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三章 窃密史诗 1

在“边界地区”

我们的猎获物来自何方？哪里可以找副部长和司局长们梦寐以求的文件呢？他们每天一大早就打电话问我：“今天有什么新情况？我们能在内阁开会以前拿到吗？”

好比向厨房领班师傅打听当天吃什么菜肴一样，真足垂涎欲滴!

我们是在“边界”地区截取这类文件的。在法国，我们有权在那里活动，而不致影响国家保安总局、本土警戒局、警察局、情报局①等其它机构。大家都关心自己的地盘，唯恐自己吃亏。

“边界”一词包含一个含混不清、变化不定的概念，既难理解，又难以表述。它指的是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

比如说，大使馆就是我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我们总是想潜入大使馆，截获它们的信件、电码和秘密。

但是，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大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我国政府感兴趣的一些秘密。

我们在第七处成立了一些特别小组，一般是三人一组，任务是在我们称之为“诱鸟笛”行动的范围内以旅馆为对象进行工作。

诱鸟笛是一种用来模仿鸟叫的发音器，可以比较容易地把鸟诱来……

①属法国内政部领导。－译者

我曾多次执行“诱鸟笛”的任务，以身作则地鼓励我手下的各个小组完成这类任务，因此自第七处成立以来，我们传授了大量的技术，进行了广泛的训练，例如动作敏捷、不声不响地启锁、开门、拆包、翻柜，掌握“海格立斯”讲授的跟踪监视的本领。

必须学会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留任何痕迹。

警察局的头头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技艺高超，因此不时要求我们助以一臂之力。我曾亲眼见过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有一次，警察和我们协同行动，他们一进房间就悠闲自得地坐在床上抽烟，把烟灰敲在地毯上。

“我以后再也不愿意和你的人打交道了!”我对警察局情报处主任库维纽说。

在“诱鸟笛”行动的范围内，我们让我们的人打进了豪华的饭店，在那里当个工作人员。有的充当接待员，搬运工、服务员。

有时，连饭店的经理部门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机构，它们向我们提供各类人员到达的情况，使我们各个小组活动起来非常方便。

有一次，我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密切监视美国大名鼎鼎的工会工作者欧文·布朗。实际上，此人乃是中央情报局的巡视大员之一。华盛顿把希望寄托在法兰西帝国的非殖民化上，因此便派欧文·布朗同叛乱组织接触，并向它们提供活动经费。

好几次，我乘他外出时溜进了他的房间，用缩微法拍摄文件。

与此同时，我手下的人在大门口、在楼梯上，在走廊里进行监视；

必要时，还故意卡住电梯，以争取几秒钟的时间。有一天晚上，我还差点儿出了事。

根据装在电话上的窃听器和安插在旅馆里的密探的报告，我知悉布朗外出赴约去了。我们租用的房间和他的房间相连。我把连通两个房间的门打开了。房内漆黑一团，我用手电向床上照了一下，发现布朗竟在那里熟睡。

这样的经历使人容易神经衰弱。有一次，我潜入一个日本人住的房间，他醒过来后朝我扑来，我不得不和他大打出手。这一天，我得感谢老天曾经让我在莫扎特大街的大厅里认真地练过唐手①。

非常幸运的是，我不必同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搏斗，也不必同他的保镖搏斗。鲍尔没有住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美国大使馆里，如他住在那里，便可安然无恙，但他喜欢住旅馆，这样他的行动就可以完全自由。他不愿意自己的行动受到同事们的监视。在他所喜爱的巴黎，他不想局限在美国的外交天地里，只同几位参赞和海军陆战队人员来往。

我们了解乔治·鲍尔的习惯，了解他那马大哈的性格。有时，他一出去就好几个钟头，却把装满文件的公事包留在房间里。多么轻率啊！因此，当他后来会见戴高乐、蓬皮杜或吉斯卡尔·德斯坦时，他的对话者的口袋里早就装有一份关于他的建议和方案的综合报告了。这样，与这位美国人相比，我们的谈判者就处于大大有利的地位。

