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黑这个国名，下文常会依照惯例简称波斯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分别是该国南部与北部的两个地区，其中萨拉热窝所在地北部地区“波”在历史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也用来指该国人和该国穆斯林族裔。而黑塞哥维纳（Herzegovina）则是纯粹的地名，来源于中世纪领主圣萨瓦大公史蒂芬·克瓦查“公爵”头衔的德文（Herzog）。



波斯尼亚在欧洲的位置



波黑地区如同巴尔干深入奥匈境内克罗地亚领土的一处犄角，从1878到1918年间作为奥匈实际管理的奥斯曼帝国主权领土存在


去往波黑前，我们在塞尔维亚的最后一站是南斯拉夫工业重镇乌日茨，这个地方是被铁托一手拉扯起来的。一顿美味烤肉吊起了我们对旁边露天菜市场的兴趣，在被无数当地人围观之余，幸运地撞见一家疑似是开给中老年居民炒汇的兑换窗口。我揣着一叠第纳尔走上去，用英国腔对坐在里面的男子说：


“I wonder if you may have any Bosnian Convertible Marks for exchange？”


“请问你们这里有波斯尼亚可兑换马克吗？”是的，该货币的全称是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可兑换马克——因为1998年确立该货币时绑定了德国马克的汇率。这个穆斯林国家的“马克”和东正教塞尔维亚的“蒂纳尔”又产生了一次巴尔干式的反差。当然，也可以说蒂纳尔是达马提亚行省的罗马传统而非哈里发的蒂纳尔金币。



乌日茨铁托气息十足的一处街景


对方表示不明白，于是把信息压缩，“Bosnian Convertible Marks, please.”对方依旧不懂。



综合市场


在几轮信息的反复交换后，男子终于恍然大悟道“Oh, BOS!“，于是我一句话里的意思就被压缩在了这个绰号一般的三个字母里。我们用兜里的几叠蒂纳尔千元大钞，换来了一两百的“BOS”和两三个镍镚，它对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1：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可兑换马克堪称世界上排版错字最多的货币之一，至今发现的五个币种里共有七处印刷错误


相比起那个弑君和起义者的国家塞尔维亚，我对波黑一直保有一种对异域的向往。



1878年，奥匈军队进入萨拉热窝




1878年柏林会议到1918年一战结束奥匈管制期间的波黑旗帜，注意盾徽上方也有反映（摄于萨拉热窝1878-1918博物馆）


撇开伊斯兰和天主教两个帝国统治的文化痕迹，光是波黑旧纹章中的金鸢尾和持砍刀的甲士手臂，就一直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科特罗门尼奇家徽


对东欧纹章学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了解到，波斯尼亚的这两套标识分别来源于中世纪王室科特罗门尼奇家（Kotromani?）和他们下属的波斯尼亚大公霍尔瓦丁尼齐家Hrvatini?（Hrvat在克-塞语言里意为克罗地亚人，众所周知的也是英文里领巾，德法文里领带cravat一词的来源。同源类似的姓氏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并不少见）。


弯刀手臂的意象最早来自霍尔瓦丁尼齐家的大军阀赫罗窝耶（Hrvoje Vuk?i? Hrvatini?，1350-1416），1618年斐迪南二世登基匈牙利国王时这个盾徽象征了代表匈牙利王冠中波斯尼亚主权的拉玛国王头衔（King of Rama，以波斯尼亚一条河流命名），并跟随这个头衔一直在哈布斯堡家族中流传到1918年。



哈布斯堡家的斐迪南二世登记时象征波斯尼亚的拉玛国王五角旗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878年柏林会议后，哈布斯堡治理时期奥匈帝国决定恢复这个符号，取缔作为奥斯曼主权行省的星月旗帜。


这把弯刀最后一次出现，大概就是二战党卫军在当地招募用于应付塞族“切特尼克”和红色“游击队”的“弯刀”山地师。为平衡轴心国控制的南斯拉夫地区克罗地亚人的霸权，也出于希姆莱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在一战中奥匈军队中杰出表现的认可，该编制以大比例的波斯尼亚族裔和穆斯林小红帽在党卫军的序列里著称。



