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罗在丹吉尔 

每当我看到电视连续剧《完不成的使命》的一个片段时，我就会想起彼德罗。我是采用和电视片中相同的办法，根据照片上的模样选中他执行一项任务的。人们记得，在电视片中，每次行动之前，行动组长都要翻阅一本“像册”，根据各人的相貌，以往的功绩及各自的特长遴选他所需要的特工人员，而其他条件较差，不适宜去完成任务的人，则被淘汰。

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丹吉尔港这个地痞流氓，走私犯和在逃的黑手党人①麇集之地，乃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购买军火的主要场所。要打入这个天地，我不能选派一个仪表堂堂，发式讲究、毕业于综合工科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②的小伙子。我需要一个能够混迹于“狼群”的人。他的外形要适合他将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要有一付强盗嘴脸。倒不一定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粗鲁汉子，但应该是一个迷人、洒脱、狡黠，既能令姑娘们倾倒又能为黑社会接纳的盗贼。

在一大堆照片中间，我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我怎么没有想起他来呢！”我自言自语地说，“彼德罗去正合

①黑手党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后发展到美国，成为一种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②综合工科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是法国的两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专门培养高级技术人材和行政官员。——译者

适！”

彼德罗下巴削尖，面孔微陷，从左太阳穴到下巴颏儿有一道长长的刀疤，目光时而温柔体贴，时而令人生畏。他和电视片中的主人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人都粗犷膘悍而又风流倜傥。

为了加深印象便于记忆起见，我把照片背面的几行字又念了一遍：“马科·卡尔维特，又名彼德罗，原外籍军团军士，在朝鲜和印度支那作战十五年，战争给他留下了那遭惨白的长长的刀疤；原籍西班牙卡塔卢尼亚，能操一口熟练的西班牙语和英语。”丹吉尔是一个国际港口，要在那里站稳脚跟自由行动，就必须掌握这两门语言。

此外，马科对情报工作已颇为熟悉。1954年，外籍军团安全局的负责人让他离开部队，并建议他去阿尔及利亚南部的艾格瓦特开设汽车加油修理服务站。

“可我不想离开军队啊！再说，我也没有钱！”马科表示说。

上司告诉他，并不是真的要他离开军队回去当老百姓，至于开设汽车加油修理服务站的经费，会有人向他提供的。外籍军团安全局指望他在那里监视军火走私商从利比亚和突尼斯通过撒哈拉沙漠的小道、用骆驼和卡车运送武器的整个活动。马科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直到走私犯识破他的庐山真面目时为止。

为了使他能继续在其它地方开展活动，外籍军团安全局想出了一个可以同间谍电影中的情节媲美的办法。一天，有人在阿尔及尔港口捞起一具尸体。死者是被匕首刺死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当局宣布，死者身份已经查明，是原外籍军团军士马科·卡尔维特，可能是在一场斗殴中被杀死的。

于是，马科摇身一变，成了彼德罗。他是为各军事情报机构效劳的，但却提出要求，想到第七处来工作，想到第七处来的并不只是他一个。提出申请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我们干些什么，但是对于我们的行动，人们却交口称誉，赞叹不已。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接纳新成员的会议上，总把我们树为榜样，所有迷恋谍报工作、性喜冒险的人都希望到我们处里来。

因此，我召见了彼德罗。他是我完成预定计划所需要的理想人选。此人瘦小精干，皮肤黝黑，步履轻捷，多疑而寡言，活象个摩尔人，颇有点美男子风度。况且，他在军队里还当过报务员，会使用收发报机。他确实具备完成任务的全部条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特工好手。执行任务前，我让他接受了一次突击训练，背熟我们的密码。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最后的考核。心理技术专家也说他性格稳定，精神平衡，值得信赖，而且是一条真正的硬汉子，不会因为情场上的风波而栽跟斗。

彼德罗临行前，我向他交代了他工作的重点对象的情况，就是那个出生在拉脱维亚的德国人——乔治·普赫尔特。1948年，普赫尔特移居丹吉尔，还带来了一条小型拖网渔船“红色巫婆号”。起初，他专门走私美国香烟。此人野心勃勃，希望在北非市场上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便开始做起军火生意来。开始，他向反对法国的摩洛哥叛乱分子提供武器。随后又向突尼斯人提供武器。而现在，经老顾客热情介绍，他又在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效劳了。他的船队新增加了五艘，特别是增加了几艘快艇。这些快艇航速高达四十节，能够甩掉缉私船只的追踪，把货物卸到荒无人烟的海滩上。还有一些退役海岸巡逻艇也加入了他的船队，从事走私活动。

彼德罗带着发报机来到丹吉尔。一抵达目的地，他就想在城外俯瞰海湾的高地上找一座别墅住下来，以便随时能用望远镜监视来往的船只。他找到了一幢房子，离普赫尔特的豪华住宅不远，位置比他想象的还要好。从屋顶的平台上，可以观察德国军火商家里发生的一切。在军火商的内院里，一个年轻美貌的棕发女郎在懒洋洋地晒太阳。彼德罗根据我们给他看过的照片，认出她就是普赫尔特的女儿玛丽娜。彼德罗的任务就是勾引这位女郎，设法通过她接近德国商人，同商人结成莫逆之交。

彼德罗毫无顾忌地把天线架在别墅的屋顶上。没有人会因此对他产生怀疑，因为这个城市里充斥着外国人、走私犯、掮客、同世界各地都有联系的大商人、流亡的政客、暗藏的恐怖分子，甚至于间谍特务。像他那样的天线，真是不计其数。万一有人找他的麻烦，他也可以说，他酷爱音乐，常常收听世界各地的音乐广播。我们在弗施罗尔监听中心非常清晰地收到了我们的“音乐迷”发回的最初几份电报。丹古尔实在是特工人员活动的理想场所，那里的电离层特别有利于秘密电台播音和发报机电波信号的传播。

彼德罗开始在丹吉尔城堡周围闹市的小巷里转悠开了。他双手插在裤兜里，就像本地人那样轻松自在。他在法兰西广场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喝咖啡时，结识了几位朋友，并表示愿为他们帮忙。

这个小伙子天生好鼓捣，他既乐于助人，又样样精通，比如修理个马达什么的。若是哪位海员病倒了，他不用央告就会跑去顶班。再苦再累的话他也不怕。他随时都能到船上去帮着卸货，搭上一把手。他麻利能干、谨慎稳重，这都是为黑社会所赏识的优点。走私贩子、地痞流氓、拉皮条的和扒手小偷们很快就让他进入了他们的小圈子。没过多久，他在海港就成了大家所熟悉的人物。每天上午九点钟光景，他都跑到弗尔梅街一带去溜达。普赫尔特的“阿斯特拉马尔进出口公司”办事处就设在那里。这家公司是他为掩护其真实活动而建立的。彼德罗留神注意着普赫尔特走出门来。他远远地跟着这位德国商人。普赫尔特臃肿不堪，红通通的脑袋直接安在粗大的躯体上，胖得连脖子都没有了。

他定期到港口视察他的船只，扯着嗓门向各位船长发号施令。他的船队名义上是捕捞龙虾的。船队返航时也确实是满载而归。但实际上，普赫尔特的快艇是在公海上同装运走私物品的海盗船只碰头。走私物品包括：削价三分之二的美国香烟、威士忌，机床、金条、光学仪器和照相机。最近一个时期，军火成了主要的走私品。货物在公海上交接，这样就能躲避海关的检查。然后，普赫尔特的快艇满载走私物品，直驶摩洛哥海岸某些人迹罕至的海滩和小湾，货物在那里卸下并隐蔽起来。返回丹吉尔港之前，普赫尔特的船队再从当地小户渔民那里买下成筐的龙虾装到船上，就有点像一无所获的猎人在回家之前向别人购买猎物一样。

