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斯老头的粉末 1

每当遇到困难时，我不但不泄气，反而尝试着进行改革，加倍努力，决心超过以往的谍报工作。一天晚上，我这个“管子工”又来到乔治五世大街，使我感兴趣的是路过巴黎的一个希腊外交官。有人对我说，此人经常运送秘密信件。在他外出时，我轻而易举地潜入了他的房间。我在那里确实看到一批信件，面对这些信件，我迟疑了一会。所有的信都是封了口的。在当时从事谍报活动的技术条件下，我无法在启封后做到封口不留痕迹。




当然，我完全可以把信偷走。谍报界通常就是这样干的。或者，也可以把信拆开，拍好照片，再马马虎虎封好，然后溜之大吉。但这种办法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个希腊人会立即发现信已披人拆阅，秘密已经泄露，于是便会通知收信的各有关国家，如此草率从事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因此，对着垂涎欲滴的信件思忖了一会后，我连碰也没碰就离开了。




此后，我开始对当时拆阅文件的方法发生了兴趣，我很惊奇地发现，在这方面，我们现在的警察局并不比以往的“秘密机构”高明多少。在路易十六时代，人们截获信件，弄碎火漆印章，拆开信封并抄下信件内容，然后再将信件封好，与那个时代相比，我们能够引以为豪的唯一革新之处只是使用米诺克斯微型照相机，尽管用这种照相机照出来的相片质量很差。




一向用什么方法拆信呢？用一个带嘴的容器，将里面的水加热，容器的嘴要敲扁一点，以便让喷出的水蒸汽多一些。然后，将信举起，让水蒸汽浸湿信封，这时就可以用大头针或毛衣针将信封的封口挑开。最后，将信摊开放在桌上，拍照后将信放回信封里，将信封上剩下的胶水稍稍弄湿，再将信封好后发出。现在，警察局大都是这么干的。




可是，当对手聪颖过人并拥有良好设备时，就要注意别出毛病。当信件到达外国首都时，大使馆里总有谍报专家对信件仔细进行检查。将信封对着紫外线一照，就可以立即发现水蒸汽的痕迹，因为这种痕迹是消灭不了的。即使开口处封得很好，也可以查出。或者是用碘笔在信封上一划，就会立即发生化学反应。碘能吸水，在碘的作用下，全部水迹就显出来了。




在第七处成立初期，仍然使用这种古老的蒸汽拆封法。因此，那时很少有人尝试截取封口特殊的文件。对于难以拆封的信件，一般都置之不理。在乔治五世大街的那天晚上，我虽怒火中烧，但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因此，我决定建立专门的实验室，采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工具，以便做到将密封信件迅速拆封而又不留下任何可以查出的痕迹。




我们是白手起家的，需要创造一切。我成立了一个六人实验小组，由才能出众的女技术员波勒领导。波勒及其助手热情积极，她们发明了一种新颖的拆封法，这是谍报工作中最早的科学拆封方法。




为了使信封胶合之处开胶，我们试用了其它热源，特别是试用了紫外线灯，但是，一切都要有适当的规定。如果受光线照射的时间过长，信纸就会发黑，然而，也要注意对手为了防止别人拆阅自己的信件会在信封里设下圈套。例如，我们经常发现信里装有一张碳纸，而在加热作用下，碳纸是会变样的。当时，伊朗人有一种特别的纸张，退热就化。这样，损伤就难以弥补了，有一次，我也上过这样的当。




经过摸索、测试和几千次实验，我们终于用科学的方法准确地找到了一种均衡的热源，既可以用来拆封，又可以保护信函。




现在，我们象在手术室里工作的外科医生一样，戴着特制手套，拿着很薄的木制裁纸刀把信封的封口挑开。




但是，还有胶的问题，因为在灯光干热的作用下，胶会裂成碎块。由于绝对必须用原来的胶将信封粘好，女技术员们便无比耐心地收集胶块，将胶块放在信封盖上，弄湿以后再重新封上。这种工作真叫人筋疲力尽，因为要求精确、严格，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我自己也想过：必须尽快将信件送回原处，这样工作起来多耽误时间啊！




