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以来，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一部进口影片的影响力，能与苏俄红色经典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相媲美，它们鼓吹的思想已经深刻地植入中国几代观众的大脑，还有不少台词，已成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的口头禅。不少中国观众，甚至影评家，至今依然将两片奉为空前绝后的苏维埃艺术珍品。在中国大城市的一些音像店，若想找到这两部译制片的光碟似乎也不困难。

无独有偶，在今天的莫斯科，由于俄罗斯民众普遍对苏维埃时期的宣传品深恶痛绝，电视台已经不再播映这两部电影了，但是商家出于市场的考虑，还继续在市场上销售两部电影的影碟，尽管这也曾经遭到一些俄罗斯民众的反对，但是商家为了利益似乎也不让步。我就在莫斯科的一家音像店，看见了这两部影片的广告：“片名：《列宁在十月》（1937年）和《列宁在1918年》（1939年），影片类别：历史影片，影像制式：DVD以及其它播放格式，定价：155卢布（折合大约6美元）。”最意味深长的是广告下面的简短影评：“列宁的形象——是虚假的、复杂的和矛盾的。我们今天全然已知。而从前有关列宁的一切都如出一辙：他是天才的、当值无愧的、榜样型的形象。请君观赏，那年那月他是什么样子。”
斯大林曾直接插手两片创作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苏俄领袖斯大林通过血腥的大清洗运动，将十月政变的参与者、见证人，特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消灭殆尽。此后，他决定动用文艺手段，尤其是电影形式重新书写俄共党史和苏维埃革命史，特别强调以他为核心来书写新的夺权窃国史，以突出他个人对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贡献。斯大林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当时已经沦为苏联最重要文艺工具的电影来打头阵。
三十年代，苏联电影生产的主力之一，就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该厂的领导权牢牢地控制在效忠于斯大林和苏联文艺政策的苏共党员手中，该厂的领导人舒米亚茨基和凯尔仁采夫都是百分之百的苏共文艺驯服工具。1937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领受了拍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列宁在十月》，他们深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苏共中央为了拍好这部主旋律电影，决定给电影制片厂在拍摄方面大开绿灯，斯大林责成相关人员调集全国电影界的精兵强将——最佳编剧、导演、演员组成阵容强大的创作集体，并提供最先进的拍摄设备和充足的资金支持拍摄。
被影片捧红的导演和编剧
苏联电影导演罗姆正是此时应招入组，加盟创作的。他的个人简历上这样写着：“罗姆在1937-1939年之间，找到了成功地探索列宁形象以及与十月革命相关事件的途径，即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两部电影。”能够进入这个摄制组，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实际上，罗姆1931年进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工作，直到1934年才独立执导第一部电影《小胖子》，那时罗姆只能说是个斩露头角的三流导演，远未大红大紫，为什么斯大林垂爱于他，让他承担两部重大历史题材导演之重任呢？重读罗姆的历史不难发现，他在1918-1921年之间曾在苏维埃红军中服役，还曾经担任苏维埃军队配给总部秘书和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参谋部特委会监察员。由此看出，罗姆加盟两片拍摄首先符合苏共“根红苗正”的政治条件。
