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究竟是为什么打起来的？
作者：杨言信


据说，今年是“台湾年”，台湾将成为今年中国大陆的热点，坊间一些有关台湾国民党军人悲欢离合的家庭故事由此而出。

最感人的是一段爱情故事。一位年轻秀美的杭州医专女生，同国民党空军笕桥航空学校的一位学员相识，两人私下里暗暗结下百年之好。如果在和平环境里，这将是郎才女貌的一段佳话，故事的结局皆大欢喜。但处在国共内战的高峰时期，就只能以悲剧收尾。

国民党空军的杭州笕桥航校迁往台湾，男子曾动员女子一同前往，但女子眼看文凭就要到手，留下未走，从此留下终身遗憾。在时光流逝的半个多世纪时间，男子在台湾、女子在杭州都另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晚年，女子的孩子层层寻找挖掘，才找到了男子在台湾的下落。

台湾空军答复说，早在六十年代，这位已经是空军上尉的男子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不幸去世，留下遗属及两个年幼的孩子。

我其实更关注的是这篇文章的读后感，那些看过这篇文章人的留言，当然，谴责那个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战乱环境，是一致的声音。

记得在几天前，央视新闻联播后面的一台节目中，采访分别在台湾和大陆湖南的一户易姓人家，由于战乱，身为国民党军官的易姓军人，中校团长，不得不抛弃在湖南乡下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仓惶随部队逃往台湾。他以后在金门重新结婚，在台湾组建起一个家庭，但始终难以割舍留在大陆湖南乡下的妻子儿女。

电视片中，那位在湖南乡下的后代易浩光小心翼翼斟酌用词，避开了“时代造成的家庭悲剧”这个答案。而台湾那位易浩文就没有这许多顾虑，直截了当说出了“时代造成的家庭悲剧”这个主题。

由于是战败者，台湾国民党军人的心中之痛的感觉可能会更强烈一些，可大陆一边的共产党军人未必就没有更强烈的心中之痛。

我也写过八路军方面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家庭悲剧，一个是个人实例，即黄甫俊的故事；另一个是集体实例，因为人太多了，我没有点具体的名字。

1945-1946有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和平协议的签字，国共处于停火的状态，似乎从此不打仗了。当时在张家口、宣化，许多在八路军中的男女年轻人纷纷在组织的促成下结婚成家，打算从此过上安稳的日子。但国民党的枪炮声打破了和平的梦想，处在弱势一方的共产党军人，被迫为自己一方的生存进行殊死的战斗。

战争的初期，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大炮、海里有军舰的国民党一方，公开宣称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没有一点胜算，只能节节后退，放弃城市，退到乡村。八路军从张家口、宣化撤退的那天，在怀来县洋河渡河时遭到了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轰炸，躲没处躲，藏没处藏，河面上漂浮着大批的死尸，河水都被染红了。

有多少刚刚在张家口、宣化结婚不久的恩爱夫妻，在这次渡河的大轰炸中从此阴阳两隔。我一个湖北同乡，抗战爆发后报考的国民党空军，当时在南苑机场任上尉分队长，飞野马式战斗轰炸机。1948年驾机起义飞到解放区，参加过1949年开国大典。我向他谈起这一次飞机轰炸的惨案，他听了，好久都没有说话。

国共战争造成的悲剧，何止国民党军人？力量更加薄弱的共=产=党=军人受到的伤害更大。

我毫不隐讳在文章中提到过，1946年处于强势的国民党军人，很多人都对弱势的八路军抱有同情之心，温馨的一面随处可见。占领了怀来的北平国民党军，还有数百里偷袭占领了张家口的傅作义军队，都没有为难仓促中未能及时撤退的八路军家属，放她们回去。

