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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年，是 " 同治中兴 " 的起点。
这年的 8 月 22 日，咸丰皇帝爱新觉罗 · 奕詝死在了热河行宫。他生前留下的人事布局——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名顾命大臣，被恭亲王奕訢联手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以秘密政变的形式突袭逮捕，肃顺被直接处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余者或被革职，或被充军。
前任皇帝去世，八位顾命大臣被连根拔起，清帝国的内政与外交，有了改弦更张的空间。
咸丰"以夏制夷"
咸丰皇帝奕詝自二十岁登基，即致力于在对外政策上重拾 " 以夏制夷 " 的昔日荣光。那些在道光时代因主张抚绥议和而受重用的官僚，在咸丰初年纷纷下台。浙江宁绍台道咸龄，被开缺的罪名是 " 惟夷首之言是听 "，闽浙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巡抚徐继畲，被免职的罪名是 " 委曲以顺夷情 "；朝中大佬穆彰阿与耆英被革（降）职时，皇帝甚至亲笔撰写了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排挤中伤主战派，" 抑民奉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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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道光时代因主张抚绥议和而受重用的官僚，在咸丰初年纷纷下台。
浙江宁绍台道咸龄，被开缺的罪名是 " 惟夷首之言是听 "，
闽浙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巡抚徐继畲，被免职的罪名是 " 委曲以顺夷情 "；
朝中大佬穆彰阿与耆英被革（降）职时，皇帝甚至亲笔撰写了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排挤中伤主战派，" 抑民奉夷 "。 6park.com

取而代之的政坛红人，是那些长期被弃用的主战派，比如曾在台湾与英国人发生过武力冲突的姚莹。
可惜的是，这种强硬立场，建基于一种盲目的自信，并无真切的实力作为支撑。
1858 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不得不接受《天津条约》的咸丰，只能将帝国的荣光寄托在外交礼仪之上。他向前方负责谈判的官员下达指示，要求条约中必须规定，西方使节来华，" 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 "，理由是：若允许西方使节在觐见时以鞠躬代替跪拜，自己必会颜面尽失，清廷 " 何以为天下共主 "？
但清军毕竟是战败了，咸丰的指示无法得到贯彻。
《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里，白纸黑字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觐见大清皇帝时，必须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可用的对策，只剩下回避与西方国家使节会面。
1860 年，因换约纠纷，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全部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 " 亲呈大皇帝御览 " 这一条，表示 " 万难允许 "，责令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坚决抵制，还说了重话——若抵制不成，" 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
当然，决战并不存在。皇帝匆忙逃去热河，英法联军攻入京城，烧掉了圆明园。恭亲王奕訢奉命收拾残局，与列强签订新的《北京条约》。洋人退去，英、法两国也承诺不再坚持让公使入觐 " 亲递国书 "，但咸丰对这种承诺并不放心（毕竟外国公使已经正式进驻北京），他坚持留在热河，不愿回返京城，且对恭亲王奕訢以平等礼仪与洋人会见一事伤心欲碎：" 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
1861 年，咸丰骤然死于承德，清帝国紧绷了多年的对外强硬立场，瞬间就松弛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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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恭亲王奕訢 6park.com

肃顺整肃官僚集团
作为奕詝唯一倚重的权臣，肃顺不是一个坏人。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咸丰时代，他是最有政治理想的高层官僚。