看到党卫军“弯刀”师的领章很难不让人联想起霍尔瓦丁尼齐家的砍刀


蓝底的金色鸢尾纹章作为科特罗门尼奇王室的家徽进入波斯尼亚历史，据传是受到法国卡佩家族的鸢尾花影响，并以当地百合为原型在奥斯曼入侵前成为波斯尼亚国家象征。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混乱时期里，曾被恢复作波黑的国旗。而后又因对国内的三大民族、没有普遍的代表性而被废止，正式使用时仅仅作为军队的象征。十分讽刺是，相比被淹没在二十世纪巨变中的弯刀，这种从法国复制来的基督教时期纹章符号，今天却遭到其他族群的抵制，因为这个符号被视作波斯尼亚多数穆斯林的象征。


从乌日茨七个小时的山路跋涉后，我们终于在下午到达了萨拉热窝。由于事先遭到两所Airbnb同一个房东的莫名退订，我们决定线下找住所。


在米里亚茨河北岸、市中心不远的一处穆斯林公墓旁边我们停下车步行找旅馆。白色大理石林立的科瓦奇墓园（Groblje Kovaci）沿着老城墙铺满了半座丘陵，更遥远的部分似乎已经被淹没在了隔开一条街的霾雾中。


墓园最老的一部分大约可以追溯至十四世纪奥斯曼征服初期。离我们最近一侧的墓碑虽看起来东倒西歪甚至部分塌陷，可相比十四世纪，它们却一定不算是墓园里最古老的。


穆斯林公墓中的许多墓碑呈半人高的柱状，它们顶部的球形结构模棱两可,似乎是一个奥斯曼人戴头巾的抽象形状。墓碑上没有太大的空间铭刻文字，而且即使曾经有过，也已经斑驳的无法辨识了，所以不大可能有在伦敦的墓地公园里考察墓碑的乐趣。放眼望去，密密麻麻、错落不齐的白色墓群和黑鸦成片的场景时刻维持着这座“东方耶路撒冷”挥之不去的战争记忆。



它们顶部的球形结构模棱两可的给后世留下一个奥斯曼人戴头巾的抽象形状


行走在萨拉热窝被称为“Vratnik”或“Stari Grad”(“老城”)的墙内老区，敏感的人一定不难嗅出弥漫在它浓烈雾霾里的某种“奥斯曼”气息。抛开印有波黑和土耳其国旗的合资建筑工地和大量近东风格的酒店名称——例如“Safir”（宝蓝）、“Ada”（岛屿）以及我们最终下榻的“Aziza Hotel”，光是墓碑间、窗台上、和狭窄街道里游走的猫就足以和伊斯坦布尔神似。


不知是不是受到刻板印象的毒害，我观察两地猫身上唯一的区别是君堡街上的猫通常更加闲适，而在该城看到的猫则多数处在一种快步奔逃状态，或是正在从某个屋檐、墙角处探头警戒。





对欧洲游客极具吸引力的“欧洲耶路撒冷”头衔，显然就很需要这样一种传统东方城市的基调来烘托。老城的核心商街“ba??ar?ija”就散发着一种远观最佳的“古镇感”。


广场中心的十八世纪饮水木亭、电车以及旧街道中清真寺和宣礼塔被灯光打亮的背景，都营造出一种新旧交替的美好时代的气氛。然而琳琅满目的义乌产巴扎旅游纪念品和攒动的国际游客，却完全出卖了这种不乏匠心的外表，除了一杯相比贝尔格莱德物价明显偏贵的热红酒外，我实在没感到有什么值得消费的商品，墓园和商街之间傍山而下的步道上倒是有几家货真价实的银匠和古董店。


次日清晨，我们被三个喝着菜粥的老头招呼进拥挤的铺子里，以白菜价买了两只老相机和一套苏联野战炊具，不断自主杀价的可爱老头还试图让我花二十余欧元换一台30年代的老打字机。




老城街景


相比巴塞罗那或布拉格式的古镇，吃喝购物游或博物馆暴走游，我们在萨拉热窝短暂两日中的亮点更在于大口吸霾一般的“创殇”体验。通过一家小有名气的战争青旅（the War Hostel），同行伙伴为我们联系上了旅店主人策划的波斯尼亚战争主题游。


