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2 由 连横合纵 于 2017-03-25 3:07

派别斗争 
说实话，这是一场无休止的三重斗争。它导致了调查局的解体，后来又几次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引起动乱。这场斗争时起时伏，有时显得很平静，有时却像暴风雨一样掀起轩然大波。

首先是军人与文职人员之间的矛盾。无论在1940年的前线战斗中，还是在情报战方面，军人们都被特工部门中更强有力的对手所击败，因此在法国解放时，军人们已失去控制情报工作的优先权利。

两位主管筹建新的特工部门的负责人都可被看作是文职人员。

雅克·苏斯戴尔是典型的文职人员。他是一位人种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他一生都专心致志地从事间谍工作。甚至在失宠离开政府之后，他仍在我们特工机构内部保持着他的耳目，试图暗中操纵和控制情报工作。

帕西过去是一位军官。他力图忘记自己的军人出身，并让军队同意他退伍，以便使战后的特工机构具有明确的民事性质。

尽管军人们居于文职人员之下，但他们仍然成功地控制着特工机构中的关键部门。

军人们对失去在特工机构中的主宰地位感到愤慨。他们伺机进行报复，以搞倒向他们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帕约尔上校是这些军人的头头，他在特工机构内扶植了一批亲信。军人们常吹嘘说，1939年，他们曾告诉最高指挥部和政府，他们获得的情报是极为可靠的第一流情报。

他们说，他们的话没有受到重视，那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收集情报的方法始终是功效卓著的，无须加以改变。他们自认为无所不知，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任何革新。

这些在1939年吃了败仗的军官后来投奔了维希政府或跑到了伦敦。他们毫无例外地仇视一切非军事的东西，特别是仇视在解放后进入特工部门的前抵抗战士，谍报网负责人和游击战士。他们把文职人员视为敌人！

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军人们在同文职人员清算了宿怨之后又在自己内部展开争斗。伦敦派军人起来反对维希派和阿尔及尔派军人。戴高乐派军人同贝当派军人也互相争夺势力范围。

戴高乐在台上时，即从战争结束至1946年，戴高乐派军人在特工部门占优势。戴高乐下台后，维希派军官立即发动攻势，以图夺回特工部门的领导权。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粗暴的排挤。

直至今天，戴高乐派军官和贝当派军官之间这种明争暗斗仍连绵不断。七十年代初，一位研究室主任失宠了，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别人揭发了一件很早以前发生的与他有关的事。

一件什么事呢?事情本身很简单：一天，一位空军军官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名重要成员透露说；“你们新来的研究室主任叫×上校吧？这家伙曾让维希政府把我抓起来!”

空军军官解释说：“贝当时期，我在一个负责官方运输飞机的机构工作，这个机构类似我们今天的政府航空通讯组。当时汽油配给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我还是偷偷贮备了足够的汽油，准备驾机前往伦敦。但就在最后一刻，一名空军上尉发现了我的计划。他揭发了我，称我是‘祖国的叛徒’。于是我就锒铛入狱了。你猜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是谁？就是你们的×上校！”

与维希派军官敌对的人马上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上下传播这一消息。这样，×上校根快就下台了。

还有一个矛盾—这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就是戴高乐主义者与社会党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争得特工部门的领导权，这两股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波及特工部门的各级机构。

戴高乐辞职后，帕西仍留任原职。由于他建树了不少功勋，因此政府继续对他表示信任。战争期间，他在伦敦建立了自由法兰西的特工部门，即遐迩闻名的中央特工情报局。他是一个谍报工作的老手。他的敌手们使尽一切手段来整他。他终于被赶下台，其职务由亨利·里比埃尔接替。亨利·里比埃尔是一名文职官员，社会党人，他是阿利埃省的国民议会议员，曾在国内参加抵抗运动。

帕西的许多属于戴高乐派的助手失去了他们在特工部门的职位，留下的那些人也被分配去搞一些次要的工作。里比埃尔拉起了自己的山头。但是，戴高乐派分子仍继续暗中活动，他们确信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执政，因此就力图把特工部门重新抓在手中。社会党人感受到这一威胁，于是就警惕起来，派人监视帕西的行动，寻找攻击他的把柄。

就在这时，发生了伦敦事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新的领导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员，非常偶然地在伦敦杜克街十号的地下室里发现满满一邮包的钞票。杜克街十号是战争期间帕西领导的中央特工情报局的所在地。这名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一发现报告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财务机构，后来，人们又找到了别的一些类似的邮包。调查表明，在欧洲面临俄国侵略危险的那阵子，帕西曾把在战争中获得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国外，他以为历史将要重演，法国领导人将像在1940年那样再次前往伦敦，在那里组织流亡政府，以坚持斗争。

