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肃反浪潮
　　
　　一进9月，张国焘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保卫局忙于四处抓人，每天都有一批批“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落网并遭到处决。
　　这时，张主席患上了肠道感染，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巳经卧床不起。
　　而一场“重大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一天上午，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周纯全、李特等首长神色匆匆地赶到原新集县衙张主席的住处，齐集在他的床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红军总医院派来的医生护士被请了出去，警卫排长叶南生知道我懂一点医道，便安排我进屋临时担任张主席的护理。
　　于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红4军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从英山前线给军委会一份报告，坚持红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而这一意见，则与军委会制定的作战计划相逆。
　　首长们情绪激烈，严厉谴责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目无上级的作法。
　　“这个报告是给我们的一个哀的美顿书！”沈泽民操着一口淅江口音的京白愤慨地说道，“他们刚打了几个胜仗，便居功自傲，想对我们来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认为我们和他们之间巳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思想上的分歧，而是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焘同志啊，我对这份报告有一种预感，他们是别有用心，说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包藏祸心！”
　　军委会参谋长蔡申熙建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到前线接替曾中生红4军政治委员职务，并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
　　蔡申熙的建议得到了一致赞同。
　　张主席撑持着病体想坐起来发言，我赶紧跑到外屋把黄超和叶南生床上的被子抱进来，垫在他的身后。
　　张主席补充道：“我以为昌浩同志此番前去不仅是接替曾中生任红4军政治委员，同时还应赋予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这样才能放手处理这一严重事件。除了撤掉曾中生，制止红4军渡江南下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英山、浠水一线，将部队带回苏区。在这样的时刻，保住军队比保住地盘更重要。至于许继慎，则由昌浩同志相机予以解决。”
　　黄超根据张主席的意见，马上起草了正式的决定和命令，然后，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红4军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严守党的纪律，和曾中生为首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出发。几天后，张主席不顾医生的劝阻，躺在担架上坚持到了白雀园邝继勋的73师师部。张主席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邝继勋和曾中生许继慎同属一伙，他来此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和邝继勋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分别召见了团以上的指挥员，要他们拿出态度。而一到夜间，警卫排则荷枪实弹，通宵不眠，以防不测。
　　我们到达白雀园的第三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报告，称一切都巳经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巳经与敌脱离接触，正由英山、浠水经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整训。
　　又过了几天，陈昌浩亲率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许继慎和另外200多名红军指挥员回到了白雀园。他兴奋地向张主席报告，他这次前去，不仅制止了反党行动，而且还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幸亏张主席英明果断，及时派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予以处置，否则，这次肯定要出大乱子了。
　　原来，陈昌浩捧着“尚方宝剑”离开新集后，花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县城的红4军军部后，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军队高级将领宣读，接管了红4军的指挥权，然后立即调动部队包围了第11师师部，并亲自率领保卫局人员进入师部搜查。
　　师部特务连欲拔枪反抗，被许继慎制止。
　　谁知这一搜，竟然搜出了许继慎欲投敌叛党的罪证。在师部参谋吴成文保管的公文箱里，搜出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原许继慎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一封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
　　陈昌浩当即将许继慎和吴成文押回军部，连夜突审。红4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通知赶来参加。吴成文因信件密码俱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任务是策反许继慎率部投诚。但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尤其是在他之前许继慎曾将曾扩情派来劝降的两名信使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处置，他便一直未敢行动，而是静待时机。
　　许继慎则断然否认他有叛党投敌之嫌。他的辩词相当有力。他说：“如果我真地打算投敌，我就不会把曾扩情给我的劝降信和送信的两个特务上交军部，这一点，徐向前和曾中生可以作证。”
　　而在此重要关头，曾中生巳经失去了作证的资格，徐向前虽竭力强调“许继慎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反间计”，可是，他的证词巳毫不为陈昌浩所相信——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眼中，徐向前也同样属于政治上不可靠的角色。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师兄郭清才说，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被周纯全局长下令抓起来了。
　　关于自己的妻子，许多年后徐向前是如此回忆的：“附带说一下我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这段叙述，也是我对她的悼念。我和程训宣同志是1930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在檀树岗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1930年反4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保卫局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家里弟兄5个，全部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兄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25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以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了，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
　　张主席听完陈昌浩的汇报后大怒，立即派人将曾中生许继慎连同200多名红军军官押回新集，听候处置。
　　此时的国内形势，巳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年初，“1.28”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即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5月中旬，即红4方面军歼敌35000千余人，活捉敌总指挥厉式鼎后 ，蒋介石便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6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首先集中主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地区红军，然后再全力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7月上旬，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紧锣密鼓之声巳经喧嚣入云，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左中右3路大军气势汹汹向鄂豫皖苏区杀来，其中何成睿指挥的左路军专对付湘鄂西外，中、右两路军共24个师又5个旅，约30万人，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