昔赫尔特清楚地知道，丹吉尔当局了解他的底细。但只要他不被当场抓获，别人就奈何他不得。由于他的快艇总能够甩掉西班牙、摩洛哥和法国海关在这一带海域的缉私船，他那“抓不住的走私贩”的名声便越来越响了。

中午十二时整，普赫尔特到明扎旅社的酒吧间和他的女儿玛丽娜会面。这是丹吉尔的一家高级旅社，正门朝自由路开着，并不十分起眼。然而，在它那宽敞的内院里，却棕榈掩荫，平台处处，喷泉溅珠；游泳池的一洼碧水映入眼帘，宛若抄漠中清凉、宁宓的绿洲，令人心旷神恰，留连忘返。彼德罗成了这里的常客。

他在普赫尔特女儿的面前，总是彬彬有礼，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向她致意，微笑，有时寒暄几句，但却并不走近她的身边。在彼德罗动身之前·我们同他一起周密地制订了引诱玛丽娜的计划。

彼德罗必须想尽办法，使德国女郎真的对他产生好感，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激起她的诚挚的爱情。我们叮嘱他，要通过他庄重的举止，本人的才华和神秘莫测的风度，博得德国女郎的敬重和欢心。

玛丽娜和彼德罗之间的关系渐渐融洽起来。他们在海滩上约会。纯朴的爱情与日俱增。玛丽娜从不向她父亲隐瞒什么，她向父亲谈了这个年纪略大、体格健壮、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谨慎小心的普赫尔特进行了调查。他所了解到的有关彼德罗的一切都使他放心，我们的这位特工人员成功地为自己涂上了一层完美的保护色，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单枪匹马的冒险家，一个碰运气的旧军人的形象。象普赫尔特那样贪婪冷酷的人，是不愿意让女儿找一个毛头小伙子的。他赏识彼德罗的坚定、狡黠和隐秘。他甚至认为，彼德罗可能成为他的合作者。普赫尔特常常外出旅行，临行前便要求彼德罗照料玛丽娜。他知道有人保护他的女儿，就感到更加放心了。

他毫无隐瞒地向彼德罗透露说：“我受到了威胁。有人把一些小棺材寄给我。法国的谍报机构想吓唬我，让我打消和阿尔及利亚人合作的念头……”

普赫尔特那双陷在堆满脂肪的眼窝中滴溜溜乱转的鼠眼突然盯住了彼德罗。

“对了，你是法国人……”

彼德罗做了一个表示轻蔑的手势，打消普赫尔特的顾虑。

“在我血管里流着的，首先是西班牙血液。再说，最使我感兴

趣的，是别人给我出的价钱……”

彼德罗说，他通过在马德里当商人的朋友，保证能够买到一批口径为9毫米的崭新的德国冲锋枪。

普赫尔特竖起了耳朵，急切地探询：“能买多少？十来支？”

彼德罗耸耸肩膀说：“你要愿意，就买它一千支！”

“好！拍板成交吧！”德国人应声管道。他对玛丽娜的这位朋友愈加敬重了。

其实，彼德罗只不过是按照我们事先制订的骗取普赫尔特信任的计划行事而已。那批冲锋枪将由我们在马德里的公司提供，五美元一支，价格之低廉足以击败任何竞争者。德国人喜出望外，上了我们的钩。他转手以每支一百二十美元的价格将这批冲锋枪卖了出去，包装费和运输费尚不计在内。这笔生意使他捞足了油水，心情十分舒畅。彼德罗深受他的信赖，从此以后便掌握了他的全部活动，知道他接触哪些人，谁是他的供应商，谁是他的主顾，甚至事先就能获悉他在欧洲旅行的行踪及其船只的话动情况。普赫尔特和玛丽娜，尤其是后者，对他毫无隐瞒，向他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情报。有了这些情报，我们就可以控制、阻碍、搅乱并最后切断“费拉加”的武器供应。任何情况都逃不过彼德罗的耳目，他如实地将一切情况用密码报告给我们。

每当普赫尔特来到欧洲大陆，在日内瓦、法兰克福或汉堡会见客户时，我们总是派人跟踪他。这样，我们在1956年6月底发现，汉堡港有很大一批军火要装上普赫尔特的“红色巫婆号”渔船。

然而，这艘船的续航时间足以摆脱我们的追击，而船上的军火一旦送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战士的手中，就可能使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炸沉“红色巫婆号”渔船，但我们不能在汉堡炸船，以免引起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同的外交纠纷。我们必须趁普赫尔特的渔船中选在丹吉尔停泊时抓住时机下手。

我要求彼德罗一发现“红色巫婆号”渔船进入丹吉尔港就立即通知我们，但我没有向他解释我们对这条船表示关注的理由。因为，我坚持只让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知道尽可能少的情况。为了实现炸毁渔船的计划，我同行动处进行了联系。行动处是秘密战中专门从事这类活动的机构。对这个处的每个军人，我都是非常钦佩的。我曾多次同他们一道，在他们的塞尔克特基地接受训练，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但是，行动处的人往往过于胆大，以至于显得有点鲁莽。他们沿袭了第二次世界大成中别动队的行动方式，习惯于明目张胆的奔袭。他们往往缺乏于我们这一行的基本素质：不为人所注意，不留任何痕迹，严格按秘密工作者的准则进行活动。

“红色巫婆号”己经进入丹吉尔港，决定性的时刻眼看就要来临。正在过时，行动处处长鲁西亚上校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他说话的声调流露出惊慌不安：“我派了七个人，已经到达现场……”

“炸一条船就派七个人？于吗不派一个海军师去呢？”

我的讥讽使他感到极不自在。在我看来，派两个人去就绰绰有余了。可是，人海战术已经成了行动处的传统。

鲁西亚又说：“麻烦的是他们没有炸药。”

“什么？去了七个人，却投带炸药？”

时间已经是上午九点了。怎样才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躲过海关和警察的检查，把炸船所需要的炸药送到丹吉尔呢？如果今天白天送不到，“红色巫婆号”明天就可以平安启航，它那一船能置法国士兵于死地的货物就将运抵目的地。人们又一次指望我来摆脱由于局里的工作缺乏远见、缺乏协调和疏忽大意而造成的困难局面。为此，我不得不让我的一个最好的合作者、一个普普通通的联络员、一个过着恬静生活、值得羡慕的老爹，去冒极大的危险。

“把雷蒙·杜埃给我叫来。”我对女秘书说。

这位航空邮运公司的老前辈和他的老板迪迪埃·多拉代表了整个一部史诗。他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雷蒙·杜埃已年满花甲，为人谦逊、朴实，很晚才当上父亲：六个孩子都还年幼。作为法国航空公司负责北非地区业务的首席监察员，他无需作任何解释，就能够搭乘公司的任何一架飞机，他的提包都是自己随身携带，从不登记，也不受检查。

每到一地，他总是受到机场领导客客气气的接待，并且不必办理任何海关、安全和边防手续就可出机场。只有他才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把炸药送去。

“你们有飞丹吉尔的班机吗？你能不能带着这包东西马上到那儿去一趟？”

“事情这么紧急吗？”

