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2 由 连横合纵 于 2017-03-25 3:07

过不多久，莫尔旺来到我们这里。他的行装十分古怪，因为从巴黎到雷恩，沿途要闯过许多道关卡。为了掩人耳目，他设法从比克普斯－甘贝达搬运公司雇了一辆卡车，带上他未来的夫人路易丝·机要秘书布兰小姐和保罗一阿佩尔大街住所的忠实门房图尔努阿大爷三人同行。

考虑到反攻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伦敦方面委任莫尔旺为西北战区的总监察官。他的任务是，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各城市解放时建立新的行政军事机构，统一指挥游击队和特工组织。换句话说，届时他将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长官。行动之前，莫尔旺小分队权且住在我那幢藏匿特工器材的房子里。

当时，虽然布列塔尼的一半地区已获解放，但各地仍有德国人的据点在顽抗。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首次正式执行了一项特务使命。我们的小组成员、潜伏在德寇海军基地布雷斯特的上尉勒博尔涅向我密报：“据悉，德国人的仓库里储存着一种最新式的秘密武器——音响水雷。”

这项发明无疑会引起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觊觎者、争夺者少不了，我思忖，这种武器既然在我们国土上，理应属于我们，于是我决定去把它弄回来。

然而，要下手却相当困难，因为水雷的所在地仍有德军，且不说还有其它重重障碍。盘踞在那里的德军不仅没有准备投降的迹象，反而打算炸掉所有设施，以免武器装备落入盟军之手。

那时，我仍持有负责后勤供应的粮管局稽查官的特别通行证，我决意去碰碰运气。我向一座村庄的神父借来一辆九马力的老式汽车，悄俏地和勒博尔涅上尉会台，并由他带路，去仓库盗窃水雷。我还特意伪造了一张可以由人陪同的证明。我们一起来到布雷斯特军港入口处。德国人看了看证件，然后行个礼，就放我们进去了。

德寇估计，不会有人潜入他们的纵深地段破坏捣乱，故而仓库没有严密守卫。我们找到水雷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水雷搬到车上，并作了一番伪装。我们随即离开基地。出口处的哨兵甚至没有检查就放行了，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只管进，不管出，凡是离开布雷斯特的人与物根据规定都可放行。

半路上，我让勒博尔涅下了车。然后，一个人继续驾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至于水雷的引信是否已经拆除，则全然不顾。汽车朝着雷恩方向急驶，穿越了整个布列塔尼地区，沿途还不时遭到流弹的袭击。是德国人，还是盟军或游击队的狙击手放的枪，我根本不管，我只觉得冒这样的风险是值得的。

当时，雷恩市区已经解放。莫尔旺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塞维涅大街一幢古老宽敞的房子里。我一阵风似地闯过栅门，来了一个急刹车，停在莫尔旺的跟前。他穿着显眼的美国军服，腰问束着皮带，沉着，安详。周围站了一群人，惊讶地瞧着我。

我说：“给你们礼物！”

此时此刻，我觉得比国王还幸运。我这个满脸尘土、汗流浃背的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建树了本世纪最伟大的业绩，感到无上荣光。

莫尔旺不紧不慢、诙谐地说：“年轻人，真了不起。你应该去当歼击机飞行员。”

不久，我得知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指挥机关正在物色志愿人员，驾驶坦克深入布雷斯特执行特殊使命。美国人提供了一辆谢尔曼式坦克，可谁也开不动。我为冒险的强烈欲望所驱使，赶忙去找有关领导。

法国义勇军游击队北滨海省负责人兼沙尔内德圣布里厄军营长官勒勃莱问我：“体会开坦克吗？”

听他半信半疑的语气，我急忙回答说：“这有什么，可以马上学么！”

在营房的院子里，伙伴们小心翼翼地站在四周。当着他们的面，我驾着“钢铁怪兽”左转右拐，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作了充分的表演。经过一个钟头的训练和考核，我自信有能力去实地执行任务。象我这样血气方刚的青年，又经受了抵抗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锤炼，可以说是信心满怀，无所畏惧。

我还需要一位报务员同行；于是，我对勒勃莱说：“你那里有没有年青的报务员？”

