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5年11月初，何隆朝由香港搭乘荷兰渣华轮船公司营运的“芝利华”号客轮，几天之后，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停靠在雅加达港口3号码头。
他疑虑重重地上了岸。
在码头驶向市区的 “的士”上，印尼人司机告诉他，10月1日以来，每晚6点半之后全城就实行宵禁，不过很多地方仍然可以通行无阻。计程车车路过雅加达中央（GAMBIL）火车站，向西再经过一条横街，通过它就可以到达总统府。何隆朝看到，附近布满了威风十足的戴着红帽子的陆军特种部队，不准任何民用车辆通过。美国大使馆就在这条横街，装甲车和其他军用车辆却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他让司机越过这条横街进入GUNONG SAHARI，去到市中心再绕回HAYANWURUK，专门经过中国大使馆看一看，只见里面灯火通明，外面却毫无动静。

1960年代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的老照片，那时的彩色照片还极其稀少。当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就在图中这条马路左侧不远的地方。 6park.com

一路上，计程车还经过了蓝帽子军人（海军）把守的地区，还有灰帽子（空军）把守的地区。开车的印尼人很喜欢说话，他滔滔不绝地说空军肯定是共产党的人，海军也是。司机问何隆朝，“巴（先生），你知不知道，只有红帽子的陆军是共产党的敌人。”
何隆朝很少答腔，他只是仔细地打量着街上的一切。多年来做侨领与政界打交道练就的政治敏感性，使他认为有必要在首都雅加达感受一下这里的政治气候。于是，何隆朝决定先到雅加达一个华侨朋友家里住几天再回三宝垄。
他在雅加达朋友家里住了一个礼拜，令人惊恐的局势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而是越来越严重了。
在这几天里，何隆朝和朋友一起上街时看到，印尼陆军当局及右翼势力在雅加达召开了50万人的大会，游行队伍随后焚烧了印尼共产党的总部。何隆朝记得，当时集会游行的许多印尼青年不断狂呼“绞死共产党”和“把共产主义连根拔除”等口号，仿佛大家都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似的。而就在几个月前，印尼共还在这里隆重举行建党 45周年的庆祝大会，当苏加诺总统在会上做出“没有共产党帮助，印尼永远也不能作为第一流的大国出现！”的结论时，数万群众也是一片欢腾。

上图为1965年9月30日之前两个月，印尼共还在雅加达史纳延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受到群众热烈支持。


下图为“9·30”事件之后，同样是雅加达群众又开始游行示威，要求铲除印尼共产党。大人小孩兴高采烈，完全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印尼吃瓜群众似乎历来如此，其翻云覆雨，反复无常，且容易被人操纵的民族特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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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哈托控制下，印尼风云突变，由此开始对共产党进行全面清剿，史无前例的大逮捕和大屠杀随之拉开了序幕。
这时候，苏加诺总统虽然还在台上召开各种会议，想努力干预目前局势，但他的时代已然过去，——这位开国之父说话已经没人听了。
让何隆朝心情更加沉重的是，印尼新政权由于认定中国是印尼共的幕后支持者，已翻脸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
当时的中国，确实也在舆论上大力声援印尼共，何隆朝和许多华侨每天都能从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到有关揭露苏哈托政权残酷迫害印尼共和工农群众的新闻报道和评论。

苏哈托气坏了，命令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通知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宣布"暂时封闭"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撤销该社记者的记者证,停止他们的一切报道活动,并停止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在印度尼西亚发行新华社新闻稿。

1965年的苏哈托将军，自9月30日之后开始大权在握，说一不二。

哭泣的老总统苏加诺 6park.com

何隆朝有一位在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工作的华侨朋友，后来还告诉他这样一件事：分社发布新闻稿的线路中断，他们就把北京电台的声音记录下来，翻译成印尼文，并印制宣传单，派人骑摩托车分发到当地各家各户。有时候，甚至会冒着风险直接把这些传单送到苏哈托家中。
现在冷静地回想一下，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中国官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做出如此举动，亦有明显不妥之处。
苏哈托火冒三丈，亲自派出一个连的士兵，身穿便服，带着燃烧瓶，直接把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住所烧了，包括社长在内的好几位同志受了伤。
何隆朝在雅加达还看见，过去与官方关系极好的印中友好协会执行会长赖善才先生家里，已有军人在驻守。每天都有印尼各地中华总会主席被抓的消息传来。

