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囚禁萨兰①的牢房里

我在博齐奥街的住宅几乎被团团包围。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成群结队地拥到我住宅的四周。他们站在我的一些邻居的屋顶上，窥视着屋子里的动静。他们想出其不意地用望远镜头来拍摄我的照片。只要一看到我家的窗户边有人影晃动，他们马上就咔嚓咔嚓地按动相机的快门。然而，不久前，我还是领导法国最秘密的一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依靠伪造的身份证和虚幻的贸易公司招牌，我的真面目从来没有暴露过。为了保密，我甚至避免参加有我们的英国和美国盟友出席的最机密的工作会议。即使对我的上级，我的助手、我的情报员和联络员，我也只用一个代号，他们中的某些人叫我菲维尔，而另一些人则用马亚尔、托马和多纳德等名字称呼我。

在二十多年时间中，我成功地把自己隐蔽起来，从来没有被人摄入相片，也从来没有让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叫“勒鲁瓦”。现在，我却被自己为之服务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抛了出去，人们无视保密规定，一下子公开了我的身份，并将精心选择的一些所谓“情报”故意透露给新闻界，这些勾当大多是原先属于公民行动队特工处的那些人干的，他们极其阴险毒辣地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所谓的“神秘的勒鲁瓦上校”，声称“他肯定了解本巴尔卡事件的底细”。

这种欺骗舆论的行动对本巴尔卡事件的真正的罪犯来说不啻是上帝的恩赐，使他们有时间把水搅浑，洛佩斯不断叫嚷：“我什么都跟我的上司勒鲁瓦－菲维尔上校讲了，他庇护了我。再说，

①拉乌尔萨兰(RaoulSalan)1958年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法国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1960年退休后去阿尔及尔，并在那里发表“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宣言，表示他与政府的立场有分歧。他曾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搞“秘密军队组织”，从事一系列恐怖活动，反对戴高乐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1961年他被缺席判处死刑，次年在阿尔及利亚被捕，后被判无期徒刑。

——译者

我只是履行了我的职责……”

新上任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吉博将军对上述事件的有关材料一无所知，甚至连我搞的那几份简报也没有看过，但他却在呈交政府的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中冷酷地指控我向上级隐瞒了我所知道的一切。这一报告的摘要还郑重其事地转发给了佐林格法官。

说穿了，他们想让人相信，只有菲维尔一个人有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是无可指责的，它什么都不知道，它在工作中也没有任何缺陷和疏忽……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对我进行了惩罚，将我除了名，并使我成了大家怀疑的对象。这样做就自觉不自觉地为某一个警察部门效了劳。这个警察部门通过其情报员和密探已深深地卷入本巴尔卡事件。从一开始，它就竭力掩盖自己，保护自己的人员。

当卡伊警长得知我已受到整肃时，他可能会想，事情不会到此就结束。像我这样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卡伊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是一个倔强的、火炮性子的人，并不是那么好惹的。他担心我正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利用我掌握的秘密手段，开展一项可能会涉及各级领导的调查。

因此，他就派人对我进行严密监视。警察局的人日夜放哨、站岗。他们中的有些人坐在一辆小卡车上，一刻不停地把从博齐奥街一号进出的、被怀疑是跟我进行接触的人用照相机拍摄下来。

我的电话被窃听，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毫无疑问，卡伊领导的警察部门以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都对我动用了侦察手段，比斯托一定也害怕我可能做出反应。他会这样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把菲维尔甩了，难道他就不会试图报复吗？”

因此，在我住所四周麇集着警察、双重特务以及各种间谍和记者。这无疑是为了制造一种严重的气氛，以对我进行恫吓，瓦解我的斗志，使我成为任人宰割的、温和驯服的绵羊。我一出家门，马上就有人钉我的梢。他们干得十分愚蠢。我决定教训他们一番。我突然把我的汽车刹住，跳下车来朝他们走去，并冲着他们说：“这个行当我可比你们干得时间长，也比你们精通得多，只要我高兴，我马上就可以把你们这些尾巴甩掉，为了使你们能跟上我，我建议你们干脆坐到我的车里来，这样更方便些……”

我还发现了停在我住所附近的监视我的汽车，有一天，我躲过卡伊手下的人的目光，绕过一片房子，从布森街转回来，直接站到一个眼睛死盯住我家门口的警察的身后，我一眼瞥见，在他伸手可及的手套箱里，放着一支左轮手枪。我猫着腰向汽车门走去，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我对他说：“可怜的朋友，你们都疯了吗？难道你们把我当成菲贡了？”

我回到家里，打电话告诉区警察分局，我家门前埋伏着一些持枪流氓，我怕被打死，再也不敢出去了。几分钟后，区警察分局局长派来了一辆警车。这使那些监视我的警察总局的便衣们狼狈不堪，他们不得不当着行人的面向区警察分局的警察出示他们的证件，并解释他们留在此地的原因。

尽管如此，佐林格还是有所顾虑、有所怀疑的。他不想走得太远，而是适可而止。检察院敦促他采取行动，他就采取行动。但在他看来，对我发出指控，这就已经足够了，我仍继续享有自由，可以看文件，也可以进行自我辩护。

但政府却并不这样认为。戴高乐要求司法机关毫不含糊地表现出自己的坚定性。应该抛出一个有名有姓的负责人作为牺牲品，使其成为众矢之的。

检察院的代表坚决要求立即将我拘留，但佐林格却回答道：“不，没有必要监禁他！”

检察院代表用最神秘的口吻警告佐林格，指出把我立即囚禁起来也许是一个上策。

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勒鲁瓦可能干出蠢事来吗？他是个爱冲动的人，如果他死了，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菲贡自杀了，如果勒鲁瓦也自杀，这会引起多大的政治风波啊……”

人们声称是根据上述理由把我投入监狱的。这件事竟被说成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势在必行的、宽大仁慈的行动。邪恶被蒙上了人道的面纱，把我关押起来竟然说成是为了我好。

佐林格对我说：“我是被迫这样做的，没有任何恶意。我想保护你，使你不致被自己的极端行为所害。”