“是的，杜埃先生。不过，我要告诉你，你可以答应，也可必拒绝。”

我生平第一次把惯有的审慎抛到脑后，我觉得必须把事情的

全部真相告诉这个正直而勇敢的人。

我告诉他：“这个包裹装的是炸药和一个引爆装置。必须把它送到丹吉尔，交给那些等着用它的人。所以说，这个任务是很危险的。”

“你认为我是唯一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人喽？那么，请把包裹交给我，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他脸上带着诙谐的神情又问：“万一有人问起我带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说呢？”

我用同样的语气告诉他：“就说是砂糖。”

在飞机上，机组成员恭恭敬敬地请杜埃到驾驶室就坐。他若无其事地将提包放在膝盖上。1956年7月2日，也就是第二天的下午，彼德罗在望远镜里注视着“红色巫婆号”启航。他看到普赫尔特的渔船缓缓地向远方驶去。正当渔船加速，开到八节的时候，一声巨响，船身被炸成了两截。方圆几公里之内都能听见爆炸声。普赫尔特冲到码头，眼巴巴地望着他的渔船迅速沉没。渔船带着满舱的武器弹药在大海上消失了。

在图雷尔总部，众人额手称庆，皆大欢喜，我却不愿分享快乐。当然，我们是成功了，但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啊！有多少特工人员不必要地冒了极大的风险才艰难地完成了这次任务？我不会忘记，在最后一刻，我们几乎功败垂成。多亏杜埃老爹这位勇敢的文职人员，我们才摆脱了困境。可我却—直没有能够使他获得荣誉团勋章。“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告诉我，“他又不是预备役军官！”行动处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机构，但却不适宜于搞特工活动。

那天，我发誓再也不在如此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了。对普赫尔特来说，“红色巫婆号”的沉没不啻是命运给予他的一次沉重打击。但他并不气馁。

“我亲爱的彼德罗，”他宣称，“我要更加起劲地干下去。”

他丝毫也没有怀疑彼德罗参与了炸毁这艘渔船的活动，他悄悄告诉彼德罗，他刚同阿尔及利亚第五省的头子布苏夫进行了秘密会谈。第五省叛乱分子的主要基地设在摩洛哥的纳祖尔地区。

布苏夫怂恿他向正在组建的阿尔及利亚军队独家供应武器。阿尔及利亚人需要大量武器。为了开辟武器的来源，普赫尔特外出更加经常，活动也更加频繁了。他加快了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交货的速度，我们也加紧了反击。普赫尔特的“台风号”，“西罗哥号”、“阿特拉斯号”……一艘接一艘地被炸沉海底。

但是，阿尔及利亚人向普赫尔特提供了巨额资金，到1958年4月，他实际上已成为阿尔及利亚人的军火部长。

他私下告诉彼德罗：“他们要求我装备他们的所有部队，让他们使用同类武器，以便简化弹药供给的问题。”

在普赫尔特那张胖脸上，双目闪闪发光。这个四处飘零、无法无天的德国冒险家，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即将出现的祖国，他渴望在那里行使一部分权力。

“布苏夫答应独立后由我担任海运部长。我熟悉航运业务，可以负责整个对外贸易……”

“你就不怕法国人的威胁？”彼德罗故意问他。

普赫尔特做了一个手势，满不在乎地答道：“那太可笑了！阿尔及利亚人是会确保我的人身安全的，他们太需要我了，我每次出门，都会有保镖跟着。”

所有这些情况，彼德罗都象往常一样，准确地，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我们。

不久，我突然有一种不安和不祥的感觉，因为我发现，彼德罗报回的消息开始变得含混不清。他有时在电报中忽略了某些他应该掌握的细节，也不再向我们报告普赫尔特船队的全部活动情况了。再不，当他向我们报告有一艘满载武器的轮船正在进港时，实际上那条船却已经启锚开航。

在丹吉尔，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在考虑对彼德罗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前，我决意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首先把马德里活动组的一个特工人员派往丹吉尔，他的任务是观察并研究彼德罗的举止行为。彼德罗显得心神不宁，局促不安，对于向他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我未能掌握更多的情况。或许，女人能较容易地窥破他内心的秘密。于是，我又把平时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当护士的一个女特工人员派往丹吉尔。她摸清了情况，带着“诊断”结果，回到了巴黎。

她报告说：“彼德罗真的爱上了玛丽娜，双方正在热恋之中。我看到他们象一对情侣那样卿卿我我，在一起散步。彼德罗想必是悔恨自己不该间接参与使普赫尔特陷入困境的活动，他想保护情人的父亲。”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爱情与职责之间的冲突。这种感情若是发生在一个肩上不负重任的男子身上，或许会感人肺腑，他内心的痛苦也不无高尚之处。但是，我们正在阿尔及利亚向一个死敌进行斗争。彼德罗向我们隐瞒有关普赫尔特的情报，就是间接帮助他向“费拉加”提供军火，使法国士兵的生命受到威胁。

在一次各科科长参加的特别会议上，我提出采取我认为是必要的措施。

“我非常遗憾，”我说，“但是，必须除掉彼德罗。我将亲自到丹吉尔去处决他。”

要掩饰他的失踪并不困难。人们只知道彼德罗是个小商人。他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假死过一次，这次真正死去就会被说成是宿敌下手的结果。

可是，我的一些同事反对采取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他们惊叫道：“彼德罗过去可没少帮我们的忙啊！说不定他还能振作精神，将功补过。”

我不赞成他们这样豁达大度，但我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给彼德罗最后一个赎罪的机会。

彼德罗被召回巴黎，我们询问了他。还算不错，他没有试图回避。他向我们彻底坦白了。他承认出于爱情而玩忽职守，而且认为自己今后不配在处里工作了。

在普赫尔特成为阿尔及利亚人的特殊伙伴的严重时刻，在我们最需要彼德罗的当口，他动摇了。今后如何对付那位军火商呢？谁去顶替彼德罗呢？我们发现，尽管彼德罗没有忠于职守，他仍然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他在丹吉尔活动了三年，赢得了普赫尔特的绝对信任，并且博得了他女儿的青睐。我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即使彼德罗表现得焦躁不安、痛苦万分、令人难以捉摸，对于我们却仍然是有用的。

首先，我们可以想方设法把他控制得更严些，把他紧紧抓在手里。我们可以根据“长线控制”的原则，派人同他一道前往丹吉尔，负责对他进行监视。退一步讲，就算他能摆脱我们的控制，那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他把一切都告诉玛丽娜的父亲吗？这反而可能带来好的结果。普赫尔特一旦发现四处都是陷阱，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也许会从此洗手不干。如果彼德罗把发报机和密码也交出去呢？那也无关紧要，密码可以迅速更换。我们只是最终失去一个已经不太可靠的特工人员罢了。

然而，彼德罗却拒绝返回丹吉尔。他说，他再也不能欺骗他的心上人了。他宁愿从此不回丹吉尔，从此不见玛丽娜。看来，这个人重感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不能继续使用他，于是，我们就把他调到了另一个处去工作。

我们放弃了彼德罗，又不可能另起炉灶，再花很长的时间骗取普赫尔特的信任，但却必须很快地采取行动，这就迫使我们改变策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能使普赫尔特停止活动，那就是坚决把他干掉，我们征得政府的同意，决定从肉体上把普赫尔特消灭掉，让－皮埃尔·勒努瓦将亲自指挥这项行动。普赫尔特现在很少回丹吉尔，园此，我们没有选择丹吉尔作为下手的地点，而是决定在民族解放阵线“军火部长”新总部的所在地法兰克福采取行动。

