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巅峰期总兵力达到30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巅峰兵力总和就超过20万，占全部红军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可以说是红军中的两支绝对主力。
两支红军的活动区域、作战对象和建设方式都不同，因此两支红军的作战风格和战略指导思想也有差别。不过，笔者提出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这两支部队究竟谁的战斗力更胜一筹呢？


▲ 红军
巅峰期实力：红一略胜一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每支红军都曾有过一个实力巅峰期，虽然兵力数量不能完全代表一支部队的战斗力，但这个数据也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标准。
红一方面军的巅峰在1933年夏第四次反围剿获胜之后，由于歼灭了国民革命军第18军的两个半师，得到俘虏兵补充数万人，又从闽浙赣苏区调来的红10军4000余人，中央苏区的方面军总兵力上升到10.6万。加上缴获自18军的大量新式自动武器，可以说是兵强马壮。


▲ 红军用缴获的轻机枪训练部队
红四方面军的巅峰则是在1933年夏粉碎川军三路围攻后，不仅补充近万俘虏兵，还吸收数万贫农参加红军，加上前来会师的川东游击军1万余人，到7月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共整编为五个军8万余人。
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时虽有10万余人，但因为在反六路围攻中伤亡较大，故其中有不少是红军家属和地方干部，部队整体战斗力是逊于1933年鼎盛期的。
综上，从账面数据来看，红一方面军略强于红四方面军。不过由于长征途中损失太多，当两支部队在四川懋功会师时，红一方面军的兵力只剩红四方面军的四分之一。

红一方面军擅长运动战伏击战
下面主要分析两支部队的作战特点。红一方面军主要由朱毛红四军、江西地方红军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后期又加入在宁都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这些部队虽然各自作战风格不尽相同，但在毛主席的统一指挥下，主要遵循的还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作战思想。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作战思想，主要发展自他们在井冈山的游击战争经验，即「打不过就走，打得过就打」，在没有足够把握之前不主动进攻敌人，要打就打歼灭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红一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军事胜利都来自运动战和伏击战。


▲ 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在陕北
红一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的首胜，就是1930年12月在江西龙岗以大兵团伏击战，歼灭军阀鲁涤平的基本部队第18师张辉瓒部一个师部两个旅共9000余人。之后1933年2月的黄陂草台岗大捷，更是历次伏击战中规模最大的，歼灭了国军中央军18军两个半师3万余人，令蒋介石爱将陈诚颜面全无。
一旦脱离了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伏击战的方式，红一方面军就很难取胜了。比如1930年第二次强攻长沙、1931年高兴圩之战和1932年赣州战役，皆损失惨重，伤亡多名高级干部。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洋顾问李德要求全面采取阵地防御战的要求下，红一方面军一度由10余万折损到仅剩3万多人，而竟未能在阵地战中全歼国军一团以上。这期间唯一的一次，全歼国军第3师8旅许永相部，也是靠林彪率部夜间偷袭和国军忘记做工事而取得得。
红四方面军擅长阵地战强攻战
相比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成规模较晚，1931年年初才兵力破万，不过其成分较为单一，主要为鄂东北和皖西北的地方红军，后期则以川北兵源为主。虽然其实际控制者张国焘针对方面军军官团进行了多次肃清，但由于张国焘在军事行动上一直依靠名将徐向前，因此也打了不少胜仗。
徐向前元帅早期虽然也打过游击战，但在开始指挥大兵团作战时，其作战指导思想也随之改变。
在鄂豫皖苏区时，主要以围点打援和正面强攻为主。比如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徐向前以围点打援的方式，连续进行四次大规模作战，歼灭国军近40个团6万余人。在苏家埠战役中，以正面冲击方式，一战击溃中央军第2师汤恩伯部。
在川陕苏区时，徐向前元帅根据川北地形复杂的特点，因地制宜得将作战方式改为「收缩阵地，适时反攻」的阵地反击战方式，以求在防御战中利用地形以最小代价杀伤大量敌人，并利用有利时机全力反击敌人薄弱环节。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反三路和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毙伤俘川军12万余人。

不过，正面作战得风险也极大，一旦不能一战冲破敌军，就可能影响到战局。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四方面军在冯寿二和七里坪两次大规模强攻，都未能冲破国军阵地，最终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
在1935年的百丈关大战中，红军也未能突破川军的防线，反而自身损失过万，最终被迫撤兵北上。
红一方面军长期与中央军作战
抗战前国民革命军各部战斗力参差不齐，蒋介石本着消灭异己的目的，在对红一方面军的前三次围剿中使用了大量杂牌军，结果这些部队成了红军的兵员与装备后勤供给部门。
在前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歼灭的7万国军中大部分都是这些杂牌军，只有唯一一次和战斗力堪比中央军的第19路军在野外阵地战中打成平手。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两年里，蒋介石动用了大量嫡系部队进攻红一方面军，除有空军协助参战外，甚至还动用了从德制75mm野战炮和水陆两用装甲车。


▲ 参与围剿红军的霍克2式战斗机
红军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在1933年2月的黄陂草台岗大捷中，红军全歼中央军第18军52、59师，重创其基干部队11师，这一仗的含金量无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高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虽未在阵地中全歼过国军一团以上，但也对参战的国军各嫡系、半嫡系部队造成大量杀伤。中央军第18军在江西甘竹与广昌的阵地战中，各师减员达1/4以上，中央军第36师在福建白衣洋岭战斗中，师长宋希濂被被红军重机枪击中受重伤。
由于长期与中央军拼消耗，等到红一方面军走上长征之路时，实力已经大大削弱，8.6万余人中有5万人是几乎没有多少作战经验的新兵。尽管如此，红军还是在湘江战役中顶住了湘军和桂军的四路围攻，并在遵义战役中以运动战的方式重创粤军第59师和中央军第93师。
红四方面军长期与杂牌军作战
相比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歼敌数量虽然好看，但含金量却没那么高。比如歼敌6万的第三次反围剿四大战役，对象大部分都是由北洋残军和地方民军改编的杂牌军，战斗力在国军中顶多只能算三流。苏家埠战役中红军虽然冲溃中央军第2师，但并未进行追击，歼敌不多。
在歼灭12万敌军的两次反围攻作战中，红四方面军的对手川军的战斗力则更为低劣。川军不仅严重缺乏支援炮火和轻重自动武器，步枪也以老旧型号为主，远不如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缴获的大量自动武器先进。
且川军士兵大多又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极差，基本一冲即溃。徐向前元帅能成功实施阵地防御战的方针，和这两个原因有很大关系。
一旦对手换成中央军，红四方面军就比较难获得进展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主力分别在冯寿二和七里坪地区正面冲击国军第6纵队卫立煌部与第2纵队陈继承部，虽然给予敌军大量杀伤，但由于未能动摇国军的野战工事，最终不得不主动撤兵转移。
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直到1935年的包座战役中，红四方面军才再与中央军交上手。这次由于对手第49师的麻痹大意，被红军利用地形以伏击战全歼，这也是红四方面军唯一一次全歼中央军团以上成建制部队。
综合看来，红一方面军能在野战中伏击歼灭中央军数个师，在阵地防御战中也能对抗中央军轻装步兵师的攻击，但攻坚能力较弱，即便对手是战斗力较弱的杂牌军。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军作战机会较少，虽然能以多种方式大量歼灭杂牌军，但在野战中无法歼灭有工事的中央军轻装步兵师。这说明，当时两支部队在的战斗力相当于国军一等轻装步兵师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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