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其“四大金刚”（资料图）
  
1971年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就是被卷进“九一三”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当然更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从9月13日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了，接着是10年铁窗生涯。1980年开始审理“两案”时基本搞清：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出逃有关系。
那么，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黄永胜理了发
9月12 日，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孙子1971年5月出生，已经4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 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被抓时，大叫冤枉。那声音惨极痛极，很多人都听到了。

李作鹏、邱会作和吴法宪在长城。（资料图） 
邱家有家宴
9月12日，邱会作的孙女12天了，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婴儿出生第10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
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之后风声一阵紧似一阵。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六本书，但心里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运如何。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后来没见成）。得到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后，几个人都没和吴法宪通气，怕他再捅娄子。家人吃完晚饭已是傍晚六七点钟，邱会作回来了，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就送客人走。婴儿和邱路光的爱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队在新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的，因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亲胡敏下山回了总后大院。
邱会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黄吴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药“保驾”，睡前公务员小张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刚睡着没多久，凌晨三点左右，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
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庐山”又发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因为李作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李猜到一点情况，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么事呢？
4点，周恩来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唯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 1980年审理“两案”，老战友万毅探监时对邱会作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律师也没请。

李作鹏（资料图） 
李作鹏忙着“种自留地”
9月1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
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各自回去“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本单位的事情。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鹏8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段时间，8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月7日、8
 日还在武汉。“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乱，几天不在家，就会堆积山一样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
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李作鹏又吃安眠药睡了，因为吃了双倍的药，睡得比较踏实。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夜，是不是与晚上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江、姚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作罢。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毛泽东曾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三叉戟是强行起飞。李作鹏不服气：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下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
 

吴法宪（资料图）
  吓得魂飞魄散
9月12日，对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吓得最厉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后，吴法宪叫车与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而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陈绥圻找出前两次的检讨材料，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而吴法宪按周恩来的指示，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
下午就这样紧张地过去了。9月12日晚8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后，还有一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6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性问题。谈话结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胡萍回忆，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林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吴法宪）了，你（胡萍）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
当时（即得知一架大飞机被调到北戴河后）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5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13日凌晨1点，周总理让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往哪儿飞，飞机降在哪儿。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我一一报告。飞到赤峰附近，我提出是不是拦截？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向西时，我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15分钟，没有回答。周总理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我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周总理又来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要我用脑袋担保。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他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我向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两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理说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小人物费四金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搞政变，怎么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事件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下去，自己的结局可能会很悲惨；如果“作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专案组组长纪登奎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的坚持，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黄吴李邱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临时”了4年，原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四大金刚”与林彪的妻子叶群爬长城（资料图）
黄永胜之子黄春光的回忆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回忆：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他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说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过完10月1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分析，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11点多，秘书看见，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它干什么？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4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去看。终于说可以看了，母亲却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还我清白以后再见。
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同意了。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以后我们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他答，当然是林，跟林彪打仗多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