我发作了：“我自己会关心自己的。不要找什么无聊的借口……”

他无可奈何地说道：“你不知道……”

晚上九点多钟，法院书记官格里索尼已经回家去了。由于佐林格本来没打算逮捕我，所以他没有想到应把格里索尼留在身边。但总得有一名法院书记官来起草一份监禁我的文件。人们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忙乱的脚步声回响在冷清的法院大厅里，可就是找不到一个法院书记官。佐林格走投无路，最后只得把一名法院看守找来，要他用打字机把审问我身份的记录打下来。

我对再也不敢正眼看我的佐林格说：“这几天晚上你一定会睡不着觉的，因为你干了一件卑劣的事情。”

后来，他们连夜把我进到拉桑泰监狱，但佐林格法官却茫茫然安不下心来。

拉桑泰监狱方面已做好了一切接纳我的准备。我一到那里就声明说，我不想同任何人说话，我认为自己是被非法囚禁的。

我被囚禁了一百十七天。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见到过典狱长、他的助手、几位看守以及一个偷汽车的年青人。这个年青人被派来作我的“勤务兵”，他每天替我打扫牢房。他时常睁大眼睛盯着我，问遭：“你真的是上校吗？你是个大间谍吧？所有的报纸都是这样写的，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些什么才被关在这里？”

我从未看到过别的囚犯。对我来说，拉桑泰监狱是一艘巨轮，是一艘冷清而凄凉的“夜航船”。我的妻子和我的律师最终获准前来探望。当他们来到监狱时，所有其他的犯人都被锁在他们的牢房里，不准出来，尽管这是探监时间。人们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人物，竟需要采取如此严格的防范和保密措施。

每次我的妻子和律师前来探视时，都得重复以下这种可笑而又恐怖的做法：在离开牢房前，我被迫把衣服脱光。一位看守把我的衣服取走。然后，我赤条条地在两个专门安排的看守的监视下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的那一头，我走进一间小屋，穿上已经转放在那里的衣服。接着，我就被带到探视室里去，在回牢房时，也得采取同样的方式。

我要求每天早晨去洗澡间洗个澡，他们也采取了上述荒唐的防范措施。

亲自监视我的每条行进线路的典狱长或副典狱长大概是这样考虑的：在一丝不挂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想到越狱的。

脸色温和的狱卒对我说：“我们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保证你的安全。把你留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你！”

难道真的是为了保护我才把我关在曾监禁萨兰将军的那间牢房里吗？在受审前，萨兰将军曾被关在医务室二层走廊最尽头的这间最孤立的、最易于监视的牢房里。晚上，每隔半小时，探照灯就照射牢房一次，而看守则从门上的小孔里窥察我在屋子里的行动。

手持冲锋枪的共和国保安队队员在我每次放风时都死死盯着我，这难道也是为了保护我吗？我的放风不是在监狱的某个院子里，而是在一个五米见方的真正的铁笼里进行的。要经过一个狭长的盘梯才能进入这个四周和顶上都安着铁栅栏的笼子。我在笼子里放风时有点像一头落入陷阱的团团打转的猛兽。

实际上，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国家级囚犯，所有那些把我关在这里的人都感到心虚。他们害怕我越狱，害怕因我被囚禁而怒不可遏的第七处的人员潜入监狱来营救我。第七处曾不止一次地为解救和保护自己的某一位成员而采取类似的行动。第七处里的人是不会扔下他们的上司不管的。

确实有一个把我从狱里营救出来的计划，而且为此还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突击队。这个突击队偷偷租了一架直升飞机，并涂上了国家宪兵队的标记加以伪装。突击队准备在我放风时把直升飞机开到拉桑泰监狱的上空。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监视我的武装人员太多，共和国保安队受命在稍有动静时就开枪，特别是朝铁笼开枪。这个铁笼是特制的，关在里面的人无法从笼顶逃走。

他们哪里是在保护我，分明是在凶狠险毒地摧残我。我原来的身子虽很结实，但在拉桑泰监狱呆了没几天，就垮了。我头疼得厉害，脊椎骨也痛，我在冰窖般的牢房里盖着薄薄的被子，直打哆嗦。

在医务室里，人们在我颈椎骨部位进行注射。针打得是那样的痛，以至我担心自己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如果我完蛋了，人们会说我经不住耻辱，以一死来逃避责任，这样，别人就会把许多问题往我身上一推了事，我的妻子和律师见到我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感到忧心如焚。

但当我想到，就在这里，年岁比我更大、苦难比我更深重的萨兰将军曾经受了这阴森、冷寂的地狱般的生活，一般勇气便在我心里升腾而起。

3月2日，佐林格要我到法院去。当他就实质问题向我提问时，我发现把我拘禁在拉桑泰监狱只不过是整我的第一步，人们已决定把我的嘴完全堵住，置我于死地，而不让我有任何辩解的可能。

他们不是指控我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摩洛哥领导人本巴尔卡的话动，而是指控我虽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本来是可以阻止这起事件发生的。

用刑事诉讼法的术语来说，我是“没有揭发一件其后果本来可以限制的罪行”。

简言之，他们指责我在本巴尔卡事件中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封锁了情报：我虽然知道一切，但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我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的上司们搞错了，我在5月和9月曾两次用简报把洛佩斯提供的所有情况报告给他们。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傲慢的新局长反问道：“什么简报？你能拿出来吗？”

“简报就在你们那里，你们应该把它交给法院！”

“很遗憾，即使有这样的简报，那也属于‘国防机密’，不能转交。况且，有没有简报还需要证明。”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以“国防机密”为借口，阻止我出示可以证明我无罪的文件。面如果我掌握这些材料的副本，并拿出来给法官看，那我就会触犯有关保守国防机密的法律，我就可能从拉桑泰监狱直接移解到东部要塞去接受国家安全法院的审判。

同样，我也得对我作为处长进行的所有活动绝对保密，我无权向佐林格说明我真正的工作，以表明我不可能被卷进绑架本巴尔卡的事件中去。要是我向佐林格说出这一切，我就有可能被指控犯“叛变”罪。

