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阶级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咬牙切齿，极端敌视。“公知”阶级争辩说，不对，我不是敌视人民，而是“通过批评人民的缺点来为人民服务”;因为中国“民智未开”、“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毋庸讳言，许多中国人的确有许多陈规陋习，也的确需要批评。但批评的大前提是“与人为善”——毛泽东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6park.com
一.“公知”阶级和阶级分析法
二.“公知”的共同特色
三.“公知”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本性
四.“公知”与电信诈骗犯
五.根本问题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一.“公知”阶级和阶级分析法
何谓“公知”?
按《南方人物周刊》的标准，“公知”必须同时满足三条：1.“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2.“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3.“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这三条的实际意思是什么?
第一条排斥了一切普通老百姓：“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专业知识文凭”，不是“知识者”，一概没有资格当“公知”。
第二条实际排斥了一切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理工科的专业是跟自然打交道而非跟社会打交道。搞理工的只要敬业，那必定忙本行的事都忙不完，能有多少心思、功夫和精力放着本行不管而去管社会、整天忙着“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且因此而出大名?因此实际能做到这一条的只能是文人——专跟社会打交道、号称具有文、史、哲、政、经、法等人文专业“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南方人物周刊》当年评选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中只有一个科学家，也就是说98%的“公知”都不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不是因为怕太露骨，保险连这唯一的一个科学家也评不上“公知”——在正牌“公知”眼里，搞理工的在社会学领域里根本没资格算“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插手社会事务纯属“不务正业”、“班门弄斧”、“捞过界”、“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陈有西说：“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方法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朱学勤说：“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人大张鸣说：“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把所有这些联系到一起就可以明白：尽管不直接说出来，但“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这条标准的真正含义是把一切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排斥在“公知”之外。
(说明一下：“文人”未必是“学文的出身”——比如学火车出身的茅于轼就改行搞了“文”。所以“文人”的意思是“搞文的”而不是“学文的”。)
第三条实际排斥了一切不认同“公知”有高人一等特权的人，包括文人：“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注意，是“批判”而不是“批评”。“批判”意味着“根本否定”，意味着“对抗性矛盾”。“具有批判精神”意味着不平等且高人一等——我全对，你全错，只有我彻底否定你、“批判”你的份，没有你辩解反驳我的余地，更不用说反过来批评我的权利了，双方的关系完全不平等，因此才需要“批判精神”。如果双方关系平等，那就得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平等意味着谁也不天生、永远、绝对比谁高明，因此我可能对，也可能错;我有权批评你，你也有权批评我，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内部矛盾，因此决不能用“批判”而只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用“批判精神”而不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单方面赋予自己无条件训斥指责别人的权力——“绝对否定权”、“绝对批判权”。
“绝对批判权”说白了就是绝对骂人权——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许我骂你，不许你还嘴。这是什么权力?奴役监工权。什么人才有这种权力?奴隶监工。只有奴隶监工才可以不管奴隶如何拼死拼活，照样鸡蛋里挑骨头，照样不由分说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而且永远不许奴隶反抗。只有奴隶监工才可以啥也不干，光靠骂人就能吃饭。只要有了奴隶监工权，自然就把别人变成了低人一等的奴隶，把自己变成了高人一等的监工。有了“绝对批判权”，自然就把别人变成了低人一等的精神奴隶，把自己变成了高人一等的精神监工。“公知”就这样在“批判精神”、“有担当”的动听名义下给自己篡夺到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
拥有“绝对批判权”意味着独霸“真理解释权”——既然只有我否定你、没有你反驳我的份，那就意味着我是“真理的化身”、永远不会错。既然我永远不会错，那是非对错当然全由我说了算，我可不就独霸了真理解释权?