冀察军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尤其记得，在渡河时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之后，大批伤员被抬了下来，一路向平西根据地艰难走去。此时头上，呼啸的国民党飞机疾驰而来，当飞行员压下机头，就要俯冲轰炸扫射的那一刻，一看到地面上都是抬着伤员的医务人员，立即拉起机头，扬长而去。那一刻如果真的轰炸扫射，其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中国大陆上有一股风气，往好了说，是对弱者、失败者的同情，一谈起国共内战，就谴责胜利的一方，中=共的军队，似乎今天这一切的家庭不幸，都是由于中=共的军队得胜所造成的。而且还不止这些，好像中=共一方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似乎还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比如共=产=党抗战八年期间假抗战，悄悄发展自己；抗战胜利时军队达到了百万之众，然后不断向政府发动挑衅，冲锋时逼着老百姓走在前面；屠杀反对自己的老百姓；军队逼着老百姓推着小车“支前”；最后竟然以武力取代了政府，把政府赶到了台湾岛上。（见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1949》一书。）

难道龟缩在台湾岛上弹丸之地的国民党政府不是最值得同情吗？ 所以国民党忠实代言人的龙应台高调宣称：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慢着，你“往好了说”，说完了，还有“往不好了说”呢？

往不好了说，就是表面上对失败者的同情，其实模糊了对正义、对是非的起码认识。很多人都站在失败者一边，对胜利者进行谴责，这其实是“用结果来代替原因”，根本没有搞清楚当年国共之间的内战，究竟是怎样打起来的？

到底谁才是国共内战的挑起者和发动者？（此处删去一大段讲道理的话。）

所以，龙应台那句：“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话看似光彩，其实并不完全，如果把这句话说全的话，还应该加上“我，以身为‘内战发动者’的下一代为耻”，就达到了上乘反思的境界，完美无瑕。

很可惜龙应台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也达不到这样的认识高度，只会给自己贴金而没有反思。国=民=党真应该仔细反思他们是怎么丢掉了大陆的。


1945 年10月10日 ，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这次北平受降仪式是中国战区16个受降仪式中规模最盛大隆重的，远远超过9月9日在南京中国陆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这一天，北平秋高气爽。太和殿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天安门、端门、午门、东西华门、南北池子、南北长街……到处都聚满了人。当时北平人口约200万，有20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故宫，要亲眼见证日本向中国投降。

根本博低着头，签订了北平及华北地区几十万侵华日军的投降书，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代表政府受降。根本博献刀、参谋长高桥坦献刀、以下逐次献刀，古城北平，铭记住了这一历史时刻。

人们每逢引用这组老照片，都为了体现出中国人的胜利自豪感，但是，请你再仔细看看北京太和殿受降这组照片，恐怕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明确指出这组照片的一个最致命缺陷——“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明明是华北战区的日军投降，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将华北抗战的最重要主角——八路军排除在外，特别是距北京、天津最近的二十万晋察冀八路军的代表去除在外。

这公平吗？显然不公。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究竟是为什么打起来的？
当时在场的各界人士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一切不太正常，也不公平


而国民党军，华北抗战八年期间，你们都在哪里？你们从1937年，北平、天津一沦陷就跑出了河北全省，跑得比兔子还快，抗战八年期间都不曾回来，现在却要以“华北抗战”的胜利者姿态来到北京受降，难道在华北抗战八年的八路军是后娘养的吗？

国民党政府处事不公，敌视八年期间一直在敌后沦陷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为后来发动内战埋下伏笔，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可有的人觉得很正常，包括写了《大江大海1949》的龙应台，认为有国军就代表了中国抗战，你八路军不过是国民党政府手下的一个小军头，让你出面受降、不让你出面受降，都在政府领袖的一句话，你必须执行——否则就是“反政府”，就是发动内战的“罪魁”。

作为一个晋察冀八路军子弟，我每当看到这组老照片，都可以从中感受出老照片发出的另一种含义——照片为我们揭示了国共内战究竟是为什么打起来的？

在于先有国民党政府的处事不公，不许你出面接收日军退走后留下的一切；再以后，干脆要灭掉你八路军，连个张家口那样的二等城市都不给你。

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是主持华北战区的，但中国大陆华北抗战八年期间，原本是没有这个战区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华北战场，何谈什么华北战区？

