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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损失。“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依然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继续对蒋介石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地区的斗争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每天通宵达旦，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提出建议，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军军部。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军部困境的建议，“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收到了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围魏救赵”变成了“全面反攻”。
面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借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刘少奇在分析了实行军事反攻的不利之处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穿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行为，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
从损失九千到扩编九万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组建起不可战胜的新四军。
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3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与此同时，八路军已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50余万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由军法审判。对此，刘少奇当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想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损失9000，整编90000。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多万人。
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刘少奇创造性地落实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机，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刘少奇把这看做是天大的好事，抓住这个机会，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军。
新四军统一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辖，而中共东南局因项英遇难和情况变化已不能发挥作用，中共中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相应的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以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配齐配强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不但新四军八路军新合编的部队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成建制整编为新四军的八路军老部队也进一步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很快形成全军政治上一致，解决了各师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刘少奇通过写文章、发文件、讲话，反复宣传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既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批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说如果我们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它不许我们就不能办，那我们不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了吗？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皖南事变的惨重打击是放弃独立自主，以退让服从求合作的恶果，进而认识统一战线理论的正确性。
5月下旬，日军发动了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的大“扫荡”。刘少奇同陈毅领导新四军的3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至8月20日，在3个月的“反扫荡”中，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日伪军1089人，击沉敌汽艇13艘，缴获炮1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123支，并破坏路345里。通过“反扫荡”的锻炼，新四军越战越强。
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在皖南事变后对新四军的恢复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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