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会说：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不是一团长陈正湘指挥的一分区炮兵连打死的阿部规秀吗？难道有人站出来跟陈正湘争来了？在一篇山西籍老干部的回忆中，记载着：



“据贺龙身边人回忆，贺龙说他一生中打了无数次仗，而最有意义、最值得纪念的是陈庄战斗和黄土岭战斗。上世纪90年代末我写《朱声达将军传》（朱声达在1939年是一二○师特务团的二营营长，参加了黄土岭战斗），当我采访和朱声达一起参战的战友时，这些老同志讲起了黄土岭战斗，都说阿部规秀是特务团二营打死的，却成了晋察冀部队的功劳，这不公道。并说阿部规秀是被迫击炮弹打死的，而当时只有特务团二营的迫击炮能打到阿部规秀的指挥所。老同志们说的这一情况，我在采访中也多次听一二○师的其他老同志们说过。当时，这种‘不平’的情绪在一二○师很强烈，硬是被贺龙压了下去。贺龙说：‘阿部规秀不管是谁打死的，总是我们八路军打死的，这是八路军的整体荣誉，不是哪支部队的荣誉。不要再讲了，要讲就讲战斗的意义，讲侵略者的必然下场，讲豺狼的本性。’”
 


晋察冀与贺龙元帅有缘，因为这两场仗贺龙最为自豪的胜仗，都是一二〇师的部队在晋察冀打的。其中陈庄战斗，以贺龙的部队为主，出动了起码五个团的兵力，晋察冀只有一个四分区的五团配合作战，唱的是配角。现在公认陈庄战斗歼灭敌人八百余人。
 


半个多世纪后，这个配角部队中的一个配角人物——五团的团政委，出现在以自己名字为主角的一部电影《××血战陈庄》中，于是历史上那些真实的主角部队和主角人物都消失不见了，历史被修改成了另一个样子。
 而黄土岭战斗，以晋察冀部队为主角，贺龙派出新成立的特务团前去助阵参战，谁都没有想到，在几十年间这个特务团的一些人竟然满含委屈，认为是自己这支部队在黄土岭战斗中打死了阿部规秀。


一个阿部规秀之死，下至炮兵连战士李二喜，上至这位曾经的特务团营长朱声达将军，都声称是自己开炮打死了阿部规秀。我好奇地猜测他们究竟用何种手段，清楚观察到、并断定是自己发射的迫击炮炮弹打死了阿部规秀。


实际上，我对贺龙一二〇师特务团在黄土岭战斗中使用了迫击炮提出质疑。


1939年11月7日打响的黄土岭战斗，刚组建还不满一个月的一二〇师特务团赶来参战。这个团的前身是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支队和一二〇师警卫营合编成的。1939年10月陈庄战斗之后，独立第一支队与警卫营合编成特务团，团长由独立第一支队长杨嘉瑞担任。
   看贺龙等一二〇师领导人自己叙述的特务团参加黄土岭战斗的整个过程。 


1939年12月6日，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如下：“一、敌阿部中将率步、炮兵1300余人，11月5日由涞源出发，7日占黄土岭。特务团配合军区1、2、3团消灭该敌，于6日下午由南北大悲强行军赶到黄土岭，归军区3团首长指挥。二、7日晨，敌向上庄子方向前进，被一团阻击。2团在黄土岭东北、3团在黄土岭东南，特务团占领黄土岭及其东北高地。下午1时，敌人向3团进攻，特务团从侧面攻击，敌遂溃下来。下午3时，敌人连续向黄土岭特务团2营冲锋数次，均被击退。特务团3营从在侧突击，进到敌人炮兵阵地。敌被我四面包围。黄昏后，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敌集中主力向黄土岭进攻，企图突围，又被我2营打退，敌遂集结兵力紧守，成对峙状态。8日晨各团又总攻击。敌向北突击，将2团阵地突破，特务团1营从敌侧猛击，将敌截为两段。当时，捉得汉奸1名，民夫数十。民夫说，大官两名，被我击毙，官兵均痛哭，将大炮两门、步机枪三四百支埋藏土中，军用品、死尸烧毁很多。此时涞源方面增援之敌已占领北面有利地形，并向我进攻。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黄昏后，各团遂退出战斗。三，此役，特务团缴获枪支70余。敌人伤亡六七百，阿部中将毙命。四，我伤亡40余人。”
 


