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氏与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
有关乾隆皇帝情感经历的野史传说层出不穷，可是真正了解乾隆的人都知道，他这一生真正深爱的女人只有一个。他能在乾隆烦躁时，如同一朵解语花，轻轻一握手，颈后的一个深吻，也能陪他纵情玩嬉，纵马奔驰，甚至偶尔也一试挽弓射箭。她独一无二，还因为他是乾隆的第一个女人。第一次永远是最美好的，它不可复制。即使富察氏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然而由于她与乾隆携手经历了人生的那么多新鲜，她也注定会成为乾隆心中的唯一，永远无人可以取代。
雍正五年
 
（1727年），雍正心中未来的继承人弘历虚岁已满十七。这正是皇子结婚的最佳年龄。为弘历选妃，其实就是为大清挑选未来的皇后，雍正煞费苦心。理所当然，新娘出身名门。她比乾隆小一岁，姓富察氏，在汉语里又被译作“傅察”“富尔察”，女真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有清一代，这个姓氏名臣辈出，为清王朝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至于富察氏本人，郎世宁为她所绘的油画大像存留至今。从画像上我们可以看到，她皮肤白皙，目光清澈，算不上妖艳夺目的国色天香，可称得上平正端凝的中上之姿。画像上的她神态温婉平和，毫无张扬骄矜之气，显示出良好的风度和修养。
她独一无二，仅仅是因为她是第一个。第一次永远是最美好的，它不可复制。即使富察氏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然而由于她与乾隆携手经历了人生的那么多新鲜，她也注定会成为乾隆心中的唯一，永远无人可以取代。就像小王子的那朵花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事实上她处于五千株和她一模一样的花儿之中。原因就是因为她是他的第一朵。……更何况，富察氏绝非一个平凡的女子。她是草丛中的玫瑰，鸡群中的凤凰，她的出类拔萃一目了然。正像八字所说，“占得妻星最贤最能”，乾隆确实是古往今来难得的幸运之人。
作为一个有深度的男人，乾隆对女人的要求当然不仅是外表，他更在乎的是内涵和性格。在门第、外表和性格这三大因素中，富察氏最为突出的就是性格。富察氏是一位既聪明透顶，又天真烂漫；既精明过人，又大气温柔；既识大体，又重小节；既善解人意，又有原则；既含蓄婉约，又可以笑唾檀郎的女人。在乾隆忙于事业时，她以自己的精明协调管理后宫，安排照顾皇子的生活和教育，让他不致分心。在他遇到困扰情绪烦躁之际，她如同一朵解语花，迅速读懂他的内心，恰到好处的轻轻一握手，亲手递过来的一片小吃，不声不响在他颈后的一个深吻，能给他极大的安慰，让他的心境迅速走出阴郁。当他心情极佳，精力无处发泄时，她又能陪他纵情玩嬉，陪他在围场纵马奔驰，甚至偶尔也一试挽弓射箭。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并不容易，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即使对于皇帝来说也是如此。弘历为人，既志大心雄，才华横溢，又自命不凡，不自觉地高己卑人，是一个极度挑剔的完美主义者，能被他看得上眼的人没有几个。然而对这个结发妻子，他却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
登基之后，进入后宫的年轻妃子越来越多。在皇后容貌褪色的同时，她们如同一朵朵含露的花朵，竞相绽放。然而皇后却依然深深地吸引着皇帝。皇后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就像一坛芬芳的酒，岁月越老，就越醇香。富察氏是他永远的大后方、大本营，永远的温柔港湾。随着岁月流逝，皇帝日渐觉得皇后的娴静、温柔、持重，不急不躁不妒，像一块贴身的玉石，时刻调适着他的政治体温。共同生活的时间越久，他们相处得越谐和，相互能读懂对方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知道彼此的内心需要。正是因为有她在，他才能精力充沛地处理国务，把大清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

孝贤皇后富察氏
乾隆十三年 （1748年），三月初三日，新雪初晴……这场令皇帝兴奋不已的新雪，却让皇后感冒
了。好在从七日到十一日，从济南到德州，皇后的病情一直平稳，经受住了陆路的颠簸。坐上了船，皇帝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有心情观赏窗外的景色了。皇帝记得，刚出京时，德州柳树刚染了一点新绿，而今河岸已经是绿云红雨，春色纵横。不料，就在皇帝欣赏运河春色，打算作诗的时候，太监神色不安地来到皇帝身边，通报皇后身体又觉不适了。
皇帝一惊，立刻起身，来到皇后的画舫。皇后脸色苍白，浑身冰冷，见了皇帝勉强一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没什么大事。”一语未了，人已经昏了过去。
皇帝立足不稳，险些跌倒。十多名御医一齐被召上青雀舫。黄昏时分，皇后在皇帝的凝视中去世了。
也许是因为父亲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基之初，就对13这个数字抱有不祥的预期。他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 （《清高宗实录》）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差地实现了。这一年，乾隆遇到了两件“大不称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小小顽敌清军骑虎难下，清朝政府面子丢尽；另一件是孝贤皇后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后的去世没有影响大清帝国的运转。事实上，古往今来，几乎没有哪个皇后之丧引起过国家这样大的变故。
在乾隆皇帝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个风光盛大的葬礼，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后的去世，对皇帝和对别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他人很难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对朝中大臣们来说，皇后的丧事对他们不过意味着例行公事地完成丧礼礼仪，对各地疆臣来说，也不过是给皇帝写一封表达悲痛的奏折而已。这是国朝百余年来的定例，谁也没有料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一场全国官场的灾难。