1965-1967的白色恐怖时代，印尼士兵在雅加达街头严查gcd嫌疑分子。

耳闻目睹这一切，都给刚从祖国访问回来的何隆朝内心以极大的震动。他不止一次对朋友感叹：“我回去祖国才一个多月，印尼就变成这个样子，真是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啊！”
令何隆朝感到震惊的，远不止这些。
二
一个星期过去，他不顾朋友劝告，冒险由雅加达坐飞机飞回三宝垄。何隆朝一走出三宝垄阿亚尼机场小小的候机大厅，就看到中爪哇第四军区司令部的谍报处主任苏卡多上校阴沉着脸站在门口，好像正专门等着谁一样。
何隆朝看到这个人，不觉心头一紧，这个人认识我呢！
早在5年前，何隆朝就和这个苏卡多上校打过交道。那是1960年6月，印尼西爪哇军事当局在万隆附近小镇芝马圩排华时，开枪打死了两名华侨妇女。这两位死者林金娘与杨木妹，恰好都是福清人。中国领事馆官员闻讯前往调查，竟遭无理拒绝，于是领事馆便发动各地侨团联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西爪哇军事当局的野蛮行径。何隆朝也积极组织了三宝垄华侨声援团，准备坐汽车到梭罗与其他华社汇合后共同集会示威。中爪哇军区谍报处侦听到这件事情，大为紧张，游行队伍出发前，苏卡多曾把何隆朝找去，要求他们一不要喊口号，二不要打横幅标语。
何隆朝当时一口拒绝了他：“上校先生，这不可能。不打标语、不喊口号，游行示威还有什么意义？打死了我们的人，难道还要我们保持沉默吗！”
那次会谈，不欢而散。现在，这个谍报处主任一见何隆朝从机场出来，马上怒目而视，并带人紧紧尾随着他，不时摆出一副要抓人的架式。
何隆朝稍微迟疑了一下，立刻又镇静了。
他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随他们的便吧！
可是直到他坐上车，跟踪他的谍报处那帮军人似乎犹豫了两次，但终于没有动手。
何隆朝的家，这时已由唐人街“堪哇弄”搬到了离市中心不远的曼德里苏伯诺路11号，后来成为他公司的办事处。
他走进院子一看，前面那幢平房和后面那座二层小楼上所有门窗的玻璃都是破破烂烂的。太太林玉珍看见何隆朝回来又惊又喜，几个孩子也呼啦一下围上来把爸爸让到沙发上。何隆朝马上感觉到一种异常的气氛，一个月不见，太太和孩子们都不敢大声说话了，像是怕给谁听到似的。玉珍坐在他身边，双手抱住丈夫的肩膀，反复端详着他的脸。
“哇嘟，老天呀！朝——你怎么敢回家呀？这些天那些“学生军”（印尼当时反共反华的队伍中很多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所以叫学生军。有些类似中国文革时期打、砸、枪的红卫兵组织——作者注）经常来闹事，他们说要抓你，还抄了我们的家，把玻璃全砸烂了，孩子们吓得要命。”太太说着，忍不住伤心落泪。林玉珍还告诉何隆朝，抄家那天，暴徒原本要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子，看见隔壁住着军人，怕连带烧到他们才罢手。

当年的印尼学生在街头进行打砸抢活动。 6park.com

“岂有此理！”何隆朝生气地叫道，他一生从不骂人，生气或愤怒时就会喊出这句话。过了一会儿冷静了下来，何隆朝又安慰太太和孩子说：“不要怕，明天我就去找默达省长，请他关照一下。”
林玉珍一听，马上急得小声叫起来：“哎呀！你这样树大招风的人，这几天可千万不能出门啊！默达省长已经调走了，恐怕现在也是自身难保。我还听说堪哇弄已经有好多华侨，大白天出了家门就失踪了，不知道被抓到哪里去了。”
何隆朝说：“刚才在机场，军区谍报处的那个苏卡多已经盯上我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抓我。现在我就是天天呆在家里，他如果要抓我，也躲不过去。所以我必须出门，起码要和我们中华总会其他理事碰碰头，商量一下对策。”
听何隆朝这么一说，林玉珍也觉得有道理。可是就这样让先生出门，她实在放心不下。
如何才能探听到本地军事当局对自己丈夫的态度呢？
林玉珍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960年代中期的何隆朝夫妇。

