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2 由 连横合纵 于 2017-03-25 3:07

秘密情报网 
在过段时间里，我要到布列塔尼一带去转一转，这是里比埃尔局长下令叫我去的。他对我说：“柏林被封锁以来，冷战形势更加严重，这使找们很担心。说不定明天我们又会遭到侵略和占领，但下一次，入侵者可能是俄国人。我们不能任人摆布，我们的口号更应该是抵抗。’

我们有进行抵抗的传统。战争期间，里比埃尔是社会党最大的一个地下组织“解放北方”的领导人。至今，我们仍然保持着抗德斗争时期游击队员的机智，战斗员的反应和要求自由生存的坚强决心。我们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战后那几年舒适安逸，懒懒散散的生活并没有使我们失去对事物的敏感。

“我告诉你，”里比埃尔说，“我们要实施一项代号叫‘风中玫瑰’的行动计划。我们要在法国的每一个地区建立绝对秘密的情报网。在情况顺利时，可以不用它活动，但时候一到，就得动用它。”

我们没有等待人家入侵，也没有让人家对我们再来一次突然袭击。我们只是先走一步，根据从刚刚结求的战争中吸取的教训，建立抵抗机构，以防万一。

“你很熟悉布列塔尼，”里比埃尔说，“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先从那里着手，搞一个样板，供全国其它地区参考。”

1948年，社会党政府认真对待了面临的威胁。他们不希望法国再象1940年那样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

里比埃尔解释道：“开始时，我们肯定阻挡不住红军的进攻，但是，我们已经在北非准备好后撤的基地，可以从那里发起反攻，收复国土。在国内，我们那些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会比纳粹占领时期的抵抗战士干得更出色。”

既然我们预料未来的入侵者肯定是苏联人，那就不能让共产党觉察出来。这就是我们实施计划时主要困难之所在。

“假设俄国人进来了，这一次就不应该指望共产党会帮我们什么忙，”里比埃尔讽刺说，“再说，要是多列士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他一定会猛烈地攻击我们。多列士和他的朋友们眼看各地不断出现捣乱分子，就会在议会，在报刊上提出抗议。人家会指责我们违犯了共和国法律，从事挑衅活动，促使战争爆发……”

所以，需要精明强干和熟悉情况的人，以避免把隐藏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招进来，这类人一了解到情况就会立即向共产党报告。

为了搞好我在布列塔尼的秘密据点，我首先就得挑选一个绝对可靠的地区负责人。我选中了雅克·多尔穆瓦，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多年的老朋友，和我的亲兄弟一样。他是一个勇敢的抵抗战士，领导过雷恩市解放委员会。

纳粹占领期间，雅克的父亲亨利·多尔穆瓦在雷恩市一月大街开设了一家兼营餐厅的旅馆。盟军的飞机被纳粹击落后，被游击队救出的飞行员都隐藏在那里。他们到那里以后，吃住都受到很周到的照顾，受伤的人还能得到治疗。他们在那里等待向英国或北非转移的通知。隐藏在这个温暖舒适的住处，可能使他们忘记了危险，有一个夏季的星期天，天气很好，七名飞行员竟决定去市体育场观看当地的足球赛，多尔穆瓦大叔一听他们要出去就有点胆战心惊。但是，他们安慰他说：“我们穿便服。再说，我们会处处留神，不和别人讲话。我们实在想出去散散心!”

