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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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诵芬向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等领导汇报歼8 飞机情况。 
 
叶正大 
 
	建所初期设计人员合影。 
 
	徐舜寿 
 
	黄志千 
 
	歼8 白天型设计定型资料审查，顾诵芬、管德、钟敏昭、邱宗麟合影。 
	编者按： 
1969 年7 月5 日，一架外形修长的双发战斗机在试飞员尹玉焕的驾驭之下急速滑向跑道尽头，而后像一把利剑刺向长空，这一飞，将共和国不能自行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永远甩在了身后。歼8 飞机，新中国航空工业从仿制走向自主设计的开山之作，从其身影第一次掠过蓝天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50 年。从开始研制到成功飞，作为两个主研制单位，航空工业沈阳所、航空工业沈飞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积极践行着航空报国精神，仅用4 年多的时间就将歼8 飞机送上了天空。在过去的50 年里，歼8 飞机从诞生之初的饱受质疑到获得空军海军的高度肯定，并且发展成为一个经典的战斗机家族。值此歼8 首飞50 周年之际，重温那段历史既是对那一代航空人，那段岁月的纪念，更满怀了对航空工业壮丽前景的美好期许。 
本报记者　姜坤英　 袁新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航空工业各型号飞机首飞那天，紧张、激动喜悦、欢呼雀跃、掌声、泪水是从来不缺席的，因为托起飞机腾空而起的力量中，凝结了航空人无数次努力、无数次坚持。这其中，有一架飞机，在研制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与坚持，让它在岁月的更迭中显出其独特的意义，激励着此后的航空人在型号研制发展的历程中，不畏艰难，砥砺前行。 
	它就是歼8，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高空高速歼击机，为此后中国飞机设计技术和管理做出大量开创性的工作。2019年7月5日，是歼8飞机首飞成功50周年，跟随这架飞机的传奇历史，重回它的出生地——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重温歼8成长的艰苦岁月。 
1956年，39岁的徐舜寿成为沈阳飞机设计室的主任设计师。 
1956年，42岁的黄志千成为沈阳飞机设计室的副主任设计师。 
1956年，29岁的叶正大成为沈阳飞机设计室的副主任设计师。 
1956年，26岁的顾诵芬成为飞机设计室的一员。 
1956年，26岁的陈一坚成为飞机设计室的一员。 
1956年，24岁的管德成为飞机设计室的一员。 
1961年，31岁的宋文骢接到上级通知， 到六院一所报到。 
1963年，27岁的李明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六院一所工作。 
1963年，25岁的李天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六院一所工作； 
1964年，23岁的杨凤田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六院一所工作。 
…… 
那时，年轻的他们为了祖国航空工业的需要从四面八方来到沈阳，齐聚沈阳所；后来， 中国飞机研制史上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足迹。他们的故事里有歼8，歼8的故事里有他们。 
“要紧跟技术前沿，培养科技人员 的钻研精神和创新精神。”——顾诵芬 
1961年8月3日，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在沈阳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1968年确立编号为601所，今称航空工业沈阳所。1964年初，在所长刘鸿志、副所长徐舜寿、叶正大和总设计师黄志千的率领组织下，提出自行设计高空高速歼击机。“那时的设计师们都很年轻，血气方刚， 希望能做出更新一步的战机。”曾任总体组组长的贾鑫回忆说。 
	提出“自行设计”的自信和底气从何而来？自1956年成立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以来，被称为“中国飞机设计一代宗师”的徐舜寿带领设计师们，经过几个型号以及摸透米格-21等科研设计任务的锻炼，一支具有自行设计超音速歼击机能力的中国飞机设计队伍成长起来了。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徐舜寿所期待的那种“真正能解决技术关键”的专家。飞机设计是“团队项目”， 要调动每一个参研人员的积极性，集中才智完善飞机设计方案。多年前，顾诵芬接受采访时曾说：“没有钻研精神就没有歼8飞机； 没有创新精神就没有歼8飞机的发展。要抓住技术前沿，培养科技人员的钻研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举例说，当年徐舜寿正是抓住“气动弹性”这一技术前沿，培养出了我国气动弹性的权威专家管德，解决了歼8设计中的气动弹性问题。“飞豹”总师陈一坚回忆说，1961年，陈一坚由专业组长升任沈阳所机身室主任，徐舜寿有意识地安排他了解飞机设计的全过程，这样一来他对飞机总体、气动、强度等专业都有所熟悉，为此后担任飞机型号总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始设计歼8之时，六院将徐舜寿调到十所，虽然此后他没有再参与研制，但培养了大批的科研人才是他对歼8、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歼8，我支持。” 
