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琏——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1939年,她瞒着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东局宣传部勒令陈琏交待“历史问题”,她从11楼跳下自杀。1979年,陈琏被平反,胡耀邦称之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抗日战争开始,陈布雷举家西迁。到重庆后,为防日寇空袭,他把自己的家与不少官员的家都安在重庆以北的北碚,把陈琏安排在北碚国立二中女生部读书。二中的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一带的沦陷区,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陈琏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年7月,她就瞒着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与其父完全不同的道路。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了北碚地区的一大新闻,气得继母王允默不断地向陈布雷告状。
 
    那时众所周知,陈布雷在国民党上层大名鼎鼎,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国策顾问”、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在1939年暑期陈琏考取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之后,陈布雷鼓励她专攻技术,不要参加政治活动,说“政治太肮脏了”。陈琏针锋相对地反驳父亲说:“阿爸,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抗日救亡急不可缓。政府只是口喊抗日,却老是‘转移’、‘迂回’,难道要躲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当喇嘛吗?你也不是没有看到,蒋介石的至亲孔祥熙他们大发国难财、荒淫无耻?我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但也绝不能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父亲只能无奈地叹口气说:“你们青年人要求进步,我不会阻挡。但是你也要设身处地地为我这个做父亲的想一想——我在政府任职,你若是竖起一面反政府的旗帜,别人会怎么说?我也是为了抗战、为了救国呀!”他说着说着连连咳嗽,陈琏忙上前扶着父亲的肩头,轻轻地为他捶着,又端来一杯茶水,请父亲饮茶止咳。
 
    有一天,陈琏佯装无意,把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遗落”在陈布雷卧室的案头。后来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父女在一起闲谈。陈布雷拿出了那本书交给陈琏并叹了口气说:“琏儿,你前次忘了一本书在我房里。我多次说过,希望你体会阿爸的苦心,不要从事政治活动,静心读书。俗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陈琏正要辩解,父亲说:“不要说了,家里不谈政治。”
 
   1948年11月13日凌晨,极度抑郁的陈布雷对蒋介石彻底失望,服了大量巴比妥自尽。
 
  陈琏,这个家庭的叛逆者,在西南联大从事进步民主活动。在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的1941年初,因受到反动势力威胁离开学校到云南边远地区做秘密工作。1942年经南方局安排,从云南转至重庆,进入中央大学读书。抗战胜利后,她和她的恋人袁永熙(原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昆明一二一运动和后来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来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并在北平结婚。1947年9月,因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他们俩双双被捕,后经保释出狱。组织决定把陈琏和袁永熙送到解放区。1949年2月初,他们被送到石家庄与中央青委汇合,十几天后再次进入北平。
 
    在充满欢腾和激动的1949年春天,袁永熙和陈琏都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袁永熙先在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后调到清华大学。陈琏先在少年儿童部当秘书主任,后被提升为副部长、部长,并当选为青年团第二届和第三届的中央委员和常委。
 
    万万没有想到风和日丽一朝变为狂风暴雨。1957年,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换届后还是党委常委的袁永熙,突然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并被当作“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进行批斗,还上了《人民日报》。陈琏与袁永熙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相识,她深知袁永熙对共产党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的忠诚,袁永熙怎么可能站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边去呢?
 
    1958年初,当组织上把清华大学党委对袁永熙的处分决定通知陈琏的时候,她才明白袁永熙竟然真的被确定为“右派分子”。这个晴天霹雳把她打得懵懵的:“‘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就被打成敌人!我成了‘右派’的妻子,子女成了‘右派’的孩子!自己的家里出现了‘敌人’,我以后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怎么做少先队的工作……”
 
    与此同时,陈琏也遭受到从未经历过的“憎恨、嘲笑、蔑视、侮辱”。陈琏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痛苦折磨着。在那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年代,政治高压笼罩着神州大地。陈琏在重庆中央大学时的同室好友陶琴薰,这时候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几年中工作认真、小心翼翼,也突然被定为“右派”。总工会国际部负责人认为她不该划为“右派”,但是上级领导人说:“陶希圣(注:抗战胜利后,陶希圣做过《中央日报》总主笔和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女儿,单凭这一点,也够了!”“那么我这陈布雷的女儿,又会怎么样呢?”
 
