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日清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召开记者会宣布新年号定为“令和”。日本将从5月1日开始启用“令和”年号。

此前，日本现任明仁天皇宣布将“生前退位”。2017年12月，日本召开皇室会议，确定明仁天皇将在2019年4月30日退位，皇太子德仁于5月1日即位天皇并改元（更换年号）。


据日本《朝日新闻》3月19日报道，自2018年8月开始关于年号的讨论便越来越多，参与者认为选取年号绝非易事。


菅义伟在3月29日（上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9日当天的讨论会议已确认专家恳谈会成员名单。当日上午安倍拜访皇宫与天皇会面，下午赴东宫御所与皇太子会面。外界猜测，安倍汇报了4月1日新年号选定流程及多个年号备选方案。


4月1日，菅义伟首先听取内阁法制局长横畠裕介的意见，遵从年号选定相应原则，从十几个的大名单中选择数个作为最终候选范围。在讨论决定后召开记者会，宣布新年号定为“令和”。


日本天皇的年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拟定？“区区”两个汉字的择取又为何会如此纠结？
 
汉化产物


说到“年号”，我们最熟悉的还是中国古代王朝绵延两千余年、纷繁复杂的年号谱系，贞观、开元、永乐、乾隆……很多年号大家都耳熟能详。


其实，年号作为纪年的一种手段，并非帝制时代的自然产物，从上古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再到秦代和汉初，都还没有年号一说，直到西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建元”，公元前140年即建元元年。此后，年号这一纪年系统就被历代承袭下来，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改用民国纪年为止。


日本的天皇年号，可以说完全是日本学习中国的“人为”产物。


日本的第一个年号，是“大化”。时值中国唐代开国治世——贞观之治，日本国内改革派通过“乙巳之变”，清除反对改革的苏我氏贵族，拥立孝德天皇上位，建立年号制度并在第二年（646年，大化二年）元月开始全面学习唐朝制度的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日本年号的创立，可说是这场全面汉化改革的序幕。日本使用年号，也就从那时开始延续至今。（注：东北亚、东南亚中南半岛多数地区都曾使用过年号纪年，如朝鲜半岛、越南等，日本则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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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乙巳之变暗杀权臣苏我入鹿的绘画


因此，同根同源的中日年号，就有着相当多共同的特征。开始时，年号的制定和废除并无一定之规，并非一任君主只有一个年号，可以随君主的意志随时更换，其中多是因任期内“天降祥瑞”或者军国重大事变而修改（当然，新帝即位一般都会更换年号）。年号的创始人——汉武帝就使用过多达11个年号，后来的“换年号狂人”唐高宗、武则天夫妻，分别使用过14个和13个年号。（注：武则天在建立武周、正式称帝之前，早已临朝称制，成为当时唐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在称制期间，她共使用了4个年号，加上称帝以后的13个，武则天实际使用过的年号数量为17个。）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日本。到15世纪下叶“战国时代”开启之前，日本的年号也是频繁更易，能“存活”10年以上的年号屈指可数。


因大事或“祥瑞”而更改的年号名称，一般都与相应事件紧密相关。以汉武帝为例，比如公元前122年改元“元狩”，就是因为前一年武帝在狩猎中获得一只“一角而足有五蹄”的兽；前110年改元“元封”，是因为当年武帝封禅泰山……诸如此类。


日本的情况与此相同，如708年因有人在武藏国秩父郡（今日本埼玉县黑谷）发现了铜块献给朝廷，改元“和铜”，“神龟”（724-729年）则是因白龟出现以为吉祥而改元等等。


而其他的年号改变，往往名称是出自经传典籍，或者就是取一个吉祥美好的组词。比如著名的“贞观”，就是取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前朝隋文帝年号“开皇”，则是来源于道教灵宝派所称的天地五劫之一，寓意新纪元；而像武则天所使用的“天授”“如意”“延载”等年号含义，更是不言自明。