佐林格对我常去摩洛哥一事很不理解。除了他以外，许多律师在审理这个事件时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隐约其词地声言，我很可能利用去摩洛哥的机会与乌弗基尔、德利米一起策划从肉体上消灭本巴尔卡的阴谋。

为了替自己辩护，我可以把我在库洛哥实际所做的一切讲清楚：十五年来，我一直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设在国外的最重要的情报基地之一的负责人，我在摩洛哥主要从事偷拆美国外交邮包的活动，并没有与乌弗基尔、德利米一起策划阴谋，我是一个秘密特工人员，竭力避免与这些人接触。我在摩洛哥专心致志地完成了许多对法国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可是，不难想象，这样的揭露会在世界上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如果对我这样一个掌握着如此众多国家机密的间谍继续审讯下去，这显然会引起麻烦。象我这种情况在法国特工部门是史无前例的，只有在美国才发生过类似的事。水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前领导人被带到议会委员会，甚至被带到法庭进行讯问。他们在法官面前坚定地保持蔑视性的沉默；此后，他们在没有受多大伤害的情况下脱身了。

我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我自己辩解的话，可能会触犯更为严重的法律。于是，我就要求佐林格法官直接向领导我的新的主管部门，即向武装部队部部长皮埃尔梅斯梅尔了解情况。

我对佐林格说：“应该由他来向你说明，我在摩洛哥究竟干的是什么秘密活动。这样，你就会明白，与乌弗基尔、德利米或其他任何摩洛哥人士进行接触，并不在我的权限之内。”

同样，也应由梅斯梅尔部长来证实，我的确在情况简报中写明，有人在打本巴尔卡的主意。即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愿把这些材料的全部内容讲出来，那它起码应承认，确实有这样的文件，而我也的确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问佐林格，“如果不拿出这些简报，我怎么能向你证明我是无辜的呢？”

法官看出了我内心的复杂矛盾。如果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把我开除，我倒能自由地为自己辩护，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可以痛快淋漓地揭露局领导的渎职行为和卑劣的手段。

但我只是被停职，我的名字仍留在花名册上。尽管身陷图圄，我却继续按期领取薪俸，好象我不是在坐牢，而是在外面从事着正常活动一样。只要误会一消除，我就有权要求恢复工作。

正是这种奇特的处境束缚了我的手脚。我必须卑谦地恳求那些把我一脚踢开并交给司法部门的局领导人为我讲几句公道话，帮我摆脱目前的困境。

在梅斯梅尔的眼里，我象是一个胆敢触犯其尊严、干扰其平静心情的粗野的小人。他十分轻蔑地说：“武装部队部部长没有必要参与为一个受控告的人进行辩护活动。”

在得知梅斯梅尔拒绝提供协助后，我觉得自己似乎跌进了深渊，这下全完了，一点生路也没有了。我不能为自己辩护，而我的上司又拒绝帮助我。

我对佐林格法官说：“既然如此，一切审讯都是徒劳无益的了。你不要指望我会回答你提出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我再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的了，我也不会再在你的审问记录上签字……”

佐林格感到十分惊愕，他说：“但我应该把预审工作进行到底！”

受到总理府反复催促的代理检察长巴尔巴鲁大声嚷道：“你阻挠法院工作的正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进行审判？”

所有的人都感到恐慌，因为戴高乐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政府赶紧处理掉这件“低级卑鄙的事情”，此外，戴高乐将军对司法部门工作松懈拖沓表示了惊讶。

我对巴尔巴鲁说；“你应该去找梅斯梅尔，是他为预审设置了障碍！”

我决心不再讲一句话。我要让梅斯梅尔承担责任。人们知道我是无权进行自我辩护的，我早就被定了罪。由于我还属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因此，我不能违反保密法。我只得求助于极端的解决办法。

回到牢房后，我开始绝食。如果他们想要让我死，他们会达到目的，但我却能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清白。

我的律师让马吉亚尼通知梅斯梅尔部长办公室：“为获得每个被告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即辩护权，我的委托人只得这样做。”

既然梅斯梅尔不愿为一个还活着的人辩护，那他就应该对一个人的死承担责任。我毫不妥协。典狱长、看守、护士都来恳求我，劝我至少喝一点水。他们向我解释说，所有在监狱里进行绝食的人都喝一点流质，以免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他们对我太不了解了，我双唇紧锁，不进一点食。我活着有志气，死也要死得有骨气。

在最初几天，我还有气力走动。人们匆匆忙忙把我的妻子叫到探视室，希望她能央求我放弃绝食计划。但我的妻子对我十分了解，知道我是一个顽强刚毅、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年青时代，她同我一起分担了许多风险。在结婚的那天，我们俩刚走出教堂，她就看到我咒骂那些企图搜捕我的德国人。我身上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挑战欲望、前进冲力和坚强决心。不能设想她会在目前这种时刻恳求我改变我的为人。

五天后，我站不起来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在我的周围，晃动着许多警惕的脸孔，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及部长派来了观察员，为了使我恢复体力，人们想给我打针，但我拒绝接受任何医疗措施。他们大概还不至于象某些国家的监狱里面那样硬往我鼻子里塞一条进食管吧！牧师也应召前来帮忙，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叹着气说：“太荒谬了！这样搞下去，最后会出事的！”

第十二天，人们告知我：“你胜利了！部长同意回答法官的问题，你的律师获准了解那两份简报的内容……”

然而，他们在查阅报告问题上又搞了许多名堂。但不管怎么说，我的辩护律师让马吉亚尼终于被允许阅读那两份简报了。

一本正经地主持这场奇怪的报告查阅仪式的福韦尔对我的律师说：“注意，不准你转抄和摘录！”