1945年6月，看到华北的抗战胜利在望，国民党政府匆忙中在河南新增设了第十一战区，特任孙连仲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主持华北军事，负责平津河北等地日军投降后的接收。

几乎同时，国民党政府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宣布成立第十二战区，任命自1931年就接任的绥远省主席、1945年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傅作义兼任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十二战区长官公署的所在地张家口，并不是取自日本人的手中，而是抗战胜利一年多以后从八路军手中夺取的。

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6月布下的十一战区、十二战区这两枚棋子，明摆着是针对在这一地区的八路军部队，以后的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这第十一战区、第十二战区，都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主要对手。1946年6月华北内战爆发后更是如此。

此时十一战区成立时的孙连仲在哪里？在河南新乡，距北京、天津足足隔了一个河北省还要多。

1945年10月9日，孙连仲从河南新乡乘专机飞抵北平的次日，在故宫太和殿主持了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根本博等受降典礼后，马上就组建了国民党河北党部，弥补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北省缺漏国民党省党部的空白。

根本博1938年在华北日本方面军（北支那派遣军）效力，是晋察冀八路军的老对手。1944年又担任日军驻蒙司令官，直接跟一分区、冀察军区八路军都交过手。你要根本博向打了多年仗的老对手八路军缴械投降，他怎么会同意呢？

说到傅作义和根本博，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在当时发生。当傅作义取代孙连仲十一战区，接手华北“剿共”大权的时候，最初华北五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对付晋察冀二十多万八路军富富有余。以后随着战局的发展，东北解放军日益强大，深感到兵力不足的傅作义，曾发出一道“密令”，派人秘密沟通根本博，要他带领日军参战到国民党军队一边，联手打击八路军。

根本博接到上门的密使，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国民党军队已退出中国大陆。但根本博仍喜出望外，他误以为此密令是已经跑到台湾的蒋介石发出来的，他于是乘船偷渡到台湾，但却被毫不知情的国民党政府扣押了起来。此时才搞清楚：原来动员日军参战的密令出自傅作义之手，但傅作义派出的密使尚在行动之中，促使傅作义被迫起义的平津战役已结束了。

1945年10月，当孙连仲飞抵北京的一个多月前，晋察冀八路军已开赴到北京、天津城下，等候进城的机会。被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任命为北平卫戍区司令的郭天民，8月下旬率先带领平西十一军分区组建的主力部队，到达房山，准备进北平进行接管。郭天民同时命令一分区主力集结到大兴县，与房山的十一军分区八路军成犄角之势。

可惜当时在北平城内的华北日伪军仍然很强大，仅北平及周边的日军就有七八万人之多，而郭天民、刘道生带领的冀察军区八路军两个军分区的主力总计不过一万多人，且武器陈旧、弹药匮乏。结果，郭天民、刘道生在房山、大兴等了许多天，只等来了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的宋劭文、刘仁等一行人，却始终都没有进城的机会——据守在房山的日伪军拒不向八路军缴枪。

被朱德总司令任命为天津卫戍区司令的杨成武，8月下旬带领冀中军区八路军在大城、霸县、青县聚集多日，先头部队贾桂荣带领的三十八团已经攻进了天津市区，可惜后续部队不敢跟进，已进城的先头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只好又突围出城。

幸好郭天民是“两条腿走路”，当他和政委刘道生带领冀察军区主力一分区、十一军分区部队打算接管北平的同时，又派出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带领的十二（平北）军分区、十三（察南）军分区部队攻打张家口和宣化，比傅作义先一步将张家口、宣化夺到手里。

当时全国像张家口、宣化这样的三四流小城，不下数百座，都被国民党控制在手里，而国民党还不满足，连张家口、宣化这样的边陲之地，都不肯留在共产党手中，于是国民党军从东边的北平、西边的绥远，东西夹攻争夺张家口，不肯束手就擒的八路军拼死抵抗。

一边要扼杀你的生存之路，另一边为自己的生存拚死战斗，国共内战在晋察冀就这样打响了。

那些为国民党的失败喊冤叫屈的“果粉”，如果还有点正义感的话，真该认真回顾反思这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