如何才能赢得时间呢?那就要找到比较先进的方法。我经常去打扰波勒和局里化验室主任泰斯老头，恳求他们为我们搞点发明。他们终于办到了，而且确实在特工技术方面来了一个突破。




他们制造了一种主要以纸浆为原料的胶膏，效果奇佳，可以使信封上的胶和封口复原，真是“整旧如新”，仿佛没人启封过似的，为了研制这一产品，我们毁了数以千计的信封，但随着这项发明的出现，整个拆封工作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还可以用这种胶膏解决许多其它问题，尤其是解决将信件钩连在一起的问题。这种钩连法乃是外国特工部门用来检查是否有人拆封的另一个“窍门”。




我们如何对付呢？首先，取下挂钩时，我们拍下清晰的相片，以便确切了解如何将全部信件还原，如何用挂钩将信件钩连起来。




挂钩的洞孔可用我们那种神奇的胶膏复原。然后，在检查员的严密监视下，由一名女技术员手戴特制手套，按照拍下的照片，用手将挂钩钩好。这个检查员监视着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并对自己负责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封、挂钩，每一个动作都要编号。




这样，随着方法的不断改进，操作越来越快。处理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们逐渐形成了制度，取得了经验，这种要求高度精确的秘密工作也逐渐条理化起来。




不过，这只是开始，我们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使我们最伤脑筋的，或许就是封印的问题。为了保护信件完整无损，外国的特工部门使用火漆封信。开初，为了取模复制印章，我们使用了传统的橡皮泥，但压在封口信件上的力量过大，就有可能弄皱信函而无法补救。




后来，我们试用了一种比较柔韧的橡皮泥。这种橡皮泥由酶蛋白和胶乳混合而成，很快就会变硬。但是，它和传统的橡皮泥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用过一次后就会变形。




我们每天开碰头会时，都要议论一番这个令人讨厌的封印问题。有一天，一个小组长对我说：“你应该把波勒派到巴黎牙科学院去，他们那里有一种粉末，掺水搅和后制作的牙模真棒。这种粉末或许对我们有用。”




听到有这样的粉末，我们欣喜若狂。不过，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我们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牙科医生给波勒搞了一个学生证，但未向他们说明原因何在，因为一切都要保密。波勒把粉末带了回来。用这种粉末可以制成一种的确不会变硬的软橡皮泥。




当我们将这种橡皮泥放在信封上的封印处取模时，总是怀疑按的力量不够。此外，这种化学粉末或许会在纸上留下一些很小的痕迹，而且也不知道别人在信件到达后会采用何种检查方法，因此这还不是万灵药。我们好比功亏一篑似的感到有点失望。




只要我们没有理想的粉末，我就宁可不去启封令人甚感兴趣的信件，以免危及我们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不应当引起人们对我们工作的怀疑，而要设法让外国特工部门仍然相信我们没有任何进步，仍然处于使用蒸汽拆封法的阶段。




总之，封印是我最难越过的一关，我每天都在思忖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天，中午的会议结束不久，泰斯老头从他那绝密的化验室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彬彬有礼地对我说；“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有时间吗？我认为我找到了一种会使你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约定下午五时会面。同他谈话是一种礼宾活动，要比礼貌，比殷勤。他只为他喜爱的人工作。他可以为他们献出一切，用他的全部创造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相反，对于得不到他信任的人，他连一点力都不肯出。至于那些吵吵嚷嚷要求得到高级玩意儿而态度傲慢的人，那就可能等上一辈子。泰斯老头对他们的订货采取蔑视的态度。




很少人能够得到他的允许在白天或晚上进入他的化验室。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够进去。




“瞧！”泰斯先生说，“我想我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哪一个问题？说起问题，我可多着呢！




“我想，你大概是对封印问题有些着急吧。请注意，我对你毫无要求，我也不要知道得更多……”他说。




“是这样，泰斯先生，”我说，“你完全有权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我对我们制作的封印并不完全满意，而且按目前操作所需的时间来看，风险越来越大。妨碍进一步提高效率的就是它……”




“我已经想到了，也许我有好办法！”




“啊，泰斯先生，你要是这样，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后悔没有早对你说……”




他狡辩地笑了一笑，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啊，你知道，波勒已经对我说过……”