马吉亚尼回答说：“这是在开玩笑吧？我至少得把日期，名字和一些细节记下来……”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无关紧要，因为在探索事实真相方面已有了第一个突破，洛佩斯狼狈不堪，开始承认他讲的全是谎言。在法官的办公室里，他痛哭流涕地求我宽恕。他永远是一个小丑！我与佐林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争吵。他眼看自己搞的材料全部被推翻，觉得十分懊丧。在洛佩斯承认他作的是伪证后，佐林格竟还以为我手下的这个工作人员想为我掩饰。

“你总不能说你对本巴尔卡一事全然无知吧？”

“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再三告诉你，我不知道此事！每次我从洛佩斯那里得到一鳞半爪的情况，我都立即向领导汇报了，但他们觉得这些情报没有利用价值……”

佐林格摇头表示怀疑：“你说服不了我！”

我抓住了他的领带，把他提起来向墙上推去。他的身躯很轻，我都没有感到什么份量。他脸上布满了惊骇的神色，头发乱成一个个絮团。

“如果我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你是否就心悦诚服了？”

就在这时刻，我的目光遇到了法院书记官格里索尼的目光，他是一个正直的科西嘉人，在怯院工作已有五十年之久，他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事，但他没有进行干预，既没有大声嚷嚷，也没有叫看守进来，他带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微笑，朝我晃动了一下食指，以示不赞成。

“嘘，嘘！”他用的是一个老教师抱怨一个不守纪律的小家伙的口吻。

我放开了佐林格。他整了整领带，用手理了理头发，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我能让法院同意不予起诉吗？这一定做不到。他们只是改变了搞垮我的方式而已。他们不能继续把我关下去，因为这会使他们丢面子并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应。佐林格被这事搞得焦头烂额，不久便把档案材料移交给萨布莱罗勒斯法官，并建议将我释放。6月8日，我离开了拉桑泰监狱，准备对付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第七处寿终正寝

我相信，我肯定是在德雷菲斯①以后受到法国司法部门最系统地加以诽谤、抨击和粗暴对待的被告。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反对我。为什么如此集中攻击一个人呢？这是因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至少在原则上，对我定罪。也就是说，让平民组成的人民陪审团证明，勒鲁瓦－菲维尔至少是一个粗枝大叶、玩忽职守的人，这样，就可以挽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名誉，总部的军人们也可以心安理得，推卸自己的责任了。

这样定罪还能使政府达到以下目的：不让受到新闻界指责的蓬皮杜、弗雷和富瓦耶等人出庭作证。此外，受到此案牵连的某个警察部门也可以摆脱得一干二净。

1966年9月和1967年6月在塞纳法院两次马拉松式的审理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把我搞垮。

根据法院的特别决定，人们让我坐在佩雷斯庭长坐位下方的律师席上，似乎他们认为让一个上校——即使是文职人员——站在该上绞刑架的被告席上是不合适的。显然，这种照顾完全是虚伪的，因为实际上我已是靶子。

诉讼各方中，有一方派出一个密使向我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请求，此人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等我和我的辩护人让马吉亚尼。当我们走近时，他寡廉鲜耻地要我答应一桩肮脏的交易：“菲维尔先生，很简单，你只要大声宣告这一切行动是由戴高乐将军在幕后操纵的，那就不会有人谈论这个案件了！预审就会自动取消。”

因为，除了极左和极右派外，还有人想在这个问题上谴责戴高乐。法院本身对我并不宽容，佩雷斯庭长对我彬彬有礼，表面

①阿尔弗雷德德雷菲斯(Alfred Dreyfus)原籍以色列的法国上尉，曾于1894年被指控向德国武官出卖情报，他蒙冤达十余年之久，后于1906年恢复名誉，并晋升为少校。——译者

上看来完全公正无私，同时又对我采取了某种保留的态度，这等于是给了陪审团以微妙的暗示，他把一切与本巴尔卡事件关系不大的情节都从诉讼案件中排除掉。他接到了明确的指令，要他别让事态发展到无法应付的地步。有一些情节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公开场合加以说明。所以，法庭庭长把时间用来提防坏分子混进审判大厅，而且十次、二十次地提醒律师和证明人遵守规定：“这个问题不应该提出，禁止提出这种问题，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现在辩论下一个问题，等等。”

法庭庭长客气地接待了陆陆续续到庭作证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历任领导，需要的话，他会立即为他们开脱，比如，博蒙没有转交简报，也没有让人利用某些文件，当他感到为难时，法庭庭长就为他解围说：“更重要的是，勒鲁瓦应该向大家交待他没有汇报的那些情况！”

至于代理检察长图巴，他讲起话来就象骑士冲锋陷阵一样，一旦发现有了缺口，就挥刀而上，向我杀将过来，有一个坐在图巴身后暗处的人，犹如一位忏悔的神甫，当图巴做得太过分时，他就拉一拉他的礼服的下摆，让他有所收敛。

这张脸我很熟悉，此人名叫路易夏莱。他当法官时，曾为当局出过大力，目前他在内政部担任罗歇弗雷的法律顾问，每天上午开庭前，当被告、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团、听众和看守各就各位时，夏莱在就坐前溜到我后面，亲切地问候我：

“你好，亲爱的菲维尔！”

夏莱关心他的那些“演员”。每当代理检察长对我发火时，夏莱就设法让他平静下来。因为，必须把我的事说得恰到好处，让陪审团认为我确实有罪，但不能说得过分，不能使我忍无可忍。

因为，如果我一开口并且认真为我自己辩护时，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比斯托在审理以前就说过：“如果他把他所知道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各个机构的情况和头头们的行为和盘托出，总部就完了！”

比斯托——这位“负责安全事务的督察”也受总部派遣出席听审，以便监视我的表现，辩论一开始，他就来跟我说：“当心你要说的话！我们相信你是不会超出档案材料的范围的，这是你对总部的义务……”

我对他说：“总部已经不管我了，它居然有脸禁止我为自己辩护！”

比斯托装出一付难过的样子对我说，我这样对待他是错误的。我还是处长，终有一天会回到我的岗位，希望我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控告上司。

“你很清楚，”我对他说，“如果我不为自己辩护，人家就会以为我有罪，我就会被判刑。那时，总部就会拒我这个犯人于千里之外……”

