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粟裕不是元帅，却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方面军统帅，屡屡被委以征战重任，堪称他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杀手锏。
　　这两个湖南老乡，战争年代里，是“君臣相得”的典范。
　　与陈赓等几位老乡大将不同，他们（黄克诚除外）很早就和毛泽东有着不小的渊源，可谓知根知底，而粟裕虽然也是见面“泪汪汪”的老乡，与毛泽东的交情却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如果说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一种是大器晚成，后来居上，那么粟裕显然是后者。
　　他虽然赶上了男儿向往的铁血时代，随朱德上了井冈山“落草”，见到了闻名遐迩的“山大王”毛泽东，但一来是兵头将尾的小小连党代表，二来没有当时最吃香的过硬文凭（黄埔军校毕业），毛泽东也到底不是神，还没能一眼看出他的能耐。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黯然离开了前委书记的岗位，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这时候，粟裕还是红四军的基层干部：三连连长，奉命带所部保卫毛泽东。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十分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
　　毛泽东尽管心情不大好，但对粟裕这位“卫士长”开始有所了解，也很欣赏他的细心周到，觉得安全有了保障后（蒋介石的陈维远部就在附近），便放心地埋头写自己的东西。
　　识人之道的最高境界是识人于落难之时。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对患难时支持自己的人，是十分感念的。这种“一同下过乡”的经历，情义上虽然与他跟邓小平、罗荣桓“一同下过岗”有不小的差异，但也非一般人能有的缘分。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信任粟裕，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交给他负责，并屡屡交代“不必请示”，不断委以重任的基础。
　　1930年底，粟裕走上了高级指挥员行列，出任红六十四师师长。粟裕与毛泽东的接触因此多了起来，开始正儿八经学打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还给毛泽东献了一条锦囊妙计，因此大获全胜，活捉了张辉瓒。
　　如果粟裕的军事才干被毛泽东多注意几回，他再上升一个台阶，成为军级或军团级主官，彻底摆脱后来资历束缚的阴影，应当是极有可能的。然而，上帝大概安排他大器晚成，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再度“下岗”，三年后的长征路上才重登“九五”，粟裕也就在师级岗位上徘徊了近八年，成为真正的“老”师长。
　　毛泽东到了延安，站稳了脚跟后，开始想起留在南方丛林里的老部下们。
　　粟裕这个当年的警卫连长，就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个。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粟裕，也不断从粟裕那里获悉诸如韦岗处女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等意外的捷报。他当然也不吝啬嘉奖令，不时通过新四军军部给粟裕打气。
　　全面内战爆发后，粟裕七战七捷，首创打败蒋介石美械装备的“盈利”模式，使心里毕竟有些七上八下的毛泽东，吃了一颗搞定蒋介石的定心丸。粟裕也从警卫他一个人的小连长，成了南天一柱的“护国大将军”。毛泽东开始了对他前所未有的信任与倚重。粟裕这匹埋没了多年的千里马，没有让伯乐失望。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一个比一个胃口大，也一个比一个惊世骇俗，第一年就打出了全军各战区第一的战绩。
　　毛泽东有个“霸气”的规矩：党内同志上门，不论地位高低，资历大小，从不出门迎“客”。但有两个人让他破了例：一个是林彪，1942年伤愈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十分兴奋，亲自前往迎接；还有一个就是粟裕。
　　1948年5月，粟裕奉命前来商量华野战略行动。毛泽东又激动异常，大步迎出门外，拉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还清楚地记得，这是自己与粟裕1931年后的首次见面：“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粟裕自然也激动得一塌糊涂，连连问好。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此后，毛泽东每临大战，屡屡电示粟裕：“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粟裕在这种超乎寻常的信赖之下，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横扫千军，连战皆捷，与其他野战军的战果凑在一起，一个新的共和国雏形也就呼之欲出了。
　　1949年到后来，粟裕受到的倚重有增无减。进入1950年，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甚至还超过了他的第一爱将林彪。
