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败走巴山
　　
　　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分散突围还是集中突围，徐向前一语挽救了红4方面军……枪声响了，倒下的是张国焘等高级指挥员的座骑……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
　　
　　1、激烈的党代会
　　 
　　我去总部报到时，新上司是叶南生排长。
　　张国焘那时刚满35岁，巳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中央分局书记，分局军委会书记，是鄂豫皖苏区顶天立地的第一号人物。能给这样的大人物当警卫员，我自然觉得万分光彩——这样的自豪感不单是我何福圣一个人独有，普天下的警卫员恐怕都有“星星跟着月亮走”的共同心理，自己负责保卫的首长地位越高，自己也就越觉得光彩。
　　虽然我干的仍旧是警卫员的工作，可给张主席当警卫员，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会场，而张主席的警卫员，就能随便进出了。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又是习武之人，就更有点“御前带刀侍卫”八面威风的样子。
　　新集那次党代会开得很长。中间，张主席做了个大报告，主要是谈纠正红军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军阀作风。这个报告就像一把火，马上烧到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许继慎一帮高级首长的身上。
　　第一次目睹这种狂热的、面对面的党内斗争，使我大吃一惊！
　　在军内外有着崇高威望的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但任书记之前系红4军军长）、红4军政委余笃三、红4军军长邝继勋、以前当过军长现任11师师长的许继慎，全都成为了激烈斗争的对像。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曾中生是张国焘之前上海临时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著名战将，连敌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也都惧怕几分。可张国焘一个报告，就把他们搞得像土豪劣绅一样威风扫地，满面无光。有的代表愤怒地指责他们两月前指挥攻打高家寨，造成红军伤亡上千人而告失败的事情，要他们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有的代表斥责他们纵容部下破坏群众纪律，使红军丧失了大批群众的支持。曾中生、余笃三等人起初还辩解，可越辩解越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上千人高呼口号，弄得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我当时并不知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实权却掌握在莫斯科回来的王明手中。
　　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9月，中共中央在巳遭破坏的情况下，成立了临时中央，博古（秦邦宪）任临时中央书记。10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临时中央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王明遥控的情况下，继续推行并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我也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们不是着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武装保卫中华民族生存的口号，而是不恰当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主张。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未能顺应民心，而不能有效地领导正蓬勃高涨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并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他们甚至把同国民党统治有矛盾而在抗日问题上态度积极的中间派别认定为“最危险的敌人”，继续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关门主义的策略。这样一来，就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有利时机。他们还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因而要求红军趁机攻取大中城市，并对华中重镇武汉取包围态势。同时在白区工作中，盲目强调“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步骤，而采取了当时情况不允许的“硬碰硬”的斗争形式。他们诬称抵制其错误的刘少奇为“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他的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
　　我更不知道，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的组织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巳经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江西根据地。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中央全权代表赶往各个红色根据地，夏曦到湘鄂西；张国焘到鄂豫皖；曾洪易到东北，邓刚到广西左右江，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以严厉的手段来“改造各级党的领导”，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把反对这种政治路线者一律视为反革命，以残酷手段予以清除，将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左倾冒险主义极快地漫延到了中国农村各个革命根据地。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肃反”，很快便在全国各主要根据地泛滥开来……
