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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五)
送交者: 红朝笑笑生[♂首辅宰相★★★★★♂] 于 2018-08-14 10:42 已读 12701 次 35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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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老一团在延安有多风光,他们毕竟是离开了一分区。杨成武手上能动用的部队,只剩下三团、二十团和二十五团。

二十团在陈宗坤领导下,越来越有主力部队的风范了,四三年他们曾经三战银坊,成功吸引了鬼子的主力,保证狼牙山核心根据地的安全。但是小团毕竟是小团,人数不够,三团又填不满一团留下来的空档,杨成武只好带着司令部再度搬家,从满城慈家台转移到易县偏僻的小兰村。

小兰村并不是理想的地方,除了规模太小、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之外,鬼子几个月前还设过据点,交通极不方便。但是形势比人强,一分区此时就这么点部队,能收复一个小山村并保证安全,已经很不容易了。

很快,一分区就发现,鬼子的势力在不断往后退。四月份的时候,日伪军先后从乌龙沟、红泉、小河、插箭岭、白石口等据点撤退,还放弃了易县同涞源间的联系重镇王安镇。

以八路军的实力,不可能强攻下这些据点;但是鬼子兵力不足,又不可能把运输线也建成据点,于是在一系列打击封锁之后,他们纷纷撤了出去。在一连串收复失地的胜利面前,所有人都是精神大振,决心扩大进攻规模、把鬼子赶出根据地。五月九号起,二十团三个连、三团一个连、二区队一个连组成北进支队,在陈宗坤的指挥下,向涞源北面挺进,先在上庄围点打援,然后挥师南下,沿途打了一系列的战斗。



注:这张图,是1938年杨成武节节后退的记录。在混成二旅不断进逼下,杨成武从北面的上庄退到涞源、走马驿,始终找不到一块地方,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最后东进易县狼牙山,靠着山势才开辟出一大片地盘。而到四四年,陈宗坤带着五个连,已经敢深入敌境、在上庄围点打援,鬼子能出动的,只有蔚县的五百伪警察,换到四二、四三年,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出现这种情况,只说明一点,就是鬼子的兵力,真的被抽空了。

整个根据地斗志昂扬地大反攻时,围绕着晋察冀高层,也在蕴酿着一场改革的大风暴。

七年来,晋察冀军区名义上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分成大大小小十几个军分区,彼此以主力团为核心各自为战,协调配合极差。日军扫荡三分区、平西挺进军时,一分区却不知道及时牵制敌人;鬼子打一分区的时候,其他几个军分区也没有主动出击,分散敌人注意力。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杨成武等人觉悟不够,而是总军区的通讯、指挥能力有限,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战术协同,导致八路军虽然艰苦奋战,却象十几根分散的手指,不能集中成一个拳头,及时反击敌人。

本来就是敌强我弱,日本华北方面军每次都统一计划、协调紧密,晋察冀却只能被动应付,甚至临时见招拆招,结果七八万日伪军对付十几万八路,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总军区都被赶得到处跑,每次危难的时候,只能找杨成武等人救急。不少人都认为,这种放羊式的管理,明显不能适应战争需要,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

其实话说回来,聂荣臻不是不明白里面的道理,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但改革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每个军分区都是小山头,里面的关系说起来简单,其实无比复杂,一不留神就会打破坛坛罐罐、引发强烈的反弹,甚至危及到军区生存的地步,绝不是随便可以乱改的。归根结底一句话:谁的小米也不能随便动!

普通人的小米不好动,自然就要动领导的米罐了。根据某些人的意见,晋察冀军区应该立刻改革,把十几个军分区按地域划成四大军区,实现人力物力的优化统一,以利向鬼子发起反攻。

如此大动干戈的建议,据说是同在延安开七大的肖克提出来的;也有人说,是程子华、耿飚留守晋察冀时的想法。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及时的意见,也是晋察冀必须完成的功课,唯一的问题是,十几个军分区该怎么分?