    这时候,一位陈琏本来尊敬的原先做青年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现时清华大学的领导人——袁永熙的顶头上司,正襟危坐地开导陈琏说:“袁永熙的堕落不是偶然的。他长期与党貌合神离,一旦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恶性发作,终于背叛革命,跌入反革命的深渊……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是老党员了,一定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现在相当多的同志至今对党内右派还恨不起来,他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其实斯大林早就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正是这样,党内右派最容易迷惑人,危害也就更大!”及此,这位领导人还帮她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感情总是带有阶级性的。陈琏同志,你是坚强的。过去,你坚决与反动父亲决裂,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勇气,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应该比过去更成熟。我相信你不会长期被温情所困扰,党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陈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不语。
   不久,儿子在幼儿园受到小朋友们的欺侮,说他是“大右派、大坏蛋的儿子”。儿子回到家问妈妈:“爸爸是右派吗?右派和地主、特务一样坏吗?”陈琏一下把孩子紧紧抱起,让他紧伏在自己的肩上,不让他看见妈妈眼睛潸然而出的泪水。但是孩子从妈妈胸部不停地颤动,知道妈妈在伤心流泪……

 
   从此,陈琏与袁永熙不断地进行彻夜深谈。在又一次彻夜深谈中,袁永熙提出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除了离婚,别无选择。陈琏最后只得应声道:“为了我们的神圣事业,只好再做一次自我牺牲吧!”
 
   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华东局,急需一批干部。陈琏要求组织把她调去。在一次会议上,她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说她要求调到上海去,便劝她说:“你还是留在北京好,中央更了解你。”这在重庆红岩就很熟悉的南方局的老领导对她的关爱使她很感动,但她不肯改变决心离京的初衷。临行前,她请袁永熙的姐姐袁永懿的女儿——比陈琏只小8岁的孙士询帮助安排,让三个孩子临行前去看看爸爸。这时候的袁永熙,已在昌平县长城脚下过了几年“苏武牧羊”式的劳改生活,孤身一人放牛喂猪,成了“摘帽右派”,并已得到通知即将到河北省南宫县去继续“改造”,没想到临行前竟能看到5年没见面的三个孩子。他不停地亲他们,并抱着他们去逛公园,给他们买礼物,欢欢喜喜地玩了一天。孙士询带孩子们回到陈琏那里,和陈琏与小弟弟挤躺在一张床上,陈琏一夜流泪到天明。以后陈琏和袁永熙还通过几封信,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他俩的合影。等和孙士询分手时,陈琏对她说:“这些年,他也不容易……你告诉他,叫他多保重……孩子,我能管起来,他不用牵挂……”说着说着,陈琏泪流满面,忽然一把抱住袁永熙的这位外甥女,伏在她的肩头痛哭起来,宣泄了被久久硬抑着的情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华东局机关首先拿夏征农同志开刀。他几次到华东局宣传部煽风点火,亲自督战。多次揭批夏征农的大会,尽管很多人都气势汹汹,陈琏总是作沉思状,躲坐在一个角落,一言不发。会前会后,她也不贴一张大字报。处里的同志问她对批斗夏征农有什么看法,她说:“我觉得夏征农这个人不错,很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搞!”
    的确,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她不能理解;对于发生在全国的一片混乱和灾难,她更感到不安。她想:这就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进行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期间,她有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她原来非常熟悉的团中央所在地。没想到这里也变了——大院里一片混乱,原先整洁的院墙糊满了大字报。她一向十分敬重的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脖子上都挂着黑牌子,被红卫兵抓着脊梁上的衣服,从窗户里提了出来,强按着头示众。她闭着双眼,不愿多看,并含着眼泪,带着更多的困惑和忧虑,扭头匆匆离开,也离开同样乱糟糟的北京。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往全国,各地立即刮起“抓叛徒”的狂风。4月,华东局就在“一月风暴”的余威下,把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967年11月17日,华东局宣传部召开全体大会,勒令陈琏交待“历史问题”,一切污言秽语向她劈头盖脸地泼来。会后,她被押送回家。一到家,押送者就动手抄家,翻箱倒柜,从箱底翻出陈琏一直珍藏着的她和袁永熙的合影。
 
  “好大的胆子,她竟敢保存和右派老公的合影!”
 
    陈琏紧闭着嘴,沉默不语。押送者走后,陈琏放声痛哭,哭声极其凄惨。第二天,她来到已待过六七年的办公室,就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和她说一句话,都远远地躲着她……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用“革命”的姿态来包装自己。
    这一天,陈琏在令人窒息的压力和孤独中度过。19日是星期天,她起床以后,就忙于收拾房间,清点孩子们的衣物。午睡后,她洗澡换衣,还把脏衣服洗净晾好,像平常一样丝毫不麻烦保姆。家里静悄悄的,只有小儿子和保姆两人在休息。她悄悄地问保姆,星期天了,大儿子怎么没有回来?这说明她很想和大儿子再见一面,而忘记了是她自己让大儿子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晚饭后,她问保姆还有多少布票,请她给女儿和小儿子添置衣服,又把两张银行存折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和小儿子睡后,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深夜,她从所住的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破窗而下,一声巨响,惨死在地面上。

   “浩劫”终于过去,冤案终于平反。胡耀邦同志为纪念陈琏写了八个大字:“家庭叛逆,女中豪杰”。这“家庭”当然是指她出生的原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那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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