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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维:我的父亲张春桥( 下)
送交者: JollyRoger[★★★★周而不比★★★★] 于 2018-03-10 20:18 已读 4149 次 2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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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上海呢?




答:因为我觉得上海人都认识我,我走到哪里都要被别人看成谁谁的女儿。我不想一直和家里的人绑在一起。我要离开,要到一个别人都不知道我的地方去。所以,进工厂工作的时候,我就改名为李群,群众的群,我要变成一个最普通的群众。我当时还以为这样就能隐姓埋名,别人就不会知道我爸爸是谁呢,多幼稚。我尽量低调,很克制自己,真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盯着我看。我从来没有请过病假,从来没有误过工。孕妇是可以提早回家的,但我怀孕的时候,从来没有提早回家过。就这样,大家还是会瞪着眼睛看你,挑你的不是。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后来我同宿舍的女工结婚了,我就把宿舍让给她和丈夫住,我自己每天回家住。我是好心帮她,但宿舍里的其他人都怪我让女工宿舍里住了男的,那我索性把宿舍退了,结果我那个同屋的丈夫也没有办法进去住了,他们夫妻俩后来批斗我的时候还特别起劲。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他住在兴国路的时候,我有时星期六会过去住,他那时候每天半夜吃夜宵,我也就会起来,我们俩可以说会儿话,聊这个聊那个的。他和我是可以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然后他会说:“好了好了,你去睡觉吧,我要开始工作了。”然后他开始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你爸爸不和你们说这些事,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答:他们的纪律就是这样,对子女是不应该说的。现在有的人,他们夫人孩子写回忆录,说得有板有眼的,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应该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他们的丈夫父亲当年违背了组织原则,告诉了他们不应该说的事。我真的是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我现在也是从网上知道了很多事情,但网上的说法也不一定是对的。




问:那个时候,你也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建议?




答:我们恋爱的事情,爸爸给我和我大妹妹写过一封信,要我们自己决定,婚姻自由,家长不干预。他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说最好找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我本来就不愿意找干部子弟。干部子弟有一种亲切感,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亲切感,彼此都很了解,优点、缺点都很相似。我妈妈叫我找个工人,我说找工人那也是肯定不行的,文化程度太不一样了,不会有共同语言。后来认识我爱人,他是医生,有自己的专长,是很钻研的一个人。但我和他之间也有许多地方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当然,我是接受了这些,没有办法沟通就不沟通了。例如,他是不看小说的,一开始,我还想培养他的阅读兴趣,买《红楼梦》之类的连环画给他看,连环画哦,哪知道他看三页就睡着了。他是医生,工作很累,哪有闲心看这种东西。他有他的业务。我与他说阅读方面的东西,他一窍不通,那就不沟通了。他喜欢看我打毛线,给小孩子做衣服,觉得我看书是浪费时间。还有我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上海男人。我看相声,他要听滑稽戏,越剧沪剧,所以我也培养了这方面的兴趣。还有在饮食上,我们刚结婚时,家里吃饺子,他真的不愿意吃,还问我妈妈有没有泡饭。




问:1973年“十大”时,你爸爸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有与你妈妈离婚的事,他就不再回上海了,你去北京见过他吗?




答:我到北京去过几次,都是工作出差去的,从来没有自己去过。我们仪表厂是为发射卫星提供仪表的,我常去北京出差。一般我都是住在工作的地方,星期天会去陪陪爸爸,或等工作结束同事离开后我再多呆两天。关于中央的事,我爸爸是什么都不讲的,因为他有组织纪律。




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一直到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候我爸爸在北京,是很少出去的。他不愿意到外面去,因为他说太劳民伤财,每次出个门就要动用很多人。政治局常委就是这样的。有一次,警卫员叫我动员我爸爸出去走走,因为他整天就是关在里面。我就和他说了,他同意到玉泉山去,去了之后,他对我说:“你看那个山头上,都是警卫,我一动,就有这么多的警卫。”我说我还想到卢沟桥去。他说:“你真想去啊?算了吧。”