“真理解释权”是软权力之首。软权力是硬权力之根。谁垄断了“真理解释权”谁就垄断了软权力。谁垄断了软权力谁就最终掌握硬权力——“真理标准大讨论”，谁赢谁当权上台，谁输谁交权下台。
“真理解释权”是一切软权力之本——谁掌握“真理解释权”谁就控制“规则制定权”;谁控制“规则制定权”谁就控制“分配权”;谁控制“分配权”谁就能控制一切。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这条看上去平淡无奇，实际这趟浑水极深，杀机无穷，奥妙无穷。最要害的是它赋予“公知”高人一等的特权，成为隐形贵族——“精英”，还美其名曰“道义担当”、“理想者”。
这三条标准，第一条规定“公知”必须有“精英”文凭——没有文凭的普通老百姓不够格;第二条规定“公知”必须是文人——专心本专业的理工科知识分子不够格;第三条规定“公知”必须是有“精英”特权的文人——不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的人文类知识分子也不够格。三条一综合，“公知”只能是以“精英”自居、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的文人。
这三条标准表明“公知”是一个有特权地位的利益团伙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没有特权、跟普通老百姓地位平等的知识分子属于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所以叫“知识分子”：人民中的一分子。而“公知”呢?不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不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不属于“知识分子”，而是一群享有特权、高人一等的文科类“知识精英”，自成一家的利益团伙。这伙人不但不屑于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而且也不屑于跟普通“知识分子”为伍——《南方人物周刊》用“公知三标准”明确地使“公知”与“知识分子”划清界限，明确地宣布“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公知是公知”，“公知”≠“知识分子”。这种划清界在具体称呼上也体现了出来：《南方人物周刊》称“公知”为“知识者”;“公知”们则总自称“知识人”——不是单个的“分子”(“知识分子”)，而是结群的“利益团伙”(“知识者”、“知识人”、“知识精英”)
(不过“公知”们只有春风得意分赃争特权时才积极跟“知识分子”划清界限，才会搬出三条标准证明“公知≠知识分子”。但如果形势不妙，“公知”们马上就会把这三条标准掖到裤裆里，再不说“公知”和“知识分子”不是一回事，而要以“知识分子”自居，把“知识分子”变成掩护“公知”的“人肉盾牌”——“迫害知识分子”、“轻视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
可见“公知”不是孤立分散互不相干的个人，而是利害一致的利益团伙——“公知”团伙;更确切地说，是利益阶级——“公知”阶级。“公知”问题不是“知识分子”问题，而是“公知”阶级问题。这就决定研究“公知”不能就人论人就事论事，不能跟“知识分子”混为一谈，而必须当成一个阶级来对待，用阶级分析法处理——从分析“公知”阶级的阶级地位入手，根据其阶级地位的存在分析其根本的阶级利益，从他们根本的阶级利益需要出发分析他们的一切立场、诉求和行为特征。只有一切跟“‘公知’阶级的根本利益需要”这一总纲相联系，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由此可见我以前所用的“文人‘公知’”这个提法不妥不对。第一，“公知”必文人，在“公知”前再加“文人”二字是内容重复、画蛇添足。第二，容易误导——“公知”并非一切文人，仅仅是自命高人一等的贵族“精英”的那一部分文人。但不管如何澄清，“文人‘公知’”这一提法仍容易让人误解为一切文人都是“公知”，从而把那些坚持自己是人民一分子、并不自命高人一等的文人也当成“公知”。这就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此我在这里特意声明：第一，从此只用“‘公知’阶级”，不再用“文人‘公知’”这一提法。第二，我以前文章中所有的“文人‘公知’”应全部更正为“‘公知’阶级”。)
二.“公知”的共同特色
要分析“公知”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存在，得先从若干最典型最著名的“公知”入手，看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特色——比如，茅于轼、人大张鸣、贺卫方、陈有西、江平、资中筠、朱学勤、于建嵘、厉以宁、张维迎、盛洪、樊纲、吴敬琏、张曙光、张千帆、周有光、袁腾飞、袁伟时、邓相超、杨继绳、冯玮、童大焕、洪振快、吴思、丁东、易中天、马立诚、吴祚来、斯伟江、谢作诗、梁宏达、萧瀚、邓文初、郭世佑……这些知名“公知”有什么共同特色?
1.文人。
(有几个搞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比如搞“两弹一星”的、“神州”的、“天宫”的、“蛟龙”的、高铁的、航母的、大国重器的……这是不是规律?)
2.特权。
1).真理解释权、绝对批判权——“公知”独有的最大最根本的特权。就凭真理解释权和绝对批判权，“公知”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既然是非对错全由“公知”说了算，那“公知”就不可能有错误，就永远一贯正确，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随心所欲指责任何人、否定任何事、随便骂人、随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任何来自“公知”圈子之外对“公知”的任何质疑都属于“政治不正确”——“迫害知识分子”、“反智”、“民粹”、“无知”、“妒忌”……(翻翻老账，哪个“公知”肯承认自己有错误?)
2).不受市场规则支配的特权——工农不出产品就不能生存，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不出成果就不能继续，而只要当了“公知”、成了“精英”，收入就不再受市场规则的支配;不管干不干、干多少、干得怎么样，不管写的东西发表的演讲卖得出去卖不出去，都能旱涝保收，有赚无赔——体制内能拿钱，体制外也能拿钱，随便挂个顾问、名誉董事之类头衔都能拿钱。也就是说，“公知”拥有豁免“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原则的特权。(贺卫方多少年来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也没拿出来，照样活得滋润。“经济学家”给中国经济和股市算命，算一次错一次，照样神气活现。要是工农或工程技术人员如此这般还能保得住饭碗吗?)