三
我在本公众号此前发布的文章里曾提到过，五十年代末期，何隆朝因发动三宝垄华侨捐钱捐物慰劳过第四军区的平叛将士，而结识了苏哈托和他手下的一批军官。那两年，包括苏哈托在内的这批军官，很喜欢带他们的夫人一起来何隆朝家里喝茶聊天。每次来了，都是由何隆朝出面应酬这些军官，而他的太太林玉珍则和军官太太们拉拉家常，聊些女人之间的话题，有时候还会互相赠送些小礼品，彼此搞得很亲热。
现在，林玉珍想起了那些和她关系不错的军官太太。她决定亲自出马，以找那些太太叙旧为名，到其中几位将军家里探探虚实。
“他们就是要抓我，怎么会告诉你呢？再说我也不放心你去冒这个险。”何隆朝不同意太太的决定。
林玉珍不慌不忙地解释道：“我是爪哇出生长大的侨生，在很多方面更知道印尼人的习惯。我去他们家里拜访，会准备一些小礼物，到时候当着那些军人的面送给他们的太太。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他们拒绝这些礼物，有可能是已经决定要来抓你。如果很高兴收下了，那就说明你不会有事。”
林玉珍又说，“我们女人办事，自有女人家的直觉。他们总不至于认为我和共产党有什么联系吧”
有时候遇到难以决断的大事，看似娇弱的女人们，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往往让男子汉也不得不叹服。何隆朝的太太就是如此，在这以后的岁月里，林玉珍还曾尽全力帮助丈夫度过了人生中更大的难关，这使得何隆朝终生对其夫人满怀感激和敬意。

1979年，何隆朝与爱妻林玉珍甜蜜度过自己52岁生日.
林玉珍此次进行的外交活动大获成功！那些军官太太全都很热情地在各自家里接待了她，并毫无顾虑地收下了她带去的礼物。林玉珍敏感地注意到，在这些夫人的丈夫中，有一两位级别较高的将领，与她打招呼时提到何隆朝，仍像过去那样称呼其为——“何兄弟”。
林玉珍因此判断，丈夫面临的处境，最起码目前还是平安的。
又过了几天，何隆朝叫人把抄家时砸烂的门窗修理好了。军区谍报处主任苏卡多也在这时到何隆朝家里“拜访”了。他东拉西扯地绕了半天圈子，最后问何隆朝能否把这个住处腾出来，他的谍报处打算把这儿当作临时办公室。
“何先生，我们现在非常忙、非常忙！你知道，我们这回要把印尼共产党组织彻底消灭。我们也抓了不少华人，审问一下就发现，全都是些该死的亲中国的左派。可是我对何先生印象很好，不忍心为难你呀！”苏卡多言下之意，何隆朝应该识相一些，主动把住家让给他们用。
何隆朝说，“你看，我的家被砸得乱七八糟，刚刚修理好。我有6个孩子，全家那么多人，不住在这儿，搬到什么地方去！”
见何隆朝不松口，苏卡多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便悻悻地走了。
让何隆朝奇怪的是，他又一次得罪了这位不怀好意的谍报处主任，而在这之后居然未因此招来麻烦。
但此时，整个爪哇岛出现的恐怖局面愈发令人发指。
笔者在印尼出版的一本书里看到了以下描述：
‘地利’(Kcdiri)区是东爪哇大屠杀共产党员最猖狂的地区之一。因为那个区是“9·30”被翁东的突击队员所杀的6位将军之一的苏多佐的家乡。上千名共产党员被处死，进行屠杀的是安俊青年团。当地的回教牧师和领袖说，杀共产党是依顺了“天主的心意，他们罪有应得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安俊青年更加疯狂。这个区附近有班兰达司河(Brantas)，方便他们将杀死的共产党党员一个一个丢进河里。为了防止浮尸从何里流入稻田的灌溉渠，他们在渠口立竹筒让水通过但不让浮尸流入。河的下游浮尸太多了，使河两岸的村民不敢吃鱼，怕鱼内脏有人的手指或者腐烂了的人体。有一个村落正式地向当局投诉说，河内的浮尸已经威胁到村民的卫生环境。”