	——贺龙 
	确定歼8设计方案时，在采用“单发”（用一台新研制的发动机），还是采用“双发”（用两台改进的现有发动机）的方案上存在着争论。时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唐延杰认为，沈阳所总设计师黄志千、气动力室主任王南寿等专家支持的“双发”方案符合“摸着石头过河，初战必胜，争取时间早日把成果拿到手”的指导思想，最终决定采用“双发”设计方案。 
1965年4月，国防工办主持召开的歼8设计方案审定会，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同意了“双发”设计方案。当时的七机部副部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参加了审定会，他对参加会议的副所长叶正大说：“你们要控制歼8飞机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技术不能上得太多， 要控制在30%以下，否则，风险太大，周期长，成功概率低，先把飞机搞出来，然后再逐步提高。” 
	“机头进气”方案是一个科学、正确的决策，对我国能顺利研制出当时接近国际水平的歼击机具有决定性意义。歼8研制的顺利推进还来自于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歼8飞机研制伊始，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并批示歼8飞机研制有关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贺龙副总理1965年在沈阳听取了歼8飞机研制情况的汇报后表示：“歼8，我支持。歼8要早日搞出来，成功后要大大庆祝一番，我要来。” 
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技术决策的科学正确，极大地调动了专家、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性，使歼8飞机的研制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1965年5月，罗瑞卿总参谋长正式批准歼8飞机的战术技术指标后，歼8飞机的研制开始转入技术设计阶段。 
“歼8飞机的研制，曾经是我和一些同代人度过‘十年动乱’的一个强大的支柱。”——管德 
1966年4月，沈阳所500多人的现场设计队伍进驻112厂。实行设计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现场设计发图。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大多数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是车间阴凉的地下室，没有自然光，全靠电灯照明。有的房间原先是橡胶品库房，通风不畅， 异味很浓。有的在车间阁楼上画图，噪音刺耳，上下艰难。住处是临时搭成的双层通板铺。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人精神饱满，个个干劲十足，心中充满了光荣和自豪。每天工作到深夜，许多同志连续几个昼夜不离开工作现场。饿了啃口凉馒头，困了趴在图板上打个盹儿，醒来继续干。想起那段火热的生活， 许多老同志至今激动不已。在歼8的研制中， 设计人员、军方等方面先后提出2230多条改进意见，重大改进40多项。全机11400多个零件、1200多项标准件，几万张A4图纸……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 但在当年，在简陋的车间，设计员一笔笔画出来的图纸被消化、吸收、组合，可谓相当不易。“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每个人就用自己手里的计算尺和算盘。”贾鑫回忆说。经过8个月的日夜苦战，到年底终于发出了全部设计图纸。 
	正当广大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为振兴我国的航空事业斗志旺盛地研制国产战鹰的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研制队伍受到冲击，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了破坏。图纸尽快发完并进入了生产线，这或许是歼8飞机的幸运，再晚一步则很可能夭折在摇篮中。 
	在时任沈阳所总师办负责人兼研制现场跟产队队长王南寿的协调下，人们在“不得冲击歼8飞机试制”这一点上达成可贵的共识。窗外无论发生了什么，歼8飞机的试制生产在车间里照常进行。其他机种的生产瘫痪了，唯有试制歼8飞机的工人师傅还在加班加点。 
	特殊的年代，一般的科研生产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但是在歼8项目上一直有近百名同志坚守科研工作岗位。“歼8飞机的研制， 曾经是我和一些同代人度过‘十年动乱’的一个强大的支柱。”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沈阳所空气动力室副主任管德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支柱，也正是科研人员心中不变的初心——为祖国研制出自主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在初心的引领下，研制人员们抵御着巨大的阻力和干扰，付出了数倍的艰辛，推进着歼8的研制。这批新中国早期的科研人员为后辈做了榜样，当他们离开沈阳所，奔赴祖国各地时，也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一代代航空人就这样传承着航空报国的初心，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研制出各型战机，守卫祖国的蓝天。 
