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北京到天津之间的平原上，效忠清廷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看着前面排成整齐方阵的8000英法联军，他决定今天要给他们点好看。虽然在不久之前的几次接触战斗中，他吃了一点小亏。但是，他相信在今天的战斗中，能彻底击溃英法联军。

因为之前他的部队还没有集结完毕，他的核心部队，一万多蒙古骑兵，外加一万多支援的八旗和绿营骑兵今天都已经集结完毕了，还有两万步兵在背后支援。他今天要重演五年前的辉煌，那一年，他从蒙古紧急帅兵来京勤王，面对几万北伐的太平军，那个比今天规模大得多的对手，他用成吉思汗先祖留下来的传统战法，一举将他们击溃。彻底断绝了太平军北伐的念想。

他把他的骑兵分成了五列，前面两列是手持长矛的破阵骑兵，后面三列是装备弓箭的弓骑兵。他的战法说起来很简单，手持长矛的破阵骑兵排成紧密的队形，和后面的装备弓箭的骑射兵间隔30米，然后一起冲锋。

当前方的骑兵距离敌阵百步之遥的时候，后方间隔30米的弓骑兵以45度角，一起发箭，密集的箭雨越过前方骑兵的头顶，射向敌阵，干扰敌阵用火枪射击前方的持矛骑兵，就在对方躲避箭雨之际，持矛骑兵已经冲到面前，直接冲破方阵，后面的弓骑兵，抽出马刀，砍杀溃散的敌兵，他就是用这个办法连破了北伐的太平军十几个大阵，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按照他的估计，英法联军的火炮，会在500到200米的距离上，杀伤他一千多名骑兵，然后冲到一百米左右的时候，敌人的排枪射击，可能会打倒他一两千名骑兵，但是他们只有一次射击机会，剩下他的一万多骑兵就可以冲入大阵，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了。

于是他挥动了黄旗，两万多骑兵同时发动了冲锋，但是，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敌人的火枪兵，不是在一百米左右才开始射击，是在四五百米外就开始了齐射，他不知道英法联军使用的并不是老式的滑膛枪，而是先进的线膛枪和米尼弹。而且由于使用了火帽技术，装填速度加快，每次齐射的间隔只有七八秒钟。这意味着他的骑兵冲到对方阵前，要遭遇对方十几轮齐射，而不是想象中的一两轮齐射。

那一天，所有的持矛骑兵都还没有冲到对方阵前，全部被射落下马，而剩下的弓骑兵，面对着对方的刺刀阵，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纷纷被对方刺落和射落马下。当日清军大败，折损了将近两万人，而英法联军只损失了几十个人。僧格林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将是清军历史上，最后一个发动全线冲锋的将领，从此以后，清军将彻底放弃冲锋战术，没人再会拼命。

于是北京洞开，圆明园被烧，咸丰皇帝跑到热河病死，两宫皇太后掌权。所有的大臣都把战败的责任全推给了僧格林沁，他被掳去了一切封号，虽然保留了钦差大臣，但从风光无限，到从此不再受朝廷待见，一切都是因为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军队，蒙古骑兵。后来不久，他被强迫用他的残存骑兵，去进行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最后战死在沙场。

这一切被湘军和淮军的将领看在眼里，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失去了军队，他们的下场可能还比不上僧格林沁，毕竟僧格林沁，和清朝王室之间，还有血缘关系。

事实上客观的说，战败并不应该指责僧格林沁，英法联军一路逼向北京，如果僧格林沁连试都不试一试，那还不如直接投降算了，难道让他那些全部都是使用冷兵器的骑兵，放弃机动性优势，去守城吗？事实上，僧格林沁是负责任的，这是他的唯一选择，至于胜败，当时双方没人可以预测。

但是，作为汉族大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显然比僧格林沁更有智慧。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曾经带兵为了攻下太平军防守的武汉，发动了一场冲锋，造成了3000人的损失，气得曾国藩垂头顿足，严令从此以后禁止冲锋，只准挖战壕，打呆仗，用炮火和子弹去杀伤敌人。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诞生了。湘军和淮军不冲锋，不肉搏，他们全凭购买先进的武器，利用优势的火力去杀伤敌人，力保部队不损失，因为这是他们在朝廷中，赖以立身的根本。

这样他们和朝廷就形成了奇怪的关系，两者利益之间有相同点，但也有不同点，作为清朝王室，八旗军和绿营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蒙古军也已经被英法联军消灭，只有依靠汉族的湘军和淮军。但在政治上，清朝王室依然享有道德上的正统。

他们希望给这些汉族大臣高官厚爵，让这些汉族大臣，利用他们的军队，来无条件的为清朝王室效忠，而对于这些汉族大臣来说，一方面要为清廷尽力，一方面又不能失去军队，如果失去了军队，就不再会被朝廷重用，所以他们的军队只能是被有条件的使用。