　　但是我却知道，自从张主席来到鄂豫皖，自从红4军改编为红4方面军以来，张主席在鄂豫皖军民之中的威望可说是如日中天，中央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一，其二，从1931年11月红4方面军成立，到1932年6月这8个月的时间里，他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红4方面军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接连克黄安，打商潢，夺苏家埠，占潢光，歼敌六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方面军也发展到两个军45000余人。根据地向外扩大到东起舒城附近，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50万，并建立了1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4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苏区的蓬勃发展，使张主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英明”、“伟大”、“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大会小会上，各种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张主席于是陶醉于4次战役所取得的胜利，鼓吹“国民党巳成‘偏师’”，“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乘胜挺进，夺取武汉，饮马长江”的问题，继续推行他的“不停顿进攻”的方针。
　　张主席在会上放了把火，而比张国焘陈昌浩早来鄂豫皖几个月的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发言，更是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
　　沈泽民是茅盾先生的亲弟弟，当时他巳经是全国有名的大作家。他与年轻洋派的妻子张琴秋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28宿”成员，他在上海时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长，看上去文质彬彬，说起话来却是情绪激烈，言语尖锐。他跳起来怒视着许继慎高声叱骂：“你必须老实向党交待，你是不是有土匪的享乐主义？是不是有军阀恶霸的习气？你要老老实实地向代表们回答！你这样的人，也有资格做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吗？”
　　许继慎，1923年入党的安徽六安市的青年学生，黄埔一期生，中共第一届黄埔军校支部干事，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毕业后被党组织派赴军校教导团担任连党代表，英勇善战，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叶挺有力的臂膀，著名战将。1928年上海中共中央将他调到军委机关工作。1930年春奉命前往鄂豫皖边区将当地武装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任军长。后与徐向前的部队汇合后，红1军改编为红4军，军长为中央派来的曾中生，他则改任12师师长。
　　此时的许继慎眼光复杂地盯了一眼张国焘，鼓足勇气说道：“我向党保证，我从来没有强迫过一个妇女。但是我承认，我有一些作风问题。我的行为有时太浪漫……”
　　“浪漫？”沈泽民推推眼镜，冷冷一笑，“仅此而巳吗？你难道没有花钱请人专门给你拉皮条，把年轻漂亮的女人源源不断地给你送上门吗？郭化仁这个名字，我想你肯定不会陌生吧？”
　　一听这个名字，许继慎沉不住气了。
　　“我刚才巳经承认了我作风上不检点……确实有错误，我虽然是个共产党员，由于长期从事军事工作，沾染了军阀习气，离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要求还很远。”
　　这种火辣辣的，毫不留情的斗争场面令我瞠目结舌！一个战功赫赫的的师长，玩玩女人算得了什么？那时候，红军中大多数指挥员本身就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红军士兵的成分除了少数农协会员，大部分也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地方民团的团丁，其中还有“绿林好汉”。在他们的心目中，玩得上女人，不仅算不得耻辱，相反，还被大家视为有本事哩。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郭化仁，这个以前在七里坪开酒店，红军打下新集后又把酒店开到新集县城来的商人竟然被保卫局的战士押到了党代会上，当众指认经他之手玩过女人的红军指挥员。
　　这个皮条客巳被打得伤痕累累，半死不活，不知是被打懵了还是吓坏了，在会场上乱指一气，害得十几名红军指挥员叫苦连天，大呼冤枉。
　　党代会结束后没几天，我在街上碰见和我一起参军的师兄郭清财，他巳经在不久前调到政治保卫局去了。郭清才告诉我，郭化仁立下“大功”，也未能赎罪，他巳经被处决了。
　　郭清才还悄悄地对我说，许多老苏区的同志对中央派来的人有情绪，说他们借生活作风问题想把老同志打下去，把大权抓在自己手里。
　　我一听赶紧叫他不要乱说，这话传出去可不得了。以当时我的地位，我自然不会想到这其中还有什么奥妙。作为张主席的警卫员，我也只能完全彻底地站在首长的立场上去看待任何问题，首长认为谁正确，我就认为谁正确，首长认为谁有罪，我就相信谁肯定有罪。
　　党代会结束后，在这次会上受到冲击的原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降为红4军政委，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调任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任，原红4军军长邝继勋降为第73师师长（刚创建编制，不足一团人枪，让邝自己去发展）。许继慎因战功卓著，在红军中威望极高，打仗离不开他，所以仍维持原职。红4军军长，则由第10师师长徐向前接任。
　　随后，在为中央调来的干部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10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不久升任副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接风时，我听到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毛泽东身上。
　　张主席评价毛泽东当年在井岗山采用的是宋江在梁上泊聚义的那一套作法，含有浓厚的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他对这帮初来乍到的部下说：“在座的都是接受过正统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人，你们想想，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张国焘先向部下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最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他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注意到张主席的这番话分明引起了新来的首长们的共鸣，像当过上海大学生运动领袖的黄超，与陈昌浩、张琴秋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李特，都赞同张主席的观点，引经据典地对毛泽东的做法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
　　在介绍苏区情况时，张主席还说：“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份子占了绝对的优势。"
　　这样的话，我还听到张主席在另外的场合多次讲过。没过多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为开展肃反运动发出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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