一九四四年七月,程子华、耿飚正式把报告打到了延安,请求把晋察冀分成冀察、冀晋、冀中、冀热辽四大块,军分区主力部队要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野战力量。

七月二十八号,晋察冀分局收到了中央的回复指示:同意总军区划为冀晋、冀察、冀中、冀东四个二级军区,其中冀晋军区司令赵尔陆、政委王平;冀察军区司令郭天民,政委刘道生;冀中军区司令杨成武,政委林铁,副政委李志民;冀东军区司令兼政委李运昌;分局和总军区机关要缩小,各种工作放在各二级军区里执行。



注:  1944年底,晋察冀军区四个二级军区的划分。

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历史上,这算得上是一个超级大改革。

很明显,如此重大的行动,绝不是程子华等人随便拍拍脑袋敢提出来的,事前必定要跟上级部门仔细商量;而延安的中央军委也不可能随便答应,一定会征求晋察冀领导人的相关意见,经过综合取舍之后才发指示。虽然不能完全恢复这个决定出台的具体经过,但我相信,在中央征求意见的名单里,聂荣臻肯定不是主角。因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影响,是架空了聂荣臻和总军区的权限,他们不能再直接指挥部队,一切下放到四大军区里了。

想猜是什么人推动这项决定,其实并不难,只要看谁最后获益就明白了。名单里的李运昌长期在冀东,他当司令兼政委很正常;杨成武从没在冀中任职,而且那里还是沦陷区,他去上任纯属啃骨头,这种决定就等于是把他推到了坑里;只有冀察军区司令郭天民和冀晋军区司令赵尔陆,先前不过是二分区的司令和政委,现在一个统率第一、十一、十二、十三军分区,一个统率第二、三、四、五军分区,成了这场人事变动里不折不扣的大赢家。

杨成武为什么会离开一分区?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漫长的七年里,杨成武带着一个编制外的独立团,从一千多人发展到最多两万人,开出纵横易、满、徐、定、涞等地的大号军分区,还打死过阿部规秀,算得上是功勋累累。但是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杨成武待人宽厚,极少记仇,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异常宽容,不仅容纳部下的错误甚至“犯上”,还经常跑到知识分子中间去厮混,说要跟着沾点文气。在他的领导下,一分区军政干部政策把握相当有水平,办事往往得心应手,在整个晋察冀都是有名声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杨成武也是很多人不满的对象。为了实现一分区的垂直领导、保证令行禁止,杨成武对很多资历相近的红军干部,都抱着排斥的态度,先后挤走了很多人,只留下一个铁杆的同乡黄寿发。那些离开的军政干部,未必犯过多大错误,有的其实也立下过赫赫战功,只是因为一些说不上的原因,就调去了其他地方,无缘呆在一分区。要说他们心里没有意见,那是不可能的。

从涞源一路打到易县狼牙山,一分区收编了大量游杂武装,但干部队伍始终坚强团结,没有在日伪军反复扫荡、收买下涣散,杨成武的水平可见一斑。然而这也注定了他在一分区,只能成为说一不二的权威,无法容忍资历相近的人掣肘共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的小山头。

晋察冀十几个军分区,司令都是死人堆里杀出来的猛将,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山头。杨成武的问题是,他的一分区树大招风,平时做事乾纲独断,早就引发了很多人不满,这次趁着延安整风的劲头,很多人都向晋察冀的聂荣臻开炮。

本来聂荣臻的麻烦,并不在杨成武身上,主要集中在晋察冀军区指挥和管理、还有冀中大扫荡的失败上。无奈大家意见越扯越多,最终还是扯到了杨成武那里:从红军时代起,聂荣臻就是他的老领导,一方面军山头的印迹,简直就象刻在脑门上一样,想擦都擦不掉。于是大伙的控诉越来越偏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聂老总“一贯袒护杨成武”。

对这个无厘头的结论,谁也没个说法,毕竟杨成武没犯什么大罪,一贯袒护也不算原则性的问题。此时已经到了四四年,整风时提意见,多重的话都有人敢说,却不会抄家杀头或坐牢,最多写个检讨而已;至于“一贯袒护”的错误,连检讨也不用写,开完会就算拉倒。