第一，在这个过程中你找不到这个新组建的特务团配备了迫击炮，还配备在营级、而不是团直属机构的任何文字记载。


第二，你找不到陈庄战斗结束后，有关这个新组建团从灵寿县长途奔袭到顺平县南北大悲村，再从顺平县奔袭到涞源县黄土岭，带炮行军的任何文字记载。


第三，你也找不到特务团在黄土岭战斗中“开炮”的任何文字记载，如果真的有开炮的过程，贺、关、周三位首长会不向八路军总部领导提及吗？
 


一个没有记载着配置迫击炮，没有记载着自己团成立了炮连或炮排或炮班，没有记载着带炮行军，没有记载着在战场上开炮的任何历史证据，仅凭“只有特务团二营的迫击炮能打到阿部规秀的指挥所”这句自我感觉的话，就断定是自己这个营打死了阿部规秀，这怎么可能呢？


这位特务团的二营长朱声达是我的湖北江陵老乡，同特务团长杨嘉瑞、团政委范忠祥（我的湖北天门老乡）一样，三个人都是1955年少将，开国将军。但即使他们有迫击炮，也在黄土岭战斗中开过炮，认为是自己的炮击打死了阿部规秀，根据“谁提出，谁举证”的原则，他们怎样去证明一分区的炮兵打不到阿部规秀呢？


黄土岭战斗中，唯一有着明确开炮记载的就是一分区司令部直属炮兵连（在某些署名为杨成武的黄土岭文章中记载是“炮兵营”，还有自作聪明编造出“分区炮兵营迫击炮连”的，可惜一分区从未有过连以上的炮兵部队）。看八路军在黄土岭战斗中的最高指挥员，当时一分区一团长陈正湘的回忆录，上面清晰记载着迫击炮的来源和整个炮击过程。


陈正湘的著作不难找，图书馆、旧书市场都可以找到，其中还有陈正湘长子陈炜的签名本。同样，杨成武亲笔签名的《回忆录》有更多流入到旧书市场，其中我看到杨成武亲笔手书“李青川指正”的字样，这是李青川去世后，他家的孩子认为此书无用，于是送到了旧书店。其实能换几个钱呢？可惜了这些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成为书商的赚钱工具。


陈正湘的回忆录中，比较准确全面的是他晚年，通过秘书石同欣写下的那些部分，主要包括回忆文章和日记。
 


在陈正湘的日记中，雁宿崖战斗进行得很顺，甚至没有动用迫击炮（杨成武没舍得给）就结束了战斗。只有在准备打黄土岭战斗之际，杨成武感到了事态的严重，面临的日军对手更强，战斗过程将更艰巨，于是将分区直属迫击炮连给了陈正湘使用。


在1939年的晋察冀八路军中，只有一分区有条件建立了自己的炮兵连，其他军分区当时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共军，从红军到八路军都是如此，是以战斗缴获来供养军队的武器装备的。谁缴获、谁拥有，这是当年的战争法则。


1939年的晋察冀八路军，只有在参战次数最多，战场缴获也最多的一分区，才有了条件拥有一个迫击炮连。因为光有了迫击炮还不行，你必须还要拥有一定数量的迫击炮弹才行。1939年5月一分区攻打下易涞公路上的大龙华据点，从日军的储备弹药库中缴获了数百发迫击炮弹，一分区又从各主力团中搜罗了接受过正规炮兵射击训练的战士，至此，一分区建立炮兵连的物质条件和人才条件才全部成熟。


1939年，就连晋察冀军区本身也没有炮兵，没有条件。直到百团大战结束后的1940年秋天，晋察冀军区才在一分区炮兵连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支持下，建起了自己的炮兵营。这与日军的一个步兵联队（团）就拥有一个山炮中队和步兵炮中队，每个步兵大队（营）配置一个炮兵小队（1945年以后日军加强对炮兵的倚重，在丙种师团和独立旅团的每个步兵大队中增设一个炮兵中队），形成了巨大的火力反差。
 