法兰克福这座巨大的商业城市成了军火商、阿拉伯客户、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官员聚会的地方，成了欧洲大陆上进行军火交易的主要场所。那一笔笔生意都是在著名的国际博览会大厅或附近的酒吧间里谈判成交的。我们在法兰克福建立了用来掩护我们的特工活动的公司，安插了“管子工”小组。勒努瓦假扮成一位军火商，在城里最好的旅馆“法兰克福田庄”中租了一个大套间。他的房间正好紧挨着阿尔及利亚第五省叛乱分子头目布苏夫的代表布马扎的房间。这家旅馆中，负责接待的人和其他一些雇员都是我们的人。当布马扎、他的助手和前来拜访也的客人不在屋里时，我们可以随意进去把摊开着的文件拍成缩微胶卷，并在屋子里安装窃听器。

在电梯里，在大街上，在法兰克福博览会，普赫尔特和勒努瓦相遇不下上百次。他们甚至谈过生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买卖。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人却一个是猎人，一个是猎物。

正在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难以逆料的事情，它足以打乱最周密的计划。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由于行动处的某些人泄露了机密，在巴黎负责一些无关紧要工作的彼德罗得知局里已经下达了处决普赫尔特的命令，几天之内，也许几个小时之内，普赫尔特就将被暗杀。

在某种激情的驱使下，彼德罗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行前，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新上司和第七处的人也都不知道。彼德罗置一切禁令于不顾。他一下飞机，就跳上出租汽车，直奔林登街3号普赫尔特的住宅。

玛丽娜打开门，惊叫了一声：“被德罗！”

她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彼德罗了。他没作任何解释便销声匿迹，离开了丹吉尔，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盼望能听到彼德罗的消息。她不太明白是怎么一同事。她以为再也见不到彼德罗了，便跟随父亲来到法兰克福·现在，彼德罗事先未打招呼，就突然冒了出来，站在她面前。他的神色焦虑不安，目光迷惘呆滞。

“快！”他对玛丽娜说，“情况很紧急。你父亲在哪儿？”

“我父亲？他现在可能在巴伐利亚餐厅谈生意呢……”

未等她把话说完，彼德罗就转身走了。他瘦狼似的身影钻进了人群。他低着头，快步走着。忽然，他抬起头，楞住了，普赫尔特就在他跟前挪动着笨重的身躯。他急忙叫了一声，普赫尔特转过身来。

“彼德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有话跟你说！”

普赫尔特转动着他那双疑惑的鼠眼，仔细地打量彼德罗。他注意到，这位昔日混迹于丹古尔黑社会的小浪荡汉突然变得异常急躁不安，神情十分古怪。再说，这也不是重叙旧情之处。

“对不起，”他打断彼德罗的话说，“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去闲谈过去的事情！”

“可你一定得听我说，”彼德罗恳求着，“你正面临着生命危险，有人要杀你！”

“这又有什么新鲜的，”普赫尔特反驳道，“我早就知道了。你到法兰克福来肯定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吧！”

“你是早就知道了，但这次人家可真的要下手了。一项布置得十分周密的行动计划这几天就要付诸实施。”

普赫尔特臃肿的脸上，一双小眼都瞪圆了。

“你怎么知道的？”

彼德罗已无退缩的余地，他说得太多了。他只有把一切都坦白出来。或许，普赫尔特得知真情以后，会认真对待他的规劝，隐蔽起来，甚至可能从此罢手，不再干他那军火买卖。只要悲剧不发生在玛丽娜的身上，一切也许还是可能的……

“我是法国谍报机构的人。”彼德罗说。

普赫尔特顿时惊呆了。不一会儿，这个大胖子醒悟过来，猛地朝又瘦又小的被德罗扑过去。这时，行人纷纷转过身，把他们围拢起来。普赫尔特气得发疯，当着大家咆哮着：“混蛋！这么说：“红色巫婆号”、“台风号”，我所有那些被炸沉的船，都是你干的好事喽？我怎么早没把你看透！滚蛋！下流胚！”

“你怎么不明白，”彼德罗绝望地吼叫着，“他们要杀死你啊！”

两个身材魁梧、蓄着黑胡须的阿尔及利亚保镖护卫着普赫尔特。他们把手贴在装手枪的衣袋上，带着威胁的神色逼近彼德罗。彼德罗退却了，消失在人群中，但他在远处仍能听见普赫尔特没完没了的诅咒声。

星期天，彼德罗想去找玛丽娜。玛丽娜让他吃了个闭门羹。

他一次又一次往普赫尔特家里打电话。玛丽娜拒绝同他通话。

“你要是再打来的话，”普赫尔特回答，“我就报告警察。”

彼德罗下不了回巴黎的决心，他给巴黎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说他病了，需要休息几天。为了能在路上截住玛丽娜，把事情向她解释清楚，他星期一在林登街附近转悠了整整一天。他窝在一个角落里窥测动静，却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的周围，我们给普赫尔特撒下的罗网正在收拢。

星期一晚上，勒努瓦手下的一个特工人员偷偷钻进停在普赫尔特住宅前的奔驰-190轿车。另一个特工人员用吸铁石在车盘底下安上了一颗装满钢珠的炸弹。离现场一百米处，有三个人负责警戒。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现德国巡逻警察，就相互展开殴斗，以便把巡逻队的视线吸引过来。结果，在安装炸弹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正当彼德罗在法兰克福机场准备乘飞机返回巴黎时，他听到了高音喇叭播送的消息：“一位经常出入博览会的大商人由于座车被炸而丧身，死者是法兰克福商界颇受敬重的普赫尔特先生。”

彼德罗找到一个公用电话间，接通了玛丽娜的电话，恳求她听他把话说完。他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并表示他将离开谍报机构，他希望一切都从头开始，但愿玛丽娜能给他一次机会。“可我的父亲，你给他一次机会了吗？”德国女郎嚷道，“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我刚把你的相貌特征报告了警察。我希望他们把你扔进监狱，让你永远不见天日！”

彼德罗挂上电话，乘飞机走了。他后来果真离开了谍报机关，一度在法国东南部一家重要的原子能工厂负责保卫工作。他还曾以他熟悉的故事为素材，帮助若塞特·布鲁斯构思间谍小说。但是，那次遭遇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伤痕。

星期二上午，差不多就在彼德罗获悉普赫尔特死讯的同一时刻，让－皮埃尔·勒努瓦在法兰克福博览会大厅里走近一群惊恐万状的军火商身边。他们都刚刚听说他们的同事普赫尔特被钢珠炸得血肉横飞的悲惨结局。勒努瓦戴着浅色墨镜，他那神秘莫测的脸上掠过一丝暗暗的微笑，倏忽便收敛住了。他心想，这次漂亮的行动对所有那些靠贩卖军火反对法国而大发横财的商人来说，不啻是一次严重的警告。

抵抗战士和“合作分子”① 1

现在，在整个欧洲，一场反对军火商的大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采购人员对于军火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摆脱了中、小商人，转向“巨富大贾”和国际公司，甚至转向某些国家的政府。

杀死一个无赖，破坏一批物资，炸毁一艘轮船，这些做法已不足以制止大批武器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入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开始时小规模活动的阶段已告结束，他们现在真正组织起来了。大规模地购买军火，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需要专门的金融机构做出规划，需要银行协助，需要更多的海运和空运工具。