他给我推荐了手下的一个小伙子，名叫米歇尔·普兰，布列塔尼人。此人身穿草绿色上衣，蓝色裤子，还佩着义勇军游击队的袖章。在当时说来，这副打扮颇有标新立异之意。我和米歇尔两人把坦克一直开到布雷斯特德军阵地内。在雪铁龙公司的车场附近，发生了意外。不知什么原因，战车的履带打滑，在原地空转起来。想不到遇上了沼泽地，坦克渐渐下陷。

我加大油门，只听得一阵轰鸣，车子终于退出了泥坑。这时，几百米外的德军已经把炮弹推进反坦克筒，瞄准我们。我掉转车头，开足马力全速前进。脱离了危险。真悬，我和米歇尔两人连同我们的坦克差点儿成了他们的靶子。

说来也巧，这次共同驾驶谢尔曼式坦克历险的奇遇，使我和米歇尔结下了缘分，往后我们几乎一直没有分离过。大战结束后，他跟随我进了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始终是局里的一名得力的特工人员。他对本·巴尔卡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我领导的第七处如同那辆谢尔曼式坦克一样，也将在政治冲突和秘密警察活动中陷入“沼泽地”，到那末日来临的时候，米歇尔终于动摇了。

1944年，一切都在酝酿之中。我们都已各就各位，准备用行动谱写我们的历史。一条条无形的纽带正把我们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从那时起，我就立志全心地投入特工事业，而不借献出自己的生命。我视风险如草芥，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即使我担任的职务可以使我超脱出来，我也恪守上述行动准则。我的信条是：唯有真正建树的功绩、猎获的战利品、觅得的可靠实物、窃取或截获的机密文件才有价值，才能使我们赢得胜利。

在彻底实现我的理想、成为那样的“狩猎勇士”之前，我还要在自己的人生乐谱上添上几支悦耳的插曲。

我曾穿了法美联合别动队的军服，率领一支布列塔尼小分队前往德国。作为西方发动军事攻势的前哨部队，我是最先冲抵易北河的勇士中的一员。为了表彰我的功绩，上级委任我为图林根的一个小城市——巴特苏尔察的临时行政长官。

可是，我在巴特苏尔察时行为失却检点，贸然越了轨。我们在随军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耳闻口睹了纳粹分子犯下的无数暴行。在解放了一批集中营后，我再也按撩不住心中的怒火。我立即下令把巴特苏尔察的市长、希特勒党卫军、盖世太保、党棍以及所有其它纳粹系统的显赫人物投进下水道，让他们泡在齐脖子深的污水中，领略这种惩罚性的折磨。

我虐待德国军政要员的消息传出去后，美军司令部大为震惊。

他们警告我：“德国人如确有罪过，自有法庭论处，你无权插手!”

我答辩说；“我只是想让他们先尝尝，什么叫耻辱。”

嗣后，由于这一不愉快的事件，我离开了美国武装部队。在返回雷恩时，我遇见了阿拉尔将军。德军占领期期，我曾救过他一命。

那次德军四出搜捕阿拉尔。他逃至迈萨克隐藏起来，以为万无一失。我通过潜伏在敌营内部的情报人员得知，盖世太保已经出动人马，前来捉拿阿拉尔。我连夜赶往他的住处，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在我的催逼之下，他连睡衣都没换，就躲进了一辆借来的旧汽车内。两个钟头后，德国人赶到了。幸亏动作快，要不……

解放之日，阿拉尔将军被提升为雷恩军区首脑。当时，圣纳泽尔的德寇仍在顽抗。阿拉尔奉命按照拟定的作战部署指挥攻克敌人这一阵地的战斗。应该指出，用“作战部署”一词是言过其实，因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一边是一群衣衫褴褛、武器陈旧低劣的乌合之众；另一边是由四千名希特勒帝国海军和陆战队守卫着的钢筋混凝土堡垒。我们的游击队虽然包围了德寇，但敌人阵地却在火力上占压倒优势。

那里的德国人凭借他们的有利条件，可以长期固守下去。然而，1945年5月7日下午，圣纳泽尔的城防司令官在获悉德军总指挥部宣布全面投降的消息之后，通过电台告知我们，他们同意投降。

阿拉尔将军对我说：“菲维尔，你来得正是时候。指挥部打算派两名代表去和德国人谈判。我们正在物色熟悉敌营阵地、陷阱和布雷区的人选。”