晋察冀八路军各战斗主力团为什么没有配备炮兵？



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迫击炮的数量稀少，战场上缴获不易，处于打完就跑、一向习惯于“小打小闹”的八路军除非是打大仗或攻坚战，一般是很难在对日伪军的战斗中缴获到迫击炮的。正因为“稀缺”，平时见都见不到，所以八路军中对熟悉迫击炮的操炮人员也是十分缺少的。好不容易缴获到一门炮，只能上交给军分区，但由于操炮人员的缺乏以及炮弹的缺乏，这些被缴获到八路军的迫击炮大都被闲置在一边，很难发挥战场上压制日伪军火力的应有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晋察冀抗战八年，处于弱势的八路军一向是长途山地奔袭作战，除了必须要随身携带的枪支弹药和三天的粮食，每个战士自己的背包都要一再精简（连以上干部每人有一名专职的行李背夫），而沉重的迫击炮身、底盘和炮弹，就成为八路军山地急行军的负担。与日伪军作战原则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的八路军，没有必要非配备迫击炮不可，可能军分区也舍不得，所以各战斗主力团的团直属一般只配备一个轻装的侦察连，没有设置炮兵连或炮兵排这样的作战单位。


黄土岭战斗，除了一分区部队的三个主力团参战，还有其他部队的两个主力团参战，他们带炮了没有？


高粮的回忆录曾记载着一团、二团、三团的迫击炮都有过炮击，我质疑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年这三个主力团都没有条件配备炮兵。


黄土岭战斗的一年之后，准确地说十一个月之后，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涞灵战役后期，在涞源县作战之后的一团和二团配给了左翼的邓华指挥。由于原本一起作战的三团由于在东团堡战斗中损失惨重，彻底失去了战斗力，提前撤回到易县根据地，无法跟一团、二团一起到左翼的灵丘县参战。考虑到一团单独作战的艰难处境，杨成武特批，给一团带上了一门迫击炮和35发炮弹。


晋察冀主力战斗团没有条件配备迫击炮，我们可以放开来想：未必贺龙的一二〇师特务团也没有条件配备迫击炮，万一特务团自己配备了迫击炮呢？而且把迫击炮放在了朱声达的二营，也许还不止一门，有没有可能在黄土岭战斗的关键时刻炮击阿部规秀？



自日军首脑阿部规秀殒命黄土岭战场之后，先后有“神炮手李二喜”，还有自称冲进阿部规秀指挥部当面击毙阿部规秀的曾经的一分区八路军战士，以及这几个一二〇师特务团的二营。他们都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想象成“打死阿部规秀”的民族英雄，而且也编排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史料根据”。
 


问题是他们的所谓“史料根据”站得住脚吗？


迄今为止，真正能找到过硬炮击史料根据的就是一分区这个炮兵连。在1939年11月黄土岭战斗的那个日子，晋察冀八路军，从军区到各军分区，只有一分区建起了一个炮兵连，此外没有第二个炮兵机构。从一分区这个炮兵连的配置、上战场、战场炮击，都能找到一连串的连锁史料根据，这中间没有一个环节缺失。



一个是有着清晰史料依托的历史记载，一个是找不到一点史料根据的诉求，你该相信谁呢？恐怕只要“不瞪着眼睛说瞎话”，任何一个人都会相信有历史根据的那一方。


八路军在雁宿崖战斗中没有用炮，但在黄土岭战斗中使用了炮，而且都出自一分区这个炮兵连，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从时间上来看，阿部规秀殒命于7日下午四点那场突如其来的炮击，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在战后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辑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也记载着：“16时过后，旅团长进至堤讨伐队后方，听取了大队长的情况报告后，将指挥所迁至附近的一家独院中，立即召集各队接受命令。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迫击炮弹，于里院爆炸，旅团长当即死亡，旅团参谋等尽皆负伤。共军使用迫击炮，这是第一次。”