“你们技术上有把握，我就决定放飞。出了问题，我负责！”——曹里怀 
1969年6月，关于歼8能否首飞一度引起激烈讨论，时任空军副司令员、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曹里怀果断地做出决定：“你们技术上有把握，我就决定放飞。出了问题， 我负责。”并将歼8首飞定在7月5日。 
	原沈阳所党委宣传部部长冯广来在大量的采访中，还原了歼8首飞现场的情景：1969年7月5日，天空晴朗，微风徐徐，旭日透过薄纱般的云层把金辉洒向大地。01架歼8飞机停置在机场跑道的南端，威武雄壮， 展翅待飞。身着飞行服的首飞试飞员尹玉焕在草坪上来回踱步，尽量平息激动的心情。地勤人员紧张有序地工作着，进行飞机起飞前的最后检查。指挥车穿梭往来，传递着各种信息。观看试飞的上级领导、设计人员、工人和干部汇集在机场面北两端，一片寂静， 谁也不说一句话，焦急地等待着历史时刻的到来。 
9时38分，曹里怀发出放飞命令，首飞指挥员苏国华下令起飞，两颗绿色信号弹凌空而起。01架歼8飞机带着共和国的期待和震撼人心的轰鸣，风驰电掣地从眼前滑过， 抬头、拉起、爬升，像一把利剑刺向长空， 消失在万里蓝天。从塔台的话筒里不时传来试飞员报告“飞行正常”的喜悦声音。不一会儿，发动机的声音由远而近，飞机在几百米的高度上平稳地从头顶掠过，展现它矫健优美的英姿，向欢呼雀跃的人群致意。在指挥车上观看首飞的空一军军长、朝鲜战场上曾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的空军英雄张积慧连声称赞：“601所了不起，飞起来啦！” 
飞机在3000米高空盘旋三圈，并两次低空通过跑道上空后，开始降落。人们屏住呼吸，双眼紧盯着徐徐下降的飞机。在人们的视线中，飞机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下来了，昂着头，终于接地了。飞机滑行一段后， 放出两具白色的着陆伞，平稳地停在跑道上。人群又一次沸腾了，不约而同地把帽子抛向空中，群情激奋，欣喜若狂，欢声雷动，大家互相击掌祝贺，热泪盈眶。前来观看首飞的沈阳部队陈锡联司令员兴奋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别人的飞机打我们；今后打仗，就要用我们的飞机打敌人！” 
歼8激动人心的首飞场景成了诸多参研人员永远的回忆，然而也有一些人没有目睹这一激动的时刻： 
	就在歼8首飞的前一个月——1969年6月9日，一心要为歼8飞机大大庆贺一番的贺龙元帅，离开了人世。 
1968年1月6日，中国飞机设计一代宗师徐舜寿在家中去世。 
1965年，歼8飞机研制之初任命的总设计师黄志千，到西欧考察，不幸因飞机失事而罹难。 
	黄志千逝世后，王南寿临危受命，率领着包括蒋成英、顾诵芬、冯钟越、胡除生在内的技术办公室接过了黄志千总设计师的重担。但首飞那天，王南寿还在五七干校劳动。 
	关于首飞的喜讯，老所长刘鸿志是在专政队监督劳动时听到的。 
…… 
遗憾、不公、屈辱，甚至献出生命，他们都不在意。他们要的，就是一架中国自己设计的飞机。歼8终于飞起来了！ 
	歼8白天型、全天候型飞机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装备部队，是当时我空海军装备最先进的歼击机，培养了大批高空高速歼击机飞行员。 
“走自行设计的路，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李明 
	在新机设计的初期阶段，顾诵芬曾跟随所领导向贺龙元帅汇报，元帅听了鼓励他们：“不要怕失败，一百次，两百次，失败了可以再来，总会有成功的。飞机上天，党、军队和人民都会感激你们的。”第一次自行研制歼击机，从亚声速到超声速这一步跨越，贺龙元帅心里是有数的，根据当时的国情和技术能力，沈阳所这批科研工作者还要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还有很多技术要尝试。从仿制到自行设计，再难也要往前走。歼8的研制过程中，先后攻克了振动、空中喘振停车、后机身温度高等技术难题，开创了我国高空高速歼击机发展的先河，在我国歼击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顾诵芬、管德、李明、李天、杨凤田五位当年参与歼8研制的科研骨干，后来分别被评为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顾诵芬为两院院士。他们在飞机研制中所做的大量的基础和预先研究，为后来歼击机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通过苏联建厂，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但缺乏设计研制能力。“歼8这条路走下来，之后自行设计的道路就更加清晰了。”李明在采访中说，一个飞机的可行可用，需要各种试验来验证。受当时科研条件所限，歼8首飞时，还有很多试验没有完成。叶正大对此深有体会：“沈阳所是一个‘没有建成’的所。”叶正大工作调离后， 仍对沈阳所的建设念念不忘，多次向国防科工委申请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以完善沈阳所的科研试验条件；“条件建设不能等到型号立项，能力建设必须先行。”有了歼8的艰苦研制和深刻的教训，李明等人也多次向上级反映呼吁，使“没有建成”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相关制度政策的转变为此后战机的各种试验室及机上、地面试验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走自行设计的路，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李明说。 