问: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对周恩来,我和全中国老百姓一样,是非常敬仰他,也是非常爱戴他的。真是这样的。周恩来去世那天,我是到了厂里后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我马上骑着自行车返回家换了一条围巾。我平时是围着红围巾的,因为我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条围巾厚。所以,很多人说文革时期没有人穿红的,这是不对的。我回家,换了条蓝底子黑条子的围巾,那条围巾很薄,我又拿了条白色尼龙的围巾衬在里面。在我们被抓之后,北京也来了一批人,说我们反总理,我说绝对不可能。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说我们反总理。他们硬说我们反总理,这倒让我多想一点了。多年之后,我们原来的党委书记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说我的罪状之一是反总理,不参加追悼会。他还为我辩护,说有我参加追悼会的照片,还戴着蓝围巾,当时才刚刚开始有的彩色照片。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因为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日理万机,主持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他的形象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总理的思想上稍有一点点偏差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毛主席太敏锐了,他自己年老病重,还这么为国家命运担忧,他这是对中国人高度负责啊。所以,毛主席让开了个总理的批评会。




其他情况,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也问过一些知情人。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我想,如果大家都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看清事情的本质,那在后来与国际资本大鳄的斗争中我们会更有底气,头脑也会更清醒,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更能得到保护了。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过掉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




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




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




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




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六)被捕入狱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问:你听到四人帮被抓起来是什么时候?你当时觉得很突然么?




答:我们大概要早几天知道。那天我爸爸的秘书突然来了,说出事情了,联系不上了。上海市委联系不上他们了。这里就开始乱了。




有人就讲要开始起义,要组织工人。那边就要安抚,叫马天水去。马天水去了,叫这里的人都不要动,说等他回来再决定。马天水走后,这里还在持续争论,吵闹该怎么办。我很冷静的。我觉得闹也没用,无非就是像巴黎公社死一批人而已,再来一个巴黎公社墙。我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么。如果不发生,那我们就不死。但到底会不会死,我们也不知道。但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爱人正好不在,中国发射原子弹的时候,他到北京出差去了,是那个队的医护人员。所以,我就把我儿子送到婆婆那里去了,他那时一岁多点。我想无论如何,得先把孩子安排好。别的,就等马天水回来说是怎么回事。




马天水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但事实是,1973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我的房间里还有一台四喇叭的日本产的收音机,这个倒没被拿走,所以,看来人家的目的还不是来搜你的机密。




问:他们来搜家的时候,家里都有谁在?




答:人们走进康平路大院,没有人阻拦,人越来越多。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也不能说是搜家。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妈妈已经被抓起来了,阿姨逃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奶奶开始在,后来她就到衡山路高安路口的姑夫家去了。那时我姑姑已经去世了。姑夫家很近的,离我们家只有一条马路,奶奶就自己过去了。但姑夫拒之门外。这个姑夫是很坏的一个人,原来是新四军,后来还是离休干部什么的。姑夫不让奶奶进门,奶奶就顺着康平路走,到了100弄,那个弄堂里还住着一个亲戚,是五婶婶的妈妈。我奶奶也不敢去敲门,就坐在路边。这里面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这位婶婶的父亲,也就是我奶奶的亲家公,是在文革中自杀的。他原来是华东局的副秘书长,早年与康生和周恩来一起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他是个大少爷,弄了个很漂亮的门面做掩护。解放后,他先在山东做副省长,华东局成立后就到上海来了。在杨尚昆的事情上有点问题,还有周恩来在上海搞锄奸时,他大概也有些事情,所以,文革中就自杀了。婶婶的妈妈,奶奶的亲家母,也是山东大地主家出身的,她收留了我奶奶。但在我爸出事后,这个婶婶和我五叔离婚了,理由是要拯救三个人的政治生命。她父亲自杀时,我五叔没和她离婚,她后来却选择了离婚,要保护自己。所以,人无所谓对错的,只是个人不同的立场和处境,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




再回来说我家,奶奶走了后,就我和小妹妹在家了。小妹妹在空军当兵,正在复旦外语系读书,所以在空四军和复旦都有宿舍。但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事,她就回家来看看。大妹妹已经结婚了,在杨浦区,她很少回来的。弟弟在农场。家里人越来越多,也没有人管我们。来的人大多数都是老百姓,这里面没进来过,来看看我们家什么样子,好奇心驱使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来。但是我能看出来,人群中是有便衣的,他们不像看热闹的,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也不离开,肯定是部队的和公安局的便衣。后来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你们可以走了,一直在这里干什么。”想想也是,外面传言张春桥的女儿在里面,进来看热闹的人更多了。




问:当时在那种境遇下,你心里怎么想?慌么?怕么?




