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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北洋政府骗走日本一亿四千万”的“给力大事”，正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西原借款”事件：1916年至1918年，北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寺内内阁签订的一系列贷款协议，总金额高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由于经办人是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亲信西原龟三，因此史称“西原借款”。
这样一笔巨款，除了第一期的500万日元，在1920年偿还完毕外，其余的一亿四千万日元，北洋政府都是崩子儿没还，拖到北洋政府垮台，1928年国民政府在“全国财政会议”上一句“对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就叫这笔数额巨大的“欠款”，就此不了了之。“北洋政府骗走日本一亿四千万”的说法，也从此长期流传。其实，以《北洋人士话沧桑》里的记载，“借钱”的段祺瑞，当时就说过“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大起来，直接一瞪眼全拉倒”。再看最后结果，没拿回钱的日本，似乎是当了冤大头。但素来精打细算的日本，真能这么轻易上当？

这就要首先搞清楚：为什么北洋政府要借钱？为什么日本当时肯出这笔钱？“西原借款”发生时的1916至1918年，是北洋枭雄段祺瑞风光无限的年代，却也是他主政的北洋政府，日子一年不如一年的苦年头。本来就是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各地画地为牢，北洋政府连正常的税收都收不上。以段祺瑞心腹曹汝霖的回忆说：北洋政府当时每月亏空八百多万，月月拆东墙补西墙。名义上“中央政府”，眼看就揭不开锅。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新上台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派特使西原龟三前来“送温暖”：缺钱？你找我啊！

比起家徒四壁的北洋政府，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却正是钱包发鼓的时候：由于欧美列强都忙着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未参战的日本，在亚洲吃起了独食，一战前债台高筑的日本，当时每年贸易顺差七亿日元，银行现金储备突破十五亿，摇身成了列强里的新土豪。手里有钱的日本，当然心思也活络起来：既然之前因为《二十一条》，闹的中日关系降到冰点，那这次就换个办法——用钱砸。

于是，在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后，其炮制的《对华借款方针》就火热出炉，表示要以大量资金投入，换取日本在中国的“有利的权益”。而“西原借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值得一提的是，比起之前欧美列强的对华“贷款”来，“西原借款”确实很“良心”：比如当年袁世凯跟五国银行签订的《善后大借款》，贷款总额2500万英镑，但扣掉“佣金”等手续费，最后中国拿到手的，竟只有760万英镑。而“西原借款”呢？中间没有任何手续费，段祺瑞政府拿到手的，就是实打实的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对于当时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来说，这似乎是笔难以拒绝的钱。当然，日本人可不是善男信女，借钱的目的就是“有利的权益”，而以寺内正毅本人的算盘说，他更想把段祺瑞变成亲日的傀儡。因此“在中国投资一亿日元，其效果可与其他国家投资五亿至十亿相匹敌”。所以在借款条件上，日本人也不停夹带私货：“西原借款”的八笔借款合同，以“参战”“交通银行业务整理”“电信”“吉会铁路”“山东二铁路”等为名义，条约细则深入到中国各方面，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所以，虽然段祺瑞心安理得的觉得“谁打算还他呀”！可日本也不傻，你不还？人家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找补回来。拿到钱的段祺瑞，放心大胆的用这笔钱维持政府开支，甚至招兵买马“武力统一”，北洋军阀的战乱也进一步升级。这些，恰是打着“借款”名义扩张对华权益的日本，最希望看到的。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西原借款”的大坑就已初现：当中国提出收回山东权益的正当要求时，日本就搬出了“西原借款”关于山东问题的相关条文，直接让中国代表团陷入了被动里。

而其他的“借款条件”，更给日本侵华，打开了种种方便之门。比如“交通银行业务整理”这条，就让日本金融业拿到了对华投资的优先权，对华金融贷款暴增十倍。又比如“吉黑林矿借款”，日本出了点“小钱”，就拿到吉林黑龙江的林矿主权。“满蒙四铁路”这条，更叫日本控制了吉会线长开线等铁路线路。日本的对华投资与贸易利润，也从此滚雪球般激增。这些借款协议，成了日本对华经济政治渗透的急先锋，看似被“赖账”，其实收获颇丰。所以坚持“西原借款”的寺内正毅，虽说因此也受了好些攻击，但在他下台之后，依然洋洋自得表示：“（西原借款）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中国之权利，何止倍于二十一条”。确实，当年日本处心积虑逼签《二十一条》都没拿到的好些特权，却通过“借款”拿到了！甚至复盘多年后的抗日战争，好些个大坑，也恰是“西原借款”时挖下！所以，“骗走日本一亿四千万”的事情，与其说是“外交妙笔”，不如说，是一桩因为短视造成的，发人深思的外交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