　　敌军如乌云般压过来了，可是，张国焘却被前期的胜利遮住了双眼，看不到严重的敌情，夸大了红军的力量。
　　9月下旬，徐向前率领部队全部到达白雀园，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的时候，红军开始了一场内部的大整肃。张国焘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11师政委）、周维炯（第11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们立即开始全面肃反，要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彻底整肃的红军即使数量会减少，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剔除掉的是糟粕，保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样的红军，才是党所需要的最忠诚、最坚定、最布尔什维克化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红军，是铁的军队，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
　　这次肃反动员大会后，红军中立即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红军在回撤途中，各师各团就巳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白雀园会议后，肃反更是遍及红军与苏维埃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中似乎到处都是“AB团”、满眼只见“改组派”、“第三党”，肃清反革命的声浪高唱入云，不仅师团级干部握有生杀大权，甚至连连排级干部也都可以随意抓人、毙人，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全都人人自危，有的上午还担任执行队员，下午即被其他的人“执行”掉了。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也无须什么证据，只要有人检举指证，谁就大祸临头，抓进去不问情由严刑拷打，然后便是人头落地。而且多数毒打都是群众性的，打的群情激愤，边打边呼口号，被打的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一申辩便属态度顽抗。不少人经受不住这种折磨胡咬乱吐一气，顿时，被牵扯上的人员也马上被愤怒的官兵拖了出来。红军中的地富子女、知识分子也都大难临头，遭到残酷清洗。
　　31团团长李先念遇到了和徐向前同样严峻的问题。他的亲哥哥被打成反革命，而且还当着他的面押上刑场处决。在交臂而过时，兄弟俩默默地对视了一眼，李先念把脸移开了，哥哥被手提大片刀的执行队员推走了。就在哥哥走到场口处时，他突然奋力扭过头来，向着弟弟大吼了一腔：“兄弟，干个样子出来，让他们看看，我们李家……没有反革命！
　　这股熊熊大火的助燃剂便是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在大肃反中都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惟有如此，才能给自己多少增加一点保险系数。
　　
　　3、自伤元气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肃反中，全面的情况我不可能了解，但我知道我过去呆过的“老30团”仅团级干部就换了三批，营连级干部更是走马灯似地三天两头换。被撤职后抓起来的干部中，除王树声等少数人大难不死，其余的全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给杀掉了。在这次肃反中，“老30团”被陆续杀掉的干部战士就有500多人。
　　有被逼上梁山的红军士兵也曾进行过自发性的反抗。但这样的反抗除了给他们更快地带来灭顶之灾外，相反更加坚定了张国焘肃反的认识与决心。
　　大约是10月初的一天，一连隶属政治保卫局的士兵前往布防在傅流店一线防御北面之敌的第31师，抓捕了该师政治部主任陈定候。在返回新集途经泼陂河时，遭到驻在该地的六安独立团少数士兵的零星射击。
　　张国焘得到报告后大怒，立即下令将六安独立团班以上干部200多人全部抓起来，末经任何审问，便被押到泼陂河边用机关枪打死。
　　张国焘听完处置报告后只是心疼费去的子弹，指示：“以后要节约每一颗子弹对付战场上的敌人，对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宜采取另外的办法解决。”而这“另外的办法”就变成了用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绳子吊、用石头砸。
　　我被这股血淋淋的杀人风吓坏了。我目睹了众多的红军官兵被杀害，我更知道当初一起跟随师傅投红的不少师兄师弟被处决了。这批师兄师弟中的少数人的确存在私分战利品，打骂群众等违犯纪律的现像，可就因为这，他们中的24个人却都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了。我听到他们被杀的消息后除了害怕，便是庆幸，幸亏自己调来给张主席当了警卫员，要还留在“老30团”，这次恐怕也难逃大劫。我不敢也不要能对这场肃反运动本身表示出丝毫的怀疑，因为这样的怀疑一旦流露出去便足以将自己的小命送掉。
　　而且，这样一场运动又是自己敬爱的首长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难道，我能够怀疑敬爱的张主席？
　　这股“杀人风’很快由军队刮到了地方上。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组织中，工会农会中也大开了杀戒。
　　10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黄超从总部警卫排要去了我们6名战士当保镖。因为当时杀人杀得整个苏区路断人稀。内部矛盾激化，向首长打黑枪的事件时有发生。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4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1932年10月。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潢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大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潢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巳经布好了警戒线。因前一天下过大雨，潢河发了水，浪子哗哗响。执行队员大概有100多人，手里提着大刀和梭标，也有枪。被杀的有30来个。周维炯临刑前死活不跪，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标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
　　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
　　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军的命……”
　　黄超大喝道：“把他带下去！”
　　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红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我们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干掉了！”
　　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漠糊。他们死的时候都年轻得很，许继慎刚满30岁，周维炯最小，才23…… 
　　大肃反后，红军中大批非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差不多被清洗干净了，新提拔起来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党员。
　　有个现像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主席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学生会的领袖，党的“一大”主持人，后来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多次受到列宁的单独接见，还常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课，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曾经都当过他的学生，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致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10月底，由于国民党大军巳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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