在1964年“肯尼迪回台”②期间，我们在戛纳美琪大饭店干得更为出色：我们每天晚上都从乔冶·鲍尔的小纸条③上得到……

外国政治家、流亡领袖和各国革命者在巴黎的住所，也属于我们的“边界”地区，因此也是我们的目标。早在本·巴尔卡事件以前，本·巴尔卡的住所就处于经常监视之下，而且是根据戴高乐将军亲自下达的命令。自1959年起，摩洛哥反对派的这位领袖就成为首要目标。我们安排专人窃听他的电话，让他的法国看门人为我们第七处工作，并为我们取得信件提供方便。

此外，本·巴尔卡经常外出旅行，因此我们安插在机场的情

①唐手【Karate】，一种日本拳术。——译者

②“肯尼迪回台”是指1962年美国当时的总统肯尼迪发动的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对手，以互减关税为内容的政府间谈判过程。经过一番争斗，谈判于1964年5月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范围内开始。1967年5月达成协议，商定从1968年起通过五次减税，将工业品关税平均减低32%-36%。五十多个国家签了字，西方一般将这个冗长的谈判过程叫作“肯尼迪回合”。——译者

③参阅本书第七章第四节。

报员的任务就是将他的全部行踪通知我们。每当有他的行李过境时，便就地在装有必要装备的小卡车上开箱检查。这种小卡车原来就停放在奥利机场的停机坪上，或者停放在机场办公楼附近特别安排的某个地方。

声名狼藉的洛佩斯是我们在奥利机场的最优秀的情报员，在劫持本·巴尔卡时起了主要的作用。我多次派他设法把本·巴尔卡带到酒吧间去，一聊起来就是好半天，使摩洛哥的这位领导人无法顾及留在房间里的文件。与此同时，我们便迅速地将本·巴尔卡公文包里的文件拍摄下来。就这类工作而言，滔滔不绝的洛佩斯是无与伦比的。只要他一粘上你，你就别想摆脱掉他。

某些重要的邮局也是我们的目标，特别是卢浮街邮局，因为有一部分苏联信件是经过这个邮局的。我们派人打进了这些邮局，而且要隐姓埋名，以免惊动某些工会人士或政党成员。我们的人都是合乎规定的邮局职员。

这一切都发生在由我们进行工作的“边界”地区里，属于我们的调查范围。全法国的机场、车站、港口都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我们同机场和边境的警察哨所携手共事。五十年代初，有一个年轻的警官名叫维利－保罗·罗曼，由于他的倡议和努力，机场和边境的警察哨所有了很大的发展。

罗曼发现可以利用进出法国必经之地的“热点”对外国人仔细进行甄别和检查。

本土警戒局的头头罗歇·维博为人十分固执，权势很大，他已意识到上述地点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机场和边境警察哨所都是卓有成效的机构，因此试图插手维利－保罗·罗曼创建的机构，并将这一机构纳入他自己的系统。

有关管辖权限的冲突相当激烈，因为维博信誓旦旦地宣称，监视机场和车站属于本土警戒局的管辖范围。

“法国国内的事归我们管，”他说，“在法国本土上，用不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插手。只有国外的事才归它管。”

但是，我们顶住了。维博未能夺走我们的“边界”地区。机场有奥利和布尔歇，后来还有鲁瓦西和马里尼亚纳，大港口有勒阿佛尔和马赛，再加上巴黎和外省的大火车站和某些特别值得加强警戒的边防哨所。这就是我们在法国本土上的“狩猎区”。