3).不负责任、不承担后果的免责特权——任何普通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唯独“公知”不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既然拥有真理解释权、绝对批判权，那就永远正确。既然永远正确，那就不存在对后果负责的问题。这就决定“公知”永远不必在乎自己的言行和后果，不管造成多大的乱子、多严重的后果，“公知”都不承担责任，更不受惩罚。(借7.23动车事故掀起反高铁倾向性舆论狂潮、导致中国高铁损失惨重、在建的全部下马、已建的全部减速、外贸洽谈的全部中止的“公知”受到过任何追究、任何惩罚吗?大肆鼓吹、“顶层设计”了“下岗三千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房地产投机”、“金融投机”、大大激化中国社会矛盾的“公知”呢?对经济金融股市屡判屡错、让国家和老百姓吃足了苦头的“经济学家”呢?大肆鼓吹“接受南海国际仲裁”、“销毁核武取得美国信任”、“向美国买安全”、“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颜色革命”的“公知”呢?用“休克疗法”搞垮了苏联的外国“公知”呢?工人出了废品要受惩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出了差错要受惩罚，商业公司出了差错要倒闭，而所有这些问题和责任跟“公知”的馊主意及其后果相比算老几?然而哪个“公知”受到过任何问责、任何惩罚?这难道不是超越一切常人的特权?)
这三条都是“公知”独有、常人皆无的特权——除了“公知”，谁能如此?
3.个体户。
每个“公知”的发迹史都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个人成功史——考文凭、当“精英”都只凭个人努力，跟集体无关，跟协作无关。现代工业社会的成功，不管是过去的还是今后的都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合作。而“公知”的成功，不管是以前的还是以后的都不需要集体协作——也许功成名就之日会声明一下感谢某某人的提携帮助，但那仅仅是对过去的一次性的或数量有限的附加性帮助表示客气，但决不意味着自己的成功是集体协作的结果，内心深处仍然把成功归于自己个人有本事，并非靠别人的合作，因此并不欠谁的情，更决不会把今后的成功寄托在集体努力密切合作上。
这样的存在(只需要单打独斗、不需要集体协作、只要有特权地位自由环境就足以混世界)决定“公知”的思想意识行为特征跟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给自足自然经济中的小农民个体户没什么本质区别——只知道个体，不知道集体;只认同个人，不认同组织;只知道自由，不知道纪律;只知道个人奋斗，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集体协作密切配合，对管理现代社会、现代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分工合作、科学组织、严格纪律、密切配合等一系列科学知识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所不同的是，真理解释权和绝对批判权带来的特权使“公知”对这些不需要懂，也不想懂，更不屑懂。
4.纸上谈兵。
只读书，不实践;只有书本理论，没有实践经验;只有从理论到理论、从主观到主观的单向发展，没有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循环。这样的人除了引经据典玩弄词汇概念文字游戏空话连篇纸上谈兵外不可能有其他能耐。
5.嘴把式。
两层含意：
第一，只会卖嘴：“公知”人生的一切成功——考文凭、当“精英”——都靠主观夸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没有一样是靠实实在在的改变世界的实干成功而获得的。这样的经历决定“公知”只知道主观夸张，只懂得玩弄人们的主观情绪，不懂得联系实际，更不懂得遵循客观规律。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嘴把式”——光说不练;或者说“狗掀帘子——全靠一张嘴了”。
第二，只肯卖嘴——动口不动手，具体事都忽悠别人去干，自己坐享其成。送死拼命、流血流汗、吃苦受累等等代价都是别人的，最终成果都是自己的，美其名曰“空手套白狼”。
6.权迷。
对“公知”来说，只要考到文凭、当上“精英”就大功告成，就轻轻松松有了一切。这样的存在决定“公知”不可能不自视比整日辛辛苦苦实实在在苦干实干的工农群众和工程技术人员“高级”，不可能不自命“优等”，不可能不拥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下愚不移”，不可能不致力把自己的软权力变成硬权力，不可能不权迷心窍：
“学者型官员成政坛亮丽风景不只是耀眼标签”、“选拔学者型官员渐成趋势”、“超过七成的人员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陈有西说，“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继绝世、举逸民’，吸收各类社会精英到体制内做事”;胡星斗说，“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识型+亲民型+法治型官员”、“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殷庆言说，今后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应该“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刘启云说，如今“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
三.“公知”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本性
1.阶级地位
“公知”阶级的阶级地位是什么?——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
什么叫创造财富?最根本的创造财富是向自然索取，把自然界的资源转变成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品，或曰财富。一切工农群众和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类创造财富。
不直接创造财富，但为直接创造财富的人提供正当生存所需要的服务，就属于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首先是为工农群众和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服务。
而“公知”阶级呢?从上述“公知”阶级的共同特色可以总结出两条：
第一，都是文人，只跟社会打交道、不跟自然打交道，跟“创造财富”不沾边。
第二，享有特权，高人一等。既然高人一等，那就谈不上服务——地位平等才谈得上“服务”。地位不平等，对地位低的来说是“伺候”，对地位高的来说是“奴役”。“公知”阶级既然享有特权、高普通老百姓一等，那对老百姓就只有奴役而不可能有服务。
“公知”阶级既不创造财富，又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那靠什么生存?