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在市郊的后山上，和筒子楼居民区里，见到了90年代那场冲突在这座城市里留下的诸多痕迹，也看到了萨拉热窝对于当地人来说更真实，更当代的一面。





向导特意拉我们去萨拉热窝的南山上查看战争遗迹，竖立着未清除雷区标识，已经坍塌了的三人、五人木堡、多处被战火摧毁的房屋骨架、以及一条布满涂鸦的大型雪橇滑道——那是1984冬季奥运会留给苦难市民们的有关和平岁月的纪念。


电影《战火天堂》（The Zookeeper, 2001）讲述了一名当动物园管理员的前南共产党员和一对流离失所的母子在萨拉热窝围城战中的悲惨境遇。小学时无意间在电影频道看到的这部电影构成了我对长达四年的萨拉热窝围城战的全部印象。



《战火天堂》


1992年随着政权的终结，共同体南斯拉夫也随之瓦解。跟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脚步波黑的三族议会也提议脱离南斯拉夫，波黑境内的塞族成分反对该决议并宣布退出议会，随即在部分南联盟高层的暗中支持下开始内战。


在今天，手机死机、wifi罢工就是令人抓耳挠腮的大事，人们却很难想象自己长期以来视为理所应当的快捷方便、卫生安全的现代生活突然崩塌；而自己被迫在战火和废墟的空隙间延续生活的悲惨与荒诞。在那时，不知还活着的人在一天里最闲暇的时间里会不会想到这些奥运场馆的废墟和动物园里接连倒下的动物和过去的联系呢?



“伦敦的雾霾厚的足以抹在面包上吃掉。”——约瑟夫·海顿


随着我们山上旅途的结束，天忽然变得极度晴朗，放眼望去低矮的城区却笼罩在一片灰霾中；灰霾就像挥之不去的记忆，像发霉的软奶酪一般涂抹在城市的低空上。


回城的路上，经过了一处铁托时期的二战纪念墓地，向导深知中国人的“瓦尔特”和前南情怀，便在远处指给我们看了一下，瞬间即逝的水泥墓园大门，让人感觉更久远的伤痛已被彻底掩盖，恍如隔世。


我们错过了的二战纪念公园Vraca Park，于七十年代建于纳粹行刑地的旧址。内有铁托纪念碑、国家英雄纪念碑、女性受害者纪念碑和一个早已熄灭的纪念火炬，


从后山下来，我们又被拉去了位于城西的“贫民窟”，一片建于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时期公寓楼社区。一方面这种职工社区在建筑上和其背后的价值观上都是很多中国城市规划的范本，而另一方面眼前斑驳的枪炮弹痕，也印证着那个具有强大工业基础的区域大国的垮塌瞬间。行走在规划俨然的街道上，每看到一处暴力涂鸦或无家可归者的被褥，向导就会警告我们这片街区的治安隐患。





推开一栋居民楼下留有某种现代主义设计的大门，你会看到门厅里的大理石地板、波浪圆形纹饰的青色墙裙瓷砖和饱满、极具设计感的极简主义吊灯（如果刚好它还没有遭到破坏）。


而这一切对于这位三十岁出头的向导来说，只意味着悲惨童年和贫困的延续，虽然向导向外国人展示战争创伤的小小生意时常遭遇附近居民们的鄙薄的眼光，他却对生活在这些社区里的人感到同情和歉疚。这种在破败中修修补补延续下来的生活，不禁让我们换位忆想当年企业职工们争先恐后入住公有房时的幸福场景，以及属于那个土豆烧牛肉主义给先进职工们构建起的精神年代的一切。


我们向导给自己起了一个代号叫做“Zero-One”，是一个寡言的阴郁青年（或者说至少他给自己的人设是这样的），看上去大约是85后的样子。一下午的时间里除了部分礼貌性的微笑外，他只在接过我们的小礼物——一瓶红星二锅头，并解释说现在自己已经不再喝酒时认真的笑了一下。


偶尔他还会谈起战争青旅和伤痕记忆向导这份自创工作，他说挖掘伤痛实为迫不得已，只是因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中实在太穷而不得不想办法糊口。