“不，”比斯托嘟哝道，“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蓦然，他又用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不管怎么说，你要是多讲一句，那就得上东部要塞国家安全法院或者上军事法庭，那里是不会给你好颜色看的！”

他们不让我反抗，不让我对付从四面八方向我射来的炮弹，他们要我“维护国家机密”，要我充当谨慎从事的秘密工作者，缄口不语，他们想用这样的借口，捆住我的手脚，把我送上法庭，而且，还让比斯托在每次开庭时都呆在法官后面，窥测我的反应，核对我讲的每一句话。每天晚上，他都去汇报，是否能够把我压倒，而不引起轰动，从此就把我的事暗中了结呢？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也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血气方刚的汉子。所有了解我这种性格的人想起这一点就会吓得发抖。

总部逼迫我就范，因此没有把我写的关于本巴尔卡事件的全部报告交给法院，能够证明我无辜的文件也一直没有放入档案。

令人更为震惊的是，总部不仅没有为我奔走，反而巧妙地策划了对我的起诉。我的助手了解我对洛佩斯的真正看法，但总部禁止他们出庭作证。

我在法庭上多次说明，负责同洛佩斯联系的是我派驻奥利机场的工作小组组长米歇尔普兰，他可以证明我曾指示我的全体行动人员避免同洛佩斯接触。

我说：“这是明确的命令。洛佩斯是警察局的人，他最近的表现更让人捉摸不透。只有米歇尔普兰才有权从洛佩斯那里接受情报。”

我还说，米歇尔普兰在法庭上会很好地说明洛佩斯交给他的有关本巴尔卡的情报有什么内容。

佩雷斯庭长激动了：“你老对我说的这个米歇尔是谁呀？证人名单上有他吗？把他带来吧！”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表示坚决拒绝，说什么米歇尔普兰正在执行任务，无法出庭。我后来得知，实际上，他当时患有思想抑郁症，在家里休息。但局里就是不让我的这个老伙伴前来作证，由于他不顾一切，坚持要来，局里就对他和他的妻子施加压力，以开除和其它报复行动相威胁。是服从命令，还是维护友谊呢？

他感到进退维谷，最后屈服了。

局里还要我们处的其他人员不要过问我的事，不准他们找我，不准给我写信，不准跟我的妻子或我的律师讲话。此外，还禁止他们的妻子和家属这样做。第七处被“隔离”起来，我自己也成了个瘟神。

相反，总部却委派保罗雅基埃充当原告的证人出庭作证。

一个因本巴尔卡事件而被解职的局长，俨然以审判自己下级的法官身份出现，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惊讶的。但是，情况确实如此。不过，保罗不出场还可能好一些，他帮了个倒忙，使那些幕后操纵者大为失望。保罗在网球场上是一把好手，但在法庭上进行答辩，他却感到无法应付自如。

他以下面这句使人吃惊的话结束他的长篇大论：“菲维尔通过他的朋友和情报员洛佩斯所起的作用而与本案有关。”

荒谬！洛佩斯有罪，菲维尔认识洛佩斯，所以菲维尔也有罪，这岂不是最明显不过的三段论吗？

米歇尔普兰和我派驻奥利机场的活动小组其他成员的证词，可以把这位将军的发言驳得体无完肤。不过，这是白说，现在是保罗在那里扮演检察官的角色，而我手下的全体人员却被禁止出庭。

我始终不回答问题，因为我还抱有幻想。

保罗接着指责我把有关菲贡这个有说谎癖的流氓的情报交迟了。他说，总部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

但是，保罗不得不承认：“菲维尔确实在他工作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的档案评语甚佳，成绩斐然，能够顺利完成困难的行动计划。但这个人喜欢自做主张而不向我们请示。”

这似乎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但却引起人们对我在本巴尔卡的不幸遭遇中所起的作用产生了种种猜疑。我成了一个喜欢故弄玄虚而又一意孤行的人，从此就可以说全部阴谋诡计都是我策划的。

“总之，”我的律师让马吉亚尼问道：“这就是说，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除了菲维尔以外，一切都好，是吗？”

保罗对人们能够很好地理解他的讲话而感到十分高兴，他马上明确回答：“是的。”

难道他把乌弗基尔和绑架本巴尔卡联在一起了吗？

保罗带着知情人可以把情况告诉他人时所特有的那种讥笑的神情，不加思索地回答：“乌弗基尔吗？从11月2日星期二起，大

家就知道乌弗基尔和德利米是参与作案的！”

话一出口，他的脸色刷地一下就变得苍白了。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一桩大蠢事。大厅顿时象蜂窝似的响起了一片嗡嗡声。人们从各个角度反复考虑他刚才讲出的那句话。

11月2日，乌弗基尔和德利米还在巴黎。那么，当时不是可以问他们吗？本巴尔卡不管是死是活，也可能还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在法庭的听众中，响起了一片惊讶声。保罗所说的“大家”是指谁呢？罗歇弗雷？警察局？特工部门？马提翁大厦？政府？戴高乐？夏莱和比斯托坐在观察员的席位上，低下了头。

保罗结结巴巴地说：“我想纠正……”

斯蒂布先生挽起袖子跳起来说：“你这话是在庄严的法庭上讲的！”

这不是一桩蠢事，而是一场大祸。保罗欲盖弥彰。他对自己如此笨拙无能而感到灰心，甚至绝望。

“‘大家’……我这是指我周围的人！”他说。

那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是知道的了？它为促进调查又做了些什么事呢？在大厅里，人声更加嘈杂了，布律吉埃律师和马吉亚尼律师先后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一点很重要，你为什么没有马上报告总理呢？这可是最重要的情节！”

保罗感到很窘，便默不作声。

“你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11月2日，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它牵涉到摩洛哥内政部长乌弗基尔将军和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本巴尔卡先生，所以是一起重大案件。你又做什么了？你应该打电话给总理，对他说：‘我想告诉您，事情十分重要，我这就带上手头的全部材料去见您？’你这样做了吗？恐怕体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吧！”

