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王朝偏安到死的历史，近千年来一直叫人叹气，但自近代以来，却又惹来好些“赞歌”。许多近代“专家”们纷纷标新立异，对南宋王朝拼命贴金，不是说南宋“经济文化繁荣”，就是大赞宋高宗等皇帝们的“中兴大功”，直叫这残山剩水的南宋国土，看上去金光闪闪。
那南宋的历史，真有那么多“辉煌”？不妨，瞧瞧下面这几桩实锤的南宋历史。是真辉煌还是假辉煌，看过之后，一目了然。
一：“苏大强”版宋高宗
在最近一部火遍荧屏的家庭剧里，剧中那成天向儿女提不合理要求，把全家闹得鸡飞狗跳的“作精老爹”苏大强，也是迅速蹿红，还让好些商家开发出了“骂苏大强”业务。不过，要跟一位南宋皇帝比，苏大强的“作精”境界，还是差了档次：宋高宗赵构。
因为，在办过杀害大英雄岳飞的龌龊事后，靠称臣认大爷坐稳皇位的宋高宗，也继续开始了他的“作精”生涯。

首先是私生活，虽说有不少史料，都大力歌颂宋高宗的“生活节俭”。但《建炎以来系要录》的实锤事实是：南宋开国风雨飘摇时，宋高宗的私人府库，每年收入是二百万缗钱，但待到国家稳定后，宋高宗也年年狮子大开口，每年“半归内藏”，也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都要搂进他个人腰包，年年数额多达三千万缗。
而且在搂钱这事上，宋高宗也不惜自打脸。《宋史》记载，绍兴二十六年时，宋高宗许下美好诺言，只要湖南等地的百姓愿意垦荒，那就免税十年。谁知刚过了两年，当地百姓刚开出些耕地，宋高宗就把脸一变，玩命向当地百姓征重税——要钱第一，还顾什么脸？
大英雄辛弃疾更见过奇葩景象：南宋各地运送粪便的船只，都必须给南宋皇宫交钱，购买德寿宫的旗帜。买旗帜的钱？当然也进了宋高宗的私人腰包——就连南宋老百姓的粪便，这宋高宗都要张开血盆大口，拼命咬出油水来。
搂了这么多钱，用到正当处也行啊。可就以关乎南宋存亡的国防事业来说，宋金《绍兴和议》后的十多年里，在宋高宗的“作精”治理下，南宋就连宋高宗的亲军精锐，人员都大量缺编，全都到了“兵数日损”的地步。战争必需的弓弩，更是大量毁坏，弓箭手能两个人合用一张弓的部队，都算是装备齐全的好部队，而且“余皆不堪施教”，战斗力稀里哗啦。
待到金国皇帝完颜亮撕毁和议，以倾国兵力疯狂南下时。久不习战的宋军初战稀里哗啦，面对危局的宋高宗呢？表现堪称爱躲猫猫的苏大强的“升级版”，立刻让兵部侍郎陈俊卿“措置海道”，也就是准备船只跑路。江山社稷？国家安危？他才不管！
以这个意义说，在摊上如此“作精”的情况下，那场战争里勇敢站出来，重创金兵的虞允文李宝等英雄，真是结结实实创造了奇迹。

二：“天价”公款吃喝
南宋王朝一大吸引人之处，就是丰富多彩的饮食。中国古代的烹饪技艺和餐饮品种，在南宋时期也迅速成熟。许多武侠小说里，那些五花八门的南宋菜品，更叫多少爱好者们馋的流口水。不过，放在南宋年间，那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大多都出现在一个叫南宋皇帝“火大”的场合：官场公款吃喝。
别看南宋偏安半壁，但“恩养士大夫”的传统还是没丢，高官们的灰色收入，也是一家赛一家肥。“吃公款”的风气，更是迅速反超北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单是淳熙年间，平江知府王吕中与同僚“吃公款”，一顿饭就要花费上千缗钱。上千缗钱什么概念？相当于当时一户中产家庭的全部积蓄，一顿饭就吃进去了。
如此歪风，南宋朝廷也恼火，特别是到宋宁宗年间时，南宋朝廷曾多次掷下严旨，严打公款吃喝。但朝廷越严打，公款吃喝越火热，当时成都地方官的一顿“公款宴”，花费在三千缗钱以上，建康（南京）官场上一顿饭，更有六千缗餐费之多。到了南宋亡国前夜，更是“十家之产，不足供一馈之需”。国家危在旦夕，这帮官，还在吃。吃进去的，是多少民脂民