但是，由于疏忽，在接交工作时，帕西忘了把存有“秘密基金”一事告诉他的接替者里比埃尔，因此人们就指控帕西企图用这笔特别款项资助一些报纸，使它们能卓有成效地发动一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政治斗争，以帮助戴高乐主义者重新上台。

给帕西以最后的致命打击的人叫路易·福韦尔。路易·福韦尔的后台是担任财政部长的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普。福韦尔是奥弗涅人，平素谨小慎微而又爱挑剔。他曾在产业和邮票登记处工作。他的使命是结束特工部门的混乱状态。

福韦尔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参加过抵抗运动。他是一个冷漠、严峻的官僚主义者。他根本不把英雄们放在眼里，丝毫不理会他们的要求和议论。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碰不得的知名人士或值得尊敬的历史性人物。他的任务是实施行政领导、紧缩开支并整顿因挥霍无度而威信扫地的特工部门的财务。

他毫不留情地处理了帕西的问题。帕西这位前局长差点受到侮辱人格的公开审讯，后来，他又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把命丢了。从此，他就靠边站了。戴高乐派分子已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新大批回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但这并不意味着总部领导层中社会党人以及他们的核心人物福韦尔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尽管戴高乐派分子被制服了，但没完没了的夺权斗争仍在“正统”的军人（维希派军人和阿尔及尔派军人）和社会党人之间进行。

副局长富尔科上校在这两派的争斗中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对顶头上司里比埃尔的宝座垂涎三尺。为了当上局长，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而实际上，他却同善良的上帝，即人民共和运动的部长们和基督教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这些人很想把社会党人搞垮。

由此可见，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发生的事始终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我在亨利－马丹大街的总部有一间属于组织处的办公室，我曾在无意中听到过里比埃尔同富尔科吵架的声音。

这两个人最后甚至闹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尽管他们的办公室紧挨着，但他们却让一名女秘书在他们之间进行穿梭联系。那位女秘书担任着吃力不讨好的信使工作。人们常可听到她用为难的声音对富尔科说：“局长先生问你是否……”

没等她说完，富尔科便大发雷霆，他故意冲着敞开着的门大声嚷嚷，让对方明白无误地听到他的声音。“不，我不会答复这头蠢驴的!”

只要里比埃尔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富尔科就直接给他熟识的政界人士打电话，向他们汇报特工部门最近所犯的“错误”，并猛烈抨击那位“无能”的局长。

后因搬迁问题，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的气氛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解放后，特工部门一直占据着一些位于絮歇、莫努里、亨利－马丹和法约尔等街的巴黎最豪华的大楼。

大楼的主人是一些极为富有的家族，如布洛克－达索、罗特希尔德等。他们在1940年把一切扔下跑了。德国人一到巴黎就在这些大楼里住了下来。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德国海军参谋部就设在这些奢华的，配有雅致的家俱的套间里。

1944年底，我们正想找房子，于是就搬进这些纳粹分子刚撤离的楼房里。这些楼房是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征用的。房主对此感到恼火。他们从国外流亡回来后，要求收回他们的财产。

由于当时我是组织处负责人罗歇·卡恩的副手，我就把这一棘手的问题接了过来。在第一阶段，我们应给予房主以最低限度的满足，即把套间内德国人没有破坏或抢走的贵重家具和物品归还给他们。因此，我们就逐步用军队的办公用具取代了那些华丽的家具。

更复杂的事还在后头呢，因为争夺房子的斗争还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那些名门望族把我们这些人看作是一群无用的间谍和可疑的流浪汉。他们认为我们根本不配住这种房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要把我们撵走。

人们对他们说，把法国特工部门赶到街上去总不大好吧，这些头脑简单的人却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找个兵营把那些人塞进去就是了。”

心理测试 2
每个特工人员都会经常受到审查，这已经成了一项规定。他们在特工部门工作期间会受到严格的审查。我们了解他们的身世、亲属和朋友。他们不事先同我们打招呼，就不能外出和旅行。我们需要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他们即使去附近的电影院，餐厅或女朋友家，也要报告我们，因为随时都有可能找他们执行任务。

他们的电话经常受到窃听。这一点，他们本人是知道的。就连我这个第七处头头的电活也同样被人窃听。总部对我们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局里有一个监察中心，这是一个反间谍机构，它严格审查全体特工人员的档案。保卫处也有权过问。我领导的这一班人，无论在国内遵是在国外，都有生命危险，甚至以身殉职，所以我能获准建立自己的反间谍小组。第七处变成了“国中之国”，它可以监督自己的每一个特工人员。

但是，只观察一个特工人员的外表和行为，只了解他接触什么人，那是不够的；还应当探测他的内心世界，发现孕育在他灵魂深处的美德和隐藏在他身上的缺点。现在，各大企业在招收职工时已普遍采取心理测验的办法，但在这以前，总部的心理专家早就对本局特工人员进行了“解剖”。