保罗沮丧地承认：“我没有这样做！”

“总理11月2日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对他说过‘乌弗基尔和德利米目前在法国逗留，他们和案件有关，我有这方面的材料’这样的话了吗？”

保罗越来越感到局促不安，也低声说道：“没有，我想我没有提到乌弗基尔将军的名字。”

“那么，你对谁说了？”

“内政部长和有权采取措施的保安总局……”

“说出乌弗基尔的名字了吗？”

“我下令叫人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转告警察局。”

“你的手下人只在一张小卡片上开列了某些嫌疑犯的名字，就是没有写乌弗基尔的名字，是吗？”

“是的！”

“也没有写上德利米的名字，是吗？”

“是的！”

保罗雅基埃感到非常尴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疏忽竟如此可怕。

“不过，下令写这份名单的不是我。”他说。

“那是谁呢？”

“我不知道！”

他知道是博蒙，不过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凡是涉及他们这一级军官的事，大家就要相互包庇。

“在你们的代表把这张卡片交给戈达尔先生和松韦伊先生之前，你看过吗？”

“没有。”

“派去的人回来后，你难道没有按你自己规定的那样核实一下是否已将情报告诉了警察局吗？”‘

“他们对我说，任务已经完成了，我用不着打电话问松韦伊我的下级跟他说了些啥。”

“但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他们只满足于交出那张卡片，同时声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没有参与绑架事件……”

在核对证词时，保罗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便气势汹汹地说：“我当时认为已经把全部情况都说了。那张卡片是怕忘了才记下的，其余情况，应该由菲维尔说，因为他是派去的代表们的头。”

“不对！将军，我只是陪同局反间谍部的两位军官去的，过你是知道的。再说，他们也没有否认。我们从你的研究室主任那里得到了正式命令，不得超出这份名单的范围，此外，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与武装部队部始终拒绝把我的简报和有关的全部材料放入档案，这些东西现在在谁那里呢？”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我本来不愿与保罗雅基埃论战。我一直是他兄弟的朋友，我曾希望不要走到目前这一步，但是，我现在要是不做出反应，就得永远沉默不语。“将军，我对警察局说了些什么呢？11月2日，我把我的报告带给你，放在你的桌上。你没有把报告还给我，也没有让我去把报告交给调查人员，你这是干什么？你是否扣留过这些材料？”

保罗盯着我，神情十分狼狈。为了争取时间，他请求法庭庭长的帮助，让我把问题重复一遍，他无言以对，多么希望溜出法庭。

整个大厅鸦雀无声，保罗无法再拖延下去，便回答说：“我记不起来了……”

我说：“从11月2日起，当我书面请求你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调查这一案件，并建议你立即派人跟踪乌弗基尔和德利米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名叫马希的摩洛哥人，以便把事情快点弄个水落石出，避免我们上当时，你做了些什么呢?你在11月3日的书面命令中却回答我：‘在本巴尔卡事件中不要自行采取任何行动……’”

“不是我！”保罗在法庭上大声喊道。

“那是谁呢？是博蒙上校吗？不过他一定把他摘记的内容告诉过你！”

保罗鼓起勇气含含糊糊地进行解释，想使人们相信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根本没有进行调查的任务。他说；“我们是一个情报机构，主管国外情报。不应该由我们来进行这类调查……”

不久，在另一次审讯过程中，我忍无可忍地对佩雷斯庭长说：“我要讲话。我的讲话不是为了重复报上已经登过的轰动一时的消息，绝对不是重复这类消息，我的讲话是为了证明我一贯反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雇用流氓和罪犯。”

我接着说明，我当时是总部的一个小组，即“智囊行动组”的观察员。

在这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里，有法国新闻界和国际新闻界的人士，当我讲出这几句决定命运的话以后，仿佛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这一次，我走得很远，也可能走得太远了，我第一次谈到了法国特工部门最忌讳的机密……

为了进一步申诉，我要求佩雷斯庭长在他的密室里私下接见我。我对他说：“有人竭力把我卷入一项与我完全无关的罪行中去，既然他们不肯放过我，那我就不得不把那些证据确凿、至今尚未受到惩罚的罪行全都抖搂出来！”

在这个脸色苍白的法官面前，我叙述了一些由“智囊行动组”参与指挥的具体活动。佩雷斯庭长几次试图打断我的话：“你没有权利，你明白你不应该泄露有关国家利益的机密……”

对他的插话，我置之不理。我继续讲我的，也不管他听不听，这位重罪法庭庭长如果愿意，可以堵住自己的耳朵。

“这不归我管，”他抗议道，“你已经超出了本巴尔卡这一案件的范围。”

“得啦，”我对他说，“我被指控犯有拒不揭发的罪行，可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行动处的一些小分队是如何依靠手下的工作人员和我本人所提供的情报以及我们在后勤方面给予的支持，谋害一些人的，从法律观点来看，这是罪行，但我不想由于拒不揭发而将来再次被人控告。”

佩雷斯庭长吓得目瞪日呆，默默地听我列举那些借口国家利益下令执行上述任务，但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负责人的姓名。

我说：“我们局不顾我的意见雇用了你们正在缺席审判的若阿蒂亚和布什塞什等流氓，你认为这是正常的吗？”局长和副局长、研究室主任和处长们，以及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要对这些插曲负责，更不要说开放绿灯的高一级的领导，乃至给予庇护的总理和签字同意的图家元首。

“庭长先生，这件事涉及到很多人，而且是上流社会的人。你打算代表法院做些什么呢？你还要继续容许别人阻止我为自己辩护吗？你还要继续容忍别人对你隐瞒材料吗？”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法官回答说。

“既然如此”，我对他说，“那你明天可以在公开审讯时听到！”

庭长叹息道：“勒鲁瓦，我知道你没有罪！不过，请你不要给我的生涯制造麻烦！”

