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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人也曾精通军事,为何没能避免武人专权?
送交者: jeffg[★★太尉★★] 于 2019-04-28 6:24 已读 184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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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自《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6park.com

安史之乱后,武人地方专权的情况愈演愈烈。经历五代十国后,宋朝开始重文轻武。自此中国的文武关系发生了逆转。其实,在唐朝,文武官员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很多文官也有一个当武将的梦想。那么,文官与武将是从何时开始相轻?这还得从唐朝寻找原因。
出将入相的理想

从唐高祖至玄宗时期(618~756),军功是唐代文武官员追求升迁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是由于唐初统治阶层承继了北朝以来的尚武传统,也与当时的国家情势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多半热衷于开边拓土,经常发动对外战争,对于建立军功的官员极为重视。不论官员的出身背景或职务,只要能立下战功,官位快速升迁是常见的酬赏。这是吸引士人和文官参与军事的重要因素。

由于士人不论是通过恩荫还是通过科考入仕,在仕宦的初期,常被派任地方基层职务,若任职地点为边区,即有参与战争、一展军事长才的可能;若能立下战功,往往受到倚重而长期统兵,如武则天时代的名将唐休璟。休璟于明经中第后起家吴王府典签,后调为营府户曹。高宗调露元年(679),突厥、奚和契丹连兵入侵河北道,休璟统兵抵抗,一战成名,开始了长期的戎马生涯。后于武后长安三年(703),因“谙练边事”而拜相,入朝参政。

此外,在朝廷任职的资深文官,也可能因得罪主政者而被贬官边区,因此参与军事工作。对于某些官员而言,此种挫折却成为他们仕宦生涯的一个转机。

以高宗朝的裴行俭为例,他本由明经入仕,任职长安令期间,因参加反对高宗策立武则天的行动,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后来升任安西都护。

这一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处理西部边防的基础。上元三年(676),行俭由吏部侍郎转任洮州道左二军总管,从此成为高宗朝对抗吐蕃和突厥的名将。

玄宗初年的宰相张说也有类似的经历。开元元年(713),张说因姚崇的排挤,失去相位且遭外贬,一度转任武职,担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但他在开元八年、九年(720~721)连续弭平胡人的叛乱后,凭此战功得以再度入朝为相。由此可见军功对于官员升迁的重要性,也使“出将入相”成为部分高阶官员的仕途写照。 6park.com


刘仁轨

相对于武将,拥有学术知识的文士若能在军事领域中崭露头角,将比同侪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睐,高宗朝的刘仁轨即为一例。刘仁轨与刘仁愿于龙朔三年(663)同时领军镇压百济的叛乱,事定之后,仁轨奉命留守,仁愿带兵返回京城。

由于仁轨才兼文武,他的仕途就比同时立功的刘仁愿顺遂。麟德二年(665),也就是平定百济后的第二年,刘仁轨率领新罗等四国的酋长参与泰山的封禅大典,展现其经营域外的成绩,高宗即授予大司宪之职,一年后,升任右相。仁轨在四年内,由刺史而拜相,其升迁之速,充分显示了具有文武两方面能力的官员,在仕进上占有的优势。


唾面自干的娄师德

军功成为官员争取升迁的重要方式,即使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仍会争取统兵的机会。高宗朝的娄师德是一个例子。师德虽为文臣,仍自诩为“猛士”,由京官转而任职军旅,前后长达三十多年,并因此两度拜相,入朝参政。另外,朝廷中高阶官员是君主选派将帅时首先考量的人选,宰相或诸部尚书往往被任命为行军总管,指挥大军出征,形成“卿相统兵”的现象。武德二年(619),以尚书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统兵征讨宋金刚是最早的例子。到了高宗、武后时期更为常见,并一直持续至玄宗时代。

在玄宗朝后期,新的发展趋势开始成形。

一方面,是国家内部的长期安定,促使学术持续发展,文学之士的自我优越感日益增强,开始拦阻建立军功官员的升迁。开元初年,宰相宋璟压制边将郝灵佺诛杀突厥默啜可汗的战功,致使灵佺愤而自杀,已开其端。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因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立下战功,欲以之为相,张九龄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为理由,成功地加以阻止。至天宝年间,玄宗重用缺乏学术知识的蕃将为节度使,边将入相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另一方面,玄宗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受倚重的边将往往长期统兵,也减少了朝中文官与闻军事的机会。部分文官即使担任节度使,也因缺乏军事能力,致使兵权旁落。例如,担任剑南节度使的张宥因“文吏不习军旅”,所有军政都委由团练副使章仇兼琼掌管,玄宗乃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将张宥调回朝廷,由章仇兼琼接任节度使。