叛乱分子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拥有巨额战争经费。由于阿拉伯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再加上对阿尔及利亚劳动者的征税，因此这笔经费还在不断增加。阿尔及利亚民救解放阵线可以毫不在乎地订购价值几十亿的军火。

斗争日趋激烈。今后，我们如何对付这场新形式的贸易战，技术战呢？在丹吉尔采取的那种活动方式早已成为过去。柴尔涅茨基“亲王”在这时候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

“也许你会对瑞士的某些金融机构感兴趣，”他说，“它们伪装

①所谓“合作分子”法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寇合作的法奸的称呼。——译者

成信贷机构，实际上是为形形色色的革命组织效劳。”

柴尔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他在日内瓦拥有一套住房，专门用于特别机密的接触。他的某些秘密交易就是在那里通过中介人间接做成的。一天，他把我带到一栋漂亮的楼房前。这座楼房座落在日内瓦市中心鸡鸣街口，附近有一座英国圣公会小教堂。楼房门上挂着一块不大引人注目的牌子，说明这也是一个金融机构。

在日内瓦，这样的私人银行和金融公司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设在地下室里。

“你瞧，”他对我说，“阿尔及利亚在军火方面进行的金融交易和有关业务都集中在这座楼房的四层楼上，那里是雷克西姆公司的所在地。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到这里来订货。这里甚至还推销某些带有奇特装置的新式武器。”

这个机构使我颇感惊奇，于是我把格雷罗上校派到了那里去。他又叫做罗贝尔，是我们军火交易科最优秀的成员之一。

罗贝尔上校自我介绍是一位新式武器的收藏家，要求测试一种最新式的消声器。这种消声器是由瑞士发明的，既适用于手持轻武器，又适用于迫击炮和火箭筒，不仅能消声，而且还能掩盖住射击时发出的火光和硝烟。雷克西姆公司的人在日内瓦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作了一次示范表演。装上消声器的武器射穿了一百公尺开外的一本厚达五百页的瑞士电话号码簿，听到的只是子弹穿透纸页的格格声。

“我见到了雷克西姆公司的老板，”罗贝尔对我说，“他叫西莫南，他非常留恋战争期间在巴黎度过的时光。”

这条线索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军火交易科最好的眼线之一诺尔贝尔是这位西莫南的老朋友。

我向紧咬着嘴唇的格雷罗上校概要地叙述了西莫南和诺尔贝尔这两个人的异乎寻常却并不能给人以教益的历史。格雷罗上校是一位了不起的抵抗战士，曾和他的朋友布兰①在自由法兰西的

①曾任法国劳工部长，后自杀身死。——译音

同一组织中共同战斗过。

1940年，西莫南在巴黎攻读文学，为了谋生，同时还在阿斯科酒吧间当招待员。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歌女。为了能向这个女人赠送大量礼品，甚至奉献一座剧院，他便和德国人勾搭起来做生意。他买下了几家酒吧间、歌舞餐厅、夜总台和电影院，成了巴黎不纯分子和“合作分子”中的一个头面人物。

诺尔贝尔是西莫南从事不正当交易的搭档之一。他专门向德国军队出售皮革，同时也出售子鸡。德军占领期间，他也发了一笔横财。他冒充艺术爱好者，大批贩卖从犹太收藏家那里抢来的艺术品。他就是这样把罗丹①那尊题为“碰破鼻子的人”的著名雕塑搞到手的。

当时有三万五千多人为他工作。他拥有波尔多著名的梅里尼亚克古堡，还有比约制鞋厂和巴黎十一家最大的电影院，其中包括爱丽舍田园大街的隐士之乡电影院。在当时的德占区，他是巨富之一。

诺尔贝尔甚至颇为喜欢嫁给西莫南的那个漂亮歌女。他们三人尽情玩乐，痛饮香槟酒，钱财却越积越多。解放以后，一切都变了，法国人诺尔贝尔在瑞士避难，巴黎的法官缺席判处他死刑，可他权当没有这么一回事儿，而瑞士人西莫南却坐失良机，没有跑成，法国的法官以经济“合作”的罪名判处他十五年徒刑，他被关押在拉桑泰监狱里苦苦地等待着服刑期满。

然而，诺尔贝尔却不该得意得太早。瑞士联邦固然是好客的，但必须以瑞士公民不在国外受苦为条件。当法国当局向伯尔尼提议用西莫南交换诺尔贝尔时，瑞士的法官就毫不犹豫地践踏了庇护权的神圣原则。为了解救瑞士人西莫南，他们引渡了诺尔贝尔，于是诺尔贝尔就代替西莫南在拉桑泰坐起牢来。

①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著名雕塑家，其作品“加莱义民”是十九世纪末叶纪念碑式雕刻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译者

两个人交换了位置，西莫南因此重获自由。那个歌女对如此不公正的做法感到厌恶，便拒绝跟随丈夫前往那个以钟表闻名于世的国家。她独自留在巴黎，不时给诺尔贝尔送些橙子，使他在严酷的境遇巾得到些温存。

这种司法上的对调，若不足凑巧对我们第七处反对军火商的斗争产生了幸运的后果的话，也就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

阿尔及利亚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将诺尔贝尔招收了进来。他出狱后，当上了海关调查局局长吉肖内的眼线。他们恳求他，甚至祈求他重操旧业，再去经商和走私，不过，这一次他就有了正当的理由。诺尔贝尔从西德整卡车整卡车地进口吃角子老虎①，最早向巴黎市场投放了半导体收音机。他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警察和海关的帮助，每次外出时也受到了它们的保护。

他的车队装满了从国外运来的走私商品，前面有一辆警车开道，后面还有一辆警车押尾，深更半夜从德国穿过洛林省进入法国。这番情景真该见识见识。在这些走私活动的掩护下，诺尔贝尔在黑社会中站住了脚跟，他能了解到那里发生的事情。由于他的告密，海关打击走私犯的活动不断奏捷。诺尔见尔价值千金，却也负债累累。税务局说他一直没有纳税，连同德国人进行经济“合作”的罚款都没缴纳，因此责令他补缴五十亿法郎。

他后来曾向我们讲起，他被税务局纠缠得没有办法，于是，有一天便去求见当时的财政部长安托万·比内，恳求部长为他说情。

“凭什么呢，亲爱的先生？”头戴小帽的比内问道，“你知道你在要求我做什么吗？”

“可是，比内先生，我们曾经在一起做过生意，你不记得啦！”

“不，我根本不记得，叫你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要知道，

①一种赌具。——译者

如果你上了岁数，我还可以说你年纪大了，给你帮点忙，可情况并非如此！”

“比内先生，”诺尔贝尔牙齿咬得咯咯响，“你的记性可真好！”

诺尔贝尔气坏了，决定拒绝工作。眼线罢工，这在海关还从来没有见过。海关负责人想到诺尔贝尔可能会坚持下去，不再提供任何线索，便惊慌起来。他们终于把这件事办妥了。诺尔贝尔每月向税收员缴纳三万旧法郎，直到去世为止。这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然而，这个狡猾的家伙却继续在专门保护下依靠走私积攒他的万贯家产。

第七处把诺尔贝尔接受下来正是时候。一场悲剧在酝酿着，我们获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刚刚从挪威诺贝尔炸药公司购买了四十吨梯恩梯炸药。这批炸药将在汉堡港交货，然后再装上普赫尔特的“阿特拉斯号”轮船运出。“费拉加”需要用这些炸药炸毁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境的水坝。这么多的梯恩梯炸药真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局领导下达了指示：“不能让这条船到达目的地！”

