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地来讲，王明在延安的大会开得很成功。他拿到了新四军和南方中央局的领导权，同毛泽东手上划出一大块地盘，但让人想不到的是，有个不相干的人也在这次会议里犯下大禁，出现了严重的立场错误。 

出差错的人是彭德怀。 

在前线打出几场漂亮仗后，彭德怀奉命回延安出差，向总部报告情况。因为毛泽东先前的大力抬举，彭副司令也是政治局委员，一道参加了王明开的会。 

作为毛泽东捧起来的人，参加开会即使帮不上忙，至少不能跟老领导唱反调，是起码的常识。可彭大将军不是一般人，自然也不守一般的规矩，看到谁说话不顺耳都想顶两句，顶完后才考虑背景场合，顿时搅起了很大的冲突。 

冲突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在研究作战战术的发言上，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打法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别人听完也就过去了，王明更不懂里面是什么意思，可彭大将军偏偏耳朵细，听到毛泽东的话立刻觉得不对劲，马上反驳毛泽东，说跟鬼子打仗，应该是游击战同运动战相结合，不能光提游击战。 

其实抗战从一开始，八路军的运动战同游击战就没分开过，几十几百人敲闷棍的小仗固然经常有，几千号人到县城或矿井武装视察的事情也不少见，连宣传上都讲的是“运动游击战”，从来没有任何问题。毛泽东只提游击战，是因为运动战常常有阎锡山、卫立煌等人支援弹药，两家配合行动，稍不留神就会被王明当成统一战线的样板，进而推广出“所有部队要服从蒋介石统一指挥”的危险结论。 

毛泽东想的是防备王明，彭德怀却认为领导的军事观念不对，顿时在会场上争起来。毛泽东是杨昌济的高徒，孙中山都亲口夸奖过，彭德怀却只念过两年旧学堂，自幼在煤窑做苦工，理论水平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彭大将军嘴笨说不过毛泽东，就气愤愤地扔下一句话：“你不在前线呆过，哪里有发言权！” 

以彭德怀的交情资历，没人的时候跟“老毛”斗斗嘴，是没有问题的；自已人坐圈子烤火时说几句硬话，毛泽东也不会计较。但在严肃的政治局里，面对王明赤祼祼的抢班夺权，不仅不帮忙，还要当面煽阴风、点鬼火，这就是重大立场问题了。 

很明显，彭德怀没有想到这么多。 

一手提拨的亲信不上道，毛泽东没有当场发火，倒不是他心里不介意，实在是王明坐在旁边，他没有发脾气的资本。抹过一圈稀泥之后，毛泽东终于拗不过彭德怀，在有关文件里加上了“运动战”几个字眼。 

带着维护真理的快乐，彭德怀心满意足地回了前线，留下满肚子闷气的毛泽东。  

三七年底王明召开的这场势力划分大会，不仅奠定了抗战前期南北分立的局面，还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深深的伏笔。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王明作为总负责人（自封的），光开会自然是不够的，他还想弄些其他业绩出来证明自已，加强一下可怜的威信；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也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政治上的低能有时是无药可救的，不管他在什么位置，都不会长进。 

除了开大会，王明用来竖立权威的第二件事，叫抓特务。 

作为新来乍到的国际代表，王明心里很清楚，想凭一个头衔让大家听话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搞些活动，在各种运动中吸引别人靠拢组织，把不听话的人剔除出去。 

延安的各级组织非常严密，贸然搞活动很容易栽跟头，当时又不流行爱国卫生运动，王明决定采用最传统也最有效的办法：抓坏蛋。 

王钦差到延安的时候，正是抓坏蛋的大好时机，因为斯大林正在苏联闹大清洗，肃清托洛斯基的影响。根据坏蛋不分国界的原则，既然堂堂革命大本营（莫斯科）都有反革命，全世界自然到处都是反动派，象跳蚤一样无处不在，非常需要王钦差手持洋宝剑，把洋坏蛋抓出来。 

王明选中的替死鬼，是陈独秀。 

自从开除出党后，陈独秀就一直在飘摇中生活。三二年他被特务抓进监狱里，国共两党都是幸灾乐祸，希望赶紧弄死他，可陈书记（前任）人脉极广，硬是保下一条命来，直到抗战爆发后无罪释放，每天呆在家里搞学问。 

蒋介石想过让他来自已手下帮忙，陈独秀想到两个惨死的儿子，拒绝了；他想重新回共产党发挥余热，毛泽东又拒绝了，怕他威望太高震不住，故意提出要他做检讨，陈独秀是明白人，也就不再提这件事。 

作为一个过气的总书记，陈独秀已经不再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只能天天呆在武汉过生活，但他至少还有一点名气，就是他支持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 