回来的时候，有一位飞行员迷了路，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转来转去。最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操着很重的英国腔向他认为可信的一个行人问路。凑巧，这个行人是德国警察局的一个眼线。

这样，灾难降临到多尔穆瓦一家的头上，多尔穆瓦大叔被关进雅克－卡蒂埃监狱，受到了严刑拷打。雅克则投奔了游击队参加战斗，在盟军飞机轰炸雷恩市时，多尔穆瓦大叔的旅馆被夷为平地。三年后，当我问雅克是否愿意再度应征时，他回答说。“行，什么时候都行！”

我用了两年的功夫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雅克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是核心人物。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整个组织的情况，知道全体成员的姓名、任务和装备。

还需要给雅克配备一个助手，让他象雅克一样掌握这个组织的全部情况。

按照严格的纪律舰定，情报网的地区负责人雅克和他的助手，绝对不能呆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应当避免同时被捕。如地区负责人丧失工作能力或死亡，则由其助手接替。如助手被捕，被杀或被迫潜逃，情报网将停止联系和活动。

在布列塔尼，地区负责人或接替他的助手手下有五名省级负责人。

每一名省级负责人接到任命后，可发展三名谍报员，归他自己领导，每一名谍报员再发展三名助手……在这一层层的严密组织系统中，每三个人中的一个人只认识自己发展的那三个人。

每一个省就这样成立十五个三人小组。按此计算，在整个布列塔尼地区总共有二百二十五名秘密情报员。

从雅克·多尔穆瓦到省级负责人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挑选的都是可靠的，经过考验的人。可是在这以后如何在布列塔尼全区发展成员呢？根据什么标准挑选和组织未来的抵抗战士呢？

首先，不能招收地方名流、政党人士、公务人员、现役军人或后备役军人，前抵抗战士、城乡绅士。因为一旦国家被占领，这些人不上黑名单，就得上红名单，人家会监视他们，或者干脆加以逮捕和杀害。

雅克是整个机构的头头，一有情况使自动转入地下。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定，除他以外，不准再找过去游击队的老同志，当然，他们很勇敢，也熟悉业务。但是，他们太出名了，容易引起注意，我所需要的是”初出茅庐”的情报员，他们隐藏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没有在任何政治活动中出头露面过，因此不会引起怀疑。

当然这是有困难的，因为能成为出色的秘密情报员的人不会在街上跑来跑去。

一旦在我们需要有情报员的关键地方发现这种“稀有珍禽”，我们首先就按照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用来发展联络员和监视特工人员的方法对他观察几个星期。

这就是说，象过筛子一样仔细审查此人的全部历史，看他与右派或左派有无来往，是否身强体壮、爱国、勇敢和审慎。对他进行的秘密审查一结束，便开始同他接近。当然，我们是不会开门见山提出要也参加“风中玫瑰”情报网的。我们只跟他提一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表示我们希望能在法国本土上找到可以为我们提供情报的联络员。

如果此人表示有兴趣，我们就跟他谈得深一些。在不暴露我们准备建立组织的前提下，我们向他说明：存在着战争危险以及祖国被占领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无所事事，而应服从流亡国外的真正的法国政府的命令开展地下工作。为此，我们还举出一个出色的范例：戴高乐将军在伦敦……

工作进展到这一步时，我遭到了很多人的拒绝。因为和我谈话的这些人都是些性格温和的正直农民，他们一听我的介绍，马上就联想到被逮捕，被拷打，联想到被人蒙住双眼由行刑队枪决的情景。他们这样联想并没有错，这不正是我们在德国人占领时期经历的那种风险吗？

但话又要说回来，即使我所联系的人同意参加，我也不能肯定他将来能胜任这一工作。我还要以尽可能慎重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一系列考验，同时又不要惊动他们的亲属，也不要使他们的邻居产生疑心。他们必须学会使用照相机，学会秘密冲印胶卷；必须向他们灌输攫取情报、开展地下活动和进行自卫的基础知识。

此外，我必须从这些自愿参加的人中间挑选能掌握报务技术的青年。报务是一项专门技术。每个情报网都配备有功率强大的收发报机，能住被占领的国土上同撤到国外的我国情报机关保持联系。

这些报务员负责发出当地谍报员收集的情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我们让他们在情报网中处于与众不同的地位，由地区负责人及其助手直接领导。

