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2 由 连横合纵 于 2017-03-25 3:07

局里接二连三地开会。会上人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各处处长都诉说自己的苦衷。他们为争得更多的搬运卡车和在图雷尔搞到一块更理想的地盘几乎打破了头。我每次离开这样的会议时，总是感到头昏脑胀。一个如此庞大的机构被迫带着武器、行李、档案以及化验室和工作间的各种设备一起搬迁，还必须穿过整个城市而又不能让别人看到，不能让随时准备找碴的对手抓到任何把柄，这在谍报机构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没完没了的紧张讨论后，我跑到布洛涅树林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我像站在战场上一样，远眺前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排排楼房。它们犹如整营、整团的部队一样，冷峻地耸立在暮色之中。

在我的右边是絮歇大街二号局情报都的领导机构。这是军人们的主要堡垒。他们的头头是特劳特曼。他是一个水手，绰号叫“海军上将”。他纵容军人们把手伸向所有的地区科（非洲科、东方国家科、美洲科、亚洲科等）。在这些军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些前贝当分子、吉鲁分子以及曾在伦敦工作过的军官。他们保持了第二局的传统，并准备在时机来临时，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全部领导权从文职人员手中夺回来。

局反间谍部位于絮歇大街四号和六号，由韦纳伊上校领导。韦纳伊上校别名为“老头子”，也是第二局的一名资深业精的成员。他曾在阿尔及利亚工作。回国时，他把在那里收集的档案材料也带了回来。他掌握着日前和未来的重要政界人物和知名人士的材料。这个部门的军人们一直冀望重新控制在国内外活动的法国全部反间谍机构，其中也包括由罗歇·维博领导的本土警戒局。他们常说：情报和反间谍部门过去都归军队领导，连反间谍部门的文职人员也是由军官指挥的。但是，罗歇·维博可不是好惹的。

我又把眼光转向莫努里大街九号，那是机要楼，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最保密的单位。机要室有自己的一套保卫制度。它的核心队伍是一批团结一致的、终身从事机要工作的专家。直至1940年，他们都在法国工作，后来转移到了北非和伦敦。机要室的实权也掌握在贝特朗上校和他那个从摩洛哥回来的助手布莱克等军人的手中。在军人们手下工作的是一些不同国籍的、谨慎而又神秘的人，其中甚至还有些伊朗人和白俄。这些人平均会讲五种语言，专门分析从瓦茉里安高地监听中心收录下来的各种电波信号。

莫努里大街七号那座大楼是档案室。我们开玩笑地称它为“盆子处”，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成堆成堆的档案文件一直盛放在几千个像盆子似的容器里。但是，档案室主任福利盖教授计划使档案工作彻底现代化。他把文件系统地拍成微型胶卷，并准备使用专门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设计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莫努里大街三号是贝勒上校领导的研究室。贝勒上校后来被调到军事安全局①工作。研究室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部门，它的任务是收集来自局情报部、反间谍部和机要室的未经处理的情报，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研究，然后为政府和各个部起草有关报告。

外交部对我们研究室暗中持敌视的态度，因为它认为只有它自己才有资格起草关于外国情况的分析性报告，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只应当起某种传达情报的作用。

尽管外交部的官员们在这场竞争中赢得了几分，研究室还是顶住了压力，继续用行动表明它所从事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除上述大楼外，在亨利一马丹大街上还矗立着另一座楼房，那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总部和行政管理机构。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职人员。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在特工机构问题上缺乏前后一致的政策，而只是满足于让文职人员领导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总部和行政管理机构，以便从政治和财政上保持政府对该局的控制。至于其它问题，它就一概不管了。军人们利用这一情况，逐步把关键部门夺了过去。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干脆就任命

①该机构负责维护部队的纪律与士气，并从事反颠覆活动，由国防部长指定的一名将军领导。--译者

了一位军人担任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

这将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陷入无休止的派别之争。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落到这一地步。

离局长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在法约尔元帅大街上还有一座楼房，那是阿尔诺上校领导的技术处、泰斯老头领导的化验室以及医务室。泰斯老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家，他创造了不少用于间谍活动的武器与工具。不过，那个医务室后来确使我伤了不少脑筋。医务室里有全套外科手术器械和牙医设备，还有一个放射科。所有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和复员军人都到放射科来进行透视检查。为了干得快一点，放射科主任比德尔芒大夫甚至连防护服都不穿。他显示出彻底的献身精神，丝毫不顾个人的安危，作了几万人次的x光检查。他后来就因此而过早地去世了。

在这座大楼的三个地下室里堆放着成吨的器材：发报机、各种类型的发电机和机床等。根本不可能搞清里面究竟有多少东西。我本来打算多花三天时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运走，但实际上却多花了八天时间。

我们搬走之后，保尔－埃米尔·维克多的极地考察队住了进来。

我们局的全面搬迁工作终于开始了。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图雷尔兵营的房子都已准备就绪。处长，科长们都已知道自己单位的办公室的位置以及该在哪里安放桌子，柜子和保险箱。