在上述地点，即将运往国外的信件每天都集中在货运处、海关仓库和邮件分拣处。还有尽人皆知的外交邮袋，其主要形式乃是用封铅和火漆封住的密封口袋。

使馆负责人定期将外交邮袋进去托运；在装上飞机、轮船或邮车专用房间以前，自然要先存放在稳妥可靠的地方。在上述机构中，我们也同样安插了人，有的当中途站站长，有的当行李搬运工，有的当货运员和海关职员。在他们的配合下，我们的小组可以潜入防守最为严密、门窗一概上锁的房间，可以随意出入机场和车站，查看动静。

我们在工作中也出过事，造成过伤亡。比如说，在巴黎东站，我们发现有人用电磁铁将秘密信箱吸在某几节车箱的转向架底下。是谁用这种办法将信件运出法国以躲过我们的检查呢？我们有一个情报员是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作业班的正式工人，于是便派他进行调查。

这个铁路工人的正式工作是敲打车轮，检查轮子发出的声音是否正常，同时还要摸一摸润脂箱，看箱子是否过热。一百多年来，这些老动作照例如此，毫无变化。我们的情报员便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弯下腰去检查已被我们发现的那些奇怪的东西。在检查时，他被一列火车轧死了。这完全是出于偶然吗？可能是。不过，无形的对手仿佛产生了怀疑，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在车箱底下发现过这种信箱。

最后，我决定将苏联民用航空公司、波兰航空公司以及捷克，罗马尼亚等其它东方各国航空公司的保险柜、卡片柜和档案室也列为我们“边界”地区的一部分。因为这些航空公司是肩负一定使命的特工人员借以潜入西方的工具。当然，我们要事先根据候机旅客名单了解情况，等他们一到巴黎就钉上他们。为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接通共产党国家航空公司的电传机。

我们从保险柜的材料中发现东方国家的机组人员大都是特务。有些航空公司的经理住在巴黎，他们在刺探我国设备、飞机和飞机制造厂时被当场抓住了。

总而言之，“边界”地区对我们已无秘密可言，因为我们在截取和处理信件、文件的广阔天地里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组织；经过多年试验和改进以后，它终于能象一部特制的机器那样稳定、准确地运转起来了。

笫三章 窃密史诗 1

在“边界地区”

我们的猎获物来自何方？哪里可以找副部长和司局长们梦寐以求的文件呢？他们每天一大早就打电话问我：“今天有什么新情况？我们能在内阁开会以前拿到吗？”

好比向厨房领班师傅打听当天吃什么菜肴一样，真足垂涎欲滴!

我们是在“边界”地区截取这类文件的。在法国，我们有权在那里活动，而不致影响国家保安总局、本土警戒局、警察局、情报局①等其它机构。大家都关心自己的地盘，唯恐自己吃亏。

“边界”一词包含一个含混不清、变化不定的概念，既难理解，又难以表述。它指的是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

比如说，大使馆就是我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我们总是想潜入大使馆，截获它们的信件、电码和秘密。

但是，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大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我国政府感兴趣的一些秘密。

我们在第七处成立了一些特别小组，一般是三人一组，任务是在我们称之为“诱鸟笛”行动的范围内以旅馆为对象进行工作。

诱鸟笛是一种用来模仿鸟叫的发音器，可以比较容易地把鸟诱来……

①属法国内政部领导。－译者

我曾多次执行“诱鸟笛”的任务，以身作则地鼓励我手下的各个小组完成这类任务，因此自第七处成立以来，我们传授了大量的技术，进行了广泛的训练，例如动作敏捷、不声不响地启锁、开门、拆包、翻柜，掌握“海格立斯”讲授的跟踪监视的本领。

必须学会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留任何痕迹。

警察局的头头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技艺高超，因此不时要求我们助以一臂之力。我曾亲眼见过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有一次，警察和我们协同行动，他们一进房间就悠闲自得地坐在床上抽烟，把烟灰敲在地毯上。

“我以后再也不愿意和你的人打交道了!”我对警察局情报处主任库维纽说。

在“诱鸟笛”行动的范围内，我们让我们的人打进了豪华的饭店，在那里当个工作人员。有的充当接待员，搬运工、服务员。

有时，连饭店的经理部门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机构，它们向我们提供各类人员到达的情况，使我们各个小组活动起来非常方便。