答:我一点都没有慌乱或害怕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地处理事情。有人叫我和妹妹走,我们就出来了,准备走。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这时就出现了四五个人在我们旁边,护着我们。一路上也增加了保护我们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一路从康平路穿出去,后面跟着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多数是要看好戏的。我们就开始跑,跑到武康大楼,绕到后门进去,上了楼,来到了一家人家,是完全不认识的。我妹妹的鞋子跑掉了,这家人家就拿了一双鞋给她穿。后来知道,这家的男人是某个新村的门房工人。再出来,我就和妹妹分手了,有人就塞给我小纸条,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并说需要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没想到这张小纸条后来害了人家了。我被关起来后,这张纸头搜出来了。




小妹妹决定回学校去,我就到大妹妹家去了。当时处于一种很亢奋的状态。到了晚上,我决定再回康平路看看怎么回事。我就骑自行车回来。妹妹家住在杨浦区许昌路,还是挺远的。家里一片狼藉。我拿了几件衣服,装在一个小包里。我走出来时,又有一群人冲出来围着我,说我转移罪证。这些人是交大的学生。他们叫我打开包来看,我就打开了,就是几件衣服。有围观的群众说:人家就是拿两件衣服。所以,我又回到大妹妹家。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抓起来了。




问:能讲讲你的监狱生活么?




答:应该是1976年10月20号之前,公安局派人到我大妹妹家,把我抓起来的。这是马天水下的命令,他说是为了保护我,我说我不要你们保护,也没用,他们一定要保护。但是几天后马天水他们也被抓起来了。抓我的人被抓了,那也就不会有人放我了。他们先把我关在赤峰路的监狱里。最初,我被临时关在一间朝南的大房间里,那个房间以前好像是专门关外国人的,墙上写着许多英文、日文、韩文,都是以前的犯人留下来的。房间应该有十来平米。后来又把我移到一间很小的房间里,四五平米大吧,朝北的。窗外粗大的木头是新钉上去的。春天时,又移到另一栋房子,那是正式的监房,有马桶、水盆,十一、二平米。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爸爸的消息了。我却知道妈妈就关在这里。




后来我们都被迁到西郊公园附近哈密路那里的一个监狱里。我的耳朵特别好,可以听声音。我能判断谁在里面。例如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王秀珍,我都能听出她们的声音。也有不认识的人。我还能闻到中药的气味,我知道妈妈又在吃中药了。




我就在监狱里开始了我的“神奇人生”了。我首先教看管我的人怎么生煤球炉子,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冷了,看守也都是从各个地方临时调来的。原来都是坐机关的,生煤球炉子都不会,本人是最能干的。




后来我又教他们打毛衣,做其他事。她们看我是子女,放风的时间会多些,会有人跟着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问:知道你妈妈在那里,觉得欣慰么?




答:没有什么欣慰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我妈妈是什么问题啊。




后来才知道他们说她有历史问题。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心里也是蛮恨的,叛徒、特务,他们到底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我基本上都不知道。




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上海“四·一二”炮打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还有“八·一三”,他从上海回山东,在路上走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有人查,说他是不是在江苏被捕了之类。其实他根本没有被捕,日本人轰炸铁轨,路不通了,他是顺着铁轨走到济南的。大串联的时候,叫红卫兵去走新长征路,我说起我的同学走到北京,爸爸才说起自己一个月走到济南这件事。




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心里面就是很恨,很窝气,但又说不清楚是恨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什么都被蒙在鼓里。就像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的那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问:你在狱中是否希望听到一些父母的消息?




答:那个时候,被关在里面,是根本谈不上希望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不知道我爱人会不会还要我,这些我都不知道。没几个月,就到了1977年的1月6日,我三十岁的生日。在监狱里,我自己给自己画了一张画,一张天女散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张画,也难以说清楚我究竟是什么心情。反正是什么都不考虑了,不想了,只想自己解放自己。我为什么要把爸爸的这些信都留在我这儿,就是因为我人生中这一个一个的生日。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想,他肯定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但是他们到最后是不是采取了什么行动,他到底有没有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监狱这边又逼着你交代,没有人相信你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处于一种非常非常矛盾的状态。有时,想要排解一下自己的心情,想要唱一句什么,我就突然想唱一句《红灯记》里面的词。但是唱一句我就停住了,那也不是我该唱的。我知道我父亲是个什么人吗?我不知道。我就会自己打住。




有时候,我会唱《白毛女》里的“想要叫我死,瞎了你眼窝。”我会唱这一句。我就是不想死的,因为我最终还是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问:当时你也哭过许多次吧?