但是对延安的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来说,相关影响却是必须考虑的,否则四大军区一成立就带着矛盾,以后日子肯定不好过。郭、杨、赵、李四个军区司令中,李运昌一直在冀东,算得上孤悬一方,不需要参与到晋察冀内部的意见里面;赵尔陆是二分区的老将,然而他是后勤部门出身,军事上未必镇得住一分区那帮人,万一搞得上下不和,会动摇整个晋察冀的士气。

所以,想换杨成武的话,只有郭天民最合适。

郭司令比杨司令更合适主管冀察军区,还有一条不大好说的理由,那就是郭天民同平西系山头十分有交情,统一管理一分区和平西根据地,可以得到最多方面的支持。在军事方面,郭天民向来勇猛进取,而在政治方面,一分区和平西都有成熟的干部系统,上任就可以通盘接收,正好取长补短。相对而言,冀中地区环境复杂,敌伪纵横交错,部队都是游击队刚刚升级上来的,政策掌握十分需要分寸火候,当然应该派杨成武这样军政能力平衡的人去掌控。

所以,杨成武离开一分区,到艰苦的冀中去挑大梁,就成了板上钉钉的决定。

消息传到一分区,所有人都炸了锅。

大家情绪不稳定,不光是舍不得杨司令,还是因为,由于杨成武特别注意培养人才,一分区的干部里,素质高、办事强的能手不少,几个司令都想趁分家的时候,从里面捞一点。郭天民已经有言在先,要从一分区调骨干组建军区指挥部,没想到冀东军区司令李运昌也提出来:聂总司令、肖副总司令和程子华代总司令早就同意过,一分区的好资源要大家共享,郭司令不能吃独食,我也要分一批人!

开会的时候都提一分区的意见,提完意见又拿一分区当宝贝,杨成武被弄得哭笑不得。最后他只好表态:我去冀中尽量少带几个人,干部们都留给你们慢慢分!

一分区开始大分家了。只有很少人有机会跟杨成武去冀中,剩下的一部分跟着郭天民组建冀察军区,一部分到李运昌那里报到,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原地,继续工作。

杨成武还是本着一贯的细心,尽最后的努力完成扫尾工作,一个个地研究自己能带哪些人、又有哪些干部要调到冀东去;哪些可以跟着郭天民去冀察,最后谁能继续留在一分区。他的工作极为细致,新一任领导班子里,机关到科一级、部队到团一级,都要亲自过问。

毕竟是自己堆的山头,走留都得负起责任来,给大伙一个说法,不耽误任何人的前程。在这个问题上,杨成武是实在人。

不久后,杨成武宣布了最后的名单,一共有十七个人跟他去冀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黄寿发。

作为杨成武的铁杆,黄寿发红军时代就跟杨成武交情深厚,他去冀中,是大家意料中的事情。其他十六个人,基本上都跟作战相关,包括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对这个名单,大伙都没什么意见。

杨成武很快要走了,郭天民也愉快地来到一分区。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拉上几个干部,去平西根据地的李各庄,建设冀察军区司令部。虽然一分区更大,但刚经过日伪扫荡,到处都支离破碎,安全十分成问题;相比之下李各庄条件反而好些,一年前陈正湘在那里时,把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大伙过去了就能用。郭天民对新辖区早就做过重点调研,所以一点也不陌生。

陪着郭天民到李各庄的,是第一批冀察干部,包括宣传科长彭澎、锄奸科长杨德才,还有军械科科长王凤祥。前两个倒也罢了,最有意思的是王凤祥,因为在能人倍出的一分区,他并不算出众人物,为啥能被郭司令一眼相中、最先带到新军区加以重用,很多人都不明所以。

不久后,谜底揭开了。王科长熟知一分区枪械物资的埋藏地点,官位虽然不大,作用却非同小可,郭司令抓住他,就等于接收了杨成武的全盘家底,比啥都实惠。

一上任就抓住重点,可见功课做得有多深。

相比郭天民的踌躇满志,杨成武就显得迟缓多了。他换成便衣,整整等了三个月,才穿越封锁线,直到十一月底赶到冀中。十二月初,他终于来到白洋淀,正式担任冀中军区司令。

很快,大家就发现了,郭天民同杨成武的不同风格。

郭天民上任的时候,随身带着军区教导队。按照他的想法,今后各军分区都只有区队、支队之类地方游击队,主力团组成统一调动的野战部队,教导队则用于培养高一级的指挥员,从此开花结果,在条件最好的冀察军区发展壮大。但实际的效果却比较搞,各团始终还在自己的军分区活动,所谓野战部队,也就是纸面上的梦想。