说起来容易，可我们却必须从停泊在锚地的几百艘商船中把“阿特拉斯号”找出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能操一口流利的德语，能被人看作是一位可爱的“老实人”，看作是本地的一位安分守己的市民。而且，此人在当地还应该有几个关系，好帮助他接近船只。

我们必须迅速完成任务，这简直是和时间赛跑。货物预定在1958年9月26日白天到港，但至少应在货物到港前八天把“阿特拉斯号”查找出来。这是行动处做好准备，做出部署所必需的时间。

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奇才完成这项任务呢？当军火交易科开会讨论时，响起了诺尔贝尔的悦耳的声音：“我可以试试，我在那里有朋友！我不知道他们见到我是不是高兴，不过，这能促使他们帮我们一个大忙！”

格雷罗上校跳了起来·这个军人态度严谨，不苟言笑，行为端正，从不越雷池一步，后来当上了军事安全局的副局长。他非常清楚，诺尔贝尔所说的朋友是指他在德军占领时期的老同事，后来又在德国警察和行政机构中继续任职的前纳粹分子。格雷罗是怎么也不愿意使用一个原“合作分子”的。

可是，谁又能比诺尔贝尔干得更漂亮呢？我们这个走私犯身材矮胖，脾气又好，看起来总象是伤了风似的，但却比谁都更狡猾。他装扮成商人前往汉堡，但模样却并没因此而有多大改变。

他果真跑去找认识他的几位高级人士，他们认出是他，可并不感到欢欣。不过，这个家伙了解他们不光彩的过去，很有点碍手碍脚，又有什么办法不帮他的忙呢？

诺尔贝尔凭着一张特别通行证来到了巨大的汉堡港的码头。

汉堡港是世界上最大最拥挤的港口之一，他在那里夜以继日地连续打听了三个星期。

在这期间，总部恐慌起来了。如果诺尔贝尔没有发现目标呢？如果他无法确定“阿特拉斯号”的位置呢？那些不大相信他的人甚至说，诺尔贝尔可能是想把大伙儿都“涮”了。

因此，当一条规格同“阿特拉斯号”相仿的可疑船只离开汉堡驶向拉芒什海峡和大西洋时，局领导就感到惊慌了。尽管诺尔贝尔发回密电报告说，这是一条无害船只，法国海军还是在布雷斯特海面对这艘船进行了检查。船上只发现了一大批有柄平底锅。

诺尔贝尔冷笑了。他终于发现“阿特拉斯号”停泊在码头最靠边的地方，并给我们寄来了图纸。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行动处派出四名潜水员，带着图纸在布雷斯特港反复演习了一个星期。

在“阿特拉斯号”装货的前一天，他们乘坐一艘私人游艇驶进了汉堡附近的海域。

9月27日傍晚，“阿特拉斯号”船长办完了最后的手续。名义上，他刚刚装上的炸药是用于炸毁堵住利比里亚蒙罗维亚港口的沉船。轮船停在码头的最边上，准备第二天上午启航。

夜晚，游艇驶近汉堡。四个蛙人十分利索地潜入商船锚地，在“阿特拉斯号”船身两侧安装上了磁性水雷，这样在炸沉船只时就不致于引起船舱中梯恩梯炸药发生毁灭性爆炸。因为，法国可以允许自己炸掉“阿特拉斯号”，但不能炸毁汉堡港！

9月28日凌晨四时，一声闷响震撼了“阿特拉斯号”，接着又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轮船沉入港口的海底，它装载的货物永远也运不到目的地了。这次奇袭在西德引起了一片抗议声。法国受到了谴责，汉堡的社会党人市长宣布，今后禁止任何悬挂法国国旗的船只驶入汉堡港。他还补充说，即使是遇难船只，也同样对待。

西德警察局的潜水员在淤泥和轮船残骸中找到了很容易辨认出来的水雷弹片。因为，法国海军有一种令人恼怒的嗜好，他们使用的水雷全是漆成黄色的。这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传统，其它颜色的水雷是找不到的。行动处也不得不使用这样的水雷。所幸的是，德国警察接到了不使事态扩大和恶化的指示，他们假装无法确定水雷的产地。

我们后来派到西莫南那里去工作的，也就是发现并炸毁“阿特拉斯号”的这个神奇的无名英雄。西莫南是他在“合作”时期的老伙伴，现在是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效劳的雷克西姆公司的老板。

于是，诺尔贝尔便来到了日内瓦。他推开西莫南经理办公室的门，叫了一声：“咕咕！”使这个瑞士人吃了一惊。诺尔贝尔说，他想找个工作，混碗饭吃，再无其它要求，而且，他自己还带来了几笔生意，同他合作是有油水的。因此，西莫南尽管在开始时犹豫了一会，但仍将诺尔贝尔留在了雷克西姆公司。这家公司只有十五个职员，却控制着同阿拉伯国家进行的军火交易。雷克西姆公司是靠叙利亚的资金经营的，它遵照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命令行事。叙利亚参谋部在雷克西姆公司本部安插了一个女秘书，负责监视欧洲职员。诺尔贝尔居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了女秘书一年的情夫，而且装得比西莫南更亲阿拉伯。

后来，诺尔贝尔便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天使般的神情，慢慢地在暗中设下圈套，全力以赴地破坏对西莫南最有利的生意，当大马士革准备购买雷克西姆公司向它推荐的几千支冲锋枪时，诺尔贝尔就跑到巴黎见叙利亚的武官，悄悄地对他说：“请你相信我这个被法国判处了死刑的前纳粹份子，我是阿拉伯人的朋友，有人要骗你们，我可受不了。用来制造那些冲锋枪的钢材有裂痕！”

叙利亚人对他赶来通风报信表示了热切的谢意。随后，他们便取消了合同。对雷克西姆公司来说，这是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西莫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怎么会突然遭到如此冷淡而轻蔑的对待呢？

诺尔贝尔把他在雷克西姆公司翻箱倒柜发现的全部合同都告诉了我们。我们便利用这些情报，把运给那些向民族解放阵线供应军需的阿拉伯国家的成批武器拦截下来，转移到其它地方。雷克西姆公司不可思议地交上了恶运，对它十分有利的合同竟相继被撕毁了。西莫南开始在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一些客户不再上他的门，同时还建议诺尔贝尔另立门户，开设自己的公司。

“对你，我们是相信的，”他们对他说，“而西莫南却欺骗了我们！”

但是，行事谨慎的瑞士人西莫南把几份最重要的合同严严实实地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亲自保管。诺尔贝尔没法弄到手，所以我们决定采取我们惯用的方法：偷窃。我们婉转地称之为“技术方法”。

我坚持派这方面最优秀的特工人员、第七处“管子工”的头儿雷蒙·阿迈尔去完成这项十分棘手的任务。因为，自从瑞士总检察长杜博瓦受到一桩同法国谍报机构有必的案子的牵连而自杀身亡后，我们的瑞士邻居就变得非常敏感。后来，我们的行动处又在那里搞过破坏活动，在日内瓦粗暴地杀害了喀麦隆的流亡领袖费利克斯·穆米埃和军火商马塞尔·列奥波尔德。我竭力想避免出现新的丑闻。

我们的第二张王牌便是诺尔贝尔本人。他是雷克西姆公司的职员，向我们提供了办公室的钥匙。公司与附近的警察分局相距只有几步路，公司的警报系统直接通向那里。采取行动的那天晚上，他将设法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并且在走的时候切断警报系统的电源。