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并提出要我的老搭档雷蒙·阿迈尔同去，因为他英俊威武而且通晓德语，可以见机行事。

当时，我们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制服问题。负责在法国领土上围歼德军的是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但大多数指战员没有军服，只靠一个普通的袖章作标志。为他们制作的两万套军服，在一次神秘的火灾中被烧毁了。我幸亏在伦敦总指挥部的抵抗战士名册上挂了号，现在身边还有一套盟军赠送的装束，内有英式军用上衣、美式橄榄帽、绑腿等衣物。享有一套象样军服的幸运儿不多，我是其中的一个。据说，这是为什么选我担任全权代表的一条理由。

雷蒙·阿迈尔在一支坦克部队里当过士官，也保存着一套英军中尉制服。他还设法从一个卖破烂的商人那里弄到了一顶法国装甲部队军官戴的黑色平顶帽。

尽管穿戴着七拼八凑的衣物，但我们仍然信心百倍。我们打着军事谈判代表的白旗，越过无人区，走向敌营城堡的大门。城楼高处，德国人用望远镜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我们到达后，便派人下来接头引路。我们走进了一座迷宫，到处是盘旋的楼梯和交叉的走道。城堡大得惊人，但里面气氛令人窒息。每一间厅室都打扫得于干净净，收抬得整整齐齐。有一个过道里堆满了一排排炮弹，多达上千发，似有故意向我们炫耀之意。他们若是真想顽抗，足足可以坚持几个月。

我们来到了圣纳泽尔海军基地指挥官米罗将军的宽敞的办公室。他悠闲自得地坐在沙发上，嘴里叼着雪茄，丝毫无起身接待之意。当我们走近他的办公桌时，他把雪茄烟盒朝前推了一推，显出一副豪门绅士的高傲气派。

来此地以前，我和阿迈尔两人仔细研究和认真演习了各自的角色。我们商定，由我先开口，阿迈尔随即把我的话翻译过去。

“将军，我奉法军地区参谋部之命，前来与你谈判德军基地彻底投降的具体事项。”我说。

米罗吐出一口蓝烟，袅袅而上，其色彩与他军装的颜色十分协调。

他用标准的法语打断了我的讲话，阴阳怪气地说：“贵军连个将军都没有了吗？”

顿时，我摆出了青年人应有的全部尊严，厉声说道：“将军，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我是受权前来与你谈判的。难道这还不够吗？”

他耸耸肩膀，仿佛仍在发号施令，冷冰冰地说：“好吧，我同意投降。投降仪式可订于5月11日举行。我的部队可以撒出基地，但你们必须把他们安全送往俘虏营。自我军全部撤出至法军进驻基地之间，必须留出半小时的充裕时间。”

米罗将军提出的上述条件毫无道理，他的蛮横态度也激怒了我。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德军在我们接收阵地之前炸毁各项设施。

我以坚定的语气说道：“德军撤离和法军进驻基地必须同时进行!”

米罗将军黔驴技穷，终于败下阵来，不再坚持任何要求。最后，他只是要我确认法军方面的意见。然后，他慢慢地站起身来，示意谈话已经结束。

我们正要走出办公室，米罗突然又把我们叫住。

他说：“先生，我差点忘了，当我撤离基地时，希望贵军能有一支军容整齐象样的仪仗队向我致敬，为我送行。很久以来，我在望远镜里看到的贵军装束与我心目巾的正规部队装束有很大差别！”

我和阿迈尔疾步走出城堡后，如释重负，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对于米罗将军提的最后要求，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了，那就是设法解决国内武装部队和义勇军游击队指战员参加投降仪式时穿的服装问题。我敦促阿拉尔将军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真的关系大吗？”

“德国人很重视这一条，”我回答，“据我看，这似乎是他们撤离基地的首要条件。”

大家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搞到了一批可供一连人穿的英国军服。可是，没有军帽。士兵不戴军帽算什么军人！哪儿去找象样的军帽呢?