答案只有一个字：抢——物质不灭，天上不会掉馅饼;既不创造财富又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不拉金屙银，又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抢怎么活?——土匪流氓诈骗团伙既不创造财富又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要生存就只有抢。“公知”阶级既不创造财富又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要生存同样也只有抢。
不同之处在于，“公知”阶级是“嘴把式”，不是象土匪流氓诈骗团伙那样用硬刀子硬暴力赤裸裸明火执仗直接明抢;而是利用手里的软刀子软暴力——真理解释权、绝对批判权，让自己获得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合法”奴役、间接暗抢。然而不管硬抢还是软抢，明抢还是暗抢，本质都一样，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抢，都是吃老百姓。
由此可见，“公知”阶级的生存之道关键在于获得“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靠这个特权地位不劳而获吃老百姓生存。
靠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不劳而获吃老百姓生存即贵族。因此“公知”阶级就是贵族阶级。
只是“公知”阶级这种贵族有其特别之处。传统贵族是显性的，皇帝直接册封的，明码实价公开标明;而“公知”阶级这类贵族是隐性的，利用“精英主义”、文凭主义自己给自己加封的，隐晦曲折不直接叫贵族而叫“精英”;不直接明确待遇只说“优待知识分子”、“尊重专家学者”……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靠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不劳而获吃老百姓生存。
“公知”阶级的代表人物自己也不否认他们就是贵族、就要当贵族，而且满不在乎以贵族自居：“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资中筠说：“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现在的中国社会缺乏真正的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陈有西说：“律师气质中，最需要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士大夫情结’”、“远行登高，君子之道——中国法律人的历史使命”、“到了贵族，到了白领，很有学问才称得上君子”……至于变着方地显摆“公知”是高人一等的贵族的花样更五花八门：“当代君子”、“中国绅士”、“东方淑女”、“无冕之王”、“杰出学者”、“著名精英”、“大牌律师”、“文明代表”、“人类良心”、“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
“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靠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吃老百姓生存”这一阶级存在决定“公知”阶级的性质——剥削阶级，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的吸血鬼、寄生虫：“对社会有建设性”意味着对社会有贡献、正能量;表现是要么创造财富，要么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而“公知”阶级两样都不沾，全靠当贵族、吃百姓生存。这样的阶级对社会当然毫无贡献，当然是累赘;当然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当然是剥削阶级吸血鬼寄生虫。
2.阶级本性和最主要的行为特征
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靠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吃老百姓生存”这一阶级地位决定了“公知”阶级的全部阶级本性、根本主张和最主要的行为特征：
1).“公知”阶级的贵族特权地位高于一切
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是“公知”阶级的生命线。这就决定“公知”阶级除了自己的特权地位之外一切都不在乎。谁肯给“公知”阶级欺负老百姓的贵族特权，“公知”阶级就拥护谁，哪怕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对“公知”阶级来说，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贵族特权地位高老百姓一等，国家大乱就大乱，分裂就分裂，灭亡就灭亡。
2).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制造“高人一等”无非靠“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这两招。“公知”阶级整天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其实都是在运用这两招：