出现这种事情,倒不是因为大家觉悟不够,实在是当年的人力物力有限,供不起几个团人马四处走动。想搞独立的野战兵团四面出击,需要稳固的后勤供应链,不解决这个问题,光把编制改来改去,是远远不够的。郭司令折腾了半天,最后发现自己手上直接控制的兵力,竟然只有一个教导队,还不如杨成武在时的情形,其他各主力团仍在自己的地盘上行动,想聚也聚不起来。

相比之下,杨成武就精明多了。

虽然杨成武没有教导队,只有十七个跟班,但杨司令显然都是精心计算过的。一到冀中,立刻把资历人情放到一边,让这十七个人接手军区、军分区及各武装部队的领导人,保证令行禁止,没有人打马虎眼。很快,新的冀中军区风风火火地开张了。

郭天民的野战兵团规划,其实并不成功,但毕竟实力摆在那里,六个主力团各自反攻,到处捷报频传;而在杨成武这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冀中部队退出后,没有反攻回来,军区此时的主力团,都是游击队刚升级的,即使后来从陕北调回了冀中第五团,部队的装备和训练仍然极为有限。杨成武不得不决定,立即成立一个练兵团,自己亲任团长兼政委,同黄寿发一道手把手地练兵;同时把各军分区教导队全部集中起来,成立教导团轮训连排干部,争取让主力团底子更厚一点。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过,很快到了四五年八月,突然传来消息,日本投降了。

对国共两党来说,日本的投降都是十分意外的事情,几乎没有多少准备。蒋委员长的反应最为灵敏,马上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原地待命,不得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沦陷区则由日伪军继续控制,直到他的部队赶来受降为止。

这是一条极度不公、也根本不合常情的命令。但是,它符合国民党的利益。

兄弟阋墙,状丑如斯。

而在晋察冀,这条命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华北八路军反攻的失利。

八年抗战,晋察冀是共产党人最有底气的地方,因为国民党正规军从那里溃退后,已经无力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全靠八路军一点点用血开出根据地来。现在鬼子还没有交枪,新的一轮争斗已经拉开了序幕。

最开始的时候,郭天民还是很冷静的,颇有一点名将之风。他收拢了冀察军区的部队,准备就近攻击保定,拿下这个一直威胁自己的堡垒城市。但很快,晋察冀军区就下了全面接收日伪军投降的指示,保定城也不要了,改成由郭天民、刘道生集中一分区、十一分区几乎全部兵力一万多人,前往房山、涿县一带,进攻北平。

在大军云集北平的时候,郭天民又派出了参谋长易耀彩,让他带上教导大队和警卫营,北上张家口、宣化,准备同平北十二分区、察南十三分区一道,收复张家口和宣化;而在此同时,杨成武也奉命集中了所有的主力部队,准备攻下天津。

事实证明,有蒋委员长的命令撑腰,鬼子们依然可以很嚣张。郭天民费了半天劲,也没能攻进北平,眼睁睁看着太阳旗在城头飘扬;杨成武就更惨了,他的所谓主力团枪械破旧、弹药奇缺,有的团只有一门迫击炮,有的连只有一挺轻机枪,许多战士都是刚参军的农民,三分之一的战士连枪都没有,只有手榴弹当武器。杨司令带着他们一路进攻,同日伪军展开激烈搏斗,只有九分区第三十八区队贾桂荣冲进了天津城,在同日伪军僵持了半天后,被迫撤出。

平津两地都落了空,本来可以拿下的保定也成了国民党的,枪口全都对着自己,除了几个小县城,八路军可谓一无所获,把聂荣臻气得七窍生烟。好在这时,还有一个消息值得安慰:冀察军区拿下了张家口。

张家口的收复,是苏军同八路军共同完成的。但在那个时候,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他们,而是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