日本同样遵循这个规律，“贞观”“贞元”等年号甚至出现中日“撞车”的情况。尤其是从平安时代（794-1192年）中期以后，日本几乎所有的年号，都是出自中国古典。比如著名的“明治”，就是取自《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年号在字数上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如武则天“万岁登封”、宋真宗“大中祥符”等，都逾越了两字的限制；但日本几乎全部年号都采用两个汉字，唯一的例外出现，只有729-770年连续的“天平”“天平感宝”“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天平神护”“神护景云”这一组明显带有承袭关联的年号。

图为唐太宗李世民画像，他在位时的“贞观之治”众所周知，其实日本清和天皇也使用过“贞观”这个年号，巧合的是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明的“贞观之治”


从最初的“大化”，到目前的“平成”，日本共使用过247个年号。时至今日，日本是唯一仍在使用年号的国家。


在这247个年号中，有11个年号直接搬用了中国使用过的年号（均为中国年号使用在前，日本使用在后）。



大同平安时代平城天皇年号（与中国南朝梁武帝萧衍年号相同）
贞观平安时代清和天皇年号（与中国唐太宗李世民年号相同）
乾元镰仓时代后二条天皇年号（与中国唐肃宗李亨年号相同）
建武镰仓时代后醍醐天皇年号（与中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相同）
永和南北朝时代北朝后圆融天皇年号（与中国东汉顺帝、东晋穆帝年号相同）
至德南北朝时代南朝长庆天皇年号（与中国唐朝肃宗年号相同）
明德南北朝时代后小松天皇年号（与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后蜀高祖孟知祥年号相同）
弘治室町时代正亲町天皇年号（与中国明孝宗年号相同）
元和江户时代后水尾天皇年号（与中国东汉章帝和唐宪宗年号相同）
正德江户时代东山天皇年号（与中国明武宗年号相同）
宝历江户时代桃园天皇年号（与中国唐敬宗年号相同）


年号更迭，为何引起巨大关注？


这次的年号更迭，在日本国内外都引起了很高的关注，而对于日本本国人来说，这就像是在日常的生活中突然抛来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


日本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学术界，对此都感到相当陌生。日本史学界年号研究第一人所功教授就谈到，在日本关于年号的研究微乎其微，在2018年新出版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第一种《年号之部》之前，上一次综合研究要追溯到昭和8年（1933年）。



依照前面所说，年号这东西更迭频繁，几乎就是君主随心为之。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日本普通民众对更换年号这般陌生呢？这次更换年号，又为何会引起广泛关注？


图为1989年1月日本民众街头围观刊登“新年号”的报纸号外 图源：NHK


这要从日本年号制度的变革说起。


从标志日本近代化的“明治时期”开始，日本的年号制度发生了一个明显转变：每个天皇只有一个年号，天皇更替才会改变年号。



就在明治维新之际，朝廷1868年10月23日颁布“关于规定今后年号“一代一号（一世一元）”的政令。1889年制定的旧皇室典范第12条又规定“即位后，立年号，一代之内不再更改，遵从明治元年之定制”。

图为明治天皇，名睦仁


由此称呼日本天皇也可以用其年号，比如现任的日本天皇，既可用其名称“明仁天皇”，也可用其年号称为“平成天皇”。


这种制度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眼熟？没错，在中国帝制晚期的明清两朝，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年号制度，我们熟知的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说的都是年号。这种一代君主使用一个年号的制度，叫做“一世一元制”。一般认为，日本的“一世一元制”是引自同时期的中国清朝。（注：这一说法尚存争议，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年号本身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谶纬之学衰落、“一世一元制”清晰方便等。）


这就成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日本“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当中，却有这样“明清式”的变革内容。明治以来，日本一直延续这一制度，共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年号。这四个年号，时间跨度长达150多年。



可见，实行“一世一元制”以来，日本年号不再频繁更易，每个年号成为了当时天皇统治时代的标志和象征。中国古代的“一世一元”时期，虽然也有像康熙、乾隆这样“超长待机”的例子，但毕竟属于偶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医疗等条件的进步，人类寿命显著延长，使得日本每个年号的延续时间更久。日本上一年号“昭和”持续时间就长达64年；如今的平成天皇虽然要“生前退位”，但他也已经是85岁高龄，50多岁才即位的他也已在位31年之久。因此，对如今的日本人来说，改变年号这种事实属“几十年不遇”，感到陌生也十分正常。

