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首先遭到蒙古铁蹄袭扰的是中国北方的金国和西夏。1227年，成吉思汗先是消灭了雄霸西北的西夏，7年之后又灭了当年威震中原的金朝。之后用了将近半个世纪，彻底终结了偏安江南的赵氏家族，统一全国。
根据史书记载，统一后的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不及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历史疆域面积最大的王朝。但面积广大的大元王朝，灭亡的原因却是一次普通的黄河决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元朝建立开始，就不停地有汉人反抗元朝的统治。
从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六年的九年间，江南地区爆发了多次规模超过十万人的农民起义。但在强大的蒙古铁蹄面前，这些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面对汉人的反抗，元朝统治者采取严密监视、小心提防的政策，比如禁止汉人私藏兵器；暂停科举，限制汉族读书人进入朝廷做官。同时将大量精锐的蒙古军队派驻到重要的地方，镇压当地汉人反抗。为了配合派驻地方的蒙古军队，元朝还在全国广设驿站，用于监视地方，同时将地方的情报传递到中央。
为了分化数量众多的汉人，元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宋金对峙形成的南北地域隔阂，挑拨南北汉人的关系，在社会上形成以北方汉人为主的汉人和以南方汉人为主的南人两个不同等级的汉人团体，造成汉人内部的对立，让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


宋金对峙
另一方面重用在灭金、灭宋过程中投降自己的汉族官僚，在汉人当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元朝的这些统治措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从元成宗到元顺帝统治初期的半个世纪里，元朝内部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但这些起义都很快被镇压下来，并没有威胁到元朝的统治。


但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开始崩溃的。1307年，元成宗铁穆耳去世。由于元成宗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元朝的皇位继承就成了蒙古贵族争斗的中心。原本应该成为国家支柱的蒙古贵族们，为了皇位争得你死我活。
从元成宗到元顺帝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元朝换了多个皇帝，平均一个皇帝在位时间不超过4年，由此可见元朝政局的动荡。
蒙古贵族之间的内讧大大削弱了元朝的统治能力。上面的人忙着争权，下面的地方官则忙着夺财。到了元朝后期，地方官贪腐严重。这些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员只想着从百姓身上捞钱，于是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的名目去收取百姓的钱财。
在元朝后期，无论是红事白事还是生日过节，百姓都要给地方官送钱，甚至打官司面见官员也要送钱，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至正五年，元顺帝从中央抽调部分官员组成宣抚官，到地方去赈济贫民，整肃地方吏治。谁曾想这些宣抚官到地方后，非但没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反而与地方的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一同欺压百姓。当时就流行这么一首民谣：“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黄河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个母亲的脾气可不好，时常会发怒，历史上就有多次黄河决堤导致河水泛滥的灾难。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都非常重视黄河堤坝的修建。到了元朝以后，黄河还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安全。
元朝建立后，考虑到控制漠北和中原的需要，忽必烈将都城定在了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但由于气候以及多年战争的影响，北方经济一片凋敝。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就比北方好很多，加上元朝灭南宋之时，对江南的破坏比较小，因此整个大元的经济主要依靠南方地区。据统计，江南地区占了整个大元约70%的生产力，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经济重心。


既然江南地区占了比重那么大的生产力，自然就要负起供养政治中心的责任。在古代，运输物资最快最方便的方式就水运。但中国自然形成的河流大多是自西向东流，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要想通过走水路的方式将南方的物资运到大都，只能开凿人工运河。
为了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连接起来，元朝政府在彻底消灭南宋后，就开始着手修建连通大都和江南的运河。这条运河的南段主要是原来的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
但由于河南地区的洛阳和开封均已衰落，这条运河的北段主要是元朝重新开凿的新运河，它们分别是从济州到须安城的济州河、从须安城至御河的会通河和从通州至大都的通惠河。这三段新的运河与原先的运河一起，构成了大元王朝的大动脉。