“01”在自家的战争青旅内


但他又请我们不必感到抱歉，萨市人民已经习惯了。这时我们真不知该如何接过这一套完全自洽的悲观主义话茬。


与之相反的是“01”的爸爸：一个面带着某种自信而又内敛微笑的金发矮个子，看样子五十岁上下却由眼中露出无限能量般的光芒，仅仅是打招呼的一个照面就给我们三个人留下了霾月中的一个晴天般的印象。


后来“01”告诉我们，他父亲青年时曾是无线电业余玩家（放在南斯拉夫的环境里可能“兴趣小组成员“一词更适宜），战争期间被拉去做了通信兵。虽然没开枪杀过人，却也在后山的战壕里出生入死。


“01”的母亲则是一位同样热情的，对中国游客说“さよなら”的寻常欧洲阿姨。由此我不得不感慨人的童年对其日后的心理成长的影响之重大。



从“战争青旅”，01家的窗户看出去


相比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黄金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80、90，甚至00后才是是那场不幸战争的最直接受害者。他们在战乱与贫困中成长，不断被他们自己筑起的坚强壁垒背后实则充满了空虚和无助。在我们与少数的其他几个萨拉热窝青年人的聊天中，不难看出这种虚无和愤怒被各种无奈的坚强外表粉饰起来。


在忧郁向导的举荐下我们在市中心的老市场大厅的二层，一间可以鸟瞰整个农贸市场的餐厅“Srebrena Skoljka”坐了下来。


虽说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的饮食重叠很高，并与波斯尼亚人的清真诉求冲突不大，但萨拉热窝可以吃到的与塞尔维亚特色chevapi（类似土耳其人碎肉kebap的一种烤肉，真的很好吃）、馅饼burek以及各种炖菜不同的东西，譬如我们品尝的某种番茄汤汁小馄饨、“炒肝”和当地烤鱼。土耳其、希腊人的茴香酒（raki）在巴尔干叫做rakja，泛指各种味道各异、通常自酿的李、杏、葡萄、梅子做的烈酒，非常适合餐后小酌（强荐“Stara Rakja”,老酒牌的草莓酒做礼物）。


餐后，一个疑似老板的胖老伯从餐厅另一边走过来问我们吃的如何，并展示了两张钱。一张是三五元的马币，另一张是韩元的万元大钞，于是我们也不能免俗翻遍口袋，留了几张印着伟大领袖的人民币和若干英联邦货币留作小费。



草莓口味的已被喝掉，图为蜂蜜口味的Stara Rakija，标价1200蒂纳尔


当晚在银匠街上，我们被簇拥在了喊口号游行的人群里，一张健硕青年的证件照被做成牌子，举在很多参与者的手中。上一次身临这种场景，大概还是在伊斯坦布尔赶上了某场俱乐部赛时，在索非亚教堂边的一条酒吧街上看一帮英国球迷自嗨。问起一个路人，我们才得知这并非球迷聚会，而是在纪念一名近期被腐败市政府官员迫害身亡的青年。


不得不说，和塞尔维亚那种近乎无厘头的爱国主义和与欧盟、北约的对抗性带来的某种欢乐多（详见塞族战歌Serbia Strong）相比，波黑诚然是太灰暗和沉重了，这种容不得玩笑的严肃——或许只有在大学选修过犹太大屠杀研究方向的人才知道如何解析。



1914年夏天那场刺杀事件的发生地点拉丁桥。夏季的米莉亚卡河不到一米的深度致使第一名刺客在刺杀失败服毒跳河后立即被警察拉扯上岸并遭到围观群众的蜂拥暴打


在离开前，腾出一个上午参观了“萨拉热窝1878-1918”博物馆，顾名思义也就是关于奥治时期的博物馆。该馆位于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桥（南斯拉夫时期曾被以刺客的名字改名“普林西普桥“）的斜对角。


“Sophie，别死，Sophie，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活下去！”进门前一个志愿者正在给一圈听众重复大公的遗言。然而在被收走三马克的门票钱后，我们转身发现此馆真的小到了荒谬的地步，客厅尺寸的展厅墙上有手指数的过来的数件家具、旗帜、枪支、士兵制服，以及我似乎在天津邮政博物馆见过的同款大公夫妇蜡像。