三：“议和”后，南宋百姓生活怎样？
南宋另一桩常被贴金的事，就是“宋金议和”，以近代某些“专家”的说法，南宋议和别看屈辱，可总算减轻了百姓负担嘛。但事实上，生活在“和平”里的南宋百姓，却足以给这类“专家”，来个啪啪打脸。
因为“议和”后的南宋百姓，负担比宋金战争时还重。
为什么重？首先可以看看《绍兴和议》的条款：南宋每年要“岁贡”银二十五万两。可当时南宋北方国土丢尽，好些产银地也丢了，每年的银矿开采量，也不过十六万两。以《宋史》等资料记载，每年为了凑够给金朝的孝敬，南宋都是恨不得砸锅卖铁，勒紧裤腰带送孝敬。
也就是说，这每年的岁币，几乎年年把南宋的白银掏空，那国民经济怎么办？只能疯狂发行纸币“会子”，南宋的一百五十年里，“会子”的发行量也是年年暴增。熟悉经济学就知道，南宋“繁荣”背后，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白银被掏空，铜钱呢？这事儿更坑，同样是《宋史》记载，由于南宋王朝横征暴敛，对各个矿坑几乎是掠夺性政策，以至于“矿户失利，散而之他”。南宋开国时能开采铜数千万斤，到绍兴年间时，竟只有八九万斤。经济严重不靠谱。
就是在这不靠谱的经济制度下，南宋百姓的赋税也极其沉重，除了日常税赋外，战争年代的税赋，一样也没有减。从《绍兴和议》开始，又平添了许多新杂税。比如“投子钱”“脚钱”“船钱”“身加钱”等，有些地方的农民，竟要负担上百种杂税。
如此苛刻盘剥下，在许多“专家”笔下过着“小资”生活的南宋农民，史料里却是苦不堪言。比如北宋时经济繁荣的绍兴，在南宋绍兴十八年至十九年，就连续爆发大规模饥荒，受灾饥民二十八万人，饿死者十四万人。《宋史纪事本末》里，更犀利抨击了《绍兴和议》后，挣扎在“岁币”负担下的百姓们的悲惨景象：脊中国以肥虏，生民疲于奔命。
南宋靠跪下来换来的和平，是南宋百姓新一轮的灾难。
四：老学究骂街
南宋开国后，设立了“轮对”制度，“行在”（临安）的官员们，每天轮流一人面对皇帝，陈述对朝政的各种意见。但距离南宋亡国不到十年时，即南宋咸淳二年（1266），南宋理学名家黄震“轮对”时，却在宋度宗面前，张口就是一顿开骂。
黄震，南宋末年学问家，《宋理宗实录》的修撰者，却更是从基层县尉一路升上来的干臣。性情耿直的他，好不容易熬到“轮对”的机会，满腔怒火立刻开喷，句句直指当时国家弊病，比如“民穷”“兵弱”“财匮”等老毛病，但还有一条“新毛病”，却让南宋朝廷炸了锅：士大夫无耻。
南宋与北宋一样，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今天好些“专家”，也大赞南宋“精英辈出”。可在黄震眼里，南宋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们，其实早就是无耻之徒。
这话算不算乱喷。其实，比黄震早近百年的宋孝宗年间，那还是南宋“盛世”的时代，大词人陈亮就痛骂过南宋士大夫的不要脸，说这帮标榜清明的人，却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只是“相蒙相欺，尽废天下之事”。
更见证这“不要脸”过程的，还有南宋的“官价”：在南宋初年时，买个“通判”官职要两千贯，但到了宋宁宗年间时，一个“通判”就要买十万贯。满朝的文武，多少人在做这火热买卖？

怒骂后的黄震，当然也捅了马蜂窝，各位士大夫纷纷驳斥，直到黄震被连降了三级。而十年以后，在南宋亡国的前夜，那些士大夫们，也印证了这“无耻论”：元军迫近临安时，平日满嘴“报国”的士大夫纷纷跑路，朝堂上只跑剩下六个人，气的谢太后嚎啕大骂：“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都是一群白眼狼啊！
这南宋，就这么被“白眼狼”们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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