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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秋末，近代很有影响力的纸媒《大同报》刊发了题为《统一军政之办法》的文章，径直质疑清廷军权集中的做法：


以全国军政委之于三、二人。三、二人中，属于亲贵，以其天潢贵胄，信之于朝廷，是否有军事之学问，军事之阅历，军事之常识，皆非计也……以此而欲求全国军事之进步，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哉！故政府专筹统一军事以防内乱，实乃春蚕自缚耳。


对此尖锐意见，傲娇的少壮派王公似乎充耳不闻，未予理睬。


然而，残酷的现实狠狠地打了诸位皇室的脸。武昌起义后，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商议镇压革命方案。众人争执不下，而军谘大臣贝勒爷载涛却一言不发。隆裕心想平日载涛训练军队，应该有御敌之策。于是回过头来问跪在一边的载涛：“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士兵怎么样？可否一战？”


载涛一听，连忙趴下磕头，答道：“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持续十年的清末军政改革，到头来换得如此荒诞的结局？


“收天下兵权萃于京师”
 

清代兵制之演变，大致有三：最初以八旗和绿营为主，之后因镇压太平天国之故渐由湘、淮为代表的勇营及防军、练军取而代之，至清末则彻底转向西法，编练新军。


云南组建的十九镇新军在令旗下操练队列。清末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进行军事改革，1903年成立总理练兵处，并合各省成立督练公所，负责训练新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既然是新式军队，定要设立新的机构与之配套。为了统一军制，尤其是对各省练兵进行有效管理，光绪二十九年 ( 1903) 十月，清廷在京师设立练兵处，作为全国练兵统筹机构。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充会办练兵大臣，并派铁良襄同办理。显而易见，练兵处是独立于兵部之外的编练全国及各省新军的总机关。


在其颁布的章程中规定：地方督抚对各省练兵事宜“时有关涉”，战时征调时必须“协力襄助”，要不分畛域，积极配合。可见督抚只是处于协从地位。进而言之，练兵处设立后，举凡新军之军政、人事、财务、训练、指挥、监督等一切权力，均归其统辖，无怪乎时人认为此机构等于“收天下兵权萃于京师”。美国已故远东问题专家拉尔夫·尔·鲍威尔就指出，“自1901年清政府复行新政开始以来，清廷统治中枢的军事政策便含有由中央掌握更大权力的意图。”


清末，清军第五镇士兵的装束。该镇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6月，由袁世凯从武卫右军先锋队中抽拔12营，陆军第四镇抽调步队4营，马炮队各1营，并从青州、德州旗兵营闲散佘兵内挑选精壮500名，和招募部分新兵，合编而成驻山东济南、潍坊等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合意就得变更。光绪三十二年（1906） 九月，在中央官制改革中，清廷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其中，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军谘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实综军政、马政、军谋、军学四大端”。据《陆军部章制》规定，陆军部为“总理全国陆军事务”的最高军事机关，“此次所拟厅司章制，新旧统筹，寓合于分，以期融会”。出人意料的是，铁良挤掉了袁世凯，出任陆军部尚书。老袁倒也识趣，十月初，袁自请将北洋军第一、三、五、六镇 “归陆军部直接管辖”，第二、四镇仍归自己“统辖督练”。奉朱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仔细玩味清廷这份指示，一个“均”字，一个“暂”字，打算将所有地方军权揽入掌中的企图已是毫无掩饰。


1908年11月，安徽安庆，太湖秋操（秋季军事操练）现场，检阅大臣有陆军部尚书荫昌（左一）、两江总督端方（左二）、安徽巡抚朱家宝（左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除陆军部外，清廷还设立直属于皇帝管辖的军事统率机构军谘府。其前身脱胎于负责筹防用兵事务的陆军部军谘处。清廷自1909年就计划设立该机构，但限于各种原因，迟迟未能启动。直到1911年4月，清廷下谕设立军谘府，“自宣统元年五月设立军谘处，以为军谘府之基础，时阅两年，筹办已有端绪，参谋军事最关重要，著即设立军谘府，秉承诏命，襄赞军谋。”军谘府是皇帝的参谋机关，所奏事件属军事机密，清廷准予军谘府拥有特殊的奏事权力，比如“军谘府奏事均由面奏或用奏片，不具正折”，“谘府奏事以军机、军令为限”，“军谘府奏事均不登载官报”等，可见该机构协助皇帝直接处理军政，位重权高，不免会与相关军事机关产生摩擦。


至此，清末通过练兵处到陆军部，再到军谘府这一系列机构和职能的调整，陆军、海军和军令分别细化并成立了具体负责机构。陆军部、海军部和军谘府形成清末三大军事机关，并均由满族官员执掌，奠定了近代中央军事机关的最初形态。地方督抚的军权似乎愈来愈小，“是时扩置陆军，所在一不关照督抚。督抚新削部衔，兵柄尽失”，统归中央调配。
 