答:在监狱里我不是哭,是流泪,一直流泪。就是很伤心,太伤心了。后来在医用电子仪器厂,有一个人骂我,说对我态度较好的人是“三种人”,把我气得大哭。一哭起来就止不住了,哭了一天,把其他人都吓坏了,以后也没有人再惹我了。我想不通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待我。




问:后来你想通了吗?




答: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冷静了,我不再多想自己了。我天天仔细地看报纸,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报上的一些假话,而且假话说得越来越离谱,我就开始冷静思索问题。我就不相信了。例如报上讲江青谋害毛主席,这我肯定是不相信的。接着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我就觉得更奇怪了。这就说明他们是对着毛主席的,而不只是对着我爸爸他们四个人的。这真是一个败笔。抓他们四个人,栽赃于他们,还好说,还可以蛊惑不少人。但是把毛家的人也抓了,那就败露了。后来我还知道,连李讷都没有工作了,李敏的爱人也没有工作了,这怎么说得过去,肯定是针对毛主席的嘛。我想,把我们都弄死了,说我父亲怎么怎么样,这是很好骗人的,我们可能就冤死掉了。但是把我们和毛家的人捆得那么紧,我们反而不冤了,一点都不冤了。这样一想,我的心情反而好起来了,我看懂了。




问:你说想通了,看懂了,那你做什么了?




答:这段时间,我是可以看书的。我就让我爱人给我送来马、恩、列、毛等书籍,我系统地看了《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和《毛泽东选集》五卷,并做了很多摘录。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想通了之后,我就开始写材料,他们要我交代谁向我爸爸表忠心了,谁与我爸是一伙的了。我就看报纸上,谁出来了我就写谁。例如李先念,那么神抖抖的,我就开始写他。批邓的时候他跑到我爸爸那里,对我爸爸说他错了,说他上邓小平的当了,等等。




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原来的厂里去批斗了一次,开大会,上千人的大会。在一个巨大的车间里,他们在一张大桌子上面又放了一个凳子,搭了个高台,让我站在上面。我还没有站得这么高过呀!他们大喊:“低头!低头!”我就是不低头。有个局团委书记,他要叫我低头,我叫他“滚”。我说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你没有资格来叫我低头,我就不低头。我的态度太强硬了。回头时,我看见局党委的书记杨士法也坐在台上,他文革前是组织部部长,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一直是杨伯伯杨伯伯叫他的,他来组织开会斗我。我看到他也出现在报纸上,就写关于他的材料,因为我们当时发卫星回来开总结大会时,他叫我问爸爸妈妈好。我就写了,也是实话实说。




他们还让我写文革时我自己的经历。文革初期我是老保,后来我是逍遥派。我一直很隐蔽自己。他们要查我是不是有问题,不仅在厂里查,还到复旦附中去查。后来我被放出来后,有人告诉我,他们把我前前后后全兜底查过了,调查的结果是,还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好的人。




(七)出狱之后




陪我去的人对我儿子说:“这是你妈妈。”我儿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话说:“我妈妈已经死掉了。”




问:释放你出来的时候,他们给的是什么理由呢?