说阿部规秀死于四点多钟的这场炮击，看来也没有疑义。



此时黄土岭战场的最高指挥员陈正湘从早上开始，已经在一团他的指挥所坐镇了一天，即使从中午开打算起，也观察战场达四个小时，对日军的分布和动向了如指掌。陈正湘下令调集炮兵上来，轰击阿部规秀设在教场村边孤立院子的指挥部，应该是仔细观察的结果。



而从7日下午三点多刚投入进黄土岭战斗的特务团，当然是指自称有开炮条件的二营，能够在激烈的前沿战斗中观察到阿部规秀的指挥所并及时调集迫击炮上来射击，在时间上应该是很仓促的。不具有陈正湘那样的从容不迫。



从陈正湘的日记看，下午三时多，当炮连杨连长和各炮射手到达指挥所后，一团长陈正湘给他们指示目标并问他们迫击炮能否打到？连长杨九秤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

炮兵连迅速进入阵地，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后，杨连长又逐门炮进行了检查。4发炮弹呼啸着飞向高空，瞬间，在目标点爆炸。爆炸声在群山中回响，当硝烟消散后，从望远镜里观察，看到小山包的敌人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独立小院之敌跑进跑出，异常慌乱。

 


看陈正湘的记载：


 


“我令该连四门炮第一次是打教场的独立家屋以南中间小山头，我发现敌几个挎战刀的军官用望远镜向我们观察；午后四五点又打了几炮；8日15时许，为支援三连攻占孤石山支撑点，又令四发齐射……”


 


“我要求他们一次将那两个目标摧毁…，四发炮弹呼啸着飞向高空，瞬间，在目标点爆炸。爆炸声在群山中回响，当硝烟在目标消散后，从望远镜里观察，看到小山包的敌人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独立小院之敌跑进跑出，异常慌乱。接着，我又令炮连向独立小院北边的山沟里打了几发炮弹，以轰击在死角下隐蔽的敌人…”


 


“16日（时）左右，从望远镜里看到独立小院又有敌频繁出入。遂令炮兵向该目标打了两炮，准确地命中了目标。这时，杨连长报告：炮弹不多了，水泉存有炮弹。为了明晨总攻歼敌，我即令特务连派一个班掩护，连夜到水泉去取炮弹。”


 


“这两天炮打的百发百中，可惜炮弹太少，不然可大大杀伤敌人。”


 


“我一团指挥所及迫击炮连、三营从7日10时前进占803阵地（老乡叫它白脸坡），直到8日16时许，敌突破黄土岭村后，我才抱着十分遗憾的心情下令东撤。”


 


在回忆录中支持陈正湘观点的，还有一团通讯主任丘荣辉和炮连连长杨九秤。


 


在邱荣辉的回忆中：“陈正湘团长下达了射击命令。随着一声“放”的口令，“咣咣咣咣”四发炮弹带着蓝色的烟尾，准确地朝敌人的指挥所飞去。顿时，小山包上和那个独立的农家小院出现了四团火光。我们的炮打了约十个连发，突然不响了。陈正湘团长一听炮停了，赶紧问：“怎么会事?”炮兵连的干部为难地说：“我们每门炮只有20发炮弹，现在已经打了10发，再打就只剩下空炮了。”


 


…陈正湘团长果断地说：“每门炮再打5发，战斗结束后，一定给你们补充足够的炮弹。”

炮声又响起来了，敌指挥所的整个目标都被我炮火覆盖了。


 


在一分区的史料记载中，更多的是杨九秤这个名字而不是杨九枰这个名字，我以一分区的历史记载为准。


 


1998年出版的《炮兵回忆史料》收录了杨九秤1991年写的“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15时许，陈团长给我指示了敌的观察所和指挥所位置，问我迫击炮能否打到?我用望远镜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陈团长要求我连将这两个目标摧毁。…顷刻，4发炮弹呼啸着飞向敌观察所，当硝烟消散后，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敌观察所被我击中了。消灭敌观察所后，我即令火炮改装射击诸元，对敌之指挥所射击。我第一个齐射的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38米左右爆炸，随即我修正弹着偏差，进行第二次齐射，弹群覆盖指挥所，接着我又进行5发急促射。”