“养之若骄子，恃之若长城”
 

经受了异常惨烈的庚子国变，清廷内部极端保守的王公势力已被统治集团荡涤殆尽，再无影响朝政之能力。“中原求治切，敢惜涴淄尘”，新政时期的王公整体上呈趋新之状态，且积极入仕，力持急进改革的意见。


该阶段主持朝局或步入政坛的王公们，依据任职时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庚子后一代，他们是在庚子事变后才涉足政坛，年纪大多以60后、70后为主，处于干事业的黄金时期，被视为少壮派，代表人物如肃亲王善耆、醇亲王载沣、贝勒毓朗、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贝勒衔贝子溥伦，贝子衔镇国公载泽等人。这批王公大臣皆已在政坛历练多年，深知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但又清楚不可躁进，须有章法，属于新政的中坚力量。另一类是宣统后一代，指的是载沣担任摄政王后，过于信赖自家兄弟，突击提拔了一批青年皇室，如郡王衔贝勒载洵、载涛诸人，他们多为85后，彼时不过20出头，身居宫中，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缺乏对中国社会现实与西方政治文明的真实认知，因此施政往往全凭个人好恶，跟着感觉走。


然而，清末军政改革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一批尚未而立的王公身上。他们也曾一度自我感觉胜任愉快。套用眼下的流行词，这几位皇族主政军改期间，给自己的角色配置了相应的“人设”，大体无非三条：收权、西化与尚武。


收权乃军改之根本目的。军事方面中央集权的结果，势必把全国军权集中到极少数王公尤其是皇族亲贵之手。在编练新军之初，各镇统制、各协统领等高级军官，都是由练兵处请旨简放，已明确表示中央一开始就掌握了新军高级军官的任免权。根据《钦定宪法大纲》，皇帝有“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这便赋予皇帝以全军最高统帅的权力。载沣摄政后，便自代宣统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以自己胞弟载涛为军谘府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同时，派载涛、毓朗、铁良为训练禁卫军大臣，师法德国，挑选精壮旗兵编练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自为统辖调遣”，属于独立于新军系统之外的亲兵。由此可见，从练兵处、陆军部到军谘府、禁卫军，一直由满洲亲贵掌管。


当时有刊物报道，贝勒载涛一次出国考察陆军归来，深知“各国协力谋我之心至危且险”，言及清廷未来国运走向，不禁伤心落泪，决心紧紧追摹西方，速练陆军，将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头等国。是故青年皇族们呈现给世人的第二层人设便是年少权贵强推西化。开一味崇西先河的皇室，非载沣莫属。1901年，载沣赴德就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致歉，沿途一路观察，很受震撼。如在日记里他记道：“六月十二日，德兵附此船回德者，每日在船操练两次。下午，各兵洗枪，呈其管带官验察。至于其他军器、军装亦逐日验视，毋或稍懈。每逢礼拜沐日，其管带官亦必督率兵弁，戎服列队操演。其军中所蓄之犬，能送信、寻觅被伤之人，亦系素练而成。德国陆军之精，于此可见矣。”


1910年3月20日，载涛以考察陆军国防为由，出访日、美、英、法、德、意、奥、俄8国，图为他(前中)访俄时留影。回京后，载涛力主急速车事西化，认定中国必须改革图强，而且一定是西方化的改革图强，军事方面当以德国为模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基于此深刻印象，上台后，他便力促几位弟弟赴国外考察军政。1910年3月20日，载涛以考察陆军国防为由，出访日本、美、英、法、德、意、奥、俄8国。在德国时，载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恭维德国军队是“世界最强陆军”，非常留意其陆军训练方法及军械制造情况。当时有赴德中国留学生看到载涛在柏林访问，“只穿便衣，将辫子盘于头顶”，还特意向德国人展示了自己精湛的骑术，以示清朝皇族的开放气度。


然而到了美国时，载涛则是另一副状态，显得极为慵懒、敷衍。他们一行抵达旧金山后，本约好上午9时参观金门炮台，谁料他迟迟不起床，几经催促方姗姗前往。如此围着地球转了大半圈，近半年后，载涛回京复命，力主急速军事西化。他逢人必讲西方各国官绅商民程度如何之高，政治制度如何之好，军事武备如何精良，认定中国必须改革图强，而且一定是西方化的改革图强，军事方面当以德国为模板。此外，载涛还深感清朝的辫发极不适应现代潮流，主张“割发变服，一改旧观”，那些朝中老臣也是垂垂老矣，不合时宜，也该一并罢黜。凭借这些疾风暴雨、颇有扭转乾坤风范的激进主张，载涛被时人寄予厚望。