　　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战争硝烟的沉寂，和平钟声的敲响，粟裕这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也就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的这种“荣光”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而戛然而止。彭德怀主持千人大会，给了他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残酷斗争了五十余天，即便不得不低头，诚惶诚恐八次违心作检讨，也还是过不了关。好在毛泽东没有完全忘记粟裕，或许仅仅是假借他人之手，稍稍“惩戒”一下这个“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完人”。随后，他意味深长地传话给批判大会的组织者们，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最高统帅话里有话，别人下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粟裕才终于得以过关，未曾走进敌我矛盾的行列。
　　2006年7月，原华东野战军作战参谋秦叔瑾老人，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出席的《粟裕年谱》出版座谈会上，以书面语言郑重地说：“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他认为，毛主席的话，是对粟裕同志戎马一生的高度褒奖。
　　有最高统帅的这一嘉奖，粟裕这位井冈山的老人，虽然没有军人的最高军衔——元帅，后半生又“门前冷落鞍马稀”，过得十分沉闷，但也足以“笑傲江湖”，快慰平生了。
　　朱德：“我老了，有粟裕！”
　　粟裕“学打仗”的老师，除了毛泽东，还有朱德。
　　如果说粟裕从军之路第一个领路人是叶挺，那么第二个就是朱德。他们的相识，是缘于“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
　　粟裕这位当年总部的警卫班长，要保卫的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一帮“大老”中，朱德的地位还不是最高的，仅为第九军副军长。
　　但“英雄不怕出身低”，朱德很快脱颖而出，在起义失利后砥柱中流，保存了三万部队余下的八百多人的火种，成为后来数百万雄师劲旅的源头。粟裕有幸在混战中的广东饶平，找到了朱德与他的队伍。从而避免了许多人失散后那种孤苦伶仃，历经艰辛，重新寻找组织的坎坷命运。
　　在大庾山区，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粟裕因为警卫过总部的渊源，连升两级，被直接任命为连指导员，成为仅有的七个步兵连主官之一。可以说，最早发现粟裕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是朱德。
　　一次，朱德、陈毅随粟裕的连队一起，帮驻地附近的老乡收割稻子。骄阳似火，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有人劝年纪最大的朱德休息休息。朱德没有应允，却若有所思地说：“没关系，革命就像接力跑，一棒一棒传下去，我老了，有粟裕！”朱德对粟裕有所“偏爱”是显而易见的。
　　一次战斗结束后，军部的参谋汇报战果时，不慎将番号弄错了。结果，原本打了胜仗的粟裕挨了朱德的通报批评，另一个吃了败仗的连长反而得到了嘉奖。后来，事情弄清楚了，担心粟裕“闹”情绪，陈毅对朱德说：“我去找粟裕谈谈，做做工作。”朱德说：“不必了。只有经得起委屈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粟裕后来能挺过长达二十六年错误批判结论的委屈，大概与朱德早年的这种有意识的砥砺不无关系。
　　与十七年不曾跟毛泽东见面一样，粟裕也有十四年和这位军中长辈天各一方，相隔千里。但朱德在关注着粟裕的成长，不断从远方的捷报探寻他的讯息。
　　1946年8月，粟裕七战七捷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应刘少奇的邀请，兴冲冲地赶到他的住所聚会，庆祝这一全面大打后的开门红。
　　粟裕成长为方面军统帅，战略眼光又如此犀利独到，别树一帜，朱德自然是欣慰的，他以自己总司令的崇高威望，支持粟裕的工作。
　　他们再次经典性的相聚，是在开国大典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他们一起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
　　中共军队行列里，能征善战的战将如云。粟裕从一班之长起步，经过二十二年的大浪淘沙，终于大器晚成，后来居上，与当年带自己上井冈山，一生敬仰如山斗的老师同列。
　　朱德没有丝毫的介意，或者说不曾有一般师徒不免的“难堪”。后来粟裕落难，他就不曾有半点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之举。他与粟裕之间，一生都保持了清纯如水的交往纪录。

　林彪：“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军事上的粟裕与林彪，可谓一时瑜亮，常常令人有“千载谁堪伯仲间”之感。两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不是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却也几乎就是对方的影子。
　　他们都生于1907年，只有月份的细微差别。
　　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南，是“无湘不成军”的“南蛮”；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北，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楚才”。他们的老家，隔八百里洞庭遥遥相望，两千年前就是一家，都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国。
　　他们都不够“帅”，个头也不高，“状若妇人女子”，与汉代貌不惊人的张良有得一比。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老部下见到他们，几乎都会彻底摧毁早先高大威猛的想象，放下几许敬畏之心。