不，我不是施加威胁，也不想进行讹诈。我是忍无可忍，没有其它出路了。

第二天，我得知梅斯梅尔已经改变主意，同意有关方面将材料交给法院，于是我再也不是赤手空拳了，但仍然需要斗争到底。我在第七处的助手和朋友让－皮埃尔勒努瓦和达尼埃尔普热等都来为我作证。他们知道，这样一来，他们也有丢掉饭碗的危险，因为他们事前曾受到警告，人家是不会饶过他们的。

有两位深孚众望的人士支持我，这就说明并非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所有人都抛弃我他们是物理学家梅西埃教授和总部医务室主任博默拉埃博士，梅西埃教授为我国在原子弹的竞赛中争取了几年的时间；博默拉埃博士则是一个在死囚集中营里凭着意志一天天活下来，并且带着满身伤疤逃出来的人。他们两人德高望重，不容置疑，在级别上不受任何限制，他们向我表示了友谊。总部不敢劝阻他们，也知道是无法阻止的。

莫尔旺出庭作证了，他身体支持不住，所以给了他一把椅子。当年，他身材颀长，威风凛凛，而且很有教养。现在，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那张英俊动人的面庞已经变成了一副苦相。

他象一位校长对多年未见的一个本校毕业生讲话那样，低声地数说我的长处，但对我近来的情况却闭口不谈。

莫尔旺曾经教我学会反抗、学会斗争、学会希望，现在我却感到他已经看破红尘，逆来顺受，离我非常遥远，这使我内心十分痛苦。我本可以反驳说，第七处之所以遭到军人们大规模的围攻，就是因为他莫尔旺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屈服让步了。

我本来也可以说，接受洛佩斯这个使我们上当受骗的人，就是莫尔旺的主意。是莫尔旺要我招收警察局的眼线洛佩斯，是莫尔旺要我服从命令把洛佩斯放回警察局，让他摆脱我们的控制。

所有这一切，莫尔旺本可以为我申辩清楚，但他却保持了沉默，至于我，我也不忍心对他冷酷无情，向他提醒这些事情，迫使他解释清楚。所以，我也默不作声，而且让我的律师不要向莫尔旺提出诘问，我目送莫尔旺那身材高大但已弯腰曲背的身影离去。

当警察局让卡伊警长出庭作证时，我对他那种矫揉造作、过分追求温文尔雅、自鸣得意的傲慢神情感到惊讶。在闪烁其辞、答非所问和摆脱别人纠缠等方面，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审讯一开始，佐林格法官就想叫卡伊和勒马尔尚两人对质，而不让他们有时间去统一口径，可是，卡伊却使佐林格法官感到懊丧。

法官有理由认为律师勒马尔尚、警长卡伊和流氓菲贡在勒马尔尚先生的办公室里聚会是件怪事。这说明，那天上午，卡伊已经比谁都清楚悲剧产生的过程和每一个角色的责任。

可是，卡伊干了些什么呢？对法官发出的传票，他干脆不予置理。几天过去了，佐林格坚持要他出庭，卡伊让人传话说他身体不舒服，而且把一大堆医生证明送给法官。

“这没有什么关系，”佐林格反驳道，“我到你家里去听你说”。

“你愿意来就来好了！”

当佐林格来到卡伊的床前时，这位警长叹息道：“法官先生，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但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这是职业秘密！”

想让卡伊和勒马尔尚互相矛盾的企图失败了。

冗长的审讯丑剧已经结束，揭开“真相”的时刻，令人害怕的起诉和判决的时刻来到了。当我听到代理检察长图巴提出公诉的发言时，我便意识到，不管怎样，给我以最严厉的惩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图巴要求判我三年徒刑，这是刑法中规定的最长的时间。他在起诉书中不仅搬用了我的上司为掩盖自己而指责我时讲过的那些话，而且还加油添醋，进一步讲了一些他自己发现的，而别人没有想到或没有加以利用的“我的错误”。

“10月30日和31日，也就是绑架以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他对我说：“你没有马上把你和洛佩斯在电话中的谈话报告你的上司。你之所以没有马上汇报，是因为你刚刚意识到没有把洛佩斯10月12日在奥勃堪波街向你提供的有关菲贡的情报告知有关方面是个大错，因此你只有在受处分和救出迈赫迪本巴尔卡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结果是，你执意自己蒙混过关，而不去拯救别人的生命！”

陪审团退庭磋商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法官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尽管有人想至少给我象征性的惩罚以“维护国家的体统”，但陪审团坚持己见，所以开庭后宣判我无罪。

首席陪审员是一个身材矮小、性情急躁的男人。他猛地向我冲过来，真情流露地大声说道：“我的上校，请允许我握你的手！”

但检察院的一位代表象对待中学生一样把他叫住，要他遵守法庭秩序：“首席陪审员先生，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你没有必要与勒鲁瓦先生讲话！”

小个子男人耸了耸肩，一边走开，一边挥手向我致意。后来，佩雷斯庭长和佐林格法官，甚至还有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耳目比斯托，都只好顺水推舟，过来向我祝贺。佩雷斯的声音略带歉意，比斯托还厚着脸皮兴高采烈地招呼我：“你瞧，菲维尔，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总部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他这种令人肉麻的虚情假意使我不禁心寒。

洛佩斯和苏雄被判了七年徒刑。逃之夭夭的流氓和他们的摩洛哥保护人——象幽灵一样出没无常的什图基和乌弗基尔——则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

当我要求重返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时，由吉博将军主持的，完全由总部军人操纵的“领导小组”开会研究我的情况。司法机关能做出什么决定，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只有秘密法院的决定才是最后的判决。重罪法庭宣告我无罪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授予自己的权力超越国家的法律和规定。

那一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让我的律师让马吉亚尼代表我出席会议，我也不想再见到博蒙，我心里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进行报复。博蒙出席了会议，他象检察官似的端坐在上面。在这里，没有人会打断他讲话，他们都了解内情。博蒙指出我犯有违反纪律的错误，尽管司法机关宣判我无罪，但我依然是个罪人。而且还有更严重的：“菲维尔公开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他已置身于总部之外，他应该受到惩罚！”

