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旧中国另一个重要的力量------资本家。
1945年8月28日，在这个吉利的日子里，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在机场上，人们记下了一个细节，迎接东哥的国民党官员告诉他，蒋介石特地为他准备了一辆专车，对此，东哥一边对他说，谢谢，一边却还是钻进了美国佬赫尔利的车子。

--------纵然是号称一直无所畏惧的东哥，此时也显出一点慌乱，---在从机场到达张治中公馆小憩时，东哥还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无可否认，伟大的政治人物虽然可以凭借理智完成充满勇气的行动，但并不意味他的坚强神经足以控制他情绪上所透露的无意识的紧张。。。
而想出邀请东哥来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那个提议者，就是下面我们所要介绍的一位牛人----吴鼎昌。
假如要找一个少年得志的人物，吴鼎昌可谓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此公生于1884年，19岁就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而且还是地下党员，不是公开的），26岁回国，成为当时满清的“商科进士”，（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所以吴是“商科”进士。），此后，28岁，做中国银行监督，30岁，做上了天津造币厂监督。北洋政府时代流通的“袁大头”（银币），即由天津造币厂制造。名为七钱二分，规定可以掺几成铜（纯银不能敲响），因为这个原因，吴鼎昌一年闭着眼睛就可有额外收入一两百万银元，就此他成了财阀。（当然，这个时候，吴鼎昌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同盟会地下党员的身分，就不得而知了。）要知道，１９１２年一块银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天人民币５０多元，吴鼎昌这笔外快，实在是太爽了。无怪乎后来，张勋复辟被推翻后，1918年，段祺瑞任命曹汝霖做财政总长，曹推举时年34岁的吴鼎昌做次长，吴就要求兼任这个天津造币厂厂长作为条件。也真佩服吴鼎昌的财运，他做财政部次长期间，刚好发生了著名的上海焚毁鸦片大舞弊案，当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及副使何丰林，大举没收鸦片商的大批毒品，名谓消除烟祸，却未见其公开焚毁，实已卖掉变为巨款，两人私分，上海商人及江浙缙绅，纷纷向北京政府告状。卢、何等本为皖系，因此皖系首脑，当时主政的段祺瑞自然要加以庇护，于是制造伪证，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此事要经财政部出面，了此手续。曹汝霖得贿80万元，予以“批准”。但手续上必须次长副署，吴则一再托词拖延。曹汝霖本是老狐狸，知此款不能独吞，乃以一张20万元的支票，暗中塞给吴鼎昌，吴笑纳以后，第二天就副署了此大舞弊案的文件。（以上是徐铸成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卢永祥和何丰林向财政部行贿八十万元。曹汝霖兼任财政总长，部务由吴处理，这笔贿款，曹未分润，由吴独得。此事由章士钊所说）
同时，1917年，33岁的吴鼎昌已经荣任当年号称“北四行”（北方四大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总经理，1926年，腰缠万贯的吴鼎昌和留日时友人胡政之、张季鸾合作，复刊了关门不久的天津《大公报》，胡，张二人负责报纸编辑，发行，而报纸的财政由吴鼎昌一人支持。---因为这一点，《大公报》得以成为当时少有的独立评论的报纸，（要知道，民国初期的很多记者都是拿政坛人物红包的，只不过有一些名记者虽然拿了红包，还是照骂不误，比如邵飘萍），所以，《大公报》得以赢得公正的名声而因此流行全国。号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但事实上，并不尽然。
北洋政府的前财政次长吴鼎昌后来很快找到了新东家，那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他被蒋招揽，从政。历任要职，抗战期间，出掌贵州省政府主席、掌握该省军政大权。对贵州建设贡献很大。抗战胜利之后，吴鼎昌已经是蒋介石的心腹策士，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要东哥来重庆谈判，正是此公妙计。