1910年，载涛考察美国陆军期间留影。到了美国，载涛显得极为慵懒、敷衍，他们一行抵达旧金山后，本约好上午9时参观金门炮台,谁料他迟迟不起床，几经催促方姗姗前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陆军要革新，海军也需重建，大任便委托给载沣的另一小弟载洵。宣统元年，载洵出任筹办海军大臣。接任不久，载洵奉命巡察全国水师。几个月下来，载洵声称“现在中国海军甫有萌芽，百端代理，奴才等尤应亲历外洋，专就海军各项事宜参观其成规，面询其要领，庶将来筹拟扩充时较有把握，其有益于海军实非浅显”。


凭此理由，载洵得以在宣统元年九月、二年七月，两度出洋考察海军。第一次出访，载洵游历意大利、奥匈帝国、德国、英国及沙俄，与奥匈、德、英分别签下购买军舰大订单。第二次出访，洵贝勒主要考察日本和美国，同样签了大订单。载洵出洋的套路，非常简单，就是买买买，看重器械多于借鉴方法。其实出发之前，载沣曾以中央名义发电报告知载洵，“海军巡舰实为始基，关系重要，该大臣等有鉴于此，不惮烦劳，亲往东西洋考察，所有兵舰及枪械，何种为新式，何种为合用，当不难得其要领，应俟考察完竣后，再行订购，勿稍冒昧，致涉靡费。”


然而，实际情形却是载洵走到哪里，钱就撒到哪里，着实阔绰任性。除了花钱，载洵还算重视海军人才的培养，曾参考英国海军学习制度改良国内海军学堂，并且几乎完全照搬西方海军建制，重建中国海军。1910年12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设立海军部，与陆军部平起平坐，载洵毫无意外的出任海军大臣，独享清朝海军部创始人之殊荣。


清末王公们进行军改，做法大致有二：


一是创立陆军贵胄学堂，希冀“振尚武之精神，储干城之才俊”。截至清帝退位，学堂共培养两期学员，约300人，都是王公世爵宗室子弟或京外满汉文武大臣之聪颖子弟。比如摄政王载沣、末代恭亲王溥伟每天都会按时到学堂听讲，可见其影响颇大。


二是注重军容礼仪。载涛在编练禁卫军时，特别讲求参考西式军队中关于军容军貌的做法。他强调禁卫军服色章记的严肃统一，“常服一项，略分帽正、军帽、领章、肩章。军常服各项，仍用三等九级，以辨品秩。”而且载涛对于军服、徽章、外形等装备的用料、形制的要求极其细致，可谓相当讲究，以凸显军服的象征主义，造价自然不菲。出洋考察时，载涛命令所有禁卫军、军谘处官员一律身穿昂贵新潮的军服，以展示清廷之尚武精神。


人设好立，更易崩。还没等到辛亥革命爆发，几位冲在军改第一线的皇族青年的人设已是岌岌可危。辜鸿铭曾爆料，载涛不识外文，出国考察煞有介事的看书，其实是在“看画儿”，尽是些虚招。


待他回国，锐意改革的调子喊得震天响，然而却不办实事，久久不到军谘处办公，所谓力推的政策自然无法落地，有负众人所期。


载洵还不如载涛。据媒体报道，两次出访期间，载洵之铺张浪费，贪墨公帑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每到一处，载洵都不忘大肆采购，回国后他的行李也是最多，装的都是新采购的时尚洋货。并且人在海外，载洵还时常忘记自己皇族身份，丢人现眼。

一次他到纽约一家饭店喝酒，请洋妞为其歌唱助兴。席终，载洵像暴发户一般拿出一沓美元塞给歌女，对方笑而却之，搞得载洵很是尴尬。第二天，美国报纸便把载洵喝酒泡妞的丑事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载洵可谓自取其辱。

1909年9月4日，海军大臣载洵(提政王载沣之弟)南下巡阅海防时视察福州马尾船政，设行台与船政储材馆。返京后，载洵、萨镇冰等于10月赴欧洲考察海军，居中者为载洵，右三为萨镇冰。据媒体报道，两次出访期间，载洵之铺张浪费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每到一处，载洵都不忘大肆采购，回国后他的行李也是最多，装的都是新采购的时尚洋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若当局者迷，旁观者则清。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认为：“摄政王最近的政策极不明智，他试图加强满人的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分别任命两个弟弟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但这两个年轻的亲王均毫无经验和能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受到报界异乎寻常的大肆抨击。”此番观察，应算是至评了。
 
如此任性与内耗，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