这是一段让人感触复杂的历史。

早在八月九日,苏军二十七摩托化旅、三十摩托化旅和蒙古第七装甲旅、第三炮兵团就向张家口进军了,此时在张家口的,是第二混成旅团五千日伪军,代号“响”兵团。

由于其他战线激烈,混成旅不少部队被抽走,响兵团的主力是现地征发的侨民新兵,一个步兵中队只有约一百人。

在标准情况下,步兵中队辖三个步兵小队,一个标准的一百八十人的步兵中队包括:一个十九人的中队部:中队长,执行官,三个军士,四个卫生员,军官的勤务兵,司号员,八个通信员,以及三个五十四人的小队。现在一个中队才一百人,还以新兵为主,显然鬼子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如果没什么意外,这种部队是拦不住苏蒙联军的。但是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知道,此时辖区内还有四万日本侨民,需要经张家口撤到北京,如果落到苏军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立刻下了命令,混二旅团同大同的独四警备队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如何要挡住苏军和八路军,保证侨民撤退。

鬼子战败的最后日子里,关东军是不管侨民死活的,听凭他们自生自灭,甚至自相残杀后自杀。但驻蒙军却是另类,根本博收到天皇的投降诏书后,咬着牙下了命令:一定要保证四万侨民安全撤离张家口,哪怕背上违命的罪名也不用怕,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注:驻蒙军在最后时刻掩护撤离的侨民。

此时苏军已经攻到了离张家口四十四公里的地方,根本博的这个举动,简直就象是自杀。而四万日本侨民动作极慢,一直到八月二十号才带着盒饭,开始了乱糟糟的撤退,此刻郭天民的平北军分区已经赶到城郊,开始进攻张家口了。

八路军的攻坚能力有限,一时半会拿不下城池,日本侨民们纷纷挤上敞篷火车,拚命逃往北平。由于车厢有限,所有人都必须扔掉辎重,最多带一个随身的小包,不少女人抱着箱子号淘大哭--她们知道,今后再也不能过上作威作福的富足生活了。而在这些人的背后,是探头探脑的张家口市民,等着车子开走后,从满地丢弃的行李箱中,搜寻能用的财物。

驻蒙军考虑得十分周到,他们给火车补充了大米和压缩饼干,防止有人挨饿;只是天气炎热,车里温度高达四十度,十分缺饮用水,只能在沿途看到果园就停下来,大家出去摘点水果解渴。

这是不折不扣的最后时刻,鬼子侨民都在仓惶逃命,生怕落到苏军手中。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安全撤到北平,是因为铁路线两侧的冀察军区教导大队网开一面,放他们逃出生天。教导大队不仅没有拆毁铁路,看到敞篷火车经过时,有人向火车射击,指挥员还拦了下来:车上都是女人小孩,不能开枪!

教导队不是不明白,日本鬼子在八年时间里,对根据地的女人小孩,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在最后时分,他们仍然保持了起码的文明底线,无论对手是否知情。

日本侨民乱哄哄地逃往北平的时候,苏蒙联军已经发起了进攻,阻击他们的,是混二旅团的四个步兵大队、一个速射炮中队和两个野炮中队,一个工兵中队。一线指挥官是退役军人永松大佐,由现役军官辻田新太郎少佐辅助,在草原上迎战对方的装甲集群。

鬼子的新兵率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不少人没有反坦克训练;但对面的苏军明显斗志不高,不愿意直接派坦克冲击日军战壕,只管用一二二榴弹炮等大小火炮不停地轰击。八月十九日夜里,苏军步兵突进第三中队阵地,第二天上午被击退;八月二十一日,两百名苏军再度冲入,再度被击退;下午右翼阵地被突破,两军展开刺刀战,日军战死三人,苏军战死六人。

苏军枪炮打得震天响,进展却如此缓慢,绝非机械化兵团战斗力不强,里面其实是有原因的。苏军并没有计划攻克张家口,只是按地图布置战线,要求推进到地势险要的狼窝沟,偏偏鬼子的阵地也布在狼窝沟,双方这才大打出手。

对苏军来说,关东军已然投降,战争结束是早晚的事,谁也不愿意这个时候送命。所以面对死战不退的鬼子,苏军指挥官态度相当淡定,反正早一天迟一天,这些敌人都要缴枪,何必搭上太多的损失。