他象瞎子认准了方向摸索前进一样，把我领到他那宽敞的化验室的一角，将外交部的一个封印指给我看。他是印章专家，外交部在碰到需要辨别印记真伪时，经常请他去，征求他的意见。




“瞧，”他对我说，“我要当你的面做一个试验！”




他从一个盒子里舀出两勺粉末，放在一个橡皮碗里，再加上一点自来水，便拌合起来。拌好以后，摊在外交部的封印上。




“用你的指头摸着，”他说，“等你感到开始发热就告诉我。”




过了一分钟，我的确有了一种奇异的热的感觉。




“是不是整个都热了？”泰斯老头说，“那好，把信封给我。看我怎么一下子把印模取下来。封印上一点痕迹也没有。现在你用显微镜检查一下吧！”




真叫人吃惊。有了这种粉末，我的难题总算解决了。




“这种粉末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泰斯先生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但是，亲爱的朋友，我求你一件事，别向我打听制造粉末的秘密。我的专利证将永远锁在我的保险柜里！”




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一些小机伶鬼想识破有关这种神奇粉末的秘密。但是，泰斯老头的配方成功地抵制了好奇者的进攻。




它象著名的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受到了“保护”，别人是无法仿制的。




这种粉末，我们用了几公斤。它使我们得到了十全十美的印模。这种印模非常坚硬，不会变形。我们用它制作了一套铜制的印章。这样，在重新封好我们处理过的信件时，我们就能赢得宝贵的时间，只要铸造准备好的印章就行。印模立等可取……




这一下，机器终于安装就绪，可以开始运转了。它的代号是“渔夫行动”。我们即将“钓”取秘密了。

 意外事故 

一天晚上，我们在荣军航空货运站打了一个漂亮仗，“缴获”了好几个送往梵蒂冈的过境邮袋，里面装有教廷驻欧洲各国大使的几百份报告。从内容和写法来说，教廷大使的报告是最出色的了。教皇的代表都可以充当“杰出的特工人员”。他们的邮袋将象通常一样受到处理：拆开、拍摄文件、天亮前送回原处。




我手下的两个人伪装成行李搬运工，身穿蓝色工作服，将邮袋装上一辆埃斯塔费特型汽车。这时已是午夜，街上车辆寥寥无几，行动小组组员决定不要备用车，直接驱车前往离共和国广场最近的一个实验室。他们认为，这个时候是不会发生危险，不会出现麻烦的。




两个伪装的搬运工来到僻静的广场。街道昏暗无光，四周万簌惧寂，仿佛置身于深山之中。广场上空无一人。行动小组组员打开车门，开始卸车。每个人肩上扛着一个邮袋，被沉重的邮袋压得直不起腰。他们向共和国大街拐角上的一栋大楼走去，技术员在二楼等候他们。




蓦然间，从黑暗的角落里现出几个人影。




“举起手来，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些人叫道。




我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发现自己面对着冲锋枪的枪口，原来已被治安警察包围。这些警察埋伏在门洞下，窥伺着在拐角出现的“小偷”。他们认为抓住的是小偷。




我的人把邮袋放下来举起双手，因为警察命令他们把手举起来。他们俩用眼色相互示意，仿佛是在商量如何摆脱这一险境。




他们接受的命令非常严格：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守机密，保证邮袋里的文件安全；别人无权拿走邮袋，也无权向他们追问邮袋的来历。任何机关都无权制止他们的行动，部长也不例外。他们只向本处处长汇报。




他们配备有武器：在他们的蓝色工作服下面佩带着特别扁平的小型冲锋枪。他们的射击又快又准，肯定会胜过那些自以为把他们吓住了的警察。




为了将邮袋送到实验室，然后又带走，他们原则上可以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使用武器，必要时还可以用米对付企图阻挠他们执行任务的警察。




过去尚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天晚上形势却非常严重。在无法同警察对话时，我的工作人员只有遇到紧急情况，万不得已才能开枪。同样，如果警察开枪，他们可以还击。在后一情况下，按照规定，应由一个特工人员掩护另一个特工人员，甚至牺牲自己也要使邮袋安全通过。




