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赫鲁晓夫了解的深入，毛泽东发现：他个没经过什么大事、理解不了斯大林的傻瓜。
“赫鲁晓夫同志，”毛用餐巾擦了一下嘴巴，随即把餐巾扔在一边，“我已经吃饱了，而您的西南战线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吗？”
1957年11月，毛泽东应赫鲁晓夫之邀，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宴会上，赫鲁晓夫又在滔滔不绝地吹嘘战争时他发挥的巨大作用，而毛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就餐
几天前，赫鲁晓夫请毛泽东看芭蕾舞，刚看一半，毛突然站起来说：“演的什么呀？为什么他们总是垫着脚尖蹦蹦跳跳？我实在受不了。难道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跳舞吗？”其实毛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也曾请他看芭蕾舞，毛不仅耐心看完，还向女主角献了花。
对比斯大林，赫鲁晓夫对新中国更友好，主动放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归还了旅顺基地，斯大林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只有50个，赫鲁晓夫却承诺了286项。
但，为什么毛泽东对斯大林执礼甚恭，对赫鲁晓夫却颇为不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担心中国将来也出现类似情况。然而，在新出版的《毛泽东传》中，俄国学者潘佐夫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早年调查研究不够科学
解读毛泽东的人生，存有一个常见误区，即将他视为两个人——1949年前，毛泽东几乎总是正确的；而1949年后，毛泽东却做出一系列错误决策。
曾经绝顶智慧，后来却屡屡失误，同一个人，反差如此巨大，确实匪夷所思。按常规说法，“前期”毛泽东注重“实事求是”，所以从胜利走向胜利，“后期”毛泽东无法亲临一线调查研究，背离了“实事求是”，所以犯错。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但，这种解释未必成立。“前期”毛泽东确实重视调查，但方法却不够科学。
以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为例，名为“社会分析”，却背离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实证不足，数据来源模糊，只有结论让人印象深刻：三亿九千五百万人是革命的朋友，四百万是动摇分子，一百万是敌人。这个数据显然是随意拼凑出来的，因为按1922年普查数字，中国人口已达4.63亿。
再以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毛泽东为此到基层调研了32天，被认为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但文中只列举了农民运动的好处，未及缺点。
事实上，当时农民运动存在过激行为，著名学者叶德辉、中共要员李立三的父亲，均以土豪劣绅的罪名被处决。陈独秀曾说：“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指导，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举动，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
再比如，毛泽东曾多次实地调查农村土地分配状况，他认为：“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据1947年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然而，学者乌廷玉的研究结果是：建国前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6%—10%，据有全部耕地仅28—50%。这与当时薛暮桥、钱俊瑞、Buck等中立学者调查数据相近。
学者郭德宏发现，在调查中，毛泽东把小土地出租者误为小地主，将富裕中农错划成中农，在调查样本的选取上，亦欠科学。
可见，“前期”所谓“实事求是”，可能是历史建构的结果。
斯大林几次救了毛泽东
在潘佐夫看来，毛泽东一直是个充满理想的人，他蔑视现实条件的制约，坚信凭着坚强的意志，足以战胜一切限制。在早年文字中，毛泽东常苦恼于自己“意志薄弱”。因坚信“精神作用”，毛总是倾向于激进的、暴烈的方案，因此几度失势，可奇妙的是，斯大林几次都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1924年，斯大林因不相信当时只有百余名党员的中共能成事，转而支持孙中山，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完全成为附庸。陈独秀虽不同意，却无可奈何，直到30年代中期，中共每月需从莫斯科申请3万美元经费，方能维持组织运转。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陈独秀早就提议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面对国民党右派威胁，他多次发出警告，却都被鲍罗廷等驳回，“4·12政变”后，局势急转直下，斯大林为掩盖失败，诿过于陈独秀，称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正是在此背景下，陈独秀不以为然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到莫斯科关注，受排挤的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从而有机会领导“秋收起义”。