在葬礼办理过程中，懒惰懈怠的官僚体系一再出现一些心不在焉的错误。皇后去世一个月后，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一小小过失让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见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从重判为绞监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认为判得还不够重，甚至因此认为刑部官员庇护原尚书，将刑部所有官员都一律革职，将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消息传出，全国官员都大惊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惊刚刚开了个头。丧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横挑鼻子竖挑眼。五月间，因为皇帝认为皇后的册宝制造得不够精良，“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把工部全堂问罪。又因为祭礼所用的桌子不够干净，把光禄寺主要官员一律降职。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出现小小纰漏，礼部尚书也被降级。
事情到此远远没有停止。清制辫发，十天半月就要剃头一次。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不过，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大清会典中并无记载，开国日久，一些满族官员对此也已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百日内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责任。因此，皇后之丧中，许多人也剃了头。皇帝发现之后，大动肝火，认为这一是证明官员们对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无哀痛之情；二是证明朝廷纲纪不振，百年成法开始被破坏。一开始，他想把几个剃头官员一律处死，最后深入调查之下，他发现剃头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无省不有，才不得不轻判。但对于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这样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头，他却无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赐周学健及另一个违制剃头的湖广总督塞楞额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因此革职。
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顺眼。当他发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立刻大发雷霆指责说：“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永璜与永璋因为这次事件，失去了竞争皇位的机会。
对两个小孩子如此狗血喷头地痛骂，显示出皇帝正处于某种心理失常的状态。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来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平静无事？
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所有的官员都对皇帝刮目相看：原来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温和儒雅、宽厚仁慈、自制力极强的君主，竟然还有这样喜怒无常、任性纵情、残酷冷漠的一面，看来他们对皇帝实在是太不了解了。看来这个人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雍正的酷烈无情，他一丝不少地继承下来了。
后人回顾历史，发现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转折点。“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高阳《清朝的皇帝》）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学家说，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常无故指责别人。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能体会理解他的痛苦，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当人们不能理解或感到厌烦时，他们的情绪就会出现强烈的波动。皇帝在极度悲痛中，无法控制自己，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青年时期的乾隆皇帝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但是，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他们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举报自己属下的官员贪污不法。举报信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帝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气愤。他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位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他颁布命令说：“贫穷的老少男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农民，“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每人所负不超过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势众，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乾隆慨叹说：“我自登基以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书名：饥饿的盛世 作者：张宏杰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