莫拉利·达尼诺医生身穿合体的蓝色军服，在两名助手的陪同下主持盘问工作。他提出的问题涉及每个特工人员的历史、习惯、抱负、人生哲学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回答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并把这些记录同他们上司的报告以及他们本人前几次的谈话进行分析比较。讯问者对每个特工人员都提出一些容易使人上当的问题，想方设法让他们自相矛盾。

达尼诺医生使用的主要器械是一台从美国进口的测谎器。这是当时最先使用的，也是最完善的测谎器之一。任何一个特工人员在执行任务前后都要接受测试。执行任务前进行测试的目的，在于确定他们是否能承担艰巨而危险的秘密工作。任务完成后进行测试的目的，在于了解他们是否兴奋过度，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是否由于神经紧张而出现过职业性的应激①。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达尼诺医生赞赏的测谎器的功效半信半疑。我在接受测试时曾多次厚着脸皮撒谎，也不止一次地改变我的身份、家谱、职业，甚至虚构一些朋友。我回答问题时态度自如。尽管我扯了弥天大谎，但测谎器却毫无反应，根本没有在我公然撒谎时显示信号。

“你这台漂亮的仪器能分辨真伪吗？”我经常这样问达尼诺医生。

他有些生气地回若说：“至少可以证明你的课学得还不错呗!”

只有一次，由于我在执行几个不同的任务时同时用了六种身份，所以出了一点小麻烦。这一天，我化名托马去接受心理测验。在测验过程中，我突然弄混了一个问题：我上小学是在坎佩尔还是在布雷斯特?测谎器把我那一刹那的犹豫记录下来了，但没有发现我在搞鬼。它只是提了几个问题，问我为什么犹豫。

关于我的一般能力，测谎器的结论是，“各方面表现一般”，尽管“职业上有所专长”（它的这点评论还算可以!），但生来有一个严重缺陷：“极其敏感”。关于我的心理测验的报告先后共有二十五份，但测谎器的结论始终如一，这使人对它将有的固执感到惊奇。

在我的特工生涯中，我始终背着“极其敏感”的黑锅。这甚至成为我在局本部的笑柄。

因此，我想对这台胡说八道的测谎器来一次小小的报复，但并非出于恶意，只是捉弄它一下而已。有一天我把我们处的一名优秀的报务员送去测试。此人业务成绩突出，是个技术尖子。他去之前，我嘱咐他：“无论测谎器使用什么借口，你绝不要泄露你的专业！“

①指各种外界因素对人生理和心理影响所造成的一种状态。——译者

我请心理技术专家们用测谎器对此人进行测验，看他是否具备成为一个优秀报务员的条件。测谎器盘问了很久以后，以机器特有的冷淡而自信的口气宣布：“此人聪明，但绝对不适台做无线电报务员。”

从此，我便认为这种测验方法并不特别可信。如果一台测谎器竟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么它也很可能对派去执行危险任务的特工人员做出错误的分析①。

因为，仪器的功能之一，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或那个特工人员是否有了接受某项使命的精神准备。其次，再由心理专家判断他们是否存在不足之处，是否过度疲乏，思想上有无准备等可能对顺利完成计划任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然后，根据心理测验结果，决定是否可以派接受测验的人去执行任务。倘若机器测验不灵，那么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人选呢？

难道仅仅靠我个人的直觉吗？那样做是危险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阿塞洛帮了我一个大忙。

阿塞洛是参加过意大利战役的老战士，战前是会计师，战后重操旧业。国家情报和反间谍聘聘请他负责我这个处的财会监督工作。一天，他悄悄向我透露，他钻研字相学已经很长时间了，国内的一些重要人物，甚至总理，有时都找他看看字相。

于是，我把某些情报员和联络员的笔迹拿来考验他。他那清清楚楚的分析，使我可以从字迹中看出测验对象的肌肉是否松弛，内心是否紧张，精神是否集中。本人有时掩饰隐瞒的东西在他自己的笔下却暴露无遗。

我不再犹豫了。从此，我便请阿塞洛检查即将执行艰巨任务的特工人员的笔迹，以便了解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每当我从

①德卢埃特是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雇员，1972年由于携带四十四公斤海洛因在美国被捕。他一口咬定是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及其顶头上司富尼埃·费雷尔上校执行任务。于是，美国人便用测谎器对他进行测验。仪器认为德卢埃特说的是实话，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国家情报和反间谍局同这件毒品走私案毫无关系。

笔迹分析中了解到某个特工人员犹豫不定时，我就不让他去，免得冒风险。

有时，心理技术测验鉴定认为测验对象完全合格，可以执行任务，而根据笔迹做出的结论则相反，认可此人精神有所失常。

我必须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接受根据笔迹做出的结沧，后来我始终没有因此而埋怨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