中爪哇的大屠杀也一样猖狂，方式多数也没有什么区别，千篇一律，往往是由一个反共“特务”带领陆军到某某乡村，如果“特务”透露某乡村是共党的重点村，那么百分之百的村民，不论男女老少，除了最小的孩子们以外都要被杀。

中年时代的苏哈托总统与夫人在靶场练习射击。 6park.com

铁血镇压，一旦到了杀人如麻的程度，一些无辜者有时候会在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下化做冤魂。
何隆朝有一位熟悉的印尼原住民工人，当年是个开翻斗自卸卡车的司机。有一天，他被军队叫去，要他用翻斗车拉着20几个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开到一座山上，然后再把这些共产党员掀到一个山涧里活埋。这个司机实在害怕，又叫了他的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去。
把犯人装上车后，押车的军人非要坐进驾驶室里，司机只好让同来的朋友和犯人一道站在后面车箱上。
这个司机脑袋懵懵得就把车开上山了，到了山涧旁边，他把控制自卸翻斗的手柄一拉，后车箱顷刻间高高扬起，结果上面站着的20多个共产党员和他那个朋友还没来得及叫喊，就“哗啦”一下子全都摔死在山谷下。——这个惊吓过度的司机，当时居然忘了车后面还有一个他的朋友。
此后，痛入骨髓的悔恨一直折磨了这个司机几十年。到了晚年，他有一次见到何先生还说：“现在我睡觉时还会经常梦到这个朋友哭着向我喊冤枉！”

1960年代，印尼士兵用卡车押送被捕人员。 6park.com

人们很快发现，在这次铲除印尼共的运动中，还因为加入了反中国反华人的因素，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并得到印尼新兴的民族小商业，以及中资产和大资产阶级的狂热支持。他们希望能代替华人在省会、大城市外的小镇上的经济地位，所以积极协助陆军剿共和杀害华人。
而苏哈托的主要助手——那位在“9·30事件”中死里逃生的纳苏迪安上将，一向敌视中国和歧视华人，他认为威胁印尼国家民族生存的力量来自中国而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剿共运动中，纳苏迪安有意突出中国的威胁，视华人为“第5纵队”，大肆宣传中国支持印尼共产党，中国是“9·30事件”的幕后人，污蔑中国银行是印尼共的“银行”，是印尼共的“财神”等等。这些都是此次反共死亡人数大增的重要因素。再加上纳苏迪安的小女儿在“9·30事件”中不幸遇难，使他更痛恨共产党，完全失去了理性。
当年在中国，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时，凶狠地喊过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口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但蒋介石没能把共产党消灭，反叫对手夺去了江山。如今，这一口号在印尼却被复制落实得完全彻底，——在这场20世纪60年代人世间最残酷的杀戮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曾是一个响当当角色的印尼共产党，从此烟消云散——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存在了。
四
在三宝垄，何隆朝每天一到堪哇弄中华总会的会所（当时中华总会还没有被关闭），都会碰到几个眼泪汪汪的华侨妇女向他哭诉：“我的先生被抓走了，何先生快去救他吧！”或者是一些年老的华侨央求他：“哎、哎，不得了！我儿子昨天不见了。何先生，帮我们想想办法好吗？”