这两个人身穿司炉工的蓝色工作服，好几天没有修面，本来是为了使伪装更加逼真，过时在别人眼里却显出一副贼相。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军官，毕业于最著名的学校，完全是由于兴趣才选择了这个需要隐姓埋名的危险职业。他们每个人至少会三种外语，在巴黎的任何一个沙龙里都可以应付自如。可是，那天晚上警察却把他们当作小偷抓起来了。




“你们的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往哪儿运？是想再作一次案吗？”警察问道。




警察的问题象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我的特工人员尽力避免最坏的情况。他们回答说。“到警察局去回答问题好了！把我们领到局长那儿去，我们会对他说的！”




警察看到他们态度沉着，反而有点窘，心想这两个人为何如此冷静。警察用冲锋枪对准他们，把他们押送到共和国大街警察分局。我的人重新扛起邮袋，在警察押送下来到了警察分局。




他们被带到警察分局局长面前以后，就要求这位局长立即与“NOR92-00”通电话。




“这是国家大事，”他们说，“我们只能对你说这一点，不能再多了。请你告诉他们，我们在这儿，在你的手里！”




局长目瞪口呆地服从了。这时，我的人站在角落里，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邮袋，手里挨着藏在身上的冲锋枪。如果警察想知道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因而动手夺取的话，就会遭到扫射。




局长看见他们神态坚决果断，便叫自己的下属保持冷静。但是，他又向警察总局和附近的警察分局求援，而且深更半夜还把自己的第一助手和第二助手找来。我是睡觉以后被人叫醒的。当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分局已经戒严了，有几十名武装警察站在人声嘈杂的走廊里。我们那两个小伙子在角落里戒备着，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邮袋。




局长注视着我。我向他走过去，把我的总理府特派员的证件递给他。他用手接过证件，翻过来翻过去地仔细验看。




“不过，”他大声说道，“请休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对他解释说，我是到他这个分局来进行正式交涉的。这两个人必须立即释放，他们的口袋也要放行。我明确地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我无权对你多说！”




“怎么啦？”他气愤得嚷嚷起来了。“这两个人威胁我的警察，把警察局闹得乱七八糟，我还得释放他们。连个‘对不起’都不说！运送什么东西也不愿讲！”




我差点向他谈到闻名于世的墨杜莎①，也就是希腊神话中谁敢瞧她就把谁变为石头的那个女怪。在某种程度上说，打开一个邮袋，检查袋里的东西，这对外人也是同样危险的，谁要是发现了这样的国家机密，谁就会受到惩罚。




“为了让你完全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我对他说，“你可以用




①墨杜莎，亦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谁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译者




我工作证上的电话号码去打电话，我想你到时就会清楚的。”




这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值班室的电话号码，是地位较高一点的法国警察都知道的。




“啊！”这位局长低声说道，“我明白了！”




“既然这样，”我对他说，“那就尽快让我的人走吧！”




“但是，”他说，“你可以再呆一会给这两个人做个保吗？”




“如果这样做能使你放心的活，当然可以。不过，现在赶快放人！”我说。




这个局长神情沮丧，两眼突出，活象个机器人。他向属下的治安警察示意，命令他们释放嫌疑分子。我听见有人埋怨。警察执行了命令，但很不乐意，而且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直到最后一分钟当我看到我的那两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带着邮袋在共和国大街消失时，我还在担心可能出事。后来，警察们就冲着我来了。他们认为我应该对这种滥用权力负责，并指责我为了救出两个流氓而对分局局长施加压力。有些愤怒的警察差点儿揍了我一顿。




争论越来越激烈，局长也参加了争论。他顶住最激烈的人，用自己的身体挡着我。一想到总理的特派员在警察分局受到自己属下警察的欺悔和辱骂，这位分局局长就感到伤脑筋。




“这件事会断送我的地位的！”他悲叹道。




“哦，不！这件事就我们俩知道！”我对他说。




于是，这个老实善良的分局局长讲出了当天晚上最可笑的一段话。他说：“既然你和你的朋友住在我们这个区，那为什么不来找我呢？那样一来，事情就简单了。只要我下一道命令，就不会有人去打扰你们了！”




如何回答呢？难道对他说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的秘密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有秘密实验室，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我一面听这个局长讲话，一面盘算着次日如何彻底清除我们路过共和国广场的痕迹。几小时以后，实验室的设备将全部拆除和迁走。