行文至此，似乎吴鼎昌的人生并不算得上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资本家”，但其实作为《大公报》社长的他，更符合旧中国政治结构里一个资本家的典型，那就是投机政治的财阀。或者说，在旧中国时代，真正成功的资本家是必须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不用一些更直接的官商结合的例子，而用《大公报》社长吴鼎昌的例子，是因为在某一些作者眼里，似乎民国时期有真正“民主”的舆论。但事实并非如此。-----“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吴鼎昌的早年成功恰恰是因为他深知和政界勾结的妙处。而他后来虽然弃商从政，这只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并且他深知，为了保持这个身家，必须要投入政治以进一步发展。-------值得提起的是，吴鼎昌1949年借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之际，辞去总统府秘书长，举家逃难香港，而大陆解放后，据说他还对北京暗送秋波，表示要回归故里，但1950年因为治疗牙病时因医疗事故而撒手人寰。------对于一生享尽荣华的吴鼎昌而言，他的人生要比陈独秀的好得多，但作为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则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从个人智力和才能这方面衡量，吴鼎昌无疑是当时中国少数的几个顶尖人物之一，但作为一个善于投机的商人，他对当时政治的贡献（尤其是对国民党为主的中央政府的贡献），是不大的。这是因为，吴鼎昌在本质上只能算一个策士，而且还是一个有私利的策士，所以他的成就是依附在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能力和政策上的。---而后者，由于和当时中国的腐朽，贪婪上层沆瀣一气，已经丧失了完成当时中国社会面对的历史使命的根本能力。---吴鼎昌能够全身而退，已然是当时资本家投入政坛后最好的结局。----另外一位同时代的牛人，16岁只身从湖南跑到美国，半工半读最后读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博士回来的蒋廷黻，就是被吴鼎昌推荐到蒋介石处，蒋做行政院长的时候，翁文灏为秘书长，蒋廷黻作证务处长，负责国民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结果蒋博士上任没几个月，提出的改革建议已经触犯各方利益，很快就被调职了。后来蒋廷黻去苏联做大使，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等技术性强的外交官，但核心政治层，对于蒋廷黻这样清廉而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而言，却始终不得进入或发挥力量。
而说到蒋廷黻，就不免提到另外一批当时民国政坛的清流角色，自由主义政论爱好者。他们之中的中坚，就是胡适之。 6park.com
讨论胡适之和他的朋友们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最近看了一本张耀杰先生写的《历史背后---政学两届的人和事》，里面挖掘了很多新文化运动中名人的历史细节，功力很深，但顺便也提到了好多八卦，比如陈独秀和吴虞逛八大胡同嫖妓啦，钱玄同很狂妄啊，刘半农很无能啊，等等。----而有意思的是，张耀杰在说了五四运动诸位大将们的弱点之后，对胡适却几乎都是表扬。在该书的序言里，张耀杰在回顾了他的祖父在“三年自然灾害”里“非正常死亡”，他的父亲母亲在解放后的岁月如何艰难后，他被当代中国的一位风流人物，谢泳先生点醒，开始仔细“阅读”胡适，并认识到应该用胡适的“不惑之思”去研究历史。。。
好吧，虽然这个圈子绕得很远，但俺要说得是，作为一个比较挑剔的读者，俺在注意到张耀杰的历史研究，是以家族苦难作为起点之后，就很有兴趣了。----而在看到他把新文化运动里的其他大将们的“历史真相”还原之后，却没有仔细地勾勒出在他心目里新文化的主将胡适的亮面和暗面，-----这个对比，就更让俺微笑了。-----因为，虽然这很有可能出于俺的挑剔，-----但显然，对一个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贬低进而衬托该团队领导的伟大，事实上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在为林总辩护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那些无可抵赖的错误推到叶群，林立果或四大金刚上一样，----其实这种推卸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林总和他们是一伙的。----所以，这样的衬托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很明显，和任何其他历史人物一样，胡适，不可能是一个飘然出世的伟人，一个一尘不染的瓷娃娃，但很有意思的是，在现在的一部分潮流里面，胡适俨然成为了一个偶像。一个代表自由主义的，温和的，不粘上任何残暴的鲜血或其他污物的政治清流。-----虽然，从历史的底层看，对于胡适的这种鼓吹无疑是一个幻影，---但这种对胡适的偶像化恰恰说明了一个很讽刺的本质，即在现在的中国，以民主自由为己任的鼓吹者们，在骨子里却还没有摆脱需要树立一个偶像的惯性思维。
而之所以俺要感叹这一点，就在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如何表述，或者谁能够来表述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鉴于俺接下来就要写到延安了，写到一些我们耳熟能详却未必曾用较为客观的标准去衡量过的现代史上的巨头们，----是以上面的表述角度问题变得非常的重要。