肃顺是满人，但他很罕见地愿意结交、重用汉人。《奴才小史》里说，肃顺当政之时，对待满员 " 眦睢暴戾，如奴才若 "，对待汉官却 " 颇为谦恭 "，理由是 " 咱们旗人浑蛋多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在咸丰时代得到重用，都与肃顺有直接关系。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是肃顺的建议；左宗棠遭人弹劾，也是肃顺维护褒奖；郭嵩焘这类开明汉族知识分子，也是肃顺着意结交的对象。
肃顺也是咸丰朝整肃官场腐败最积极的人。咸丰八年，他查办 " 戊午科场收贿案 "，杀了包括大学士柏葰在内五位中央官员，数十名高官与新中举人被革职或者流放。咸丰十一年，户部为逃避肃顺对 " 宇字五号案 " 的追查，纵火焚烧了户部档案，大火持续了六个时辰，相关文档字据全部付之一炬。户部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肃顺反贪是在玩真的。所以，大火之后，该案仍有数十名高官被革职抄家。
除此之外，肃顺在政治生涯晚期（亦即被杀前夕），还曾 " 奏减八旗俸饷 "，理由是 " 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要钱耳 "，不足以充当朝廷的统治基础，还要消耗朝廷大量的金钱。
凡此种种，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所以，处决肃顺让整个官僚集团欢欣鼓舞，囚车经过之处，" 其怨家皆驾车载酒 " 前往围观，指使儿童朝囚车扔泥土瓦块，痛骂 " 肃顺亦有今日乎！"
肃顺死了，清帝国官场多年来的战战兢兢，也瞬间松弛了下来。
议政王与太后的"改革"
毫无疑问，咸丰和肃顺，是爱清帝国的。
但就维护政权而言，他们那种爱清帝国的方式并不正确。与列强掰手腕争 " 大国尊严 "，与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旗人群体为敌，都只会加速清帝国的灭亡。
他们死了。
纠正他们生前的内政、外交路线，就成了新任议政王奕訢与新晋太后慈禧的首要之务。
英法联军初来时，奕訢也曾是慷慨主战阵营里的一员。奉命议和之初，他仍幻想着可以整顿清军固守京城，一度强硬要求联军先行退兵，然后再释放扣押的英、法俘虏。但现实无情，清军不但一触即溃，而且 " 开门纳敌 "，联军几乎未损一兵一卒就进了北京城。留给奕訢的，只剩下城下之盟。
签订《北京条约》时，奕訢的内心是忐忑的，他担忧 " 目前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 "。但联军 " 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 "，竟能依照条约，主动退出京城，又让他颇有一些意外。在给咸丰的汇报里，他说这些洋人 " 渐觉驯顺 "，" 志在通商 "，并无夺取清帝国政权的野心，可以用信义来笼络他们，" 驯服其性 "。驯顺、驯服这些字眼，既是在迎合咸丰的口味，多少也代表着奕訢内心的真实想法。
真正让奕訢对近代条约外交产生信任，是 1864 年的 " 李福斯事件 "。
这年春，普鲁士首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由天津进入北京，计划赴总理衙门面见奕訢呈递国书。在大沽口，李福斯见到三艘丹麦商船，遂直接将其扣押（普鲁士与丹麦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刚刚接触到《万国公法》的奕訢，以书中所载国际法为依据，谴责李福斯，说他在中国洋面扣留他国船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扬言此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总理衙门将拒绝接待李福斯一行。李福斯只好派人到总理衙门谢罪，承认此事 " 咎在我国 "。
1864 年 8 月，奕訢奏请拨款印刷《万国公法》。在奏折里，奕訢特意强调了李福斯事件：" 本年布（普鲁士）国在天津海口扣留丹（麦）国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
次年 2 月，300 部由总理衙门大臣做序的《万国公法》，被分发给各省督抚参考备用。清帝国终于开始尝试走出 " 华夷秩序 "，开始意识到遵重条约外交的重要性。
大略同时，清帝国的官僚系统，也接收到了来自慈禧太后的极大善意。
太后不关心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如何，也不关心官员们是否贪腐成灾，她关心的是官僚系统对最高决策层（也就是她自己）的向心力。她的执政方针是 " 博宽大之名 "。
派人担任科考搜检工作时，太后的指示是 " 勤慎当差、莫要多事 " ——好好干，别像肃顺那样整出一大堆事情来；见到御史弹劾自己的亲信，太后的第一反应是 " 此无他，不过我所用之人总不好 "，要弄死这个对自己没有向心力的御史，而当获悉御史此类弹劾不过是官场陋习，只为敲山震虎多收几份炭敬时，太后的反应就成了 " 大笑 "。
太后很明白，官僚们的日子过舒服了，自己的日子才能舒服。在这一点上，她比自己的丈夫有见识。
搬运、学习近代技术文明