 


一分区炮兵连有多少家当？从一分区专职摄影干事刘峰拍摄的，1940年5月30日的这张照片上就看得出来，迫击炮起码八门。在半年前，1939年11月的时候炮兵连出动黄土岭战斗，至少带了有一半，即四门炮过去。所以从团长陈正湘、团参谋长杨上堃、二营长宋玉琳、三营长张英辉、一团通讯主任邱荣辉、原一分区直属炮连连长杨九秤1991年写的《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当然这些人一致提到的是“四炮齐射”，但都没有提到什么“神炮手×××”。


 

  
刘峰拍摄的1940年5月30日一分区司令部直属炮兵连，三个月后这个炮兵连归属到晋察冀军区






杨九秤这段历史回忆，明显是对一二〇师特务团那段“只有特务团二营的迫击炮能打到阿部规秀的指挥所”的有力驳斥。一个从没有到过一团阵地的特务团成员，凭什么就一直顽固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打到阿部规秀的指挥所？这个观点本身就站不住脚。


 


先把特务团有没有炮的问题放在一边，要尊重贺龙特务团团长杨嘉瑞将军、团政委范忠祥将军、特务团二营长朱声达将军的意愿，把到底是谁开炮打死了阿部规秀的问题给搞清楚，给这段历史悬案画上个句号。


 


可惜，特务团方面的意愿拿不出证据，更不用说拿出一系列完整的证据链了。即使放宽来讲，“只有特务团二营的迫击炮能打到阿部规秀的指挥所”可以作为唯一的证据，但这也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的支持，也无法证明一分区炮兵“打不到”。


 


看参加了1939年11月黄土岭战斗的一分区各主力团部队，1955年授衔的中将有三个：一团长陈正湘、一团团政委王道邦、三团团政委袁升平；1955年授衔少将的有十来个：以三团副团长邱蔚为首，三团参谋长肖应棠、三团一营长赖庆尧、三团三营长陈宗坤、一团二营长宋玉琳、营教导员郑三生、一团三营长张英辉、特务营长马辉、涞源支队长曾雍雅（一团参谋长杨上堃、一营教导员朱遵斌都是够少将级别的干部，可惜因为犯错误，都被降级）；1955年授衔大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数人在六十年代晋升为将军：比如一团一营长李德才、三营教导员邓经纬、连指导员陈亚夫、排长徐信、一团卫生队长尹明亮、三团二营长郭延龄、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参谋韦统泰……等等。


 


我举这些人名，并不是比军衔高低，谁地位高就听谁的；也不是比人数多寡，谁人多势众就听谁的。我是说，上述这些开国将军们也都提供了自己的证言证据，相比之下，一分区各方面提供的历史证据要更充分一些，提供了一连串完整的证据链。


 


历史结论靠证据说话，有事实的支撑，不能随意凭口头编造历史。所以，“神炮手×××”的故事是站不住脚的，那位自称“冲进了阿部规秀指挥部当场击毙阿部规秀”的故事也是站不住脚的。


 


特务团二营“自称炮击打死阿部规秀”的故事且不作定论，希望能在今后找到特务团有炮、而且运到了黄土岭前线并射击过的证据，那时，我们再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证据来考证这一段历史的真伪。


 


特务团是贺龙一手组建起来的，他非常清楚这支新建部队的武器装备情况，有没有迫击炮？战斗力如何？所以贺龙说：“阿部规秀不管是谁打死的，总是我们八路军打死的，这是八路军的整体荣誉，不是哪支部队的荣誉。不要再讲了，要讲就讲战斗的意义，讲侵略者的必然下场，讲豺狼的本性。”


 


我认为这才是应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贺龙的度量大于众人，见识远于众人，心态好于众人，这句话就足以见得。


 


到底是谁打死了阿部规秀？


 


八路军！
评分完成：已经给 岁月静好疫苗 加上 5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