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的四方面军，初期势如破竹、但在百丈关决战中，却损失惨重。几个月下来，张国焘的八万部队伤亡过半，让他逐渐失去了自信。而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派来的联络人张浩，来到了陕北，肯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决策，否定了张国焘的另立中央的行为。
        张国涛可以不服毛，但是不敢对抗共产国际，加之朱德、刘伯承、陈昌浩等人的劝说，不得不重新北上。1936年10月，在会宁同中央红军、二方面军会师。这次不体面的回归，注定了张在与毛的权力之争中的失败，也不可避免地将迎来挨整的结局。
        虽然四方面军南下失败，被劝返陕北，但兵力仍然有三万多，比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总和还多。如果不是西路军全军覆没，导致实力的天平急剧地向毛倾斜，毛泽东是断然不敢这么快就发动批判张国焘的运动。
        虽然四方面军“虎落平阳”，但是四方面军对张主席的忠诚度远大于一方面军对毛主席的忠诚度。这成了毛的一块必须去除的心病。
        会宁地贫人少，数万红军难以生存。中央决定再度分兵，以徐、陈领导的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四方面军之剩余两军组成北路军；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
        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国际线路；河东红军在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
        11月，正是西北入冬时节，天气越来越冷，而四方面军多南方人，又无御寒棉服，无法适应当地的酷寒气候，极大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加上西北民风保守，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马家军久驻此地，视地盘为生命，有“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口号。这都预示着，这是一条残酷的西征之路，老毛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
        西路军虽有三个军，但建制极不完整，枪支不够武装一半军队，枪均十发子弹。而马家军的正规部队就有3万人，还有10万民团部队。敌人本土作战，熟悉地形，多是骑兵，适合沙漠作战，补给容易。而红军人地生疏，有耗无补，没有任何友军的支援。
        这一切都注定了西路军走上的是一条艰苦卓绝的死亡之路。
        从靖远强渡黄河起，马家军就开始节节力拼。古浪一战，红九军损折一半；高台血战，七天七夜，红五军全军覆没；倪家营子决战，苦战四十多天，直打得西路军没吃、没喝、没弹药，主力三十军遭重创。不得已，三十军余部杀出重围，部队已溃不成军。
        面对自己一手培育起的武装就要毁于一旦，张国焘曾多次请求中央派兵支援，却都被无情地拒绝了；西路军也不断向中央提出支援的请求和相对正确的作战计划，也都被强硬地否决了。最要命的是，在西路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以西路军之前所犯的“路线错误”相威胁。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强令西路军执行中央那不近人情的决定。
        陈昌浩接到电报，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草地分裂时，他是“国焘路线”的支持者，身背旧账，有苦难言。在河西的战事中，为了向中央表白自己的忠诚，陈昌浩多次否决徐向前的正确提议，不顾实际情况地惟命是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眼看着一步步地失去战机，成为西路军全军覆灭的重要原因。
        在进入祁连山时，西路军已经从过河时的21800人，经过4个多月的鏖战，锐减到3000多人。在此前的战斗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其头颅被敌人割下来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生生被大刀砍死；三十军88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被轰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眼看几千人的残兵败将已无法继续抵抗，陈昌浩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剩余的三千人分成三路，各自打游击逃命。而陈昌浩和徐向前脱离濒临灭亡的部队，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
        之后，徐向前一路讨饭地回到了延安，而陈昌浩没有直接回到延安，而是在老乡的帮助下回了老家，又过了几个月才回到延安。
        那三支残余的部队，很快在追兵的攻击下，两支被击溃。只有李先念带领的左支队逃入到祁连山的深处，继续寻找着出路。
        在大雪覆盖，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上，红军残部饥寒交迫地走了四十几天。渴了吃雪，饿了吃雪里的草。离开大山又是沙漠，当渴得没办法时，只能喝自己的尿，而且都舍不得给别人喝。
        当他们经过九死一生的洗礼，见到迎接他们的陈云时，就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重获新生一般的激动。
        西路军渡河5个月来，战斗阵亡7000余人，遭到俘杀6000余人，被俘后充当马家军苦力5000余人，隐姓埋名河西2000余人。三名军长牺牲两名，六名师长除一名叛变外全部牺牲，团营干部绝大部分牺牲。
        西路军失败是命中注定的，因为毛就是想让张国焘损兵折将，使他失去和中央叫板的资本。中央对西路军的其他官兵也不放过，指责他们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产物！导致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许世友、洪学智等人的出逃（未遂）。这还不算完，中央还秘密处决了西路军总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二人均为张国焘心腹）。
        死去的西路军将士都成了地下的冤魂，侥幸逃出升天的西路军将士也没能得到公正的待遇，甚至遭到了残酷的迫害。逃回延安的残部和没过河的其他两个军，都受到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就是在3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没能幸免，再次遭到广泛的迫害。
        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7月，61岁的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九个月后的1968年4月，不堪忍受非人折磨的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趁着夜色跳楼自杀了。这对曾经的夫妻，虽然逃出了马家军“铁蹄”的蹂躏，却双双命丧毛式风暴的“虎口”。
        在文革后，经徐向前和李先念的努力，适当地改变了西路军人员的待遇。很多散落河西的西路军老战士，在住房和医疗方面都还没有保证，能活到现在的西路军老战士都已经是九十以上高龄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很凄惨，有些人背着叛徒的罪名含恨而终。
        有一次国家组织西路军老战士去北京旅游。老战士们提出想看看当年的徐总指挥。徐让人带话：给大家问好，面就不见了。老战士们痛哭流涕地说：“只要能见一见老首长，这些年的苦也没白受，就是死也值啊。”可徐总还是拒绝了。作为西路军的总指挥，他可能真的没脸去见那些受尽人间屈辱却对党忠心耿耿的老部下吧。
        徐向前、李先念、郑维山等西路军老首长、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在去世前都要求把部分骨灰撒在他们战斗过的地方---祁连山。如果说皖南事变是千古奇冤的话，那么西路军这些巴山子弟在注定死亡之路上喋血奋战又能算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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