　　他们不只面相文弱，而且多半时间里也都病歪歪的。
　　林彪曾偶然雅兴，战后穿着缴获的日军军服遛马，被阎锡山的小兵蛋子当做日寇误伤，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怕风、怕光、怕声音。头疼的时候，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
　　粟裕更是负伤六次，两次伤在头部（三块弹片终身留在头颅内）。头疼的时候，头发都不能碰，也不能摸。他的脸总是异常通红，经常说脑袋发胀。后来还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他俩早年都加入叶挺的“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个是连长，一个是班长。因为级别低，都没做成人民军队的创建者。朱德带他们走上井冈山，一同吃红米饭，喝南瓜汤。他们也一起跟着朱德，在井冈山弯弯绕绕的小路上，用扁担一次又一次挑粮食。
　　后来，他俩奔赴抗日战场，奇兵设伏，痛击日寇。虽然斩获均有限，却各自为中共仅有的两支军队来了个漂亮的开门红，振奋了中国人抗敌的决心。
　　再后来，他俩一南一北砥柱中流，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毛泽东最倚重的爱将，掌管两支最大的野战军。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想到他们。
　　他俩也都让毛泽东打破了不迎送党内访客的“潜规则”，乐颠颠地亲自迎出门外，给足了面子。
　　他们两人职务虽有差异，却其实都主要只管打仗。
　　他们还都吃过“豹子胆”，敢于直犯“龙颜”，向毛泽东“斗胆”进谏，甚至和他老人家来来回回“掰手腕”。
　　毛泽东虽然起初颇为恼火，说：“林彪不南下，粟裕不过江，我们这个大戏难唱喽！”但他最后还是听了他们的话，成就了他们的美名，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他们的爱好也是一个模子。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没半点世人最津津乐道、喋喋不休的“儒将风度”；又都沉静好思，不喜欢抛头露面，夸夸其谈。每天的必修课就是看地图，一坐一站就是老半天，动作神情都像一母所生的双胞胎。
　　林彪与粟裕，尽管像复制或者克隆出来的人，军事上的他们，却从不忌恨争宠，有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
　　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尤其和粟裕谈军事时，话匣子就如同拧开的自来水龙头，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大庾整编的1927年10月，朱德将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七个步兵连，林彪、粟裕都是连级干部，一个是连长，一个是连指导员。
　　不过，粟裕是才连跳两级上来的新手，到底有些稚嫩。林彪则是“老”资格的连长了，而且他还有两个过硬的条件，一是怀里揣了张黄埔军校文凭；二是有两位中共党内资历不浅，比他大十岁的“老革命”堂兄：林育英与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蓉）。林彪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外因，再加上自己“九头鸟”的因素，能比粟裕早一步脱颖而出，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只“九头鸟”，的确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但尝到甜头的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尚起“勿讲真理而重迎合”来，成为了军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1958年粟裕落难后，林彪参加了几个批判的会议，但他没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无中生有说粟裕一句不是，甚至还与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一起，帮粟裕说了难得的公道话。不久，林彪专门找到粟裕这位尽打神仙仗的人，两人相见甚欢，谈了很久。
　　1958年以来，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已有八年，这时得到了可以代表军委的林彪给予能下部队的明确指令，自然异常振奋。他也知无不言，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向林彪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特别认为部队高级干部英勇善战重要，但更要有战略眼光。林彪听得很入神，不住点头，说他的话很有见地。谈话结束后，粟裕郁闷的心情为之一扫，将自己后两句诗改为：“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表达了随时准备再上疆场的豪迈之情。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不久“文革”爆发，林彪走上了新的高位，成为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政治林彪”，却又很快流星一般扫过天际，堕入谷底，横尸异域。这位难得的军事天才，又一次以他“天马行空”的方式，与粟裕这位“谈得来”的同好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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