无论如何,为了掩护侨民,不惜跟机械化部队拚刺刀,混二旅团的战斗精神还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三天激战,日军在苏蒙联军炮火下的损失记录,是死六十人、失踪七人、伤五十人。对这个结果,我们千万不要嘲笑日军无能,因为一年后,冀察冀部队占据着日军的既设阵地,阻击傅作义的部队,只用了大半天时间就招架不住,只能沿着公路节节抵抗,给军区撤出张家口争取时间;相关表现比日本的新兵们,要狼狈多了。

等侨民全部从张家口离开后,参谋辻田新太郎才下了撤退令。一线的日军火车自然是坐不上了,只能顺着铁路线行军,经过宣化、下花园、怀来、东花园到南口。由于行动迅速,他们没碰上冀察军区的主力,八月二十七日在八达岭关口下的青龙桥,所有人受到了驻蒙军参谋总长中川的热烈欢迎:在你们的掩护下,三天以前,四万日本侨民已经安全达到北平、天津!



注:混二旅的撤退路线。他们到达沙河后,住进清河兵营。四五年十月,他们同侨民陆续返回日本,国民政府没有清算这些人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对混二旅和日本侨民,中国和日本当然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可以肯定的是,那四万侨民对混二旅的态度,一定是感激涕零。

 

注:记载着这一段历史的各种日本书籍。在搜集民间记忆方面,日本人做得极认真。



注:开拓团成员的后代。由于战争的创伤,他们大都是反战运动的拥护者。

在这里,引用一段老八路子弟的评论:

看到混成二旅的这段历史,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一分区反扫荡,每次后面都跟着逃难的老百姓。一个国家的军队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它从老百姓之间的密切关系。每逢危难之中,救老百姓出水火的只能是军队。 

说到底,任何国家的军队,无论你多么强大,都不能弄错:你来自本国的老百姓。老百姓才是你的真正父母。

鬼子走了,狼牙山的传说,似乎也该谢幕了。

还有些事情没完。

在血雨腥风的烽火岁月里,杨成武的司令部只要出动,一定会有两个身影,一个是鞍前马后警戒保卫的参谋长黄寿发,一个是胖萌的副司令高鹏。大伙都知道,黄参座会用性命保证杨成武的安全,而高鹏除非没了性命,否则不能离开杨成武。

一九四四年的大改革,杨成武跟黄寿发去了冀中,没有带上高鹏。

抗战胜利后,黄寿发走上了下坡路。尽管有杨成武的极力支持,但是作为“杨成武山头”的象征,他还是被搁到了一旁,闲置不用。

别人都在风风火火地打仗,自己却每天在树底下数蚂蚁,杨成武又不在身边,黄寿发性格中刚愎暴烈的一面终于失控。他先是跟家里的保姆有染,接着又打死了妻子何茵,最终被判死刑,枪决。

黄寿发要死了,所有人都很难过。虽然黄参谋长经常跟人吵架,但在一分区众人的回忆里,除了脾气暴点,他还真没干过什么错事,和大伙关系也很好。谁也想不到,脱离了杨成武的关照,他会变得那么极端。

一九四八年六月,华北军区司令部军法处对黄寿发执行死刑,并由《晋察冀日报》公开刊登判决书。刑前的黄寿发很平静,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把自己葬在阜平--抗战时,那里是晋察冀军区所在地。

聂荣臻亲自批准了这个要求。

抗战八年的杨成武,得罪人的事做过不少,所以树敌不少,恨他的人整不倒他,便拿他的第一爱将黄寿发出气。黄寿发被调离闲置,那些恨杨成武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偏偏他又是个粗人,不懂得洁身自好才能明哲保身,于是“天做孽,犹可赦;自作孽,不可活。”最终落了个被枪毙的下场。

无论如何,他对抗战是有过功劳的。



图注:百团大战时,给日军俘虏讲话的黄寿发(最左边)。黄寿发不爱照相,很少有相片留下来。

黄寿发死了,杨成武很痛心,然而他无能为力。

十一年后,一分区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高鹏,也同样无能为力地迎来了人生的终结。

