运动战士。返回家中后，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原来，费尔南德的胳膊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从今以后，她再也不能穿短袖衣服了。

盟军登陆前的最后几个月，一切都在加速进行，一天夜里，我潜入一片丛林，等候空投的武器弹药，遥望天空，降落伞象一朵反扣的白色莲花，朝我们徐徐飘来。然而，下面悬挂的并不是我们需要的物资，却是一位身高一米九的巨人。高个子一着地，两腿伸直，站到我的面前。他身穿美式军服，脚蹬一双伞兵皮靴，腰间佩着匕首和左轮手枪，领章上的银质中尉徽记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我神色诧异，他却若无其事，似乎有意在笑话我。我正要开口问他，他却抢先用地道的法语说道：“你不是要求给你们派教官吗？我就是。我叫勒布朗。”

后来，我了解到，他的真名叫罗思柴尔德，是加拿大法裔，曾在巴黎学习。

我们匆忙地折叠了降落伞。收拾好以后，我便领他前往一座农庄。我们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巨人满面春风，灯光照在他古铜色的脸上，仿佛是来自美国迈阿密的一位百万富翁。

他爽朗地大声说：“小伙于，给我来一满杯白……兰……地！今天会面，应该好好庆贺一番。”

我们一阵脸红，难为情地说道：“我们这里只有苹果酒。”

“行！凑合。”他说。

自从来了勒布朗，布列塔尼地区的游击队就大大增强了生存和活动的能力，军威大振。他教我们如何使用最新式的武器，传授如何进行肉搏战的技巧，把我们培养成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

过去，我们制造炸弹时，要往里面装上几公斤炸药，但现场效果不大。可是，他制造的塑料炸弹只用几两炸药，就有巨大的杀伤力。看到勒布期从容不迫、漫不经心地把左轮手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观察他的举止和为人，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那干脆利索、细致准确的动作，高度的组织观念以及有条不素，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比之下，可以说，我们迄今从事的游击斗争太不正规了，难怪我们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今，我生平第一次遇上了一位行家里手。暗中摸索、盲目实践、鲁莽冒险、无谓牺牲，一切都可以结束了。我现在明白，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都属于老式和过时的战争范畴，而勒布朗却代表着投身“影子战争”的新一代。他所使用的方法既适用于当前的战争，也适用于未来的秘密斗争。

二十年后，在司法机关侦查本巴尔卡一案的过程中，一位心理学家问我为什么投身秘密特工活动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因为受了勒布朗的影响。”

这位心理学家十分惊讶，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耍小孩子脾气。

其实，这是真话。美国教官勒布朗唤起了我对特务工作和谍报活动的兴趣，使我深深地受上了这一行。他也为法国特工情报部门间接地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勒布朗来到我们小分队已有几个星期。他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本领，可以在最后的战役中发挥应有的配合作用。

一天，他对我说：”我今晚就走。你别管我，我已另有任务。”

如同来时一样，这位职业特工专家神秘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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