此外，根据苏联导演、剧作家米列克的回忆录披露，斯大林明确指示罗姆，两片要重塑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光辉形象，为了革命和现实的需要，编剧可以大胆杜撰剧情，必要时甚至可以完全抛开历史真实。《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两片的编剧，被斯大林指定为苏俄电影界完全名不见经传的卡普列尔。演员出身的卡普列尔仅仅在拍摄两片之前的1935年，才独立创作了第一个剧本《三伙伴》，到拍摄两片的当年，即1937年，他也才完成第二部独立剧本《矿工》。他的简历上写道：“由于创作《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两片使我蜚声苏联影坛。”卡普列尔领受创作两片的任务时，确实受宠若惊，他后来在其自传中写到：“那时我的创作，处于全社会崇拜斯大林的强烈感召之下。”
影片受害者鲜为人知
《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拍摄影片时期的1937-1939年，正值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的高潮，剧组每个人惶惶不可终日，担心随时可能被整肃。摄制组最先出事的是饰演瓦西里的演员基其，他几乎是在开拍前一刻被捕，使得摄制组不得不临场换将，换上了演员奥赫罗普科夫，即后来我们在银幕上见到的列宁警卫瓦西里的饰演者。
《列宁在十月》杀青之前，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舒米亚茨基被捕，他既是厂长，也是列宁影片摄制组的顶头上司，被捕的原因是，他在影片拍摄期间过多干涉罗姆的创作，对影片中斯大林形象有非议。两片中饰演列宁的演员舒金和饰演斯大林的演员凯洛万尼都由斯大林本人亲自选定进组。有趣的是，舒金此前是个轻喜剧演员，而凯洛万尼是剧团的专职丑角，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当时的苏联银幕上没有“前科”——从来没有扮演过任何有名的角色，而且都具有开朗、活泼和幽默的气质，这是斯大林最想要的东西。然而，在苏俄时代曾经扮演过领袖人物的演员，都不是快乐和自由的人。舒金自从在这两部影片中扮演了列宁之后，就变相失业了，因为斯大林命令他除了饰演列宁，不得再去选择任何角色——他成了苏维埃专职扮演列宁的特型演员，却最终被列宁形象扼杀了宝贵的艺术生命。
充斥历史谎言的电影
电影《列宁在十月》，开场便胡编滥造。比如，影片中表现列宁登上从芬兰开往彼得格勒的列车去发动十月革命，身边有个中国观众很喜欢的人物——寸步不离的卫士瓦西里，他在影片中被塑造成忠诚、可靠而憨厚的人，特别是他孩童般的微笑，很令人迷醉。殊不知，这个“瓦西里”形象和有关他的情节，都是影片导演罗姆根据党的指示特别杜撰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否定真实的列宁贴身卫士长艾诺•拉西。
艾诺•拉西是一位地道的俄罗斯农民，也是一位忠心耿耿和克尽职守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所以，他被选定做列宁的卫士长。斯大林嫉妒他对列宁忠诚，早就耿耿于怀，列宁死后，斯大林派人在大清洗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枪毙了。既然艾诺•拉西获罪被处死，当然真正的列宁卫士形象就不可能在片中再现，于是，影片编导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杜撰了一个全新的卫士瓦西里。
还有，《列宁在十月》特别强调斯大林的形象贯穿始终，比如影片有个细节，是列宁在进入俄国的列车上，让瓦西里将《真理报》的稿件转交斯大林，并且“明天”就要约见他，这也是典型的杜撰历史，因为那时斯大林还没有进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班子，革命领袖根本不可能召见他。后来，作者再度伪造历史，列宁进入苏维埃武装起义大本营——斯摩尔尼宫后，又提出来请斯大林同志来见面——斯大林在电影中简直变成了列宁的影子。影片导演罗姆奉命伪造，目的在于，通过视觉艺术引导观众认可，斯大林是革命领袖列宁选定的接班人，把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变成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苏俄史书上记载，安排列宁登上芬兰列车前往武装起义地点，一起策划和发动十月政变的是俄共早期领导人托洛茨基，但是片中却没有他一个镜头——他完全被斯大林取而代之了。
