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的时候，八路军是绕着平原走的。 

大家都知道八路军条件比较差，所谓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而日军有汽车、有骑兵、有无线电联络，在平原上纵横机动，可以轻易压倒游击队，因此谁都不敢轻易到那里打游击。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把眼光投向了平原。一方面平原的物产更加丰富、兵员更加充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鬼子实在太过毒辣，普通老百姓也不得不揭竿而起，发出反抗的怒吼声。 

我看过很多二货评论家的历史评论，声称抗战时日本鬼子本来是很文明的，都是中国军民的反抗把他们弄成了禽兽，所以面对战争暴行，应该反思的是抗日军民云云。对这些放弃治疗的蠢货，跟他们说理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傻子。但是二货们可以装睡，当年的老百姓却不能装睡，毕竟亡国奴的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到他们不得不以死抗争。 

一九三八年五月，河北东部举行了一次大暴动，冀东整整十万农民亮出旗帜抗日，史称冀东大暴动。 

冀东大暴动的声势十分惊人，但收场也十分凄惨。暴动的部队在农田掩护下，勉强支撑到十月份，等秋天收完庄稼、田地都光秃之后便失去了隐蔽，只好往西部撤退，结果被鬼子和伪军一路连打带追，很快全军溃散。聂荣臻本来从杨成武的第一军分区里划出了平西根据地，作为冀东暴动的策应地区，没想到一二零师的宋时轮见势不妙，不顾延安“就地坚持”的命令，直接把主力撤到了平西。 

宋时轮畏敌先走了，其他人自然也是敌进我退，纷纷逃到了平西。这块地方本来被划为第五军分区，此时却成了冀东部队的收容站，直到三九年二月，一二零师副师长肖克到任，大家才重新整顿人马，再度向冀东出击。 

冀东大暴动，是平原游击战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一场失败到极点的行动，直接指挥官是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李小侄败得十分狼狈，而几支部队在大规模作战中协调不力、违抗军令的游击习气更是暴露无疑，终于导致近十万人被打得四散奔逃，最后李运昌身边只剩下一百三十人，几乎等于全军覆没。但鬼子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冀东的抗日军一败涂地，但极少数留在当地没撤走的小部队却坚持了下来，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将同重返战场的李运昌一道，在平原上跟鬼子新仇旧帐一起算，再次树起抗日的旗帜。 

对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来说，华北局势并不很需要担心，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是江南的新四军。 

从名义上讲，新四军也是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应该对他们有完全的指挥权。但问题在于王明跑到武汉出差去了，而且一去就赖着不肯回来，反而呆在长江局指手划脚。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新四军行动要听长江局的安排，也就是说要让王明插一脚。 

啥功劳也没有，下了飞机就指手划脚，还抢南方的军权，毛泽东很是恼火。自已跟莫斯科海归派斗了将近十年，好不容易才搬到主席台上，屁股还没坐稳就有人来挤位置，并且直接染指最敏感的兵权，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无奈毛泽东还不是总书记，政治局里面共产国际派占了大多数，从职务上讲，他只是按党的托付管管军事而已，其定位类似于拿钥匙的首席大丫环，看上去威风当家，实际上并不能自已作主。最让人不可忍受的是，王明不仅胡乱发表讲话，竟然还否定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甚至说延安中央不具备合法性，因为政治局委员都出差在外，武汉的人手比延安还多，因此应该由武汉发号施令才对！ 

三八年三月，政治局又在开会。 

由于王明在武汉实在不让人放心，毛泽东考虑再三，还是小心翼翼地提了一个建议：“延安的工作很多，王明同志从武汉回来吧。” 

虽然王明一身钦差派头让人看得不爽，但毕竟是莫斯科来的特使，跟斯大林可以一齐吃饭的大人物，张闻天等人是要给面子的。听到毛泽东的提议，大家都委婉地表示，延安的工作确实重要，不过王明在武汉也能起不少作用，他愿意呆在哪里，就让他呆在哪里好了。 

正当毛泽东失望地沉默下来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却响了起来，“我同意，王明同志应该回延安。” 

毛泽东十分意外地抬起头来，看到了满眼谄媚的康生。 

作为王明的亲信，康生留在延安是有重要意义的，他是王明掌握政治局动向的重要眼线。但康生同学显然懂得政治规律，很早就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并在短时间里认定，负责枪杆子的毛泽东更加有追随价值。 

毛泽东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康生，在王明走后，他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工作关系，直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公开支持。毛泽东很清楚，革命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需要的时候就多，不需要的时候就少，延安需不需要王明不是工作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是能不能跟自已站在同一条线的立场问题。即使王明拨根毫毛能变十万大军去抗日，现在也应该赶紧回延安老实呆着，而在这个问题上，康生显然站对了阵营。 

一个月之后，在毛泽东大力推荐下，康生有了新的任命：中央党校校长。 

康生的新工作可以说是耐人寻味。作为当今权势最大、最无聊的成人教育机构，中央党校负责培养中高级官僚干部，以便他们能学会体制内各种规则和潜规则，同时相互熟悉了解，保证在今后工作中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讲究师生关系的中国，中央党校校长无疑处在金字塔的最高级，拥有最广泛的人脉资源，向来由高级领导人担任。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党校只是搞理论的部门，校长本身没有太多实权，工作范围也是可大可小，如果表现不够突出，随时可以降成普通教员，或者找别人去架空他。康校长显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他在一系列事件上都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终于成为红太阳旁边的一颗黑死星，直到恶贯满盈的咽气时分，都能得到毛泽东的深深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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