高副司令不是红军出身,他是赵侗的“国民抗日军”副司令,三八年加入的八路军。那年他二十七岁,也是东北流亡学生出身,跟赵侗打过游击,来到一分区后,主管卫生后勤。

一个年青学生能干到抗日军副司令的位置,也算是能人了。但事实上,高副司令自己并没什么本事,他的优势是出身强,因为高家老爹地位高,人家是张学良的副官处处长;赵侗在东北能迅速拉起队伍、搭东北军的关系招兵买马,同高家的人脉是分不开的。

有了这层关系,办事当然方便得多。高胖子脾气极好,跟谁都能打成一片,并且熟知抗日军的人事关系,对很多人都知根知底,他一加入八路就是分区副司令,显然不是打仗厉害,而是统战工作需要。他在赵侗的国民抗日军里,人家就是政治部部长兼副司令;到了八路军之后,他先是担任晋察冀第五支队(其实就是国民抗日军换了个名称)副司令,随后又成了一分区副司令。

看上去挺给力,其实有点憋屈。

高鹏不是那种战火中杀出来的人,也没有服众的战功,甚至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他虽然当了副司令,却没有什么才能可以发挥。普通学生加入一分区,杨成武都会把他们放到政治部一类地方,让他们在后勤、宣传、通讯方面起作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终或文或武,找到自己的定位。高副司令就不一样了,他的地位太高,小事别人都给代劳了,大事自己又干不了,想在卫生后勤方面发挥点作用,偏偏还不懂行,往往弄得自己和下属都无所适从。一番辛苦之后,高鹏最终明白过来,有时不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于是,高副司令每天的任务,就剩下在司令部里坐班。

碰到有干劲的人,这种日子可能十分无聊。但高副司令本就是富家子弟,又是个心宽人,啥事都想得开,既然没有事做,那就别找事,每天吃饱饭跟人聊天吹牛好了,毕竟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他的人缘也是极好,除掉个别时候例如偷吃杨成武的饭、引发过黄寿发不满之外,平时一团和气,跟谁都没架子,太阳底下蹲着一块聊天,大伙十分喜欢胖萌厚道的高副司令。

杨成武在的时候,高副司令是个摆设。杨成武要走了,高鹏去延安“学习”,同样是个摆设。等鬼子投降,八路军大举进关,高鹏回到辽宁老家,做到辽西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摆设。再后面革命胜利,他又回到杨成武的防空军,当沈阳军区防空军第一副司令;防空军撤销后,改成沈阳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始终是摆设。

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军评级授衔,高鹏以副司令之尊,只评了个大校,昔日一分区的那些下属,不少都是中将少将了。对这个结果,高鹏毫不介意,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混日子,甚至开会时都能睡着,能混到开国大校,已经十分满意了。

一九五九年,从来不问世事只混日子的高鹏,终于混不下去了。由于彭德怀在庐山提意见被批,沈阳军区司令邓华也受牵连,被撤职查办;作为军区空军副司令,高鹏自然也要接受调查。

从杨成武到邓华,高副司令一直都在大树下乘凉;现在没有后台庇护了,面对黑不见底的政治深渊,高鹏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他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路:自杀。

所有人都想不到,他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世界,因为他并不是斗争的重点。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走了,没有牵连任何人,也没有影响任何人。 



这是三七年十一月,高鹏在蔚县抗日演讲的照片。此时的高鹏还充满了激情,是他人生最阳光的时刻。他比赵侗多活了二十年,比黄寿发多活了十一年,但这十几二十年时间里,他真的是闭着眼睛过去的。

没有谁知道,杨成武听说高鹏死讯时的反应。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有太多的风暴和运动,让人无暇注意这个懦弱而不起眼的小人物。到了八十年代,一分区的干部们重新聚在杨成武的家里,昔日英气勃发的抗战将士,此时都成了饱经摧残、风霜累累的白发老人,在劫后余生的重逢喜悦中,有个人不经意地感慨了一句:要是黄寿发和高鹏也在就好了!

杨成武突然沉默了。大家注意到,本来开怀大笑的杨司令,整个人都黯淡了下来。

我知道,他心里一直都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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