昭和天皇


而日本国内对此事的关注，更是因为年号的改变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平成30余年时间内，正是科技与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人的日常事务之繁杂、手中的设备之丰富，远非此前可比，因此同样是改变年号，对今天日本人的影响更加显著。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所用的公文，基本上都是年号纪年；普通民众在填写政府机关的资料时，也经常使用年号。日本居民卡，身份证，保险卡，驾驶证等个人证件上的生日年份，全部是用年号纪年，驾驶证上的有效日期也是用年号表示。日本使用的硬币、电车车票、银行存折，乃至食品的保质期，也是以年号标记。印刷日历、电脑、手机上的日期显示等问题更不必说……


图为当前日本驾驶证模板，采用年号纪年，年号改变将带来明显影响


这样与国民日常生活切身关联的变更，不引起关注是不可能的事情。
 
两个汉字，竟如此难选


然而，变更年号这件事，最难的还是这两个汉字的择取。


日本年号的拟定，是否有一定之规呢？


明治时期，1909年颁布了登极令，规定修改年号的方法是“天皇即位后立刻改年号。咨询枢密顾问后，敕定年号”，并规定“以诏书”形式公布年号。按照这一规定，年号原则上由天皇本人确定并昭告全国。



不过如此确认下来的日本的年号制度及拟定程序，在后来遭遇到一次重大的危机，那就是二战的战败。


图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战败后的日本，天皇从“神位”跌落，《帝国宪法》及其框架下的旧皇室规范都被废除，新宪法下的皇室规范则没有关于年号的规定。战后初期，也出现了针对天皇制本身的质疑以及昭和天皇退位论，当时就有人提出应该废除年号。1950年，日本学术会议也向内阁总理大臣和众参两院议长提出了“废除年号，采用西历”的建议。该建议称“年号是不合理的”，“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同时也没有法律依据，而且由于年号与天皇主权具有表里一体的关系，所以有悖于民主主义。当年，参议院文部委员会审议了年号废除法案。



图为日本学术会议提出的“废除年号，采用西历”建议局部


但在执政的自民党主导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重新为年号制度赋予法律依据，在1979年先后制定了“年号法”（6月）和“年号选定程序（要点）”（10月）。


年号法的内容非常简单：1.年号通过政令加以确定。2.年号仅在发生皇位继承情况时变更。


它也被称为日本“最短的法律”。


图为年号法 图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电子档案


而当年10月23日制定的年号选定程序，除了规范年号的确定过程，将选择年号的权限从天皇收归内阁，任何一环节都不再体现天皇的意志外，更明确了候选年号名称的“硬性标准”：


1.要具有符合国民理想的美好意义
2.应为两个汉字

3.应易于书写
4.应朗朗上口
5.不应是过去的年号或作为谥号用过的名称
6.不应是日常通俗词汇

图为年号选定程序 图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电子档案


这项1979年做出的“新规定”，基本继承了日本历史上年号选定的传统，但对于这两个汉字是否一定要出自汉典却没有规定。纵观日本截至目前的所有年号，能确定典故的基本全部来自中国古代典籍，而从没有出自过日本本土古典。据日本《读卖新闻》称，日本历史上的247个年号，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其中半数以上是唐代以前的作品。


而针对这次的年号改变，据日媒报道，在安倍晋三等保守派人士的支持下，日本方面在考虑“破天荒”地从本土古典中拟定新年号。


从日本古典中寻找两个汉字，这并不奇怪。一般认为，在中国曹魏时期，汉字就传到了日本。而到了7世纪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日本的汉文水平得到长足进步，并逐渐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汉字。而在大化改新以后，汉文在日本成为“风尚”，也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


不过，从日本古典中选出两个汉字作为年号，却是困难重重。



对于原本没有文字的日本，汉字刚刚传入时，主要被用来标记读音。比如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有名的万叶假名虽然是汉字，但仅是用来表示日语发音的表音文字，汉字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这就不符合“年号选定程序”中必须“有意义”这一要求。