——抬高自己：“公共知识人，铁肩担道义，慎独察逆流。是民族的脊梁，浮躁社会的沉思者，国家的宝贵财富。他能使主流社会不致迷失方向”、“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社会楷模”、“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和代言人”、“公共利益代表”、“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
——贬低别人：“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民智未开”、“反智”、“劣等民族劣等文化”、“劣根性”、“不文明”、“愤青”、“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奴性”、“盲从”、“暴戾”、“劣根性”……
所有这些自吹自擂和诬蔑诽谤归根到底无非是告诉人们：“公知”阶级是高人一等的贵族，而老百姓都是低人一等的贱民劣种，必须由“优秀”的“公知”阶级来支配——这正是“公知”阶级“靠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吃老百姓生存”这一阶级地位的需要。
3).敌视老百姓
“靠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吃老百姓生存”这个阶级存在决定“公知”阶级与老百姓的关系是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矛盾的性质是狼吃羊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这就决定“公知”阶级对老百姓决不可能亲爱温柔，只可能凶神恶煞充满敌意：
“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贫富分化天然合理”、“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你就不配活着!”、“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中国能否可以通过大规模消灭无用的平民来解决人口危机和贫富分化”、“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国度”、“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穷是罪恶。如果一个人活成了下层人，那就是活得最失败的人，被淘汰的人，有什么可表扬的呢?”、“农民穷，活该!”“下岗人员有个通病，就是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以民为本不是以刁民为本”、“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竞争不过人家”、“这个国家的人种不好，没有膝盖的人太多”、“牛郎织女、天仙配、追魚、田螺姑娘等好多美丽的民间传说，是穷光蛋做白日梦，浸透了不思自强、怨天尤人、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流氓无产者的愚昧毒素”、“董永娶不起老婆，总做中国梦白捡七仙女，能睡觉还会织布还能做最高领导女婿，既富又贵”、“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任何社会，都是多劳多得，对懒惰的人，你要共同富裕可能吗?因此，只有没有脑子的底层平民才会更希望共同富裕”、“有愚民才有暴政产生和存在的土壤”、“十穷九懒。懒生穷，穷生凶，凶生恶，此乃穷凶极恶也”……
所有这些咬牙切齿恶狠狠都是“公知”阶级“靠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吃老百姓生存”这一阶级地位的需要——奴隶主用硬鞭子殴打奴隶，是维持自己奴隶主地位的需要。“公知”阶级用“绝对批判权”这软鞭子殴打百姓，是维持自己贵族特权地位的需要。不管是用硬鞭子殴打还是用软鞭子折磨，体现的都是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
4).最恨不让自己奴役老百姓的人
既然“公知”阶级靠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吃老百姓生存，那么谁妨碍了“公知”阶级奴役老百姓，谁就危害了“公知”阶级的生命线，就打破了“公知”阶级的生存底线，就成了“公知”阶级不共戴天的死敌，就要遭到“公知”阶级最刻骨最疯狂的仇恨和报复。
——所以“公知”阶级最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不准他们欺负老百姓;因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与“公知”阶级靠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奴役老百姓的生存之道水火不相容。
——所以“公知”阶级不但最恨老百姓造反，而且不能容忍老百姓对自己有任何质疑。因为即使最轻微的质疑也是反抗，也对“公知”阶级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构成了威胁。
5).“言论自由”、“批判精神”
“言论自由”、“批判精神”是幌子，实际的内容是确保“公知”阶级的绝对批判权和真理解释权——“公知”阶级获得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离不开绝对批判权和真理解释权。没有绝对批判权和真理解释权，就没有“公知”阶级的贵族特权地位;保不住对绝对批判权和真理解释权的垄断，就保不住“公知”阶级的贵族特权地位。绝对批判权和真理解释权是“公知”贵族的命根子，不惜一切拼命相争。