根据俺的看法，在政治意义上的胡适以及他的朋友们，比如傅斯年，罗隆基等等，其实根本算不上一种政治势力。----这不是对他们的菲薄，因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政治的“打工仔”，而不是“主人”。----这个本质属性是区别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的界限。----由于这个属性，决定了像罗隆基这样的，在反右之后，成为大右派代表的，还依然幻想能够有一天被TG“起复”，也是由于这个属性，看似胡适一度曾到了被暗示可以竞选中华民国总统的高位，但一直到国民党都败退到了台湾后，雷震案的结果也很清楚地告诉了胡适他所宣扬的理念在现实政治里所能达到的范围。
所以，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所谈论的政治只能流传于他们的茶会和同人杂志之间，是的，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民国时代的这些知识分子至少在经济地位上要比较优渥，因为一旦做上教授，他们的月薪是非常可观的。----这样的经济基础也使得他们能够维持他们的“清高”和“独立”，-----但也同时限定了他们的活动只能仅限于温暖的书斋。
因为很明显的，要推动政治的改善，唯一的途径是要激发，鼓动，组织那些社会最底层的，最需要变革的广大民众，而不可能指望，会有一个求贤若渴的君主或领袖，三顾茅庐来请教“好政府主义”这样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甜蜜的祈祷。----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必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就是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以从政的知识分子为标准衡量，他们都超过了胡适和他的朋友太多太多。
当然，上面的标准并非抹煞胡适作为驻美大使期间对国家的巨大贡献，那是事务层面的，即使胡适在做驻美大使期间收获了十几个名誉博士头衔，但和他在美国四处奔波，向美国人宣传中国当时抗日的艰难和不屈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但，俺还是要指出，相对于在事务层面，胡适在他的政治理想层面的成就，毫无疑问，是一个尴尬的笑料。
但，假如把胡适的政治理想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则他的这个“尴尬的笑料”其实很清晰地反衬了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恶劣和残酷，-----一个很有力的例子是，“个人崇拜”并非大陆的特产，直到去年民进党开始“去蒋化”时，我们在海峡的这边欣然看到，蒋公的铜像也使遍布台湾的大街小巷的。-----假如上面的例子过于幽默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直到1987年，台湾才解除了戒严条例，而这个解除意味着：“解严声明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法令，并总结解严戒严至少有3个方面的意义:军事管制范围缩减，行政、司法机关职权普遍扩张，山地管制区由119个减为61个；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也移交警察机关及“新闻局”负责。人民权利大幅增加，人民将可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解严后许多事项不再实行管制，各主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民意机关更能发挥监督功能。”----我们可以反观在1987年之前，台湾的政治环境如何。
所以说，在对比了两岸之间的历史发展，在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之后，我们不由得感叹，中国的激烈和喧嚣的当代史进程无疑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披荆斩棘的历程，因此，期待在这样的历程中看到一部令人喜笑颜开，欢欣鼓舞的连续剧，是一种桃红色的幻想。----真实的历史进程，是和着低沉的鼓声，在鲜血四溅的背景里，撕心裂肺般地从旧的躯体里挣脱出来的一段活生生的连续场景。-----但只有这样，才能映衬出中国当代史的深刻和重量，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明白，在过去的世纪里，中国人是在怎样艰难的环境里，挣扎着，奋斗着，扭转了他们的命运。

贴主:NewCommer18于2019_10_14 10:19:0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