我以前安插在布雷斯特的情报员勒博尔涅海军上尉，如今成了阿拉尔将军的副官。他设法搞到了一箱法国海军的红蕊帽。

难题就这样解决了。1945年5月11日上午十点钟，在布弗隆附近的一片开阔地举行了德军投降的仪式。美国人派来了一支仪仗队，是由第八重骑兵团和第六十六步兵师的部分指战员组成的。

随同前来的还有一个军乐队，以及五辆饰有彩旗的坦克。圣纳泽尔基地的海军和陆军城防司令官米罗将军和容克将军象征性地交出了自己的手枪。随后，鼓乐军号齐鸣，掌声四超，人们相互祝贺。投降仪式终于结束，帷幕降落，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多少年来，我们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了捍卫神圣的事业，我们不惜充当无法无天的“歹徒”。现在，是否要“幡然悔悟”重当老百姓，恢复从前那种庸庸碌碌的平民生活呢？毋庸置疑，我可以回雷恩市粮管局。在那里，热情的欢迎、晋升的许诺和可靠的官场生活等待着我。夜晚，妻子，儿女围着壁炉，欢聚一堂，安逸舒适，真可以享尽天伦之乐。

同样，雷蒙·阿迈尔也可以重返北滨海省当检查员。可是，他好斗成性，无所顾忌，习惯于过离经叛道的生活，这又如何处置呢？现在既没有磨坊主可以恫吓，又没有火车可以破坏。一句话，已没有地下工作可做了。

正当我们彷徨的时刻，怂恿和诱惑的能手莫尔旺又出现了。过去，是他把我从一个“小头头”培养成为一名遵守纪律的抵抗战士。在他启发之下，我心甘情愿地在“一台完整的大型机器”中充当了“一个部件”。如今，我在粮食局的这位上司又向我发出了召唤：“脱离粮农部门，到巴黎来找我吧！我给你安排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采用新的形式把抵抗运动和秘密战争继续下去，仍然当一名地下工作者，这就是他向我推荐的工作。经过各项考核，我被录取了。不久，阿迈尔也前来相会，还有米歇尔·普兰以及布列塔尼小分队的其他一些成员。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又毅然迈出了新的一步，做出了投身格斗和搏击的抉择。哪里料到，道路尽头等候我的却是一场悲剧!

我在这个新建的组织里究竟干什么好呢？

有人对我说：“你在抵抗运动时期从事过特工破坏活动，那你自然应当继续干这一行了！”

我回答说，我确实曾炸掉过几家磨坊，而且现在闲得发慌，正准备去科西嘉岛用炸药炸鱼，但我并不因此而注定要从事特工破坏活动。难道不能搞点技术性强一些的、不那么大轰大嗡的间谍活动吗？我的这种想法在情报界人士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他们对此惊诧不已。他们认为，秘密战争的主要手段仍然应当是搞突袭行动、谋杀对手我组织一批关系亲密的年轻小伙子进行一些大胆的，耸人听闻的破坏活动。

真正的搜集情报的工作是一件艰巨、细致和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这一差事被推到武官们的身上去了。就像战前若斯菲娜·巴克尔①曾把文件偷偷藏在乐谱夹里一样，武官们收集情报时，仍旧要使用密写药水等老一套方法。

尤为严重的是，数以千计的前抵抗战士一窝蜂似地涌向调查局。他们中间有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法国义勇军的成员，游击队员以及来自伦敦、北非，意大利和德国农村等地的谍报网的负责人。他们都是“战斗的法兰西”的成员。他们认为，战争既已结束，他们就有权得到一个职位，搞到一个轻松而又报酬优厚的工作。

①美国黑人女歌唱家。—译者

谍报网撤销工作处的办事人员向这些迫切想找工作的军人和冒险家们解释说：“由于经费不足，我们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不过，你们可以到特工部门去看看，它们有特别基金，钱多得花不完!”