因为，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冒险，哪怕是最小的风险也不行。




在我们这一行里，我们不得不怀疑一切。现在知道我们在这个区有落脚处的警察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对他们都进行一次安全调查。有些人可能属于左翼工会，有些人还可能是某个政党的成员。




也不排斥他们会对第三者谈及共和国大街发生的怪事。我很喜欢《鸭鸣报》，可不怎么想自己的姓名上报。




“不，局长先生，”我对他说，“说真的，我是不能到这里来拜会你的。那会连累你，因为你无权知道我的事。我们各有各的工作，你负责治安，追捕歹徒，我不向你打听你在干什么。至于我，我有我的任务，你为什么让我对你谈我的任务呢？”




他叹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可能就是这个老实的局长一生中度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夜晚。




“要是这一次没有和你联系上呢？”他问道。




“那就糟了，至少会把你扔进埃罗河底淹死！”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当我在愤怒的治安警察中间挤出一条路，向门口走去时，我还听见他在我后面嘀嘀咕咕。副局长陪我走到门口，一面撇着嘴，对他的上级表示轻蔑，一方面对我连声道歉说：“我们刚才太蠢了！”




我对他说不要担心，他的警察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我的人实际上也显得可疑，最后一切总算圆满结束了。这位副局长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讲了最后一句话：“请你告诉我，要想加入特工部门该怎么办？”他在向我求职。

第四章　面对敌手 

目标——俄国人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当时的研究室主任莱奥纳尔·乌诺上校竟不断来纠缠我，真是咄咄怪事。他觉得我们干得不够，成绩可怜，便唠唠叨叨地对我说：“菲维尔，要对俄国人下手啊！”




我回答他说·“上校，在这方面，我是尽力而为！”




“但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呀！”




“更进一步，进到哪儿？”




他蛮横地打断我说；“到哪儿都行，由你全权做主，一切都归你调动！”




十年前的一天，乌诺突然离开了我们，出任驻布拉格的武官。十年以后，他又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再次担任研究室主任，但没过多久，又突然遭贬。人们永远也闹不清楚对他的指责是什么，大概是嫌他对俄国人手软吧。可为了对付他们，他曾经是那么急躁地一再催逼我。




第七处初创阶段，我们着手建立以截获外交邮袋为目标的“钓鱼者”情报网时，不言而喻，我们曾试图搞到最令人垂涎的俄国文件，但是，苏联人为保护他们的邮件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范措施，致使我们迟迟难以下手。




后来，我们了解到，对苏联情况了如指掌的芬兰人定期向驻外大使发送关于苏联国内局势的机密报告。所以，我们就集中全部精力去搞来自赫尔辛基的邮袋。当时，第七处初具规模，只有三、四个人。因此，从当时的头头莫尔旺到他当时的副手让－皮埃尔·勒努瓦，大家一齐动手投入战斗。




1951年冬季，勒努瓦采取行动监视芬兰邮袋的行踪。芬兰邮袋经过奥利机场运抵荣军货运站，由芬兰使馆的一位参赞于当天晚上来车站提取。勒努瓦跟踪这位参赞，发现他并不返回使馆，而是直接回家。参赞的家位于马思河河畔的一座别墅里。




莫非他把邮袋捎回家，第二天再带到使馆去？为了弄清这一点，莫尔旺和勒努瓦对芬兰参赞进行盯梢。他们蹲在马思河上冰冷的小船里，监视别墅的动静，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化装成普通的渔民，在深更半夜冒着严寒“同鱼儿逗着玩”，这真需要有股子了不起的勇敢精神呢！




然而，这是报救国家的英雄年代：虽然缺乏必要的器材和仪器（这些东西后来才有），但我们仍设法见机行事。




最后，勒努瓦高兴地发现，芬兰参赞为避免把沉重的邮包带来带去，就把它们存放在荣军院法国航空公司包裹寄存处，第二天再派人来取。取件人常常来得很早。




勒努瓦便去和包裹寄存处的保管员拉关系，后来渐渐地混熟了，经他许可每天夜里把芬兰的邮包“借走”几个小时。但是也应采取一些防备措施。也许那位芬兰参赞放心不下，随时会来提取包裹。因此，必须找出站得住脚的理由，使他宽心。