三宝垄中华总会会所旧址。

原三宝垄中华总会大厅的楼梯上方，至今仍悬挂着这幅”急公好义“的牌匾，似乎在无声地彰显着已故主席何隆朝等前辈侨领的功劳及精神风范。

他心急如焚，再也坐不住，就马上开一张总会的公函，然后坐着自己那辆美国产的DESOTO牌大轿车直奔军区，向司令部交涉，要求放人。
何隆朝不顾危险天天开着车去军区，总会扔几包香烟给门口的哨兵及协助办事的一些下级军官意思一下。这帮人与何隆朝混熟了，也会和他开开玩笑。
“哇嘟！——巴何（印尼话何先生），你这人真是个神仙呢！”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我们接到命令正要去抓你。你又自己跑来了。哎呀，你的胆子太大了！”
“是啊！我就知道军部要抓我，所以才自己送上门，省得你们再跑一趟。”何隆朝也笑嘻嘻地和他们打趣。
他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也在暗暗纳闷：“军事当局为何会对我网开一面呢？”这时候，印尼各地中华总会领导人差不多都因为通共嫌疑被捕了，而何隆朝在梭罗的同乡好友——梭罗玉融公会主席陈泽太先生，也已于几天前被关进牢房。
中爪哇军事当局不仅没有抓他，而且他每次前去交涉，打保票要求释放本地被捕的华侨，一般都给他面子，把人放了。
那么，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为什么单单没有伤害到何隆朝呢？
后来，中爪哇第四军区司令苏诺若中将解开了这个谜底。
实际上，军区谍报处早就憋足劲，要抓三宝垄市这个头号华社领袖了，只须苏诺若司令一松口，何隆朝立马将遭遇万劫不复的牢狱之灾。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诺若到雅加达开会，见到了他这位第四军区司令官的前任——现已是权倾朝野的苏哈托。会开完，苏哈托跟苏诺若闲聊时，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当年组织三宝垄华侨慰劳其手下平叛将士的中华总会主席何隆朝。
苏哈托有意无意地问了句：“那个小何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苏诺若一下没反应过来：“哪个小何，您说的是谁？”
“——呀！就是在三宝垄很有影响的中国人何隆朝，——他过去帮助过我呢！” 苏哈托说到这儿，就被找他寒喧的其他将领打断了。
虽然苏哈托关于何隆朝的话题只说了几句，但也让苏诺若不由得若有所思。回到军区，谍报处主任苏卡多上校又来请示什么时候抓何隆朝。苏诺若司令把头一摇：“你可不要去动他，连苏哈托都向我问起他。这个人的社会背景太复杂了，你随便抓来，惹了麻烦怎么办！”
因为这个缘故，何隆朝天天到军部交涉，在当时人们看来，好像入了虎穴，但却他始终安然无恙。只不过在那段时间，他开的那台豪华体面的美国轿车，每次一到军区司令部，就会被一帮军官以各种理由借去使用，第二天再还给他。所以何隆朝每回都是坐着汽车进去，然后又不得不雇一辆三轮车回家。
尽管如此，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年底，在长达一年多的白色恐怖岁月里，何隆朝在三宝垄至少营救出上百名身陷囹圄的华侨。那些遭难的同胞，有人在他的担保下被当场从监牢里放出来；也有一些人遭到追捕后独自逃往国外，何隆朝便和其他热心仗义的华侨一道，尽可能照顾逃难者妻儿老小的生活。

即使在中国与印尼完全处于断交的年代，政府也没有忘记何隆朝先生这些功勋卓著的侨领。图为1974年10月，何隆朝与太太林玉珍（中）带领二女儿何秀玲（左）、女婿许经谅（前右）应邀回国观光。这是他们在当时还在国内工作的妹妹何福梅（前左）陪同下参观上海工业展览馆时，在馆内展出的国产红旗轿车上合影留念。 6park.com

以下是我们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一个事例：

何先生的福清同乡——1960年遣侨时搬运组的大力士陈国瑞先生，这时也因通共嫌疑被当局通辑，仓惶之中，陈先生逃到了新加坡。他家的住房亦被查封，陈国瑞的太太和儿女一下子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何隆朝马上拿钱出来把他们安排到旅馆，后来，另一位福清华侨许孙雄先生，又把陈先生的妻儿接到自己家里住了好几个月。

何隆朝心里明白，只有确保陈国瑞本人平安无事，才能彻底帮助这孤儿寡母，于是，他数次前往军区，想尽一切办法为其开脱。半年之后，此案终于被摆平，——在何先生的运作下，亡命天涯的陈国瑞从新加坡返回印尼向三宝垄军事当局自首了，但只是做做样子，随即就被无罪开释，回家与妻儿团聚了。

无论是苏加诺时代还是苏哈托时代，直至瓦西德以及梅加瓦蒂上台到现在，何隆朝均成功保持了与各时朝印尼政要的互动关系，并以此在维护当地华人和祖籍国利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胆识、才干、爱国热情和政治智慧令人叹服。图为80年代，印尼军警高官前往何氏企业拜访何隆朝先生。