在元朝时期，黄河在经过开封之后河道向南，流入泗水与淮河，再由淮河流入大海。而元朝的大运河正好流经黄河和淮河的主干。
一旦黄河泛滥，将严重影响大运河的航运。偏偏元朝统治时期正处于中国气候的温暖期，降雨较多，因此在元朝时期黄河经常泛滥。在国家机器还能正常运转的时候，黄河泛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当国家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元顺帝至正四年，河南淮北地区连着下了二十多天的暴雨，致使黄河水暴涨，白茅堤、金堤等黄河堤坝决口。济宁、定陶、巨野等地水灾泛滥，人民苦不堪言。
对于治理多次黄河泛滥的元朝政府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水灾了。针对这次水灾的情况，元朝丞相脱脱决定展开大规模治理黄河的工程，水利专家贾鲁担任这次治河工程的总指挥。
这次治河工程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四月开始。由于工程量浩大，贾鲁征调了汴梁、大名以及庐州等地十七万军民负责工程的具体修建工作。本来修补黄河堤坝是个利国利民的工程，但这个时候恰逢元朝末年，官员贪腐严重。
朝廷拨下来的治河的工程款以及民工的伙食费，大多被贪官污吏克扣了下来，这使得大量的民工长期在饥饿的情况下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朝廷这边对工期抓得又紧。为了尽快赶工，担任监工的官吏时常鞭打工作效率低下的民工，并且给民工休息的时间也非常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参与黄河治理的民工死在工地上。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的治黄工地是“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广大在工地的贫苦民工都渴望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这个时候，就有人站出来满足了这些民工的愿望。这个人就是韩山童。
韩山童是元朝末年白莲教的领袖，经常宣扬一些类似弥勒佛下凡拯救苍生的言论。看到这么多民工聚集在工地上，韩山童心生一计：先是散播“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和“大宋江山将要恢复”的歌谣，然后在让人在治理黄河工地的附近预先埋下一尊独眼石人像。
果然没过多久，这些民工就挖到这尊独眼石人像。挖到独眼石人像的消息迅速在黄河工地上传开了，大部分人将独眼石人与之前的歌谣联系到一块。
这下，发动起义的思想基础就有了。元顺帝至正十一年，韩山童以自己是宋徽宗八世孙的名义与刘福通等人一起谋划准备起义。但因为起义的消息被官府得知，韩山童被元朝官兵所杀。迫不得已，刘福通等人只好提前起义。因为起义军头上都裹着红巾，所以这只起义军又称“红巾军”。
红巾军起义的消息传到大都后，元朝中央为了防止还在进行当中的治黄工程出问题，赶紧派遣黑厮等人率领军队去镇压红巾军。但这个时候的元朝军队已经腐败至极，统帅黑厮更是个无能之辈。还没正式与红巾军交战，就被红巾军的气势给吓倒，不战自溃。




在击退了黑厮等人的军队后，红巾军一连攻下了多座城池，加入起义军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他地区的人看刘福通取得的起义成绩后，也在自己的家乡发动了起义，比较著名的有徐州的芝麻李、蕲州的徐寿辉、泰州的张士诚与浙东的方国珍，一时间起义队伍遍布大江南北。
由于起义军主要的活动区域正好是大运河的中段，江南地区的物资因此无法运送到大都。鉴于这种情况，丞相脱脱决定亲自率军前去镇压起义军。在脱脱军队的打击下，芝麻李、郭子兴等人领导的红巾军损失惨重。
很快脱脱的大军就打到了高邮城下，准备一举歼灭据守高邮的张士诚。但就在高邮之战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元顺帝听信谗言，以劳师废财的罪名剥夺了脱脱的统兵权，改由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等人去指挥军队。
这一临阵换将的行为导致元军大乱，这支元朝的精锐很快就土崩瓦解，至此元朝再也没有能力去镇压红巾军起义。
到了至正十八年的时候，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红巾军占领。没有了外敌，这些起义军开始互相厮杀。这个时候如果元顺帝趁虚而入，或许元朝还有一线生机。但元顺帝只知享乐，而元朝中央的大臣只想着争权夺利，根本无暇顾及南方的起义军。
到了至正二十六年，南方混乱的起义军都统一在了朱元璋的旗下。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领一支二十五万人的军队北伐元朝。一年之后，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军队攻克大都，元顺帝逃往漠北，至此元朝灭亡。
有人说元朝的灭亡是因为贾鲁整治黄河，但其大元的根基早在修河之前就已经烂了。
在明朝人修的《元史》中对元朝灭亡的原因，有这么一句总结：“元之所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天下百姓忍受元朝的统治已经很久了，治黄工地上的这尊独眼石人，不过是压垮大元帝国的最后一棵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