答:1977年12月28日,他们把我放出来了。正如关我的时候没有理由一样,释放我也是没有理由的,只简单地说:“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他们都已经查遍了,实在没有道理再关我了。文革中,我从来没有斗过老师,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文革后复旦附中第一次搞返校活动时,我没去,姜拱绅校长还叫我们班同学带话给我说:“复旦附中的大门永远向张维维打开。”学校对我的表现肯定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是学生会主席,所有课外活动都负责组织的,运动会、歌咏比赛,不仅组织还带头参加。1968年我进的仪表厂,工作八年几乎没有请过病假或事假,从来不迟到或早走。白天上班努力干活,下班后做团委的工作、开会、学习。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找人谈心、帮助群众、工会安排家访等等,我一直很热情地去做,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问:放你出来的时候,家里有人来接你么?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答:家里没有人来接,审查我的人把我送到家里的。当时,弟弟在农场被隔离着,小妹妹中断复旦的学业,回部队被隔离着,我爱人在医院里被隔离着。他完全是因为我才被审查的,虽然我被放出来了,但是仍然不许他回家。后来审查我的人也觉得太莫名其妙了,到他单位去说,一个多月后,才让他回家。大妹妹还在家里,我与她见了一面。小妹妹和弟弟是很久以后才见上面的。审查我的人陪我去看我儿子,把我关进去的时候孩子只有一岁半。陪我去的人对我儿子说:“这是你妈妈。”我儿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话说:“我妈妈已经死掉了。”当时我的感觉,有一句上海话最能表达,就是“触心经”。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心里当然很想念儿子.放风的时候,我在外面拣到两根小竹条剖开来,在窗台外面磨了两根毛线针。然后把裤子里的松紧带拆下来,把松紧带抽掉,弄成一根很细的带子,饶在针上,做了两根环形针。我就帮我儿子织了两条裤子。还不是毛线的,是两条氯纶的棉毛裤。我把棉毛裤一根根拆下来接起来,给他打了两条裤子。出来以后,他就穿了,很合身,很好看。这对我也是个安慰。看守们还都来跟我学,所以说是我在监狱里的奇妙人生吧。后来我还把自己的毛衣拆掉,又用那个环形针重新织了件毛衣呢。




问:奶奶自杀是怎么回事?




答:还是我在监狱里时,他们就把我们家搬到东安新村了。我奶奶就是在那里自杀的。




说起我奶奶,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家庭主妇,勤俭持家,对爸爸影响很大,我爸爸对她也特别好。奶奶比爷爷大五岁,爷爷是家里的老二.封建地主家庭,老大很看重的,老二就不看重了。老大上了北京大学。老二虽然功课更好,但家里没有能力培养两个大学生。爷爷虽然也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家里没让他上,所以,他一直有很不得志的感觉。爷爷后来去山东读了个医科大专。爷爷家是破落的地主家庭,家境每况日下,鲁西南本来就很穷。家里人给他娶了我奶奶。奶奶娘家是个上升的富裕中农,有几个哥哥,她也是很宝贝的,高不成低不就,很晚才嫁出去。爸爸的舅舅们很保护奶奶,我爸爸去延安,还是几个舅舅送他去的。后来奶奶生了很多孩子,奶奶的娘家还一直资助我们家。我奶奶是一个很顶事情的人,她是什么都不怕的。在济南的时候,外面炮声隆隆,她就在家里守着,她也没有逃走。




我们都被抓进去之后,别人家她也不能长住,她就住到了东安新村。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个人住在那儿。如果有一个孙子或孙女在身边,她可能也就不会自杀了。奶奶自杀之前,要见我弟弟,他们不让见。我奶奶最后身边还有一百多块钱,想给我弟弟的。后来还是我表妹去看过她一次,奶奶把钱给这个外孙女了。没有人安葬我奶奶,他们去找我姑夫,但最后的丧葬费我姑夫不肯出。我们只知道奶奶没有了,最后如何处理的具体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丧葬费最后是算到我妈妈头上的。我妈妈出来之后,政府给她的生活费中,还把奶奶的丧葬费扣掉了。




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到1983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




“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年做出的,1949年她重新入党。




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问:你出来后的工作呢?




答:放我出来时,原来厂里的工资都发还给我了,一个月有四十几块钱。至于工作,公安局的人问我:“你要到哪里去工作?你想回原来厂还是怎么样?”我说:“我怎么能回原来的厂?那是军工厂,要保密的。”提审我的人说:“哟,你倒还蛮有自知之明的。”我心想:我对共产党的了解能比你差么?