再看影片《列宁在1918年》。中国观众一定还记得，片中苏俄红军骑兵跃马扬刀高呼“为了列宁，前进！”的壮观场面。这就是导演罗姆所表现的著名的察里津战役。根据苏联1962年出版的《南部战场档汇编》和1971年出版的《1917-1922年红军各战场指挥部命令汇编》等史料记载，从1918年7月-1919年2月，红军与白军为争夺连接俄罗斯中央地区、北高加索和中亚的战略枢纽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展开决战，城市和外围防御在残酷的战斗中多次易手，形成拉锯态势，战斗十分惨烈！影片表现战役总指挥斯大林亲临前线，他乘坐的吉普车巧妙地躲过白军的炮弹，有惊无险。而哥萨克白卫军则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斯大林手握烟斗、面带微笑，对胜利满怀信心的。而其他的镜头都给了为他冲锋陷阵、言听计从的犬儒之辈伏罗西洛夫将军。
遗憾的是，影片中这个令人难忘的情节，又是一次绝对的伪造。即便根据苏联1962年出版的《南部战场档汇编》和1971年出版的《1917-1922年红军各战场指挥部命令汇编》等史料记载，斯大林根本也没有参加过察里津战役，更谈不上指挥了，而领导红军之所以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是投诚红军的白军将军斯涅萨列夫和西金亲自指挥的结果。苏联后期的历史档案中这样评价他们：“他们在整个战役进程中，作为红军高级将领，实际领导和参与实施了察里津防御的成功部署，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影片中没有表现他们的功绩，当然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故意屏蔽历史真实。要知道，早在这部电影出笼之前的1930年，斯涅萨列夫和西金两将军，就在大清洗运动中作为“祖国的敌人”被枪毙了。
《列宁在1918年》还表现了1918年斯大林粉碎托洛茨基的叛变计划，以及敌人企图刺杀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得洛夫和乌里茨基（影片将乌里茨基之死嫁祸布哈林）的阴谋，历史证明，这些纯粹子虚乌有。俄罗斯作家梅尔古诺夫在《1918-1923年俄罗斯红色恐怖》一书中披露，1918年8月17日，彼得堡苏维埃特别委员会主席，人民政委乌里茨基在彼得堡被枪杀，凶手系前沙皇军队的士官生、社会革命党人凯涅基谢尔。此后此案调查的侦讯资料里写道，凯涅基谢尔刺杀乌里茨基并未受托于任何党派，或者是有组织的暗杀，而纯粹出于个人动机——他行凶的目的，是为了报复红军被俘虏和枪毙帝俄军官。
《列宁在1918年》描写列宁被卡普兰枪击之后，躺在病床上颇为神经质地对医生说：“假如这就是最后了，我要做出决定，让斯大林同志来，让斯大林同志快点来呀！”这个肉麻到了极致的情节，也是罗姆不顾历史，为了博取的斯大林的芳心处心积虑的献媚与编造。
红色经典都不真实
自从苏俄二战女英雄卓娅的谎言被揭穿之后，根据其故事改变的电影《丹娘》也是苏俄时期红色谎言的经典。前不久，俄罗斯作家、演员米列尔撰文指出，另外一部表现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经典影片《夏伯阳》（又译《恰巴耶夫》）同样是一部拙劣的伪经典。出身帝俄军队司务长的夏伯阳，曾经做过尼古拉耶夫州镇压民众起义的红军军官的传令兵。米列尔在自己的新作《红色的海市蜃楼》中，援引前苏共中央政治学院讲师列别捷夫的亲历说，1980年，一位颤巍巍的老人来到苏共中央政治学院求见领导，警卫把他带到列别捷夫的办公室，老人说，他就是当年的夏伯阳，年逾九旬，受良心驱使，他来到莫斯科，想在有生之年把真相告诉公众：原来夏伯阳所在的那个师被白军彻底击溃以后，作为一个对全师覆没负有重大责任的军官，他跳入河中游向对岸逃命，白军的机枪不停地朝水面上挣扎的红军战士扫射，致使他们全部阵亡，惟独夏伯阳身负重伤逃到对岸，后来被村民救起，数月后伤愈。为了逃避军事法庭的审判，他化名参加了骑兵军。战后，他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子里一直生活到现在。
讲师列别捷夫说，苏共中央政治学院的领导随后会见了夏伯阳，对他说：“回家去吧，忘掉你个人的历史，《夏伯阳》是苏维埃电影的传奇！它是苏联青年必不可少的爱国主义教材，我们对此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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