有一次，我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密切监视美国大名鼎鼎的工会工作者欧文·布朗。实际上，此人乃是中央情报局的巡视大员之一。华盛顿把希望寄托在法兰西帝国的非殖民化上，因此便派欧文·布朗同叛乱组织接触，并向它们提供活动经费。

好几次，我乘他外出时溜进了他的房间，用缩微法拍摄文件。

与此同时，我手下的人在大门口、在楼梯上，在走廊里进行监视；

必要时，还故意卡住电梯，以争取几秒钟的时间。有一天晚上，我还差点儿出了事。

根据装在电话上的窃听器和安插在旅馆里的密探的报告，我知悉布朗外出赴约去了。我们租用的房间和他的房间相连。我把连通两个房间的门打开了。房内漆黑一团，我用手电向床上照了一下，发现布朗竟在那里熟睡。

这样的经历使人容易神经衰弱。有一次，我潜入一个日本人住的房间，他醒过来后朝我扑来，我不得不和他大打出手。这一天，我得感谢老天曾经让我在莫扎特大街的大厅里认真地练过唐手①。

非常幸运的是，我不必同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搏斗，也不必同他的保镖搏斗。鲍尔没有住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美国大使馆里，如他住在那里，便可安然无恙，但他喜欢住旅馆，这样他的行动就可以完全自由。他不愿意自己的行动受到同事们的监视。在他所喜爱的巴黎，他不想局限在美国的外交天地里，只同几位参赞和海军陆战队人员来往。

我们了解乔治·鲍尔的习惯，了解他那马大哈的性格。有时，他一出去就好几个钟头，却把装满文件的公事包留在房间里。多么轻率啊！因此，当他后来会见戴高乐、蓬皮杜或吉斯卡尔·德斯坦时，他的对话者的口袋里早就装有一份关于他的建议和方案的综合报告了。这样，与这位美国人相比，我们的谈判者就处于大大有利的地位。

在1964年“肯尼迪回台”②期间，我们在戛纳美琪大饭店干得更为出色：我们每天晚上都从乔冶·鲍尔的小纸条③上得到……

外国政治家、流亡领袖和各国革命者在巴黎的住所，也属于我们的“边界”地区，因此也是我们的目标。早在本·巴尔卡事件以前，本·巴尔卡的住所就处于经常监视之下，而且是根据戴高乐将军亲自下达的命令。自1959年起，摩洛哥反对派的这位领袖就成为首要目标。我们安排专人窃听他的电话，让他的法国看门人为我们第七处工作，并为我们取得信件提供方便。

此外，本·巴尔卡经常外出旅行，因此我们安插在机场的情

①唐手【Karate】，一种日本拳术。——译者

②“肯尼迪回台”是指1962年美国当时的总统肯尼迪发动的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对手，以互减关税为内容的政府间谈判过程。经过一番争斗，谈判于1964年5月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范围内开始。1967年5月达成协议，商定从1968年起通过五次减税，将工业品关税平均减低32%-36%。五十多个国家签了字，西方一般将这个冗长的谈判过程叫作“肯尼迪回合”。——译者

③参阅本书第七章第四节。

报员的任务就是将他的全部行踪通知我们。每当有他的行李过境时，便就地在装有必要装备的小卡车上开箱检查。这种小卡车原来就停放在奥利机场的停机坪上，或者停放在机场办公楼附近特别安排的某个地方。

声名狼藉的洛佩斯是我们在奥利机场的最优秀的情报员，在劫持本·巴尔卡时起了主要的作用。我多次派他设法把本·巴尔卡带到酒吧间去，一聊起来就是好半天，使摩洛哥的这位领导人无法顾及留在房间里的文件。与此同时，我们便迅速地将本·巴尔卡公文包里的文件拍摄下来。就这类工作而言，滔滔不绝的洛佩斯是无与伦比的。只要他一粘上你，你就别想摆脱掉他。