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弄堂小厂,手术器械五厂。这个厂在徐汇区,打浦桥那里,斜徐路,很破很破的。现在那里有办出入境的一栋楼,当时是弹格路小菜场。因为他们不让我多接触人,厂里就安排我到一个车间,在肇嘉浜路上的一个弄堂里面。车间的房顶是芦苇条搭成的,上面又铺着瓦,夏天非常热,有时我们要爬上房顶把水泼在瓦上降温。




出来时,我的身体很不好,但是工作还是很快就上手了。我干活手脚很快。第一天,一位老工人就叫我电焊插头,我一会儿就弄好了。他们见我活做得好,对我的看法也就改变了。工人判断一个人,就看你手里活是否做得好。后来我还帮他们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我干完自己的活,就帮别人做准备。一个老工人对我说:“你做慢点好吗,你做得这么快,我们的指标都得增加了。”有一批产品退货,说不合格。我发现是因为受温度变化影响,我就给大家解释原因,并一起重新调试产品。他们都来找我这个李师傅帮忙,有几个年轻人还要我教他们。回家后,我就翻出我上“七·二一大学”时的教材来,每天提早一个小时去上班教他们。这样我进入了这个小集体单位。这里原来是街道生产组,工人大多数是阿姨妈妈。她们会把自己带来的菜给我吃,还教我怎么烧菜。她们给了我温暖。




后来这个厂关掉了,工人重新分配,我希望专业能对口一点,也想离家近一些。那时候我爱人在人民医院里做杂务工,天天洗厕所、洗尿瓶、推车、拖地板,也不许做医生了。我公公胃出血,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再为我们带孩子。儿子三岁,每天上幼儿园要接送。我写信给仪表局,讲了我的情况,也因为前面表现不错,他们就把我安排到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




这个厂条件要好多了。我开始在总装车间。后来因为要轮着上早班中班,我无法接送孩子。我提出我的困难后,厂里就把我安排到质检科做元器件进厂的检验员,应该说还是很照顾的。我工作也很努力,自己会去生产厂学习,晶体管厂,显像管厂,改进检验方法,有不少技术革新。比如,当时心电图机上的热笔,返修率很高,造成大量的客户来信。我发现检验方法不对,改进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厂里要成立无线电计量室时,就让我筹备。我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以前在“七·二一大学”学习时,我也总是做记录、计算,不喜欢操作仪器仪表。这时,我就跑到科技书店,了解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又去了生产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的工厂,慢慢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后来还成了医药局的无线电电工计量站。




有空时,我仍然喜欢看书。我跟厂里管图书的人成了好朋友,那时候,图书馆里新到《收获》、《钟山》、《花城》,她都会告诉我,我想看的书她也会帮我留着。再后来,儿子大了,我和他一起看古龙、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




(八)爸爸的公审及监禁生活




“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问:1981年11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厂里发票子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听说我也想买电视机,当着大家的面说:“你还要买电视机?你们家的电视机不是有很多么?”我就告诉他我家没有电视机,我们家的孩子也要到院子里去看电视的。我还有一张我儿子在院子里看彩电的照片呢,因为那时彩电很稀奇,才会给他拍照片。他就说:“那是外面的人造谣咯。”他还蛮好心的,就到厂工会去帮我要了一张电视机票,也是他陪我到中百公司去买的。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公审后,公安局的人到厂里来,在组织科,有好多人参加。他们问我,公审得对不对。我的回答是:“我又不是五人帮,我怎么知道四人帮做了什么?你要觉得我是五人帮的话,把我也抓进去好了。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公审做得对,不就行了,干嘛还非要我来承认你们对。”后来我又说:“你们株连我就算了,株连我爱人就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做医生?”可能我的话还有些用处,一个星期后,就通知我爱人回科里上班了。




问:宣判的结果,是不是你们意料之中的?




答:我们觉得他们是不敢枪毙江青的。江青在我爸前面判的。如果江青死不了,那我爸也死不了。位子就是这么排的嘛。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年11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我们第一次去看他,是公安局安排的。他们让我们住在复兴医院旁边的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到了北京后的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探监,在一个很破很破的小房间里见到爸爸,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张有靠背的长凳。后来这个房间装修了,还蛮漂亮的。这个房间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是用来监视的。当着他的面我没有哭,回到住处后大哭一场。那时候他说话是听不到声音的,他已经失音了,因为他八年没说过话了。在监狱里,他也是不和任何人说话的。最近网上传出他的最后一次讲话,还有人问我录音是怎么传出来的,是没有这回事的。他真没有说过话,更没有什么录音了。




他问我们好,说:“你们好么?你们来看我啦?你们怎么样?”声音是哑的,声带已经僵化,医学上叫“废用”。他也已经八年没有一点我们的消息了,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看到我们还是很吃惊的。那一次去探监,一共可以见他三次,每次两个多钟头。监狱要我们自己安排这三次探视的时间,我们就隔一天去看他一次,每次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这样安排可以让他休息一天。主要就是谈谈家里人的情况,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时候还没有开始写信。




问:以后你们是不是能经常去看爸爸?当时一年能见到他几次?