但直接说“公知”应独霸“绝对批判权”和“真理解释权”太露骨。把它们化妆成普世的“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就方便得多——表面看，“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是“普世价值”，谁都能用，谁都沾光，谁都没理由反对。实际上呢?普通人的正经事是创造财富或为创造财富服务，是干而不是说。而既不创造财富又不为创造财富服务的“公知”阶级呢?其“正经事”就是什么也不干光耍嘴皮子。一闹“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公知”阶级就可以整天死赖活缠没完没了扯皮打嘴仗，其他人呢?正经事都忙不完，哪有时间精力放着正事不干而去没完没了地斗嘴?最后只能甘拜下风。“公知”阶级的“绝对批判权”和“真理解释权”于是水到渠成。可见“言论自由”、“批判精神”是为“公知”阶级量身定做的武器，表面上看谁都能用，实际上只有“公知”阶级能独霸。
6).“自由化”
这也是“公知”阶级为自己量身打造、实际只有自己才能占到便宜的东西——只要创造财富或者为创造财富服务，就必然有一系列不能逾越的底线：不能违反客观规律，不能不顾行为后果，不能危害创造财富所必需的合作组织……既然有底线，那自由就不可能无限制，就不可能“自由化”。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服务的人就没有这些顾忌——不光是人，连动物也如此。蜜蜂的自由就不是无限的：没有飞到没有花的地方去的自由，没有飞到远得回不了蜂巢的地方的自由，没有擅自处理蜂蜜的自由，没有危害蜂群的自由，没有不保卫蜂巢和蜂王的自由……因此“自由化”对蜜蜂就行不通，对苍蝇则正中下怀——最能体现“公知”阶级的“自由化”的莫过于苍蝇：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服务;随心所欲想到哪儿就飞到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对谁也不负责，追腥逐臭乐在其中;看中什么好东西马上扑上去，白吃白占不算，拉屎产卵不算，还用满身的脏臭和病菌把好好的东西糟蹋坏;糟蹋完了一拍翅膀扬长而去，什么后果都不管，什么责任都不负;见甜头一拥而上，见危险一哄而散;不管干什么永远都能随时随地嗡嗡嘤嘤出一大堆义正词严的理由;永远只有它钻别人空子、挑别人毛病的份，没见谁能从苍蝇身上找出缺陷来……对“公知”阶级来说，这样的自由当然绝对美妙，绝对理想。但对社会呢?社会一旦苍蝇化，还能存在吗?苍蝇能组成社会吗?明白了苍蝇的本性，就不难明白“公知”阶级的本性，就不难明白“公知”阶级的“自由化”的本质——看到苍蝇，就想到“公知”;看到“公知”，就想到苍蝇：
“自由化”=“公知化”=“苍蝇化”=苍蝇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准妨碍苍蝇的自由，更不准打苍蝇=“公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准妨碍“公知”的自由，更不准碰“公知”。
7).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
——没有建设性：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公知”三标准没一条要求有建设性。
——只有破坏性：掠夺百姓就是破坏。“批判精神”就是破坏：啥也不干，骂人吃饭——用硬暴力破坏是破坏，用软暴力破坏同样是破坏。
8).毫无凝聚
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满脑子贵族优越感，看不起老百姓，相互看不起——“文人相轻”、“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自命不凡只会骂人，只会空谈不会做事，只向别人索取不为别人做贡献……这样的人只会到处树敌，怎么可能有凝聚?
9).阴谋诡计
“嘴把式”光说不干，一心“空手套白狼”。这样的阴谋家毫无凝聚，谁也不会真心追随。既然谁也靠不上，要达到目的就只能靠阴谋诡计：“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
10).吃里爬外卖国求荣
当无法靠阴谋诡计实现目标时，就只能利用外力“空手套白狼”，就只能利益交换吃里爬外卖国求荣。
四.“公知”与电信诈骗犯
定性“‘公知’阶级是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的吸血鬼寄生虫”的要害根据有二：第一，不创造财富;第二，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要推翻这个定性，只要推翻这两条根据就行。要推翻这两条根据就必须：第一，把“公知”阶级创造的财富亮出来让人们看看、予以认同。第二，让受到“公知”阶级服务的创造财富的人自己出来证明确有其事。
如果真正创造财富或为创造财富服务，那做到这两条根本不在话下——对社会有建设性的群体用不着自我宣扬就能得到人们的普遍公认：用不着工人、农民、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军人、警察、医生、护士、教师、售货员等等整天大喊大叫说我对社会多么多么有用，人们就自然承认他们是创造财富或为创造财富服务的建设性力量。
而“公知”阶级就不一样了。虽然据说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大大的，但这些“据说”全来自“公知”阶级自己，没有其它人的公认和证明。
这就跟电话诈骗如出一辙了：一切全是从来没见过、丝毫不了解的陌生人单方面的主观声称，全是一面之词，全是“皇帝的新衣”——只有来游说的陌生人自称看得到，其它人什么也看不到，而谁敢说看不到谁就是智力有问题或不怀好意。
这就使人们不能不按照识别电话诈骗的原则对待“公知”阶级：决不相信对方说的任何东西：
——决不相信对方的自我介绍——不管是在电话里自称是警察、法官、医院、学校、朋友之类，还是在社会上自称是“精英”、“专家”、“学者”、“教授”之类，概不相信，概不买账。