吉博是个好斗的人，他边听边点头，法院没有动用的这把铡刀，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权贵却要用它铡人，这是比蹲监狱还要厉害的处罚，我作为和平时期特工人员和秘密工作者的新生活是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总部开始的，如今，他们却把我撵出了总部。

作为对残酷的惩罚的微不足道的报酬是，我有权要求赔偿和领取补助，我的前程就毁在吉博、博蒙和比斯托等人的手里，这些家伙早就拿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不让我有任何选择。

过了一两天，我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科特达祖尔的机票。我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把他的别墅让给我住。我决定忘掉一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远离巴黎，远离总部。

把我搞掉，不仅是打击了一个人，而且还瓦解了一个处。和我一起工作并且赞赏我们作风的军官，大都宁愿回到他们原来的单位，领导一部分工作，还有一些军官在我们第七处受过特殊训练，带着他们学得的本领转到军事安全局去了。

他们中间有一个“罗伯尔”上校，他是军火交易科中最优秀的工作人员之一，后来当上了军事安全局的副局长。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些行动小组，很快就具备了第七处的形式，他还设法把原第七处某些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军火之役”中建树卓著功勋的特工人员和联络员招了去。

“罗伯尔”确信东方国家的特工部门曾利用本巴尔卡事件来瓦解第七处，因为这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唯一使苏联人真正害怕的组织。

不久，军火交易科的其他成员也都纷纷辞职，成了真正的军火商。他们离去的时候也带走了他们的情报员和联络员。他们利用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机构和联络网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时留在第七处的我的那些最忠实的同事也陆续被清洗，他们的罪名是和我的工作关系过于密切，他们被调到其它处工作，彼此不得往来，有人监视他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他们生活在被人怀疑的气氛中，稍一走动，就有人跟踪，看他们是否和我恢复接触。

象雷蒙阿迈尔这样醉心冒险和秘密工作的人不久也“告老还乡”，到布列塔尼一个偏僻的地方定居下来。第七处还剩下什么呢？只存下几个能在大旅馆里采取行动以及负责掌握和指挥一部分联络员的科室。过去，我在巴黎一地就建立了二十来个专门开启外交邮袋的实验室和工作间，现在只剩下一个。所有我在首都周围设下的活动基地都被关闭或弃置不用。

在搞垮第七处的战斗中，博蒙获得全胜。他把他的一个宠儿——仪表堂堂的埃尔韦上校——安插在濒于死亡的第七处的领导岗位上。埃尔韦的特工生涯是在华盛顿开始的，当时他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反间谍部工作，他的任务比较简单：暗中监视他的上司蒂罗德沃若利，搞清楚此人究竟是狂热的戴高乐分子，还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支持者；了解他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是不是特别亲密。

有几年，埃尔韦在报告中对我的朋友德沃若利一直是颂扬备至。他在德沃若利身上嗅不出半点狂热的反戴高乐主义分子或伪装起来的美国情报部门特务的气味。

但是，蒂罗德沃若利在激烈反对美国人的戴高乐面前失宠了，从这时开始，埃尔韦便接二连三地接到了博蒙关于要其立即揭露德沃若利真面目的紧急指示。

埃尔韦开始时很天真，竟认真思索有没有可以揭发的材料。后来，博蒙让他明白这是命令，德沃若利肯定是戴高乐所唾弃的无可救药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这一点毋庸置疑。埃尔韦这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自己职责之所在。于是，他在一份报告中“证实”德沃若利犯有“叛国罪”。

立下过一功绩后，埃尔韦便应召返回图雷尔总部。他受到了大家的祝贺，而且得到了上司的宠信，从此官运亨通。在找到适合其特殊才能的职位前，上司把他安排在博蒙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办公室里负责档案，卡片的分类工作。几年来，埃尔韦就是靠“搞垮德沃若利”这块牌子生活的。

我的职位空出来以后，博蒙认为终于可以安排埃尔韦了。这个面慈心恶的年轻人得到了与他杰出的工作成绩相称的一个职务。

经过清洗后的第七处，已失去了它最优秀的成员，因而埃尔韦上校接管的只是一个运转起来异常缓慢的机构。不久，他就忙得不亦乐乎，整天哀叹道：“我不懂菲维尔是怎么干这种活儿的！”

埃尔韦上校很快就打退堂鼓了，要求博蒙调动他的工作。博蒙想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一个上校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委任两个上校试一试呢？”

这样，第七处的烂摊子就交给了两个上校负责，但结果也并不比埃尔韦上校一个人领导好多少。后来，人们又寻思，要治好第七处麻木不仁的弊病，或许需要开一付重药。那么，谁又比一位上校或者比两位上校加起来更具有战斗力，工作效率更高呢？

当然是一个将军喽。

就这样，后来又委派一位将军占据了我在图雷尔总部的办公室。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听人谈起过第七处。它已经成为一个被人弃置不用的机构。既然不能驾驭它，不能让它重新发挥作用，军人们就把它撂在一边。第七处曾经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最有效率、最有朝气的一个单位，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工机构之一。对于第七处的消亡，后来这些军人用“改变方针”这种婉转的说法来加以掩饰。

遗憾的是，在各国不断进行秘密战的今天，在西方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威胁、更需要了解随时可能面临的危险的情况下，第七处却落到了如此可悲的地步。

如今，知道本巴尔卡是怎么死的人已寥寥无几。菲贡第一个离开人世。乌弗基尔颠沛的生活也于1972年8月结束。乌弗基尔的后任德利米现在是摩洛哥南部对付波利萨里奥的军队的司令，不可能到他那里去了解情况。那些流氓呢？布什塞什、他的伙伴帕利斯、迪巴伊和勒尼这四个歹徒都逃到摩洛哥去了。

事实上，没有人想解开这个谜，但这件事却一直折磨着我的心。我之所以咽不下这口气，倒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推销员和商人的生活；也不是为了总部，因为我已离开总部，同它毫无关系。但是，我冀望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想弄清楚，搞垮一个人和他领导的第七处并且震撼全国的这个致命的打击究竟来自何方。我在摸索，试图解开这个谜：我深信一定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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