“还有一个困难，”诺尔贝尔提醒我们说，“西莫南在壁橱里放了一台录音机。开门、开窗或打开保险柜时，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录音机就会自行转动，把脚步声和掀动纸页的十分微小的声音录下来。每一个房间都有微型话筒和录音机相连。这样，即使有人在他外出时进入他的办公室，他也能够知道。”

这台录音机确实是个问题，万一西莫南发觉他的办公室被人搜过，即使文件都还放在原处，他仍会疑心满腹。最后，他就会怀疑到他的老伙计和同谋诺尔贝尔的头上。那样，诺尔贝尔就算完了。我们在过去的活动中尚未遇到对手采用这样的自卫方法，因此，必须想出一种技术措施来对付它。

经过几次试验，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电子实验室研制成了一种结构奇特的电磁铁。我们一进雷克西姆公司的办公室，就将它接在录音机的磁带上。它能在录音机转动的同时擦掉我们的声音。我们完成任务离开现场前，还可以用它将没有录上音的磁带转回原处。

剩下的事·就是要一分一秒地计算出我们来回所需要的时间，瑞士人准确的守时习惯迫使我们作此计算。从我们在阿纳马斯的基地出发到鸡鸣街雷克西姆公司的办公室，再从那里带着夜间的战利品回到基地，我们进行了二十次演习，一切都非常顺利。但在预定行动的那天晚上，却少了一个人，雷蒙·阿迈尔没有来。

阿迈尔迟到了二十分钟。他容光焕发，放声大笑，一付好斗的架式。他的摩托车劈啪劈啪地响着，就象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那样。他走起路来还有些摇晃，显然，他在来的路上见到芳当酒①时又犯了酒瘾。他壮起胆子，置一切禁令于不顾。他知道他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在这方面他是技术最高的特工人员，谁也没有他那两下子，能把难开的锁撬开。

“雷蒙，”勒努瓦对他说，“明天再干吧，今天已经太晚了！”

阿迈尔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激动，又回去喝他的芳当酒了。第二天，他准时来到了集合地点。整个行动象军事行动一样，准确地悄悄地进行着。他们进屋以后·把窗帘拉上，挡得严严实实的，免得光线透出去，一名特工人员甚至用一件大衣把自己遮住，以减弱微型相机闪光灯射出的光线。他用相机把西莫南保存在他专门保险柜中的全部合同、通融许可证、用户电报、海运或空运提货单、投资细则等文件一一拍摄了下来。

拍摄完毕后，将全部材料放回原处。阿迈尔拉开窗帘，将间谍录音机的磁带转回到起点，最后又检查了一次现场，他感到很满意。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当他刚要关上办公室的门时，突然在心里嘟哝了一句：“天啊！差点忘了！警报系统的电源还是断着的，伙伴们大概忘记把它接通了。”

阿迈尔是个至善论者，是不会有任何疏忽的。于是，他便接通了警报系统，从容不迫地带着装有微型相机和几十个胶卷的小手提箱走下楼去·

可是，行动计划原来规定，由负责切断警报器电源的诺尔贝尔在雷蒙·阿迈尔走后，再上楼把电源接通。

诺尔贝尔没有料到会发生误会，便按计划行动，他来到五层楼，放心大胆地打开了门。结果，警报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在夜空回荡。诺尔贝尔险些来不及冲进电梯。这时，警察从近在

①瑞士的一种白葡萄酒，－－译者

咫尺的警察局跑了过来。他们涌进了一台电梯。正当他们的电梯升上去时，诺尔贝尔的电梯下来了。

尽管发生了这起事故，警察局却没有产生任何怀疑。由于没有在雷克西姆公司所在的那层楼上找到任何人，它便得出结论，认为是警报系统发生了故障。西莫南也把没有做成对他十分有利的几笔生意归咎于一种难以解释的厄运。他的老主顾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他。

让诺尔贝尔公开进行活动的时机到了。我们这位特工人员大模大样地招摇了一番，然后离开了雷克西姆公司，把西莫南的大部分同事也挖走了。他在几百公尺以外的地方开设了一家公司，与雷克西姆公司竞争。由于我们组织的那次“撬锁”话动，他暗地里掌握了西莫南的全部文件。雷克西姆公司垮台了。仅仅十八十月的功夫，经营军火买卖最兴旺的这家瑞士公司就被一只“鼹鼠”搞得破产了。

从此以后，诺尔贝尔就在市场上取代了西莫南，我们通过他控制了在瑞士联邦进行的贩卖武器活动。我们想武装谁就武装谁，想破坏什么就破坏什么。一切都很顺利，诺尔贝尔成了我们在瑞士举足轻重的代理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次令人哑然失笑的荒唐事件。

当时，人们正到处谈论“红手党”，甚至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殖民主义的领导人和军火商等被人谋杀的事件都说成是这个极右恐怖组织干的。

实际上，“红手党”这个名称，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个临时特工人员在同几位德国记者谈话时偶然凭空想像出来的。

记者逼他说出谁是所有这些谋杀阿尔及利亚人和军火商案件的后台，这个法国人就想找一个脱身之计。过时，他突然看见桌上放着一包德国小红手牌香烟，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于是便装出一副坦白极为严重的问题的神情，煞有介事地回答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替‘红手党’卖命！”

战后最难以消除的神话之一就这样问世了。行动处的全部活动和第七处的部分活动也因此被安到了“红手党”的头上，然而这个组织却仅仅存在于幻想之中。

为了使人相信“红手党”的故事，有些人甚至还编造事实，说它有一个神秘的首领，由这位首领协调“红手党”的全部活动。

全世界的报纸都开始谈论起法国谍报机构的一位神秘的“梅西埃上校”。他的踪影仿佛随处可见，时时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然而，我十分熟悉这位梅西埃－马勒伊。他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军官，为人谨小慎微，从不出头露面。局里要他负责和盟国、特别是和美国的谍报部门交换情报。我在走廊上碰见他时，他总是贴着墙壁，毕恭毕敬地行一个军礼。

围绕着他的名字和他那神秘而又可怕的个性而进行的种种宣扬，既使他局促不安，又使他洋洋自得。他开始真的把自己看成是“红手党”的秘密首领、了不起的“梅西埃上校”了。

当诺尔贝尔建立新公司时，梅西埃正在瑞士当商务专员。一天上午，接受过第七处训练的诺尔贝尔发现自己身后跟了尾巴，有四个人不分昼夜地在日内瓦到处盯着他。

诺尔贝尔悄悄地进行了调查，这位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特工人员吃惊地发现，那些盯他梢的原来也是局本部的人。

瑞士警察知道诺尔贝尔是法国特工人员·他们对这种异乎寻常的来回跟踪非常吃惊，于是便开始跟踪起盯诺尔贝尔梢的那四个人来。

诺尔贝尔抱怨工作没法干下去。说现在不是给他制造麻烦的时候，因此，我便叫人去问梅西埃－马勒伊凭什么要“盯”上我的人。

他听了以后目瞪口呆，连声道歉说：“我还以为查获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大军火商呢。”

幸亏他没有象传说中“无情的梅西埃上校”那样把诺尔贝尔给干掉。

这桩事解决之后，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国际军火市场的影响就立即显出了效果。我们得到了确凿的证据，了解到慕尼黑德律风根公司的工厂向民族解放阵线供应通讯器材、军用发报机和电子设备等物资。不久，这些工厂的厂房被一场神秘的大火所吞噬。传说这是一场“偶然发生的”灾祸，因为警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痕迹。尽管如此，德律风根公司的老板们还是同阿尔及利亚的主顾疏远了。