——决不相信对方的相互证明——不管是来自同一个团伙用不同电话不同人证明谁谁谁是谁谁谁;还是来自同一个“公知”阶级用不同的主观认定的东西(文凭、论文、奖状之类)证明某某“公知”是“精英”、“专家”、“学者”、“大有贡献”;概不相信，概不买账。
——决不相信对方指定的查询渠道——不管是用电话指定的所谓警察局、银行、法院、医院等的查询号码之类，还是用“参考文献”、“资料出处”等指定的“论证根据”之类，概不相信，概不买账。
——决不相信对方给出的理由和解释——不管是用电话给出的理由：罚款、医疗费、欠税、手续费、学费、临时救急……，还是用各种“学术论文”、媒体渠道给出的理由：“改革”、“批判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普世价值”、“代表先进文明”……概不相信，概不买账。
——决不相信对方提供的证据——不管是用电话形式提供的口头证据，还是用“论文”、“历史资料”、“真相调查”之类“学术”形式提供的书面证据，概不相信，概不买账——尽管某些具体细节是真的，如知道自己刚上学、刚买房卖房等等，但用这些真实细节编辑出来的大事实却是假的，要达到的效果是骗走你的交钱，或者你的权。
总而言之一句话：“公知”阶级是否创造财富或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口说无凭，事实为证;“公知”阶级自己单方面的主观声称不算数，“公知”阶级之外各方面的一致公认才算数。
按照这样的原则分析“公知”阶级，结果如下：
1.关于创造财富
——古代：毫无贡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瓷器、丝绸、茶叶、“孙子兵法”、中医中药、针灸、武术、算盘、北京城、故宫、长城、十三陵、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赵州桥、兵马俑、郑和宝船等等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得住脚的东西无一出自于“公知”阶级。大禹、鲁班、郑和、设计建造了赵州桥的李春、设计建造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黄道婆、蔡伦、毕升、祖冲之、李时珍等对中华文明大有贡献的人无一属于“公知”阶级。
——近现代：毫无贡献。新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国防科技现代化、“两弹一星”、青蒿素、人工合成胰岛素、“神州”、“天宫”、“长征”、“蛟龙”、高铁、航母、大国重器、歼10、歼20、运20、武直10、“彩虹”、“云影”、“翼龙”、054、055、056等等无一是“公知”阶级的贡献。不但毫无贡献，而且存心破坏——“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王福重)、“不要用我交的税造航空母舰”(茅于轼)、“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时殷红)、“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环球时报赵可金)、“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南方都市报)、“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庞中英)、“原子弹还不如茶叶蛋有用呢”(袁腾飞)、“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在太空上讲课水平高吗?当然高，人家都站到太空上了。这一堂课，得用多少钱来堆呀”、“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为了让她给孩子们上课。上课在地上不行吗?我还以为人上太空，是为了做地上做不了的科学试验呢”(人大张鸣)、“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南方报系)、“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童大焕)、“他妈的奇迹!”(南方周末)、“死亡快车”、“起来，不愿做高铁奴隶的人们”、“整个列车空空荡荡”、“焉能不赔”、“破坏环境”、“能力闲置，浪费严重”(茅于轼)、“卖掉70%国有铁路”(陈有西)、“号召大家不坐高铁”、“诅咒这时候坐高铁的人不得好死”……
结论：“公知”阶级自己从不创造财富，对别人创造财富只有破坏，毫无贡献。
2.关于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
没有服务，只有迫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大锅饭，养懒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你就不配活着!”“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
“公知”阶级一口咬定，他们的骂就是服务：“激浊扬清、匡正时弊”、“点破挑明、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
如果有人跟你非亲非故，却要到你家白吃白住，还要你全家大小整天赔笑脸好伺候，他自己什么钱也不掏，什么事也不干，什么贡献也没有，一天到晚到处挑毛病找茬子骂人，什么都管，什么都骂，却什么责都不负，还说骂你是为你好，骂就是为你服务——你承不承认这是“服务”?受得了受不了这样的“服务”?受得了受不了这样的人、这样的逻辑?——这种任何人、任何家庭都不能接受的东西，凭什么要整个社会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接受?