考虑到法航的这位工作人员可能担心害帕，勒努瓦便尽心以奉。他穿上公司职员制服，也留在荣军院法航包裹寄存处。一旦芬兰人突然出现，就由他来应付。




这位法航的职员惟恐此事会砸了他的饭碗。为了打消他的忧虑，勒努瓦拉他到附近的酒吧间去喝酒。利用这段时间，勒努瓦还可以随时打电话询问文件的拍照进展情况。整个夜里，勒努瓦和那位保管员就这样在寄存处和酒店之间高兴地晃来晃去，来回穿梭。我们处盗窃情报的这一办法取得了成效：一直搞了两个




月，赫尔辛基方面却丝毫没有察觉。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在脾气急躁的乌诺上校的一再催逼之下，开始了最初的“朝圣者行动”。所谓“朝圣者”，就是我们那些在国外活动的谍报人员。我进行了首次尝试，与我配合的是一些渔船老板，他们是参加过抵抗运动的布列塔尼人，其中有我过去的同学和丛林中的战友。与他们合作，我算是遇到了知己。他们待人热情。二次大战期间，有些人负责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交通工作，接送盟国人员，转送难民，他们的职业给谍报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掩护条件，我要求他们利用在纽芬兰港长时间停留的机会，装出坦然无意的样子靠近苏联拖网船。我们知道，苏联拖网船肆无忌惮地对盟国的军舰和美国海岸进行间谍活动。




俄国人的船上装着天线，他们窥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演习和舰只调动的情况，随时向他们的基地发回各类紧急情报。




当布列塔大人捕捞金抢鱼的船只靠近他们的时候，俄国儿并没有在意。岂知我让人在法国渔船的舱底安装了秘密录音机，这叫做“间谍窃听间谍”！归来时，布列塔尼渔民带回了一批珍贵的磁带。据此，我们可以鉴定苏联技术的水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可以破译间谍拖网船发出的电报。就这样，我们成功地破译了俄国人使用的密码。




在这初步成绩的鼓舞下，我成立了“海上谍报科”。在这方面工作中，又是我的一些当上商船船长的老伙伴立下了汗马功劳，凡是要去波罗的海和白海①俄国港口的货船，我都尽力把船长招来帮我们工作。所有答应与我合作的船长都领到几架用于拍摄苏联港口设施，军舰和海岸炮台的特制照相机。




当时，俄国舰队是一支纯粹防御性的力量，还不具有八十年代的进攻性特点。舰队很少离开自己的基地，只在附近海域巡逻。为我效劳的海员偷拍的照片相当清晰，我们的地理工作者根据这些照片可以复制出苏联海岸的地形图以及海岸的防御设施。




另外，还有一些电子仪器可以录下苏联海岸的哨所，军事部门以




①北冰洋的边海，深人苏联西北部内陆，盛产格陵兰海豹及鲱、鳕等。－－译者




及军舰所发出的电报。




每个同意为法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船长，在出发前，都由我们的技术人员给予指导和训练。他们知道如何藏好我们交给他们的、可能招来危险的器材。我们告诉他们，如果被俄国人抓住就会受到极严厉的惩罚，所以他们在与俄国人的接触中必须极其谨慎，行为失却检点，徒自增加风险是没有益处的。




我们在商船队招募的联络员，除一人外，全都很好地遵守了上述严格的规定。此人在俄国港口走私，贩卖尼龙袜，后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①被捕。俄国人把他关进一间没有窗子，没有椅子、也没有床的牢房，让他赤裸裸地暴露在刺眼的探照灯光下。




与此同时，对他的货船进行了仔细搜查。幸运的是，隐藏的照相机和录音机未被发现。




得知出事的消息后，我焦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的合作者在苏联作为普通走私贩被抓住，这还是第一次。万一他顶不住了，供出他为哪个机构工作，担负什么使命，那么，扣留在俄国港口的全体船员都要被捕，船只被没收，法国将处于被告地位，蒙受耻辱。所以，随着拘留时间的拖长，我愈来愈忧虑。