开元末期,宰相李林甫以“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为理由,建议玄宗重用蕃将,进一步削减了文士出身官员的统兵机会。后来安史乱起,朝廷为了作战任务的需要,也改派有军事经验的武将取代某些由儒者担任的地方官职。例如,河东太守李麟,在任时甚有政声,但因安禄山的军队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乃以将军吕崇贲代还”。

儒者、文士不能处理军事的印象,似乎在玄宗朝晚期已然形成,上位者将统兵之任交付武臣成为趋势。

然而,“卿相统兵”毕竟是唐代长期的传统,肃宗即位后,仍任命有“文武才”的文臣统兵。至德年间(756~758),房琯和张镐先后以宰相的身份统兵作战,但两人皆未能立功。尤其是房琯亲自领军反攻长安,却大败于陈涛斜。当时人将此一挫败归咎于房琯所倚重的僚属李揖、刘秩等人是“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似乎更加深了读书人无法处理军务的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官更有理由独揽军事议题的发言权,压制文臣对于边防的建言。

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建议重修原州的城池,以据陇山之险,防制吐蕃。老将田神功反对此议,向代宗进言:“夫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听误矣。”以元载是不具军事经验的书生为由,成功地阻止这个计划的执行。

与此同时,部分文官也因自身的背景而在军事领域中退出,这也许是受到当时中央权力衰落、军队难以统御的影响。例如,建中元年(780),泾原节度留后孟皞“自以文吏进身,不乐军旅”,请求调职入朝,而推荐行伍出身的武官姚令言继任。两相作用之下,文士对军事的参与持续减少。

事实上,儒者、文士不能统兵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并不表示在当时全无例外。武人轻视文人的军事能力是唐代后期出现的普遍现象,但这种态度有时反而成为招致失败的原因。一位在德宗朝被誉为“有将帅材”的文臣樊泽也有类似的状况。樊泽于建中元年(780)试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入仕。他生长于河朔,既有武艺,又好读兵书,因此“朝廷以其有将帅材,寻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

也就是说,朝中的执政者虽看重其军事能力,却未派任军职,而是命他出使吐蕃,处理两国会盟的相关事宜。因此,樊泽虽具有统兵的能力,终其一生,参与军事任务的机会仍然有限,仅在山东南道节度使时,领军参与讨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乱,并立军功。由此可见,个别的文官虽具有处理军务的能力,仍无助于改变武官对兵权的专擅。

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武将的擅权削弱了朝廷对地方军、政事务的控制。朝廷威信的减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朝中的主政者对武将有所猜忌,任命朝中高阶文官执掌军务,就成为维系朝廷统兵之权的象征。杜佑就特别强调“出将入相”传统对于国家安定的必要性。

杜佑把唐朝前期的长期承平,归功于以朝中的卿相统兵。朝中的高阶官员统兵出征,等到军事任务结束,即返朝任职,并不久任于一地、一职,故边将的权势不致坐大。

后来玄宗改变这个体制,导致兵权失控,安禄山之乱即是边将久任体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因此,提倡恢复“出将入相”的传统,最重要意义在于中央政府能有效控制军队,维持政治的秩序。

至于在战场上,这些统兵的卿相是否能获取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杜佑关注的重心。

在上述的几位统兵卿相中,李敬玄与刘审礼于高宗仪凤三年(678)统兵十八万,与吐蕃战于青海。因李敬玄不习兵事,临阵退却,致使刘审礼被俘,唐兵大败,实为相当失败的事例。但杜佑不避讳提及此二人,仍说卿相统兵是“安边之良算”,可见其论说的重点不在于战场的胜负,而在于军队的控制。

正因如此,在唐代后期由武官掌控军队虽为常态,朝廷仍然会为了军事控制的需要,任命文官担任节度使等具有兵权的职务,即使他们未必真有统兵作战的能力。
士人习兵的提倡

当文官统兵的机会减少,他们对于军事的兴趣与意见只能改以纸笔抒发,而保存于私人的论著之中。德宗时期,杜佑撰写《通典》,其中《兵》的部分长达十五卷,主要的内容是广泛搜集前代的兵书论述与战争史实,加以分门别类,借此来验证和阐述《孙子》所提示的军事原则。



