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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峥嵘岁月，在战火中煅成的“厉家班”，1936年至1956年间沐过无数风雨，但一直以来都弘扬着团结一致、爱国忠艺、锐意进取的梨园艺人品格。
原文 ：《抗战时期重庆的一颗京剧明珠》
作者 | 长江师范学院 杨红
1937年11月20日，在日寇巨大威胁下，国民政府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由此，作为战时陪都，重庆成为了战时大后方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成为了各类文化阵营新的栖息地。
以话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戏剧经过前二三十年的酝酿、改良和发展，在全面抗战以后进入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其标志即1941年至1945年进行的重庆“雾季公演”。

夏衍在《戏剧抗战三年间》里写道：“戏剧工作者们已经是一个站在战斗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了。”
“厉家班”的由来
自清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年间京剧诞生后，宫廷、民间市场演出对京剧演员的需要，促进了京剧人才培养机构的兴起。旧式培养机构主要是“科班”“家班”，其中“家班”以家族成员为班底并招收学员。“厉家班”创始人厉彦芝生于北京，自幼酷爱京剧，曾在天津与汪笑侬等名角同台演出，倒仓后专攻京胡。20世纪30年代初，厉彦芝加入上海更新舞台，也让自己的儿女上台搭戏，后又有一批艺人子女拜在厉彦芝名下，童伶班日渐扩大。1936年初，厉彦芝率领班里的30多人与观众见面。其中厉慧斌的净行、厉慧良的武生、厉慧敏的旦行、厉慧兰的老生、厉慧森的丑行，可谓“生旦净丑”台柱子俱全，被赞誉为“厉家五虎”。演出过《霸王别姬》《群·借·华》《四郎探母》等大戏后，童伶班的小演员们深受上海观众喜爱，以致于常有人到售票处询问：“小把戏格节目有伐？”“厉家班格戏有伐？”“厉家班”的名号就这样被观众不经意间叫响了。从此，厉彦芝的“江南第一童伶京班”便命名为“厉家班”。
初次赴渝
全面抗战爆发后，“厉家班”一路南下流落至武汉。然而不久，武汉也危在旦夕。情急之下，厉彦芝只有率“厉家班”百号人西进，迁赴当时的陪都——山城重庆。1938年8月5日，“厉家班”在龙王庙的章华大戏院举行了重庆首演，此后又以章华大戏院为基地进行驻演，当时在此演出的大小戏均是一票难求。期间，除传统戏外，厉彦芝还积极赶排新剧目，赋予其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爱国内涵与民族气节。如新剧《明末遗恨》，演的是明代末年崇祯灭亡的悲剧，借古喻今，以告诫民众国家已到生死关头，并激发国人的抗争精神与爱国之心。

“厉家班”除去商演糊口，还参加其他义演活动。首先是大规模的抗战义演，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而举办的义演，以及10月10日至11月1日的“中华第一届戏剧节”义演。其中有厉慧敏的《春香闹学》，厉慧兰、厉慧森的《张义得宝》，“厉家班”群体的《群·借·华》等。其次是由各社会组织举办的小型义演，如四川保育院分会主办的赈济义演。除此以外，“厉家班”甚至还在演戏途中发起募捐活动。一张张童稚面庞上刻满了驱敌之誓，引得在场观众无不动容而纷纷解囊，募捐所得则悉数上交给相关管理机构。如上事迹，无不表明“厉家班”慷慨无私、心系国家的高尚品德。
再度入渝
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寇海军战斗机对重庆进行无差别大轰炸，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径震惊国际。章华大戏院也未能幸免，被炸成废墟。“厉家班”再无立锥之地，无奈之下分转贵州和云南，在贵阳的“黔阳大舞台”“新声大戏院”和昆明的“昆明大戏院”“西南大戏院”进行演出。1944年11月，日军为打通中国和东南亚的南北交通线而入侵广西，一时柳州、桂林等地相继陷落，贵州和云南局势因而急转直下，厉彦芝遂率“厉家班”再度入渝。

几番周折方得抵渝，“厉家班”在“一川大戏院”重新鸣锣开戏。此时的重庆已是群英荟萃，话剧、电影、川剧、京剧等各类文艺形式俨如百花盛开。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南方局当时在红岩村、曾家岩等地领导抗战宣传活动，“雾季公演”即为一重要举措，一时之间抗战戏剧大为繁荣。“厉家班”因其班底齐全、戏路宽广、台风严谨等优势而尽显风流。“厉家班”能成为当时戏曲票房的“常胜将军”，关键还在于“厉家班”不安于现状，敢于创新。比如，在此期间创排了由戏剧家龚啸岚编剧，慧良、慧敏、慧兰主演的新编历史剧《岳飞》，该“儿童教育剧”被誉为“戏曲改良的典范”。

时过境迁。1956年“厉家班”收归国营，最终扎根重庆，而且被正式命名为“重庆市京剧团”。回首峥嵘岁月，在战火中煅成的“厉家班”，1936年至1956年间沐过无数风雨，但一直以来都弘扬着团结一致、爱国忠艺、锐意进取的梨园艺人品格。总的来看，“厉家班”与山城重庆的渊源很深，不失为抗战戏剧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3期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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