奕訢与慈禧在 1861 年启动的 " 改革 "，核心内容有三。前文已提到了两点——尊重条约外交；与官僚系统和解。第三点是：将近代军事成果与工业技术搬运进来。
这种搬运，并非易事。" 阿斯本舰队事件 " 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862 年，奕訢曾试图通过总税务司李泰国，自英国购回一支现代化的舰队。但李泰国有着奕訢所不知道的盘算，他拿了清廷的钱，所致力于组建的，却是一支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只听命于自己的私人舰队。
1863 年 1 月，李泰国与他所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斯本（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包括了 13 项条款的合同，
其中第二款规定：" 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意即：阿思本不仅仅是这一支舰队的司令官，也是中国所有官船（无论中央和地方）的司令官。
第四、第五条又规定：" 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 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 "。意即：舰队虽然是中国出钱购买的，名义上属于清帝国，但舰队司令阿思本只听李泰国的指挥；李泰国名义上接受清廷领导，但只要他不爽，就可以拿 " 阿思本不能照办 " 这条理由，拒绝将清廷的旨意传达给阿思本。
如果李泰国的阴谋得逞，那么他将拥有一支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东亚的可怕的军事力量，李泰国将成为整个东亚的太上皇。
奕訢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花了出去，而且超支。总理衙门的官员，无法从李泰国那里获知任何详细报告，无法掌握具体的开销账目，根本不知道李泰国把钱花在了哪里。而李泰国招募的 600 多名英国官兵已经到位，" 合同十三条 " 也已经签署完毕。
1863 年 9 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一道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听任阿思本解散舰队，清廷的全部投入将血本无归。
最后，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提点和斡旋下，军舰被送回英国，由英方负责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一职被解除。在这场搬运闹剧中，清廷支出白银 146.2 万两，收回 56.9 万两，亏损 89.2 万余两。
直接搬运器械的损失如此惨重。培养合格的技术搬运人才，很自然地就成了改革的当务之急。
1866 年，奕訢上奏请求在他一手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内，添设 " 天文算学馆 "，理由是 "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口，奕訢还在奏折里胡说八道，宣称西学的根在中国，只不过洋人心思缜密，善于运思，所以现在水准才高于中国，但究其本质，西学的源头仍然是中学。他希望，翰林院里那些编修、检讨、庶吉士们，也能够放下成见，加入到天文算学馆里来，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技术搬运人才。
但成见是不可能放下的。因为成见背后，关乎到切实的利益——朝廷要培养技术官僚，政治官僚们不可能没有话说。大学士、帝师倭仁亲自披挂上阵，强调立国之道在 " 在人心不在技艺 "，痛骂奕訢的做法是 " 以夷变夏 "，将会招致亡国灭种的结局。倭仁是清帝国政治官僚的最高代言人，在他身后，还有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一长溜政治官僚结成了攻守同盟，在声势上，远非奕訢一人所能抵御。
不过，倭仁们的声势再大，在 1866 年的 " 同文馆之争 " 中也不会有胜算。因为培养技术官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系爱新觉罗的天下；政治官僚的利益，必须为爱新觉罗的利益让道。所以，当纷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两宫太后站了出来力挺奕訢，下旨要求倭仁随时留心寻访精于天文算学的国产之人，且命他在总理衙门行走。倭仁高举反对西学的旗帜，这个职务，对他是一种含蓄的羞辱。
双头体制的消亡
靠着两宫太后的支持，奕訢获得了 1866 年 " 同文馆之争 " 之争的胜利。对奕訢而言，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五年前，他本是议政王，与两宫太后共同执政，是清帝国双头体制的一端，他可以针对倭仁下达命令，而不必求助于两宫太后。
但双头体制是没办法在改革中维持太久的，因为所有的改革，本质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任何一头因为改革而获益，都会引致另一头的不满，进而这种不满就会变成改革的绊脚石。