某些重要的邮局也是我们的目标，特别是卢浮街邮局，因为有一部分苏联信件是经过这个邮局的。我们派人打进了这些邮局，而且要隐姓埋名，以免惊动某些工会人士或政党成员。我们的人都是合乎规定的邮局职员。

这一切都发生在由我们进行工作的“边界”地区里，属于我们的调查范围。全法国的机场、车站、港口都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我们同机场和边境的警察哨所携手共事。五十年代初，有一个年轻的警官名叫维利－保罗·罗曼，由于他的倡议和努力，机场和边境的警察哨所有了很大的发展。

罗曼发现可以利用进出法国必经之地的“热点”对外国人仔细进行甄别和检查。

本土警戒局的头头罗歇·维博为人十分固执，权势很大，他已意识到上述地点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机场和边境警察哨所都是卓有成效的机构，因此试图插手维利－保罗·罗曼创建的机构，并将这一机构纳入他自己的系统。

有关管辖权限的冲突相当激烈，因为维博信誓旦旦地宣称，监视机场和车站属于本土警戒局的管辖范围。

“法国国内的事归我们管，”他说，“在法国本土上，用不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插手。只有国外的事才归它管。”

但是，我们顶住了。维博未能夺走我们的“边界”地区。机场有奥利和布尔歇，后来还有鲁瓦西和马里尼亚纳，大港口有勒阿佛尔和马赛，再加上巴黎和外省的大火车站和某些特别值得加强警戒的边防哨所。这就是我们在法国本土上的“狩猎区”。

在上述地点，即将运往国外的信件每天都集中在货运处、海关仓库和邮件分拣处。还有尽人皆知的外交邮袋，其主要形式乃是用封铅和火漆封住的密封口袋。

使馆负责人定期将外交邮袋进去托运；在装上飞机、轮船或邮车专用房间以前，自然要先存放在稳妥可靠的地方。在上述机构中，我们也同样安插了人，有的当中途站站长，有的当行李搬运工，有的当货运员和海关职员。在他们的配合下，我们的小组可以潜入防守最为严密、门窗一概上锁的房间，可以随意出入机场和车站，查看动静。

我们在工作中也出过事，造成过伤亡。比如说，在巴黎东站，我们发现有人用电磁铁将秘密信箱吸在某几节车箱的转向架底下。是谁用这种办法将信件运出法国以躲过我们的检查呢？我们有一个情报员是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作业班的正式工人，于是便派他进行调查。

这个铁路工人的正式工作是敲打车轮，检查轮子发出的声音是否正常，同时还要摸一摸润脂箱，看箱子是否过热。一百多年来，这些老动作照例如此，毫无变化。我们的情报员便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弯下腰去检查已被我们发现的那些奇怪的东西。在检查时，他被一列火车轧死了。这完全是出于偶然吗？可能是。不过，无形的对手仿佛产生了怀疑，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在车箱底下发现过这种信箱。

最后，我决定将苏联民用航空公司、波兰航空公司以及捷克，罗马尼亚等其它东方各国航空公司的保险柜、卡片柜和档案室也列为我们“边界”地区的一部分。因为这些航空公司是肩负一定使命的特工人员借以潜入西方的工具。当然，我们要事先根据候机旅客名单了解情况，等他们一到巴黎就钉上他们。为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接通共产党国家航空公司的电传机。

我们从保险柜的材料中发现东方国家的机组人员大都是特务。有些航空公司的经理住在巴黎，他们在刺探我国设备、飞机和飞机制造厂时被当场抓住了。

总而言之，“边界”地区对我们已无秘密可言，因为我们在截取和处理信件、文件的广阔天地里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组织；经过多年试验和改进以后，它终于能象一部特制的机器那样稳定、准确地运转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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