保卫处处长利奥内测试了我们新的总部的所有保卫和警报系统以及把各个处隔开的铁门。电话机、备用发电机和消防器材也都安置好了。

关键问题并不是在新址安顿办公室和器材问题，而是如何带着这么一大批需要严格保密的器材穿越整个巴黎，我应当尽可能谨慎而迅速地组织好这一次搬迁，不让敌国的谍报机构察觉，不让它们有机会混入搬迁行列、拍摄照片，了解我们的装备情况或进行破坏搬迁的活动。

我们的搬迁工作应躲过我国各种警察机构的注意，因为它们一般都过于好奇。我们必须秘密行动，当时，我并不掌握任何一家搬运公司，因此我必须向一般的搬运公司提出要求。而困难的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再一次遵守行政上的一切规定，以免日后又要受到比松主席的质询。这就是说，我不得不使用最空洞、最隐蔽的语言向四家不同的运输公司“招标”。

最后，我选中了“联合搬运公司”。我觉得这家公司能提供我们搬迁所要求的各项保证。公司老板也同意同我们的保卫处进行合作。他把公司所有雇用人员的姓名和地址都秘密地告诉了我们。

我们对每个搬运工人的情况都暗中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偷偷观察他们周围的人和家庭成员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自己同别人接触的情况。我们只能挑选那些爱国的、行为端正的、不参加任何党派或工会组织的工人。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几十名调查员为此忙碌了好几个月。最后，我向“联合搬运公司”老板送交了一份我们认为可以参加搬迁工作的人员的名单。

尽管对搬运工人进行了如此严格的审查，我还是没有让他们接触我们局最宝贵的财富：档案材料。我要求各处处长亲自包装自己单位的档案，每包档案材料都编了号，加了铅封，随后被进到絮歇－莫努里街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大楼群中间的一座由保安人员严密看守的房子里。未经许可，任何人都不准走进这所房子。

由于我特别担心档案的安全，所以我决定最先搬运档案。我们选择了休假期间的一个周末。在巴黎市民还在床上睡觉而马路上车辆稀少的时候，我们把档案悄悄地运了出去。

我们保卫处的人员亲自用军用卡车运送装满文件的布袋。卡车队由我们的交通处处长拉普勒沃特上校指挥。

为保证运输安全，保卫处人员坐在一些普通的小汽车里，守候在卡车队计划经过的大街的十字路口，每个车队由三辆军用卡车组成，前后备有一辆坐着武装警卫人员的小汽车保护着。车队通过步话器随时同我的办公室进行联系。

档案运到图雷尔之后，再次被送到一座由武装人员守卫的、禁止随便出入的楼房里。当各个单位都在新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后，我们就把图雷尔兵营同外界隔绝起来，以便把档案材料交还给各单位的负责人，由他们重新保管起来。

我称之为“一号行动”的档案运送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我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在整个巴黎市所做的战略安排经受了考验。星期天晚上，我向局长作了汇报，他回答说“好，可以着手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装满保险柜，保险箱、收发报机及其它专门器材的卡车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絮歇－莫努里街。所有保险柜和保险箱的号码锁都被拨到了零位。每辆卡车上除搬运工人外，还有两名警卫人员。其中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另一个坐在车斗里同我的指挥部始终不断地保持着联系。我的指挥部的人员在莫努里大街的一座楼房里通过一张贴在墙上的巨幅巴黎地图注视着每辆卡车的运行情况。不能让任何一辆卡车迷失方向或因发生事故而影响抵达的时间。

为了使这次搬迁工作能顺利完成，我真是绞尽了脑汁,我的心情也紧张到了极点。这番经历促使我后来想方设法把一家公开的搬运公司抓在自己手中，由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秘密进行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动这家公司的卡车，并且掌握一批经过严格挑选的、符合一切安全规定的搬运工人和一个由我们的人员监视的仓库。

除此之外，我还赢得了最后一次战役，即在图雷尔兵营中安装一组天线。这件事并不容易。为了同我们设在瓦策里安高地和巴黎南部的弗谢罗尔－莱－阿吕埃地区的监听站建立直接联系，我必须架设一组二十七米高的全向辐射天线。要找到这样一种天线并不是什么难事。问题是，需要使用支索才能把这种像指向天空的钢箭似的天线紧紧固定住，但是，在兵营的院子里，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来拉钢丝绳。再说这样搞起来，外形也不好看，而且过路的人有可能被绊倒。

“那怎么办呢？”技术处人员感到一筹莫展。

我想了一个主意：安一组不用支索的天线。技术专家们听了后表示反对说：“这可从来没干过！”

我回答说，大家还是可以试一试。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是工程师，他向我谈到了不为人所知的斯塔德勒天线处理方法。这种方法是给天线镀锌，这样做的另一个优点是省钱。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技术人员对我说：“你永远不会取得成功！”