但，斯大林的瞎指挥再度把事搞砸，李立三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在大城市发动起义。可一连串失败，让中共几乎输掉全部底牌，毛泽东在攻击长沙未果后，毅然抗命，转向井冈山去开辟根据地，毛因此被革职，还差点被开除党籍，好在井冈山太偏僻，无人及时收到消息。
井冈山根据地迅速发展，斯大林及时注意到这一情况，在他的干预下，毛泽东恢复了职位。
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分批转入中央苏区，毛泽东被架空，博古等人一度想“除掉”他，但又是斯大林，提议要给毛泽东安排工作，博古等人谎称毛在生病，最好去莫斯科休养，但斯大林不同意，宁愿派最好的医生去瑞金。正是在斯大林反复过问下，毛泽东躲过一次次清洗，并参加了长征，没被留在苏区。
长征到达陕北后，共产国际派来王明，毛泽东的权力再遭挑战，又是斯大林出手，将王明轰到武汉，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一次次被约束的理想
为什么斯大林屡屡帮助毛泽东？
其实，斯大林并不了解毛泽东，他与中山大学的中共秀才们接触更多，但斯大林不是靠写作和喊口号跻身高层的，而是靠扎实的基层工作成绩，在毛的上升轨迹中，他依稀看到自己的痕迹——固执己见、喜欢抗命、意志力强、充满理想，有解决问题的手段。
斯大林与毛泽东也有冲突，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此前红军被包围在贫瘠的陕北，正准备“第二次长征”。消息传来，毛泽东极为振奋，准备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并处死。但斯大林措辞严厉地指责了这种想法，在他的干预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意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和谈，毛知蒋不怀好意，准备与美蒋彻底决裂、兵戎相见，但斯大林再度施压，毛泽东只好登上前往重庆的飞机，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完全出乎蒋的预料，中共一举掌握了主动权。
毛泽东一直抱有彻底改造社会的理想，在井冈山时，他便将周边农田统统收归集体所有，再依据各家劳动力多少，分配给大家，引起农民激烈反抗。在陕北，毛也曾想推行这一理想，却被斯大林坚决叫停。
对于新中国，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是不立宪法、不设党派，甚至无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等，然而，斯大林反复干预，一次次提醒了毛泽东，还没到实现理想的时候。在当时，斯大林的权威仍是重要资源，谁敢对他置之不理，自身地位难保。
在重大决策上，毛泽东总是小心翼翼地揣摩斯大林的想法，并努力去迎合他.
这就是为什么，抗战时毛泽东会提出折衷的“新民主主义”，以安抚斯大林，中共正努力团结多数群体来抵抗日军，从而减少了苏联的后顾之忧。出于同样理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所有“建议”。
应该说，每当毛泽东准备在理想之路上狂奔时，斯大林都踩下了刹车。
终于没人踩刹车了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莫斯科，斯大林和他见了一面后，竟一个月未再理会，这是斯大林经常玩弄的手段，但这次做得太出格。虽然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其中包含了一些不平等条款，对中方提出的援建要求，斯大林总是借口不能太急躁、要平衡发展，予以拒绝。
为了让苏方放心，毛泽东特意提出，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精通哲学的人帮助自己整理文稿，但斯大林假装没听懂，真派来哲学家尤金，而非间谍。
对斯大林的霸道、阴谋和多疑，毛泽东深有体会，但他始终未将斯大林视为敌人，因为在毛的成功之路上，斯大林给过太多扶持，更何况，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斯大林的决策又是如此正确。
还有一层不易察觉的心理因素：毛泽东年轻时反感自己的父亲，认为他专制、暴躁且固执，可毛泽东成为父亲后，也延续了这些特点。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从激烈反对，到遭遇挫折，再到最终认同，这恰好说明，一个人很难摆脱环境的塑造，经历同样艰难，往往会在性格中留下同样的伤痕。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但他又深深地理解斯大林。当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时，毛泽东初期只是觉得太草率，随着对赫鲁晓夫了解的深入，他失望地发现：这是个没经过什么大事、理解不了斯大林的傻瓜。
在相当时期，毛泽东都在以戏谑的口吻与赫鲁晓夫打交道，恶作剧最终发展到他请赫鲁晓夫在游泳池中谈判，毛问一个问题，手忙脚乱的赫鲁晓夫只好命令一个助手游过来告诉他如何回应，而毛问另一个问题，赫鲁晓夫不得不叫另一个助手游过来……到后来，连赫鲁晓夫都意识到，他被耍了。
然而，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又缺乏足够的权威和智慧，再没人能阻挡毛泽东去实现理想了，长期被压抑的激情全部迸发出来，先是“大跃进”，后是“文革”，毛执着地营造着想象中的完美社会。
在潘佐夫看来，毛泽东是完整的，并无“前期”“后期”的区别，只是在各种约束下，“前期”他的理想常被打折，无法偏离现实太远，而“后期”则再无约束，理想终于挣脱现实，狂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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