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顽强和死战不退，有太多的解读。这就驱使我探询真像。

在国内有一历史教员，他声称：只是由于斯大林的227号命令，由督战队拿机枪，逼着部队冲锋。是这样吗？

我查看了斯大林的原命令。

斯大林要求：每个方面军成立1~3个惩诫营，每一个集团军成立5~10个戴罪立功连。在斯大林格勒城，只有62集团军和64集团军一部。就是3个惩诫营全被毙掉，也只有3000/4000人，这能挡住德国的第六集团军的27万人？这不可解释。

再有，有人说是拿不懂俄语的中亚战士，去消耗德军的子弹。且不说中亚已并入CCCP已有二十年之久，俄语是官方通用语，在红军中的大部战士，都懂。起码基层军官懂。只用人来消耗子弹，能打胜吗？连在最危机的莫斯科保卫战时，316师就是中亚的。个个英勇善战，被授近卫军称号。那句著名的：俄罗斯虽大，但我们无路可退，莫斯科在我们后面。就是这个师喊出的。是哈萨克族人：保尔江写出来的。我认为，苏军没有那样无知！

在苏德双方拼到眼红时，确实枪毙了一些人。崔可夫说：“九月十四日，我开枪打死了一支部队里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之后又毙了另外两个旅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其他人见状，全都吓傻了……”

阵前处决后退者，逃兵，是所有军队的规矩。记得北京军区的参谋长钟伟为彭德怀申冤：“说彭总在长征路上杀人，不对。人是我杀的。跟彭总无关。那个人是临阵逃跑，我执行战场纪律。。。”
实际上，在斯大林格勒，总共处决了300多人。从1942年开始，苏军从基层到将军，已经改变了战法。62集团军的司令员崔可夫明令：不具束于战斗条令，给战士以充份自由，化整为零，甚而是单人堡垒。苏军没有用人命去挡子弹，他们和德军在城里进行老鼠战斗，为每一楼层，每一间房屋争夺，他们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德军，苦不堪言，损失残重。“兵临城下”是一部好片，但它用西方人的思维和艺术描述，来表现瓦西里和斯大林格勒，是不公正的。

好吧，到底原因如何？ 我想，一个德国人赫尔贝克的书“斯大林格勒协议“，回答了我的疑问。全书很长，我只好择其要而述：

1.  苏军士兵甘于牺牲，督战措施仅仅是次要原因。

无处不在的政治工作对确保部队士气发挥了关键作用。配置到每个连队的政治委员，夜以继日地向士兵们喊话，要求共产党员身先士卒。1942年8至10月间，苏军前线部队中正式党员的数量，还是由2.85万人猛增至5.35万人。巨大的政治鼓动，成功地让苏军士兵相信，比起德国人，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更加坚定；而只有相信自己是在为更崇高的目的奉献的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现在，尽管苏联共产党解散并重组。但它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中流抵柱的作用，不可磨灭。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2.  普通的苏联士兵，对“爱国主义”、“崇高理想”等主题相关的言辞提得越少。驱动着他们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拼死抗击一度占优势的德军第六军团的，更多的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仇恨。德军在苏联土地上烧杀掳掠，点燃了战士的怒火。

“看到年轻女人、孩子被吊死在公园的树上，这一幕给我们的冲击太大了。”上校皮奥特·扎耶切夫斯基说。他对一个德军弃守的据点印象深刻——一具战友的尸体横陈在面前，右手的皮肤和指甲被拔光或撕掉，双眼被戳瞎，左太阳穴上有个烙铁造成的伤口，右脸则被易燃液体烧得变了形……“侵略者的倒行逆施，使每个苏联士兵都极度渴望尽可能多地杀掉德国兵。狙击手阿纳托利·契科夫描述了他开枪杀死第一个敌人后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感觉糟透了，我竟然杀了一个人……但紧接着，我便想到了受难的同胞，开始无情地向德军开火。我变成了一个野蛮人，我杀他们！我恨他们！”

3.  我认为，还有一条，就是苏军将领和士兵同样：视死如归。我想谈一下斯大林格勒市内，承担最艰苦卓绝任务的62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中将。他于1940由斯大林派到中国，作为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1942年归国，并在七月的危机时刻，接手64集团军， 后来是62集团军司令。从此，他没有后退一步，一直坚守在斯大林格勒城，没有过伏尔加河。他告诉部队：我发誓，我要守住这座城市，不然，我就战死在这里。1942年十月中，德军冲到他的司令部400米的地方。他做的是：把手枪清理好，确保当德军冲进来时，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脑袋。

 

正是无数英雄的战士，换取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他们的英勇，不可污蔑！

我和我的后代，一定记住为中国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先辈。他们是张自忠和杨靖宇，是埋在缅甸的森林和黄土高原的忠魂。我们可以有如此多的歧见，但抗日这一点，中华民族没有疑义。

我尊敬全世界的反法西的战士，无论他/她们说何种语言。这也是我感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初衷。

这是几张图片，我们把他看成是无数战士的缩影吧。那金色的将星后，是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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