结论：“公知”阶级根本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
3.关于对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
——“文人治国”：几千年里治一朝垮一朝，一个都不例外，周期性动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一直都逃不掉。
——“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凝聚百姓组织社会”：旧中国中国人一盘散沙内斗不休。
——“兴办教育”：旧中国90%以上的人口成了文盲。
——“救国救亡”：旧中国束手无策，毫无贡献。
“民国”时代中国名人的梦想：“我的梦想只希望国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浄土。”(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上海学者施蛰存)“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毅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理家、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罗文干)……
这些现在看来很可怜的梦想没有一样是“公知”阶级实现的。中国免于被瓜分、免予被日本侵略灭亡都不是“公知”阶级的功劳。彻底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使中国转弱为强跨入现代化轨道更不是“公知”阶级的功劳。
结论：“公知”阶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毫无贡献。
总结：
第一，“公知”阶级跟电信诈骗犯罪团伙一样，是靠主观忽悠诈骗谋生的团伙。电信诈骗犯靠主观忽悠行骗诈财，“公知”阶级靠主观忽悠行骗篡权。
第二，“公知”阶级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服务，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反动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吸血鬼寄生虫。
五.根本问题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区分敌我的标准是什么?最根本的就一条：对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态度。
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看人“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公知”阶级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咬牙切齿，极端敌视。
“公知”阶级争辩说，不对，我不是敌视人民，而是“通过批评人民的缺点来为人民服务”;因为中国“民智未开”、“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国度”、“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非我“公知”给予当头棒喝不能启蒙——“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所有这些都是“言论自由”，必须受到保护，等等等等。
毋庸讳言，许多中国人的确有许多陈规陋习，也的确需要批评。但批评的大前提是“与人为善”——毛泽东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中华文明持续几千年从未中断，精华和糟粕都积淀了下来。今日中国人的文化习俗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遇到正能量主导，就激发出精华压倒糟粕;遇到负能量主导，就激发出糟粕压倒精华。因此根本不存在“中华文明劣等”的问题，只存在“激发精华压倒糟粕”还是“激发糟粕压到精华”的问题。“公知”阶级所谓“中华文明劣等”、老百姓“民智未开”、必须由他们这些“代表先进文明”的“精英”用“普世价值”改造中华文明之类不仅是胡说八道，而且是人口大灭杀的伏笔——绕来绕去关键的意思是：中国老百姓“劣等文化劣等人”，唯独“公知”阶级“最优秀”。而问题只要扯到了“优秀”与“劣等”，就不可避免纳入“优胜劣汰”的轨道。张维迎说：“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茅于轼说：“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希特勒说，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有权统治全世界——“最优秀”、“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人种”、“精英”、“优胜劣汰”……这是一条不归路：只要认同“精英”，那就意味着认同“不平等”。只要认同“不平等”，那就意味着歧视，只要认同歧视，那开始了一个死循环：越不平等越歧视，越歧视越不平等，如此无限恶性循环，最后结果就是人口灭绝——当年纳粹德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计划灭绝犹太人。但走上了歧视之路，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就是毒气室死亡营。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再看看“公知”阶级的“批评人民”，第一，通篇只有一个核心：“劣等文化劣等人”。第二，为指责而指责，除了指责还是指责，绝无“用正能量激发精华压制糟粕”之意。这就是说，根本不是想与人为善，而是想证明“优胜劣汰”，客观上为人口大灭杀做准备——所以才会有“你就不配活着!”之类叫嚣。
这足以证明“公知”阶级的“通过批评人民的缺点来为人民服务”是假，与人民为敌是真。
既然与人民群众为敌，那就不存在言论自由的问题——言论自由、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只适用于人民内部，不适用于敌我之间。敌我之间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而属于“宣传战”“心理战”。因此敌我之间不存在“言论自由”的问题，只存在“宣传战对抗宣传战”、“坚决打击消灭敌方宣传力量”的问题。
假如对一个前线军人说“胆小鬼”，如果这样说的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那就是批评，因为目的是让当事人勇敢起来;如果这样说的是敌人，那就是诬蔑，因为目的是打击当事人的士气——同一个人，同样的话，性质取决于谁来说：自己人说就是批评，就属于言论自由，就可以容忍;敌人说就是攻击，就不属于言论自由，就不可容忍——当头给你一炮，揍死白揍。因此要取得批评的权利、要获得“言论自由”的待遇，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是同一个战壕里的自己人。“公知”阶级既然与人民为敌，那就没有资格批评人民，没有资格享受“言论自由”。
同样是文人，为什么有人会变成与人民为敌的“公知”阶级而有人不会?
关键就一条：对人民群众的立场态度。
很多人的思维有误区：“读书人”=“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好人”。
然而客观实际是：“读书人”≠“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好人”
有人读书不是为了学本事做事，而是为了把读书变成欺负人的工具。
因此“读书人”=“读书做事人”+“读书欺世人”(“读书欺负人”)
“公知”阶级就是由这些“读书欺世人”(“读书欺负人”)构成的——读书不是为了做事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获得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既然不是为了做事，自然不肯靠创造财富或为创造财富服务谋生，自然要靠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权地位吃老百姓生存，自然要与老百姓为敌，自然要变成“公知”阶级，变成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的吸血鬼寄生虫。
这就决定“公知”阶级的划分与通常不同：不单纯看有形的资产，而主要看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尤其要看对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以及所作所为的本质和实际效果。文人不管用什么方式、以什么理由，只要宣扬宣扬老百姓“劣等”或者宣扬自己“精英”，那就宣扬自己压迫百姓有理，就是与人民群众为敌。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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