杜佑的孙子杜牧更致力于批判文武分途的现状,提倡士人习兵,留有丰富的军事论著。



杜牧在步入仕途之初,对于军事事务即有很高的兴趣,曾与宿将讨论元和时代对藩镇用兵的成败。不过,他始终未曾担任军事相关的职位,只能以笔墨文字表达自己的主张。杜牧自己在《罪言》中说:“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杜牧认为“兵”是国家施政中最重要的项目,但只有“贤卿大夫”才可以担负统帅重任,而“壮健、轻死、善击刺者”仅为承命执行战斗的工作。也就是说,杜牧认为军事的决策和指挥之权必须由读书习文的士大夫所掌握,以勇健、武技见长的武人只是奉命执行战斗,而国家发展的成败,就在于士大夫是否有能力与才识来处理军旅之事。

唯其身处的时代却与所抱持的理想情境完全相反。当时的状况是,统兵大权落入武人之手,多数的士人、文官却对这个严重的问题视若无睹,任凭武人为所欲为。因此,杜牧对于当时的武将有相当激烈的批评。

为求扭转武官擅权的乱局,杜牧一方面呼吁改变军队的组织方式,恢复府兵;一方面希望改变文人不知兵的现况,倡议士大夫习兵。

杜牧虽然重视军事,批判文武分途的现况,但他对于军事的兴趣实局限于书本知识,轻视与战斗相关的技能。由此看来,在他的心中,“兵学”与“武艺”已成为对立的概念,并构成了士大夫与武人之间的基本差异。熟悉兵学知识的士大夫有效掌握指挥之权,驱使只拥有武技的军人作战,才是杜牧所期待的理想军事分工状态。此种对于武艺与勇气的忽视,所代表的是文武分途趋势下士人文化的新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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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马上击球

由于不重视武技,唐代后期文士也排斥与武艺相关的活动。骑与射是古代武技的基础,马上击球是唐代军中常见的活动,应是武人平日练习骑术的方式之一。唐代后期文士反对击球,可以韩愈为代表。韩愈于德宗时期担任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的推官,建封好击球,在当时颇受批评,韩愈以马上打球必将伤人、害马为由,劝谏张建封勿再打球。韩愈在信中一开始就说:“愈再拜,以击球事谏执事者多矣,谏者不休,执事不止。”可见并非只有韩愈批评此事。
晚唐文官的军事挑战

杜牧对于国家的军事情势十分忧心,同时代的多数士大夫却未持有相同的态度。杜牧曾批评说:即使在山东之地沦为战场的时期,“卿大夫行列进退,一如常时,笑歌嬉游,辄不为辱。非当辱不辱,以为山东乱事非我辈所宜当知。”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其实不难理解,由于战乱局限于帝国的东北部地区,即使兵马倥偬,尚不致影响多数文官、士人的日常生活。然而,自懿宗朝开始,唐帝国的统治趋向瓦解,动乱逐渐蔓延全国各地。尤其是僖宗时期,王仙芝与黄巢先后领导叛军四处流窜,文官很难再回避战争。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由于过去鲜少发生战事,政府长期派任文官治理,现在骤然遭遇兵祸,不免窘态毕露,例如,乾符四年(877)底发生于江陵城的战事。

杨知温身为节度使,对于战斗之事毫无概念,原想回避不出,后来迫于幕僚的请求,亲自登城督战,但除了赋诗求外援,一无作为,江陵城虽未全部失陷,仍造成极大的伤亡。像杨知温这样无力应付军事危机的文臣,在唐末十分常见,五代时期孙光宪曾罗列僖宗、昭宗两朝统兵失利的文臣。

文臣出任节度使,在面对战事时多半缺乏指挥的能力,武将又为了自身的权益不愿尽力歼敌,遂成为唐政权的致命伤。为了讨平叛军,朝廷先后以武将宋威、高骈为招讨使,指挥诸军进剿。高骈尤受倚重,这应与他出身禁军世家,又自幼好文,多与士大夫交游有关。不过,高骈随后因卷入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转而对朝廷心生不满。广明元年以后,高骈开始对进剿黄巢部队持消极的态度,最终按兵不动,放任叛军北上,直扑洛阳与长安。朝廷因而下诏夺其兵权,改以宰相王铎为都统,崔安潜副之。高骈乃公开与朝廷决裂,上书僖宗力陈以文臣取代自己都统之职的不当。

高骈强调各地的士卒已骄纵不受节制,儒者为帅无法控制军队,朝廷如此安排根本不能解决乱局。这充分反映在政治秩序趋于解体之时,职业武官自恃能掌握对其效忠的士兵,十分轻视文臣。朝中的文官对此自不甘示弱,郑畋代僖宗执笔,下诏“切责”高骈时,即以“裴度平元济于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驳斥儒臣无法统兵的论点。