答:他在北京的时候,刚开始一年一次,后来一年两三次。起先公安局说好我们是可以报销路费和住宿费的,后来我们经常去,就不给报销了,说我们已经结婚,就不算家属了。




第二次我去北京看他,是在他开刀以后,那次是我一个人去的。




以后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分头去看他,谁有空谁去。我也积极争取出差机会。他们有时候也想阻止我们见,但是我们已经千里迢迢到北京了,他们也就汇报请示,让我们去见了。我还带我儿子去过,我弟弟也带女儿去过。




1996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




1996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




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那时我们去的就多了,我们每个月可以去一次,也是大家轮流去。但是还要先和无锡公安局联系,得到许可后再去。




问:你爸爸关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他与外面隔离么?




答:虽然他一直被关着,但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与外界隔离。他仍然很关注时政,没有停留在时光隧道里,也绝对不可能停留在过去。




他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后来到江阴,还可以看到《新民晚报》。他自己是做报纸的,所以,报纸上如何排版,某个消息放在什么位置上,这些讲究,我爸都太清楚了。他不仅能读到文字里写的东西,还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的很多东西。




1985年,我去探监时,用省下的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看管他的人看到了,没说不行。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请示监狱行不行,请示的话,一级级汇报肯定就不行了。他们没有明确告诉我不能给他买收音机,没有明确规定他不能听收音机,那我就给他买了。看管他的人没说什么。过了段时间,我又给他买了个带短波的,这样他可以听到美国之音、BBC等台。有一次,他还很高兴地告诉我又找到了一个法国台。他就是这样关注中国、关注世界的。但看管他的人也蛮坏的,因为收音机要用电池,电池用完了,他们就不给他电池了。去探监,我就给他带电池过去。




问:你爸爸的信中常常谈天气、谈气候对他的影响,还有他种花养鱼的习惯。是不是在监狱里,有的是时间,反而更有闲暇了?




答:他的每封信都要被审查的,所以,在信里他不可能写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他的政治观点都已经很明确了,我们都非常清楚,那他当然也就用不着再对我们写了。




他对气候确实特别敏感,是因为他有气管炎。种花、养金鱼,他一直喜欢的,可能受到我奶奶的影响。因为我奶奶是农村出来的,我奶奶就一直喜欢种东西,在上海的院子里就种,而且本事特别大,种什么长什么,种茄子,种蕃茄,都硕果累累。所以我爸爸也就一直很喜欢种东西。我也喜欢,你看我家的阳台上,除了花以外,还有很多可吃的东西,鸡毛菜,香菜,小蕃茄等等。




问:那么对于重大事件,例如1989年的“六四”,他肯定都知道的吧?




答:对于邓小平的那一套,他都是知道的。什么白猫黑猫呀,摸着石头过河呀。最让他震惊的,就是“六四”对学生开枪了。1989年7月,“六四”后不久,我到北京去看他,复兴医院就在木樨地,是打得最厉害的地方啊。外面发生的事,他当然知道。他特别感慨,告诉我,一直听到头顶的直升机响,能听到枪声。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那些管着他们的人,把军装都换掉了,怕别人知道他们是部队的,要改头换面呀。他也知道下面受伤的学生市民被抬进来,能听到许多人在喊叫:“救命啊,医生,救救我啊!”也没人给他们包扎,没有紧急救护,有的人血留尽了,就死了。他说他们连止血都不会。他说:邓小平真是下得了手呀!




这个时候,爸爸才对我们说:1976年“四五事件”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商量怎么办,吴德在,邓小平也在。在会上,有人提议要调动军队镇压。是我父亲去了后,说不能动用军队,才没有派军队过去。我父亲建议恢复广场上的大喇叭,进行宣传,疏散群众。过了一天后,大多数人都走了,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还剩下很少一部分人,这才派工人进去。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他当然也很关注,这些在他的书信中有很多表达。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的理解更深刻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世界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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