只有一个人，即邮电部门派到我们局里来工作的总监奥利埃觉得我的建议有点意思。我给天线镀了锌，并竟然不要任何金属支索就把天线树了起来，这使所有那些几个星期来一直给我泼冷水的人都惊叹不已。

但这也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他的天线肯定不牢靠，不知哪天会掉到我们的头上。”

现在已是1980年了，每当我经过图雷尔兵营，抬头望见我架设的那组天线昂然指向蓝天时，我内心就产生了某种自豪感。我想，回过头来看，我当初“骄傲”了一下还是对的……

我们局的搬迁工作结束了，我内心却感到有点惆怅。我心不在焉地出席了在图雷尔兵营院子里举行的新办公大楼接收仪式和升旗仪式。仪式是由局长里比埃尔主持的。站在第一排的是五位穿着耀眼的制服的军人。他们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真正的主宰。他们反对一切革新建议。

我心里想，我安装的天线倒不下来，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却永远不会有安稳日子过。

最后，我又一次到絮歇－莫努里和亨利－马丹大街我们以前的办公室去转了一下，看看有什么东西忘在那里。我遇见了一大群建筑师、测量员、房屋装饰专家和管家。他们象苍蝇一样在我们刚搬走的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忙着设计整修计划和估算工程费用。那些有钱的房主们迫不及待地想搬回来，以便能重新从这里眺望布洛涅树林。

我突然感到心灰意冷。由于我收人菲薄，我甚至未能把老婆和孩子接来。他们，仍然住在雷恩。我在巴黎孑然一身，平时很少有时间去看望他们。为了留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你就必须是一个圣人、一个疯子，一个苦行憎，必须摒弃任何欲望。这样的工作又有什么吸引力呢?莫尔旺在解放时声称我们将能过一种传奇式的生活。可是，哪里有这种生活的影踪呢？我迫切希望回到我原来工作的机关去，那里是欢迎我回去的。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在家乡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我面前还有另一种选择。这一选择能使我搞到钱，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欲望的话。一个出生在波兰的实业家柴尔涅茨基伯爵对我深表同情，他建议我担任他的马内拉公共工程公司的总代表。这一建议对我有巨大的诱惑力。我把心里话告诉了我们局的财务主任福韦尔。他对我说：“小伙子，不要胡思乱想了，你的位子是在我们局里。你前途无量，我相信你最后会登上我们局的局长宝座。”

我极其失望和悲观，我一点也不相信福韦尔的话。军人们已准备把里比埃尔搞下台。里比埃尔遇到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又受到富尔科背后活动的掣肘以及勒韦尔和马斯特将军事件的冲击，他的力量已衰微了。人们指控勒韦尔和马斯特两位将军由于疏忽或出于野心使一些文件落到了越共的手中。

里比埃尔被整得精疲力竭，于1950年2月离职。1951年元旦，新局长召见各处的处长和副处长。我们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里排成三行，一一同他见面。

新局长名叫皮埃尔·布尔西科。他身材矮胖，脸庞光滑、红润。他是一个态度严峻的官员，是初曾在税务部门工作。也是一个坚定的工会领袖，一个有号召力的、好斗的人。前不久，他曾担任国家保安总局①局长和马赛特别警察局局长。他曾有力地打击了马赛地区盗匪集团的活动，过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社会党的部长们选中了布尔西科，因为他同里比埃尔一样，也是他们的亲信。文职人员集团赢得了一分。他们不想放弃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

布尔西科显得温和和充满自信心。他开始和大家握手。他突然看到站在第二排的我，于是停下脚步，用手指着我大声说；“噢，想起来了，我们在克拉马斯频耐琴街的别墅里见过面!”

我点了点头，意思是说他没记错。我也认出了他。在那次抵抗运动各特工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布尔西科曾站在玛丽·居维利埃的身旁。当时，他的身体就很壮实。他一点也没有变。而我也没有变，我总是象冬天的狼那样瘦弱。

布尔西科冷冰冰地拨开第一排军官，急急忙忙地走到我身边，他张开双臂拥抱我，并情不自禁地用“你”称呼我。而实际上，在地下斗争结束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说：“见到你真高兴！你在这里干什么工作！以后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反正我们有的是见面机会。”

这一不寻常的重逢场面使那些军官们万分惊愕。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局长如此热情地拥抱一名三十岁的年轻的下级工作人员。那个周末，我同布尔西科一起到乡村玩滚球。如果不是布尔西科来当局长的话，我那个第七处可能就永远建不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军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开始注意起我的工作来。毫无疑问，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走运了，布尔西科将破格提升我。他将支持文职人员的行动，听取莫尔旺的建议，允许我们建

①直属法国内政都领导，主管本土警戒局，情报局、司法警察局等警察机构。

－译者

立自己的班子。他对现代化的、系统的间谍活动的作用深信不疑，而军人们对此却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有人已在暗中策划反对我的阴谋。他们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这一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