对唐末的文臣而言,要在文字上与武人争胜绝非难事,但在现实中有效统御军队,却有极大的限制。高骈之言固然是出于失势后的激愤,但“天下兵骄,在处僭越”一语却是当时情势的写照。军事任务并非将帅个人所能执行,须依赖整个军队体系的协助。统兵文臣个人的能力再强,仍难以弥补整体性的问题。王铎受命为都统之时,谏议大夫郑宝曾警告他:

未知令公以何人为牙爪,何士参帷幄?当今大盗移国,群雄奋戈,幕下非旧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谈笑之秋也。

文臣骤当军旅重任,平时所建立的僚属群既无军事背景,拙于应付新的需求,可以想见。在国家走向分裂的过程中,军政权力的私人化与地方化无可避免,不论文臣的个人能力如何,必须在军中建立人际网络与影响力,才有可能控制辖下的军人。文臣由于职位经常调动,无法久任一职,在军中培养自己的班底,很难于此环境中一展所长,崔安潜的军旅经历足以说明这种困境。安潜进士出身,是僖宗时代少数有能力应付军事危机的文臣。他担任忠武节度使时,治军严明,王仙芝等流寇不敢犯其境。宰相郑畋曾主张以他取代宋威任招讨使,未被采纳。后来安潜转任西川节度使,致力强化蜀军的战力:

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赍牒诣陈、许募壮士,与蜀人相杂,训练用之,得三千人,分为三军,亦戴黄帽,号黄头军。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选得千人,号神机弩营。蜀兵由是浸强。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乾符六年四月,第8213页。

安潜借用陈、许军人之力建立“黄头军”和“神机弩营”,改善四川的军力,足见在治理军队上有相当能力。但由于掌权的宦官田令孜希望以亲信治理四川,于广明元年将安潜调回朝廷,使他从此失去军事上的影响力。昭宗继位后,曾于龙纪元年(889)任命崔安潜为平卢节度使,因当地军队抗拒朝命,无法赴任,自然谈不上有所表现。

因此,随着唐政权的崩溃,拥兵自重的军阀成为政局发展的主导者,文士无法控制军队,也很难影响时局的走向。为了避免卷入政争之中,文官连讨论军事议题都尽量避免。后晋宰相冯道在面对高祖询问用兵事宜时的回答是:

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中华书局,1976,第1659页。 6park.com


“不倒翁”冯道

冯道身为宰相却不愿与闻军事,以出身“书生”为借口,将自己的角色限缩于维系旧有的政治体制与传统,士人对军事的参与至此到达空前的低点。
结论

军功本为唐代官员追求升迁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借由科举入仕的读书人投身军事工作并非罕见。然而,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衰落,职业武官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权力扩大,压缩文士参与军政的空间。文臣即使立下战功,也少有久任军职的机会。

在此情况下,部分文士并未放弃军事的参与,他们倡议“卿相统兵”,并积极投入军务,来抗拒武官在兵权上的专擅。这种努力不仅为了延续“才兼文武”的传统理念,避免文儒之士被视为“不知兵”;更是维持朝廷对军队的控制,以稳定政治秩序,同时扩大文官群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朝中文臣继续以宰相或节度使的身份执掌军务,他们在军中的影响力终究难以恢复至唐初的状况。由于普遍缺乏武艺及实战经验,唐代后期的文官对于军事的理解多由书中学习,主要扮演的角色在于指挥统御,鲜少成功地参与战斗之事。

既然在实际的战斗中要仰赖武人的效力,不免对其有所让步,结果是文臣的统兵之权多半流于形式。士人尽管能够利用书写的能力,颂扬甚至夸大统兵文臣的事功,终究无法掩盖文官实质影响力下降的现实。

现实层面的挫折,使得部分文士改以言辞与文字来抒发对军事的意见。当杜牧强调“壮健轻死”的武夫不足以承担将帅之任时,正反映了对于文士丧失军队控制权的不满,也说明了当时以学识自负的文士与军人之间存有严重的隔阂。文臣执掌军务,却与属下的武人存有对立意识,往往只能仰仗朝廷赋予的官职权威来统御军队。

正因如此,统兵文臣的成败往往与唐中央权威的盛衰有密切关联。等到黄巢乱起,朝廷的威信一落千丈,造成军队的控制必须依赖将帅与士卒间私人的感情或利益的联结,无法久任军职的文臣,就难以继续在军事领域有所参与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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