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而言，清朝的旗人群体是寄生阶层，一说起八旗子弟，就是提笼架鸟、宿娼嫖妓，认为是一个典型的特权群体，享受各种生活的优待。


然而，在旗人中间却流传着“旗人吃老米”的说法，在北京清末民初时代的小说，就有旗人自称家里有“铁杆庄稼老米树”撑腰，这里的铁杆庄稼就是旗人出生之后就有一份钱粮，所为“老米树”，则是产出“老米”的树了，言下之意是取之不尽。


那么，这个“老米”是什么好东西？


老舍名作《茶馆》中的旗人“常四爷”


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颜色泛红，同时还有“异味儿”的“变色生味”的陈米，俗点说，就是压仓底的大米。


据说（注意，这些是据说），老米别看发霉变色，可下锅一蒸就会膨胀，显得颗粒饱满，而且口感筋道，更妙的是会有种“奇香”，因此一般旗人家里哪怕有新米，也更愿意吃老米，因为觉得老米更顺口。


当然，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因为这个“老米”本身就不是什么好制度的产物。


这种大米的正式名称是“禄米”，本来就是清朝经过漕运运抵北京仓储中待发放的大米，并不是故意放陈了，而是在发放时，要求必须紧着陈米先放，皇上当然不能吃陈米，而是吃新米的，这些陈米当然就紧着旗人家庭折腾了。


《钦定户部则例》规定：
万安东西两仓开放米石，先尽年份最陈之米发放，如次仓陈米足敷开放，不许再开彼仓，至滋弊窦。如一仓陈米不敷，必须在彼仓找放，仍照挨陈之例办理，不得越次发放。
也就是说，仓场制度，就决不允许给你发放新米，只能从“最陈”的部分开放，所以，旗人家庭领禄米，只能领到陈米，根本就不可能领到新米。


这些“老米”，必须加工之后才能食用，所以，必须送到“老米碓坊”，也称“铺户”、“碓房”，这些“铺户”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是真发了财，因为旗人的禄米发放是按“四季发放”，也就是一年中四回，可不是每月领工资，所以每次的量都很大，搬运起来并不容易。


而且，这些禄米本身就不可能全部拿来吃，也要卖掉一部分来补贴家用，所以，每当放粮的时候，这些铺户就大量收购囤积，等到两次发放之间，旗人家庭吃饭都成问题了，加价销售。


到乾隆朝初期，这种碓房已经达到了千余所，乾隆五十二年，皇帝搞严打囤积居奇，光查封的米粮就达到了6万石，铺户数百家。


当然，更好玩的是，早在清朝就已经有上文中的说法：
京师贵人家以紫色米为尚，无肯食白粳者。
这不就找到了买家了吗？


不过，清政府对于这种买卖关系本身属于既无奈又反对的态度，一方面历代皇帝往往下令禁止，又不得不放开，但是，无论政府的态度如何，整个“老米”产业链，最终竟然走向了“金融化”。


早在乾隆四年，乾隆皇帝就下令直隶总督孙嘉淦施行“官买旗丁余米”的措施，防止禄米流入铺户，以保障旗丁的“权益”。


然而，孙嘉淦的复奏是：
粮船北上时，多有向熟识铺户预支银两，约于回空交米者。是以官买米石，不可多得。
翻译过来就是，皇上你就别瞎操心了，旗丁们这时候的玩法已经是“赊借”银两，约好了下次来米的时候还账，现在就算咱们忙活着买米，也买不着啥。


这种关系，越来越走向债主和欠债人的关系，等于是“旗丁”老爷们儿要越来越看自己欠债的铺户的脸色，按照老舍在《正红旗下》的回忆：
在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甲午海战等等风波之后，不但高鼻子的洋人越来越狂妄，看不起皇帝和旗兵，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而且威胁从此不再记账，连块冻豆腐都要现钱交易。

这种待遇，与大盛魁为代表的“旅蒙商”们在草原上对蒙古王公们的盘剥差相仿佛，金钱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刀子，谁赢了呢？
评分完成：已经给 jeffg 加上 5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