帝国从此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成为了诸多的利益集团共同把持的对象，王室和汉族大臣，是一种互相利用，又互相博弈的关系。所以，湘军、淮军的不冲锋，不肉搏的火力战模式，是这场博弈的平衡点，汉族大臣为清廷尽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不能多也不能少。

在1895年以前，清廷面临的对手，无论是太平天国，捻军，回民叛乱，新疆的分裂势力，在武器装备，组织能力上，和湘军、淮军都有代差，所以拥有先进武器的清军，利用这种奇怪的火力战，足以战胜对手。所以，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前，帝国靠这种微妙的平衡，军事上一路所向披靡，国力也逐渐恢复，甚至一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但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打破了这个平衡。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家实力急速发展，他的军队，和李鸿章的淮军，是一个水平的，不存在代差。所以在朝鲜战场，清军，更准确的说是淮军，还是用他的老办法，火力战去对付日本人就行不通了。日本人在装备水平方面比淮军略低，但是也相差不大，在平壤城下，日本人发现和清军守将叶志超的部队对轰对射不分高低，而且弹药不如对方充足以后，为了夺取胜利，他们跳出了战壕，发起了白刃冲锋。

这个时候叶志超突然懵了，对于装备相当的对手，火力战阻止不了对方，这时，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不要和对方展开白刃战？如果展开白刃战，必然会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打赢了，有利于清室，但是兵死多了，不利于李鸿章李大人，而他这个官名义上是清朝的官，实际上是来自于李鸿章李大人的推荐，并不是来自于清朝王室。

叶志超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所以他肯定不怕死，但是他不能辜负有提拔之恩的李大人，他要为李大人着想。所以再三衡量之下，叶志超决定跑，他要保全部队，这是李大人的本钱，于是他带着部队，连跑了三天三夜跑回了鸭绿江，虽然损失了几千人，但大部分人他都带了回来。

随后的一系列战役，都是平壤战役的翻版。每一个淮军将领，打火力战都可以，但是面对日军的白刃冲锋时，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不要拼命？愿不愿意付出大量的伤亡？而他们最终都会做出和叶志超相同的选择。

这让淮军中的德国教官，感到很奇怪，因为双方互相炮击，对射的时候，淮军的将领都表现的英勇无比，面对纷飞的炮弹和枪林弹雨，表现得毫无畏惧。但是只要日军一发动白刃冲锋，淮军的将领就像变了一个人，立刻让部队撤退，甚至丢盔卸甲，只要人员保齐就好。

淮军是受过德国训练，有白刃战能力的，但往往是士兵想战，军官让撤，这让德国教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不理解，淮军和清廷，这两个利益集团之间，是有一个无形的契约的，对于淮军来说，打仗可以，但拼命不行，部队损耗大了也不行，没命无法做官，损耗大了部队被裁，结果也不能做官。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城略地，缴获无数，但是清军陆军却鲜有伤亡，你可以看看所有的历史，除了提到平壤战役以外，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像样的陆上战役。

随后的一个怪现象就是，虽然海军败了，但陆军还有很强的实力，如果上下一心，是可以挽回败局的，但是李大人已经不想战了，因为李大人这个时候已经明白，这个对手和以前的敌人不同，要打赢这场仗，必须要拼命，自己的北洋水师已经赔进去了，剩下的淮军陆军必须保全，都拿来和日本人拼，这不在李大人和淮军集团的考虑范围内，因为拼完了命，他们并不能得到比现在更多的东西，甚至将失去一切，僧格林沁就是前车之鉴。

想战的光绪帝没有能战的兵，能战的李大人和淮军却不想打了，他们要保存实力，这是他们自己安危的关键。所以，最后只能认输讲和。于是，自然是李大人去和日本人谈，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让帝国重新恢复到利益的平衡。

所以，甲午战争撕掉了清帝国最后的遮羞布，让它的弱点暴露无遗。表面上它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却是由一个个各谋私利的集团组成，所以，不管它的军事装备在当时是多么得先进，一旦打到了它的痛点，它立刻就土崩瓦解。

实际上这一点也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在中国日渐强盛的今天，会不会有像清帝国晚期那样，很多只谋私利的利益集团，把持着国家，全靠利益的平衡和互相输送，勉强维持，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脆弱不堪？一旦外来的威胁，打破这个平衡，它就会像纸糊的大象一样，一点就倒。

当然我们无从得知，但愿历史不要重演，中国能真正繁荣昌盛，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甲午之败，并不是武器落后，本质上是清廷无信，淮军无义，是国家制度之败。而庚子之战，也和武器无关，则是由于清廷的自私，民众的愚昧，是人的失败。
评分完成：已经给 五星出东方 加上 5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