后来，船长突然回到船上，他对神情惊讶，目光疑惑的船员们说：“哈哈！你们知道吗？我碰上了一个漂亮姑娘，给她迷住了！”




只是在回到法国以后，他才以略带沮丧的神情告诉我：“开头，俄国人威胁我，说要按黑市交易罪把我送往西伯利亚囚禁几年。然后，他们建议了结这件事，条件是我必须须应为他们工作。”




我问道：“那么，你答应了？”




“当然！这是我脱身的唯一办法。在那里，俄国谍报部门的专家给我上了好几天课，给我讲他们要我干什么以及与我接头、取回情报的联系办法。他们还警告我，只要走错半步，就重新逮




①白海的主要港口之一。－－译者




捕我，或者把我干掉。他们还给我送来了一个姑娘，好作为我失踪的借口……”




那位联络员并不是可靠的职业谍报人员，无法胜任两面派的角色与对手周旋。因此，我要求他的公司把他调往另一条航线，避开苏联去跑非洲。连续几个月当中，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也监视他，看看俄国人是否试图接近他。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想必苏联谍报机关权衡利弊，把他放弃了。




可以这样说，第七处既搞到了东方的情报，又没有损失一个人。但是，关于那些不幸的捷克人，人们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不明不白地被总部送进了“屠宰场”。




捷克人事件是战后发生的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当时，朝鲜战争震动了全世界，这些反共的捷克难民同意返回完全陷于苏联奴役下的祖国，充当西方的特务，从事谍报工作。当时，他们被安顿在纳伊区①的一幢楼房里，以一家贸易公司的招牌作掩护。我们局的行动处把他们带到靠近吕扎尔士的瓦尔德瓦兹和卢瓦雷省的塞尔克特地区进行训练。该项计划是法、美合作的产品。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钱、出器材和某些特殊武器，法国方面负责把地下工作小分队空投到斯洛伐克的森林地带。




空投步骤是整个派遣汁划中最能体现革新精神的环节。为了把这些情报人员降落到尽可能远离城市的地方，即降落在着陆之后即能消失的真正丛林之中，总部训练他们在林区跳伞，以便适应。为了避免被尖硬的树枝刺伤身体，他们穿上特制的皮衣服，戴上面具保护头部，在易受损伤的部位，如喉头、关节、腹股沟、动脉等处，采取了加倍的保护措施。这套装束使他们俨然象一些“星球大战”中的士兵。




那时候，我正在塞尔克特进行个人训练以保持强健的体魄，因此，我目睹了他们为迎接这一伟大的空降行动而进行的准备。




①巴黎西北部的一个住宅区，环境幽静，馆舍豪华。——译者




这一行动不归我管，而由贝特朗负责。贝特朗又叫博蒙，是未来的研究室主任。不过他也象乌诺那样，在1970年突然被革职。




这次行动，虽然设想得很漂亮，可算是总部设计的最为雄心勃勃的一项行动，但结果如何呢？那些捷克人被抛出座舱以后就落网了。地面上早有一帮人手持冲锋枪，严阵以待，准备接收他们，只有报务员一个人拍回了他的消息，但他显然已被共产党作了转换脑筋的工作，他是在强制的情况下报回消息的。




严重的挫折、惨痛的败绩将久久地影响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上上下下的情绪。局里的气氛长期不正常，因为得不到答案的疑问太多了。几年之后，博蒙上校还受到本土警戒局调查人员的详细盘问，可是他们也永远得不出任何结论。




我常常回忆起我曾接触过的那些捷克人。他们相信我们的办法，信任我们的负责人，以为我们的机智足以挫败敌人的计谋。




我也许从未制订过开头充满无限希望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调动过如此可观的人力、物力，但今天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从未把一个人送往灾难。然而，我却一直象乌诺上校要求的那样，干着矛头针对俄国人的工作：我克服各种困难，冒着重重危险收集东方的情报。




我以自己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并不试图向敌后派遣几个间谍营。那不是我的任务，我是搞情报的。然而，我搞的这些情报最终却成了各个处所能依据的唯一真实情况和唯一有价值的成果，为了搞到情报，我四出搜寻，总能得手。必要时，到化粪池里去捞也可以。下面就说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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