这么一句话就把大批人赶到了我们办公的地方。他们一边骂着难听的话，一边大声要求得到职位和报酬。其中有些人使用他们在战争期间的不同的化名，巧妙地进行重复登记，非法领取好几份薪金。

政府害怕这些“雇佣军”策划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因此要求我们把他们收留下来，分散到各地，使他们不能为害。于是，我们就派他们去搜寻战犯或执行联络使命。但一般说来，这些莽撞的家伙丝毫没有进行耐心，艰苦、谨慎的调查工作的习惯。

他们常常气势汹汹地闯进我们的办公室，吹胡子瞪眼睛地逼迫我们为他们提供金钱、公务汽车和汽油证。如果后勤军官拒绝这一要求，他们就会出去叫上一帮人冲进办公室，用枪口对准这个军官吼道：“你到底给不给？”后勤军官甚至无法求救，因为威胁他的那些人都是他自己所在的保卫处的人。

调查局设在亨利－马丹大街的一所漂亮的房子里。房子中间有一座华丽的楼梯。一天晚上，上百名穿着伪装服，戴着伞兵突击队红色贝雷帽的人突然闯入总部。他们推开卫兵，嚷嚷要“闹个天翻地覆”。

开始时，我们还以为他们同别的人一样，想要得到补助金、勋章和职位。但后来我们明白了，这伙人刚从远东回来。他们是在战争结束后被遣送回国的。他们脸庞瘦削，眼中燃烧着怒火。他们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同日本人打了五年仗。他们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傣族和苗族人同生死共患难。他们感到自己对这些被人遗忘的部族负有责任。巴黎的一些政治家已在考虑把印度支那拱手让给越南人，这些战士们坚决予以反对，他们坚定地表示：“我们愿意回到那里去，我们决心同那些信任我们的人一起战斗！”

这些人因患疟疾而极度虚弱。由于失望、愤怒和饮酒过度，他们几乎失去了理智。他们威胁要把办公室砸个稀巴烂。在这些心灵受到创伤的人中间后来也产生了一些有名的军官，如克罗托夫上尉、比什洛和马卢布雷等人。克罗托夫后来成为我们行动处的一名骨干，最后在阿尔及利亚被打死。比什洛后来成了象牙海岸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警卫队队长。

吵闹的人群陡然安静了下来。一个穿着洁白的丝上衣和长裤的男人骄矜地、慢悠悠地走下中间的大楼梯。

这个穿着合身的、熠熠生辉的制服的军官同那伙从远方回来的、身上还带着稻田泥巴的人适成鲜明的对照。他是荣誉军团的军官，肤色黝黑，潇洒飘逸，简直有着神仙一般的风度。

他的出现使人群惊呆了。他们停止了谩骂，抬头望着这位徐徐走近的气宇轩昂、神色傲慢的军官。

在局长办公的二层，官员们紧张地来回走动着。他们面面相觑，心神不宁地喃喃着：“莫尔拉纳简直疯了，他会被打死的!”

莫尔拉纳少校是殖民时代的陆军英雄，他领导新成立的行动处的工作。他曾面不改色地经受过上百次死亡的考验。他天不怕，地不怕，尤其不怕他那些头脑发热的老同事。

他站在最后几级楼梯上，俯视着人群。那些头戴红色贝雷帽的人，像中了魔似的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套讲究的衣服和他那挺拔的身影。莫尔拉纳随时都有可能被干掉，但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气，一字一板地说道：“你们似乎都想干一番事业，想找一个可以出力的地方，我建议你们……”

他把这些落荒的英雄一个个地吸收到他领导的行动处里。这些人后来成了第二伞兵突击营的骨干力量，成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①的“御林军”。他们后来又回到印度支那，参加了那里的所

①这个局是法国国防部“负责侦察来自国外的威胁”和收集国外情报的特工机构，以前直属总理府管辖，1966年划归国防部领导。1970年起，它的主要任务改为面向工业，科技方面的反间谍工作，——译者

有的重大行动。当时，我没有预计到，我们后来既要同他们一起采取一些联合行动，又要常常同他们展开竞争。

莫尔拉纳把这些出色的“贱民”中的一部分人招收到行动处，而别的处却筑起了一道铁幕，坚决不让这些人闯进去。所有那些来自伦敦和阿尔及利亚的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都不想被大批谋求职位的人搞得手足无措，都不愿意接受这些游击战士，这些疯疯癫癫的散兵游勇。

他们筑起了“铜墙铁壁”，严防这些游击战士一涌而入。他们所领导的部门在上述问题上是一致的，然而他们之间却展开着一场隐蔽的斗争。这场斗争后来终于搞垮了调查局，并对法国特工部门的前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最初，我只是这场斗争的旁观者，后来我被卷了进去，并且在若干年之后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