在这期间，他还做了另外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据何隆朝的老朋友林万选和郑金光先生回忆：
那时候，苏哈托发布了一道总统命令：所有外国人的财产授权书一律无效。根据军方指示，中爪哇全省军警要在某一天展开统一行动，强行没收，并且关闭除三宝垄之外各县市的华人商店的财产。第四军区已经做了布置。
好多华人知道了，急得要命，赶紧报告给我们的何先生，何先生就带着人马上就去找省长，请求干预这件事。原来跟何先生要好的默达省长调走了，中爪哇换了一个新省长穆纳迪，这个穆纳迪省长人很高大，长得一表人才，跟何先生关系也不错。他过去在一个陆军基地当少将司令的时候就认识何先生了，所以他一般情况下都肯为何先生帮忙。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抢全省华人商店的行动是军区下的命令，穆纳迪也无能为力。他就叫何先生去找军区司令苏诺若。
苏诺若说，这件事已经安排下去了，我总不能再下命令不要做吧。他问何先生有什么办法？何先生跟他很熟的，就说，你不必下相反的命令，你只要下令要各地暂缓行动就好了。苏诺若就同意了，说，好，那就按你的意见办吧！我让人发电报叫各地暂缓执行，什么时候等我命令了再动手。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传真电报，还是用那种‘噼哩叭啦’拿手指头敲打的发报机。何先生一直看到电报发出去了才离开。后来，苏诺若就没有再下命令要他们抢华人商店，哎呀，要不是何先生，全中爪哇各地华人的财产不知要损失多少啊！

2006年，时任中爪哇省长马尔迪安多升任印尼内政部长。何隆朝先生前往祝贺。

后来，印尼苏哈托政权排华反共的行径愈演愈烈，局势进一步发展到了烧毁中国大使馆，殴打我外交人员，继而宣布两国断交。同时强行查封了全印尼所有华侨会馆，禁止一切华社活动，并闭了所有的华文学校。
对于印尼华人而言，一个在政治文化方面遭禁锢的大黑暗年代由此到来。
正因为如此，何隆朝在当时所做的一切，不啻是一个奇迹。

他的睿智，他的铁骨柔肠，他的勇气和应变能力，在纵横捭阖、折冲尊俎之中，永远定格在当地华人的心里。

2011年10月11日，何隆朝先生在三宝垄与世长辞。中爪哇当地主流媒体《独立之声》报，破天荒发表了高度表扬其功绩的新闻评论。当时，前往参加何先生葬礼的笔者，特意请朋友把此文章翻译如下：
三宝垄团结华社的领袖与世长辞
星期二（10 月 11 日）下午，悲痛的氛围笼罩着三宝垄苏伯诺部长路门牌 21 的住宅。何隆朝（84岁），这位以果敢和刚正不阿而闻名的团结华社的领袖于下午 4 点整在博罗摩路的家中寿终正寝。
这位荣任（三宝垄）印尼华人社团联合会（Porinti）的主席出生于 1927 年 8 月 11 日，罹患中风一年半后，曾到新加坡医院就医达 5 个月之久。
何家大公子何林披露，父亲的灵柩将于星期六（10 月 15 日）出殡安葬于淡满光县梭罗巴丹。他说，父亲是一位受大众仰赖和对社会问题有着广泛认识的人。在苏加诺总统年代，华族受到政治政策的歧视，禁止外侨在省府和县府以外的地区从事零售业。
“父亲在当时就有能力在族群与印尼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斡旋。当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尼时，父亲能够以和平解决的办法进行交流。”星期二（10 月 11 日）当晚举行追悼仪式后他如斯说道。
何先生的好友大卫?赫尔曼?查雅（60 岁）也说，何先生有能力化解华人之间发生的冲突而著称。何先生逝世的噩耗确实让他、家人和亲朋好友感到震撼。
  “不管是什么冲突，是族群内部或外界，何先生都能一一化解。他的严谨和魄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实在感到失去良师益友。”大卫说。他是玛吉冷县莫尔多尤丹镇人，也是玛吉冷 Mekar Armada Mekar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Rasa Dharma 社团主席哈尔彦多?哈林说，在华人社群中，何先生的良好楷模是众人皆知的。在三宝垄市每年例行举办的展览会，何先生总是最先出席。他的出席都是为族群中的年轻一代起着振奋精神作用的。
       （默罕默德?修克伦/CN27/JB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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