自然，当奕訢通过支持曾国藩、李鸿章一干人等，在改革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时，慈禧太后也是不高兴的。1865 年的 4 月 1 日，太后与议政王当面起了冲突。慈禧痛责奕訢重用汉人，" 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 奕訢不服，慈禧又发飙，" 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 奕訢回嘴，" 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然后自久跪中擅自站起，慈禧又 " 大呼言恭王欲打她 "，太监们只好把奕訢先弄了出去。
次日，慈禧写下一份字体幼稚、错别字连篇的亲笔懿旨，责备奕訢自当上议政王以来，" 妄自尊大，诸多狂敖 ( 傲 ) ，以 ( 依 ) 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 ( 制 ) ，往往谙始 ( 暗使 ) 离间，不可细问 ……"（括号内为对慈禧错别字之更正），宣布要革去奕訢的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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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字体幼稚、错别字连篇的慈禧亲笔懿旨 6park.com

慈禧与奕訢翻脸的前一年，也就是 1864 年，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在这个时节拿 " 重用汉人 " 跟奕訢算账，明摆着是要煽动朝中久怀不满的满族亲贵，打破双头体制，将奕訢从摄政王的位置上拉下来。
满族亲贵们确实有很多的不满。1864 年，全国总督缺额 10 名，旗人只占其 2，汉人占了 8 席；全国巡抚缺额 15 名，全部被汉人占据。
但奕訢也有他的苦衷。自 1850 年太平天国起事，为了保住爱新觉罗的皇权，重用汉人为地方督抚，就一直是朝廷的既定策略。这一年，全国总督缺额 10 名，旗人只占 4 席，汉人占了 6 席；巡抚缺额 15 名，旗人只占 1 席，汉人占了 14 席。再往后，整个咸丰时代一直在与太平天国作战，肃顺也就一直在重用汉人。奕訢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因袭故智，慈禧给他扣大帽子，说他重用汉人是要葬送爱新觉罗的天下，他自然不服。
慈禧不在意奕訢服与不服，她在意的是可以在 1865 年将奕訢的议政王头衔摘掉，从而废除双头体制。完成了这个目标，奕訢之前如何重用汉人督抚，慈禧也继续如何重用汉人督抚；一如当年奕訢杀掉肃顺后，肃顺之前如何重用汉人督抚，奕訢也继续如何重用汉人督抚。事情的关键，不在改革措施的对错，而在改革措施由谁掌控，改革之后由谁获利。
依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醇亲王及曾、左、李等地方督抚之间的亲密关系，奕訢得以继续任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与慈禧之间，在名份上已有了高低。后者在二线垂帘，是最终决策者；他在一线忙碌，是信息处理枢纽，是中转站，是提议者和执行者。光绪二年，文祥去世；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奕訢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与慈禧之间的 " 一、二线关系 "，也就愈发明朗了。
一线执行者，天然要做二线决策者的替罪羊，史上所有的 " 一、二线关系 "，都是脆弱的。奕訢与慈禧，也不能例外。光绪十年，也就是 1884 年，借着中法战争失利这一由头，慈禧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实施了大换血，恭亲王势力被迫从朝堂全面退出。这就是让李鸿章 " 念之心悸 " 的 " 甲申易枢事件 "。
中法战争的失利，奕訢领衔的军机处，自然是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于和战不定。但这种和战不定，根源又在于慈禧的立场不明——她一面以谕旨安抚致力于 " 维持和局 " 的李鸿章，一面又放纵朝中清流弹劾包括李鸿章在内的 " 主和派 "，军机处自然是无所适从。
此后，这位 1861 年改革的启动者，在自己的恭亲王府中，默默度过了漫长的十年，直到 1894 年被重新启用为总理衙门大臣。1898 年 5 月，奕訢去世，临终前对着光绪 " 张目 " 说道：
" 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信小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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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