为了训练报务员，总部给我派来了最优秀的报务组长之一——科尔内克。他挑选了他认为最有才能的五名志愿者，每省一个，学习两年。

刚开始时，我很恼火，也很着急，甚至感到绝望。建立一支新的抵抗力量的任务太繁重了!而我们的技术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大战期间，许多报务员都是技术娴熟、发报准确的好手，但如果报务员发报时间太长，就会被敌人的测向仪发现。

自1948年起，我们在布列塔尼已经没有那么能干的报务员了，而设备却和原来的设备相同。当时，我们的政府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如果国土遭受侵略，连业余报务员也得上阵。科尔内克有些灰心失望。他三番五次地对我说：“如果我们是掌握着测向仪的俄国人，那你瞧着吧，所有的电台都会被破获！”

应该寻找别的办法。但有什么办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实验室发明了一种崭新的超速发报技术。电报译码直接打在发报用的穿孔带上，转眼之间就可以发出三至五页报告。

这个情报网共存在了十年。我经常去布列塔尼，了解这个机构是否随时可以开始运转。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技术人员定期检修藏在当地报务员家里的收发报机。我每次去都必定到位于北滨海省的“养心修道院”去转一转。根据行动计划，在敌人占领时，这个修道院将是我的秘密据点，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修道院院长是雅克·多尔穆瓦介绍给我的。他的这位堂姐为人无比谨慎，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女谍报员。

按照我们对工作的设想，敌人侵入后，政府以及高级行政机关和情报机构都将撤往摩洛哥，在那里已为它们继续斗争作好了准备。

我本人将以摩洛哥为基地。由于我成功地将局本部从絮歇大街大规模地迁往图雷尔兵营，所以局长派我到摩洛哥筹建接待站，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搬迁。作为预防性措施，我已将我们的大部分档案转移到摩洛哥。

为了同布列塔尼的情报网联系，我总是在修道院附近空降或登陆。

在战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设想的全部行动中，这是最秘密的一项行动。我从未收到书面命令，一切都是口头下达。任何报告都未涉及这个秘密情报网，只有我们国家的少数几个领导人才知道它的存在。

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后，当时的局长格罗森将军召见了我。他对我说：“我刚刚接到将军的正式命令。48号任务撤消了。

你最后到布列塔尼去一趟，通知情报网的全体成员，要求他们保守秘密，这事到此就算结束了。”

“倘若国际形势再度紧张，冲突即将爆发，又该怎么办呢？”我问道。

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然后，他命令我收回秘密报务员的收发报机。

“那么能不能把发给情报员必要时用来拍摄敌人目标的福卡牌照相机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呢？“

格罗森点头表示同意。我又加了一句：“再说，这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作为结束合同的一个纪念罢了。”

于是，我便去执行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再做一次抵抗战士的理想破灭了，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感谢这些朴实，忠诚的人们，因为他们曾欣然同意为我们的祖国去冒极大的风险，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遭到辞退。修道院的女院长把我留下，谈了很长的时间。她问我法国是否放弃了自卫，是否改变了政策。

尽管我也不大明白，但还是向她解释，说我们已找到其它办法采保护自己，无需拿黎民百姓的生命去冒险。她对我说：“啊，你知道，我情愿为这个情报网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朴实无华的言语深深地感动了我。

为什么戴高乐终止了“风中玫瑰”行动计划呢？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中我才弄明白，戴高乐一上台就预料到他的政策将使那些主张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军官和特工部门部分成员感到不安。从那时起，他就不允许自成系统的情报网存在，因为它们掌握大量的技术器材，而且可能用来反对他。他认为，所有的情报网都不应该有太大的作用，而且都要由他自己来控制。军队已够他麻烦的了。

另外，从他的战略眼光来看，苏联不再是敌人了。不久，他便下令“四处出击”，也就是说，他把美国也视为潜在的对手，并要在美国人中间开展间谍活动。

我们在布列塔尼的情报网不再符合他的观点，所以他把它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