我们通过核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订购的几批化工产品，还发现它在摩洛哥的盖尼特拉建立了一家生产凝固汽油弹的工厂，由一位西德化学家领导。当时，我们不但没有立即打击这家工厂，反而让它继续发展。后来，这位西德化学家参与了我们的活动，向我们报告了工厂实验室取得的成果。这家工厂已开始投产，并且储存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这时，我们认为下手的时机已到，便派出一支特遣队执行爆破任务。在一阵山崩地裂般的爆炸声中，凝固汽油弹工厂被夷为平地，生活区有半数房屋被刮倒和烧毁，邻近的一家英国圣公会教堂也被殃及。

戴高乐将军获悉这次爆炸毁坏了一所教堂后，严厉告诫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说，“我不许你们碰教堂！”

相反，对我们这次摧毁储存的大量凝固汽油弹一事，他连半句表示慰问和庆贽的话都没有说。阿尔及利亚人本来是指望用这些凝固汽油弹来打击法国部队的。

为了拦截和检查为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运进武器的船只和飞机，我们还得经常对戴高乐将军施展计谋，迫使他表示同意。但是，他认为我们的做法为君子所不齿。此外，由于我们现在日益频繁地同来自东方的船队打交道，他显得更加迟疑不决，不敢贸然给我们开放绿灯。共产党国家以前一直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持观观态度，现在也开始向它提供援助了。

首先使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国家改变态度的是柴尔涅茨基，在买卖军火方面，这个神通广大的波兰人在铁幕两边都能左右逢源。

他与其他大军火商一样，也有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军火公司的商品目录，而且还根据他的联络员提供的情况，随时加以修改和补充。每一笔秘密军火交易，每一起偷运军火的活动，他都了如指掌。

柴尔涅茨基在日内瓦有一个捷克联络员，那是国际劳工局的工作人员。1959年初，这个联络员通知他，捷克翁尼普尔公司的商品目录有了变动：一批重达八百吨的毛瑟枪和MG42型冲锋枪突然消失了。

“我们正在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库存的武器，”联络员对他说，“这一下全脱手了！”

“买主是谁？”我问道。

“一个叫汉斯·保尔曼的德国人，他在北非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

“是为民族解放阵线效劳吗？”

“是的。”

柴尔涅茨基陷入了沉思。这些捷克人怎样把武器运出去呢？他们自己虽然没有出海口，但可能请波兰人提供船只，使用波兰的格丁尼亚和什切青两个港口。柴尔涅茨基凭经验知道，翁尼普尔公司在波罗的海格丁尼亚港口拥有一个很大的库房，设在港口侧面的一个码头上，由民兵负责在周围昼夜巡逻。

柴尔涅茨基将上述情况通知我以后，我立即要求我们局的电报截收处密切注意布拉格发给这些船只的电报。悬挂捷克国旗的货轮一共有十二艘。

1959年5月中旬左右，其中的一艘——“利迪泽号”接到命令，起锚驶往格丁尼亚港，在那儿装载运往北越的货物。柴尔涅茨基同意负责核实，因为他在当地有内线。他报告我说：“根据公开的说法，‘利迪泽号’装运的是斯科达公司发往河内的汽车，目的地是海防港。”

柴尔和我都很明白，“汽车”一项往往是人们秘密运送军火的一个幌子。我们必须对此有所提防，同时加强无线电监听。

由于我们在一些领事馆和外交机构安装了配备有定向天线的大功率电台，因此能够截收到驻在国政府各部、各行政部门和地方企业之间相互拍发的无线电报。

电报截收处特别注意有关格丁尼亚港运输业务的无线电报。

在启航前装货的最后阶段，波兰当局发来的都是明码电报，这就大大地简化了我们特工人员的工作。

因此，我们很快就摸清了格丁尼亚港酌情况。4月1日，正当“利迪泽号”离开港口，准备驶向东南亚时，突然接到命令，要它驶往翁尼普尔公司的专用码头，最后再装上一批货物。我向局长报告说：“这肯定是保尔曼买下的那批军火！”

法国政府决定，万一这艘捷克货轮离开通常要停靠直布罗陀和苏伊士的航道，在北非靠岸的话，就立即扣留检查。然而，船上出示的证件完全符合规定，舱单证明整船货物将在海防港卸下。这艘形迹可疑的货轮离开格丁尼亚港后，我们就监视着它。货船驶出基尔运河，经多佛尔海峡进入拉芒什海峡。法国海军航空兵在这里发现了它，便紧紧盯着不放。我们还从奥兰海军基地派出“贝亚恩号”护卫快艇，隐蔽在马拉加附近的海面上。如果“利迪泽号”企图驶往阿尔及利亚海岸某个荒僻的地方卸下武器，“贝亚恩号”就立即将它截住。

但是，捷克人诡计多端，他们预料我们会采取行动，因此，“利迪泽号”在沿葡萄牙海岸行驶时突然接到命令，改道驶往卡萨布兰卡。

我们幸好截收到这封电报，便立即把货轮改变航向的情况通知海军。海军航空兵派出海王星巡逻机进行侦察，发现这艘货轮在大西洋洋面上，确实在向摩洛哥海岸驶去。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必须派遣“贝亚恩号”护卫快艇拦截“利迪泽号”，切断它的去路。这时，我又获悉“贝亚恩号”快艇无法从命。艇长担心，如果驶往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海域，所带的燃料可能不够，因此决定干脆返回奥兰基地。

要是换上另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对这样的惰性无能为力，便就此罢休。可是，我的反应总是非常强烈，也因此经常受到别人的责难。我立即赶往海军部，紧紧缠住海军部长办公室主任，恳求他命令“贝亚恩号”艇长不惜任何代价截住“利迪泽号”。我焦急万分，但仍然尽力压制心头的怒火，和他磨嘴皮子。几小时以后，我终于让他做出了决定：“贝亚恩号”驶向大西洋进行拦截；需要的话，可派出一艘补给舰，以便给“贝亚恩号”在公海海面上加油。

这样，我们就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海面上截住了“利迪泽号”，并把它押到米尔斯克比尔基地。我们查封了这艘捷克货轮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运送的军火。从船上起获的毛瑟枪枪栓上还有希特勒纳粹党的党徽和鹰徽。“贝亚恩号”快艇为此受到嘉奖，全部战功都记到了它的帐上。在官方文件中，从不提及我们顽强战斗的精神。我们的的确确是秘密工作者，我们的法律就是隐居幕后，不为人知。

后来，又有一艘东方国家的货轮——波兰的“里底亚号”——来到地中海，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这艘货轮在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港和科隆半岛之间频繁地穿梭航行，并在科隆半岛卸下运给“费拉加”的军火。我们再次敦促“贝亚恩号”护卫快艇进行干预。但是，不是由于命令下得过晚，就是由于快艇上的军官不太乐意充当宪兵的角色，我们的拦截计划接连失败了好多次。

勒努瓦嘟哝说：“这简直是个丑闻！”

特劳特曼以前是个水手，现在是我们局的研究室主任。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海军司令”。特劳特曼感到非常痛心，抱怨他曾经呆过的那艘快艇现在作风保守，但也不敢过分责怪他的那些老同事。

既然无法截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