	歼8飞机是我国歼击机新技术发展的先行者：管德负责歼8飞机研制中的气动弹性专业设计计算和试验，创造了国内该专业领域多项第一次——国内首次应用三维的非定常空气动力计算、测量飞机静稳定性的传感器信号，得出了可用结果，完成第一次颤振飞行试验。 
1966年6月，顾诵芬派李天开展中国第一次超声速喷流对方向稳定性影响的试验， 得到了在大马赫数下飞机在有侧滑时尾喷流对垂尾方向稳定性不利影响的可靠数据，为修正全机风洞试验数据提供了依据。 
20世纪60年代在国外航空高技术领域， 主动控制技术飞速发展。顾诵芬、李明等人组织全行业力量开展了主动控制技术的预先研究工作，先后研制成功歼8单轴、歼8Ⅱ 三轴主动控制技术验证机（ACT），开创了国产战斗机领域主动控制技术研制应用的先河。 
	顾诵芬提出了一整套对飞机从风洞试验测得的气动导数进行修正的方法，该方法保证了歼8飞机的飞行性能和操纵品质全面达到设计指标要求，而且也成为后来进行新机气动设计所使用的方法，并推广到其他主机所广泛应用。 
	杨凤田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代受油机的研制工作，空中加油技术为国内首创，填补了航空技术空白。随后攻克了试飞中出现的座舱噪声大等技术难题使飞机得以顺利定型， 并使国产歼击机有了远程作战能力。 
…… 
为了配合歼8项目研制，沈阳所相继设立了总体、气动、强度、机身、机尾翼、起落架、燃油、动力、环控、救生等专业及试验室，此后的设计所也基本沿用了这样的架构；建立了发图办法，材料选用办法，标准件手册，强度设计原则，总体配套技术状态， 系统设备设计要求、重量指标分配等顶层文件，并建立协调区进行协调打样；歼8原型机建立的跟产队、跟产组模式为后续型号研制所采用和参考。 
“非常幸运，我赶上了歼8的研制。那时领导都放手锻炼年轻人，我也大胆去尝试。”——杨凤田 
	沈阳所成立之初，坚决贯彻《科研工作条例》（通称十四条）提出了在型号研制中要出成果、出人才的建所方针，并且一直十分重视科技人员的培养。“六院一所那个时期， 徐舜寿领导科研队伍大兴读书之风，清晨树林下、草场上书声琅琅，夜晚全所灯火通明， 图书馆的灯光通宵达旦。白天走进办公室鸦雀无声，除了工作都在埋头学习。老一所的技术人员至今回忆，无不认为自己的成长是靠那几年钻研业务打下的基础。”“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高忠社回忆说。在徐舜寿、叶正大、黄志千的带领下，歼8研制线上顾诵芬、管德等人逐渐走上了研究室的领导和副总师岗位，成为型号研制的中坚力量。 
1964年，杨凤田哈军工毕业来到沈阳所， 进入总体室工作。1965年，歼8进入打样设计阶段，杨凤田随叶正大副所长到606所（现中国航发动力所）协调配套发动机事宜，并由他起草了技术协议，这是他参加工作后第一件有成就感的工作“非常幸运，我赶上了歼8的研制。那时领导都放手锻炼年轻人， 我也大胆去尝试。”杨凤田说，加装超载油箱解决了当时存在的争论，让他的能力又一次得到了认同。 
	他们在青年时期成长成才，曾经年轻的他们也把自己积累的宝贵经验向年轻人传授， 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航空报国、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沈阳所历代科研人员中都稳稳传承， 从未间断。孙聪、王永庆、赵霞，还有倒在科研一线的“航空报国英模”罗阳等，无不是大学毕业就走进了沈阳所，并在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召下默默践行着航空报国的使命， 最终从型号研制中脱颖而出，成长为中坚和骨干。 
“80后”张少卿，高中时就是军迷的他认识歼8是杂志上的图片。2013年，张少卿博士毕业来到沈阳所，他的梦想是要参与新型战机的研制。前辈是最好的学习榜样。“工作之中接触过杨凤田院士，他做事大胆、敢于承担责任。对我们重点实验室的发展，他把自己了解到的新信息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 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张少卿说，曾经书上写的院士就在身边，他体会到的是工作中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关心。其实，正如张少卿所感觉到的，从徐舜寿那一代人开始，对年轻设计人员进行实际的指导，是沈阳所延续下来的传统。正是这种默默地传承，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培养出大批设计人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到我们这一代，就是要和前辈一样，坚守信念，把手里的接力棒传下去。”张少卿说。 
	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轨迹上，歼8站在了自主研制的起点，一个个自主创新的战机型号在其后也陆续冲上蓝天，守卫着祖国的领空。 
	歼8的故事还有很多。科技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一代战机终会老去，但航空人航空报国的初心永远不会褪色。载入史册的除了数据、参数，还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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