半个上午的计划于是便在五分钟内被完成，出门前我用拙劣的拉丁文在留言簿上写道“Vivat Habsburg！XXXI. XII. MMXIIX.”(哈布斯堡万岁！2019.12.31)。然而，这样无害的玩笑也让我出于对这篇苦难地区的愧疚而感到了片刻不安。





虽然奥匈时期兴建了包括博物馆、戏院和犹太堂在内的大量公共和私人建筑（详见捷克建筑师Karel Pa?ík），并以老市政厅（现为大学图书馆）的摩尔复兴主义风格最为出名。


可是仅从地名上来看百年的巨变后，这座旅游业重镇中剩下来可以用以凭吊那个时代的东西却少得可怜，除去这家官办博物馆外，也只有两家分别名为“哈布斯堡”和“斐迪南&索菲”的咖啡馆了。



有人居然在离斐迪南大公遇刺地点不远的小商店里贩卖玩具手枪（左前方街角标有“Muzej”字样的即是小博物馆）



萨拉热窝摩尔复兴主义建筑的代表作，斐迪南大公遇刺前发表演讲的老市政厅



米莉亚卡河对岸的另一座破旧的相似风格建筑（可能有些威尼斯和拉古萨的哥特味道？）


在萨拉热窝最后的时间里，我们随机的参观了一名奥斯曼时期穆斯林富商的全木制宅邸（Svrzo House）。虽完美避免了低劣故居博物馆常见的修旧如新，此屋的看点却实在不多，想必不会比参观犹太教堂来的更充实。


离开前我们同一位身材高大、相貌体面、英文流利的办公室大伯攀谈起来，他对铁托式的社会主义感到骄傲和怀念，并对九十年代的民族国家浪潮表示不屑。三年前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青旅门口，就听过一个克罗地亚老青年表达自己对九十年代初跟风“砸柏林墙”行为的无限悔恨，可是此刻却没有什么别的遗老情怀比这位售票处老伯对铁托时代的赞誉更加真切了。



红色部分为波黑境内高度自治的塞族共和国


从一些不知名的南斯拉夫搞笑历史片的记忆，到“丁丁在鲨鱼湖”，再到高中大学对哈布斯堡的兴趣，波黑地区的混乱和无主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象征了我对“巴尔干化”一词的理解。这个国家宿命中的混乱和政治理想的多元化在奥治时期就已若隐若现。


1914年执行斐迪南大公刺杀行动的学生组织“青年波斯尼亚”就是这样一种混乱性的体现。虽同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可这些激进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们，却在未来独立巴尔干的政治甚至疆界面貌上各怀异志。在奥匈和奥斯曼势力崩塌后的历史背景中，民族主义、大南斯拉夫主义同政体选择的纠纷成了西北巴尔干大半个世纪混乱背后的主要动机。


二战中几股暗流绘成了克罗地亚人的亲德傀儡国、塞族传统主义者的“切特尼克”武装以及推举南斯拉夫主义的红色“游击队”；在铁冷战东西方壁垒的中间地带，强人铁托的独特立场令分离主义民族主义陷入半个世纪的沉睡，而这种混乱无序化的传统宿命，在九十年代东方阵营瓦解地缘政治失衡的时刻突然复苏，洪水猛兽般的撕碎了自己的温床和牢笼，三个族群迅速陷入了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血腥搏杀当中。





历史的沉淀在时间的推移和不断冲突中，似乎被打磨得越发失去质感，那些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前南故事不再能得到那里人们的共鸣，我们在零星契机中窥探着那里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仿佛扎根于表层水泥废墟中的青草，与过去的历史土壤失去了联系。


当然，和德奥或者法国的同龄人相比，这并不奇特，但也许由于当代媒体对创伤题材的过分挖掘与曝光，萨拉热窝围城的阴霾却许久笼罩在这座谷地城市和它新一代居民心中。这里浓重的烟霾在其成份上大不同于今日的华北，烟熏腊肉般的气味黏在在毛料裤子上，甚至在我离开该市后的几天后还能清晰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