图为万叶假名对照表，这些汉字都不代表任何实际含义，只是用于标音


而后来日本汉文水平提高后的古典著作，又有大量内容本就是摘录自中国古籍。日本共同社就引述日本古籍研究者的话报道称，“日本古籍中也有许多由‘汉文’(古汉语)写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来自中国古籍。越是有格调的语言，这样的倾向越强。”



因此，有日本政府内部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从假借字中选取年号实在是有一定的难度”，有分析认为，年号完全撇开中国文化的影响很难，但可能折中同时取自中日两国古典。


图为1926年12月25日《东京日日新闻》号外，由于按照法定程序新年号确定前会提供若干候选，日媒有时为抢先发布新年号会搞出“大乌龙”，当年这一报道就是误报新任裕仁天皇的年号为“光文”，而最终选定的年号为“昭和”
 
从昭和到平成



三十余年了，平成时代即将走向终结。回望平成时代，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三十年？当今不少日本人也经历过的昭和时代，到平成时代又有怎样的变化？

1926年，日本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即位，改元昭和。“昭和”取自《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如前面所说，彼时年号仍体现着日本天皇自己的意志，“昭和”这一年号也被认为体现着裕仁坐望世界的野心，日本先后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也成为这一时代不可抹去的污点。战败后的裕仁在美国庇护下，侥幸逃脱被追究战争责任乃至被迫退位的命运，一直在位至1989年。



1989年1月7日，87岁的昭和天皇在东京病逝，太子明仁即位，开启平成时代。“平成”，取自两部中国典籍，即《史记·五帝本纪》“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尚书·大禹谟》“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平成这个年号，从含义上看显然内敛了许多。


图为1989年1月7日，时任日本官房长官的小渊惠三公布新年号“平成” 图源：日本时事社


平成时代的开启，正处在日本当代史的重要关节点上。平成天皇即位之时，日本的经济正走向顶峰。经过昭和中后期的努力进取，加上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泡沫经济”，日本经济呈现出空前的欣欣向荣局面。当年索尼买下美国哥伦比亚影业，三菱地产买下纽约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让日本人一度看到了冲击世界第一的曙光。


而相比于激进的昭和时代，更多的日本人也寄予新的平成时代很大的希望。


的确，新天皇明仁相当低调，展现了与其父裕仁截然不同的面貌，他首次娶民间女子为妻，在1992年还访问中国，成为目前唯一访华的日本天皇。当时，明仁还特意去西安碑林博物馆看了自己年号的出处，并对中国文化表达了敬意；平成时代，也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科学昌明，文化发展，让日本人引以为豪。


然而9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这一日本当代史最重大的事件，给平成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其影响至今也挥之不去。这次经济停滞持续有多久？有人称之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有人称“二十年”，还有人说是“三十年”——几乎持续了整个平成时代。这巨大的变故，加剧了日本的财政困难，高龄少子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也更加凸显，这甚至让整个社会气象变易，如日媒指出的，日本在经济颓势下形成了“低欲望社会”，新生代缺乏前几代日本人的“肉食性”“草食男”流行，呈现着与昭和时代完全不同的面貌。


平成时代，在一开始就给予日本人巨大的希望，然而随后的崩盘幻灭，也成为日本巨大的阴影。


今天公布的新年号“令和”，出自万叶集第五卷的《梅花歌卅二首并序》是大伴旅人于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在大宰府任长官大宰帅的时候以咏梅为题召开歌会。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公布了新元号“令和”，其出处是万叶集第五卷的《梅花歌卅二首并序》


为这场歌会后收录的三十二首和歌之汇编所作的序言：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谷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大伴旅人




大伴旅人自神龟五年（728）因被当时掌握朝政之藤原氏排挤，而远赴节制九州之大宰府（今福冈）任长官大宰帅，此序引用王羲之《兰亭集序》，颇有贬谪之后安于隐流之逸兴。


而在天平二年（730）十一月，大伴旅人又被调回平城京就任大纳言，此序作于当年年初，也有时来运转、柳暗花明之意。


这大抵是平成时代的日本人，对未来的又一种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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