从现在的角度看，托洛茨基的想法也不算什么灵丹妙药，只是另一种不会成功的革命理论而已。但是斯大林不喜欢的理论，自然不会是好理论，很快就被打成帝国主义破坏共产正统的阴谋工具，所有信奉托洛茨基的人自然也成了帝国主义帮凶。王明的问题在于他知道陈独秀是托派，可是托不托派说到底只是党内斗争，外人并不关心，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这种小事是难不倒堂堂钦差的。王明马上发扬联想精神，认为托派勾结帝国主义，而日本也是帝国主义，所以托派一定勾结日本，所以陈独秀肯定跟日本勾结，破坏中国革命。 

类似的手段，他在莫斯科一直就用，害过数不清的人，向来轻车熟路，十分好使，所以王明相信这一次也不例外。很快《新华日报》就登出文章，宣布陈独秀是同日本勾结的托派匪徒，罪行昭彰，性质恶劣，值得广大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高度警惕。 

《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国共合作后的半官方出版物，如此高调地批前任总书记，果然影响十足、反响也十足。陈独秀看到报导后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马上给新华日报投稿，要对方拿证据出来。 

新华日报自然不会拿不出证据，也不会理睬陈独秀的申诉，但陈独秀从大清国起，一直就在搞媒体，对这类宣传把戏实在心知肚明。他不光给新华日报投稿，也给其他报纸投稿，而且一篇接着一篇，笔锋极为凌厉。 

如果是在延安，陈独秀自然一点办法也没有，王明想骂谁就骂谁，骂到天上也没人管。但新华是报是全国性报纸，虽然是合法出版物，却不是不用守法的出版物。陈独秀找新华日报讨不到公道，就去地方法院申诉，偏偏王明是拿不出证据的，一旦共产党的机关报被判诽谤罪，不光要赔钱道歉，还要丢掉名声。 

新华日报坚决不肯认错，陈独秀也坚决不肯承认自已是日本特务，事情闹得一塌糊涂，各种小报都争先恐后地来看热闹。最后周恩来只好亲自来调解，劝陈独秀网开一面，不要再跟共产党计较了。 

王明和斯大林的面子可以不给，周恩来的面子还是要给的，陈独秀最后退了一步，没有追究新华社的造谣行径。王明的这场闹剧等于从无厘头开场，以无厘头结束。 

打击陈独秀，是为了证明自已在党外的英明，而在党内王明也想搞点名堂出来。毕竟战斗友谊最牢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靶子，发动大家一齐去批，就能顺理成章地获得崇高的威信。 

本来延安已经相当平静，但王明却选了一个人，决心用打倒这个人的方式把水搅浑，他选中的对象是张国焘。 

作为陕甘宁边区名义上的主席，张国焘已经实力全无，整天混吃等死，十分适合被欺负；而且他当年未经许可擅自成立中央，严重违反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有丰富的底蕰可以清算。王明神气活现地去视察张主席，盘问半天后告诉他，红四方面军的两员大将、西路军的黄超和李特是托派，他已经杀掉了，张主席虽然不算托派，但也是受托派的利用，罪名不大不小，如何定性全看他心情好坏。 

王明果然把张国焘吓得够呛。黄超和李特都是他的亲信，王明能杀他们，自然也能杀自已。张主席眼看毛泽东不鸟他，王明也不鸟他，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几个月后找个机会逃出延安，到国民党那里当特务。 

成功吓唬完张国焘，头脑简单的王明得意洋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已错过的大好机会。他本来没有亲信班底，如果能收伏张国焘，就能顺理成章地要走四方面军几员干将，一道去南方干革命，把新四军培养成亲军，也不至于后来众叛亲离、墙倒众人推。可是整人斗人的感觉实在太好，王明又过于迷信自已头上的共产国际光环，对张国焘之类小角色根本看不上眼，结果在延安跳了半天大神，什么反响也没有。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马列二杆子王明的逼迫下，张国焘出走国民党，反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由于领袖成了叛徒，红四方面军留下来的大批将领顿时失去靠山，也失掉了最后一点凝聚力，成为错误路线代表、政治上的弃儿。这批才华横溢的将领们走投无路，只能死心踏地地向毛泽东效忠，成为毛泽东亲自掌握的禁军。 

在后来的险恶岁月里，其他派系轮流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却永远陪在边缘角落，小心翼翼地求生存，并在毛泽东的看顾下一直撑到了最后。二方面军的贺龙被谋杀了，一方面军的林彪被叛逃了，甚至长征军事总负责周恩来也被癌症（后面会具体讲述），他们却悄无声息地活了下来，成为开国将帅中成活率最高的群体，并顺理成章地熬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定路线、抓坏蛋、批靶子，三把火一气烧完，王明心满意足地收拾行李，要去武汉当他的长江局总书记。虽然延安本部最重要，但是他的方针是统一战线，而蒋介石和各大机关此时正在武汉办公，他当然要留康生在延安看家，自已无知者无畏地孤身上任，充当共产国际领导下的第二个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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