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罗生门之宁都会议   6park.com

这个帖子，俺在叙述之前要唠叨几句。因为，这是一个略有深度的，具有“成人”色彩的故事。-----记得在写《那年庐山》的时候，造船厂兄曾发表感言，认为俺把庐山会议写成了办公室故事。----俺对这个比喻，其实是很喜欢的。----因为这是俺所一直坚持的一个关于历史的信念，---那就是历史从来就是不同的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环境中，互相作用的结果。----因此，俺所能理解的历史，首先应该是符合人情，逻辑的历史，是“人”所做的事，而不是一个榜样，一个典型，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因为为了一个宣传的目的所构筑的“历史”必然要为这个目的所埋葬，----但是，这个简单，却无法否定的规则，是有非常强悍的力量的，当把这个规则应用到敌人，外国人等等对象时，我们游刃有余，---而当这个规则被应用到我们所景仰的伟人身上时，坚持这个原则就需要更加强韧的神经和必需的更加超脱的态度。
之所以向大家报告这个观点，原因在于俺将要叙述的宁都会议涉及到了两个中国现代史上最光辉的名字，---毛泽东和周恩来，-----而本帖所挖掘得，却并非这两个伟人之间的恩爱往事，而是一个既不干净利落，又不正大光明的故事。-----就像不仅在主席台，而且在公共厕所里，也同样能碰到我们的领导一样，历史的事实本来就既有光鲜的外表，也有灰暗的底层。-----所以，这个故事虽然不太漂亮，却很深刻，----但是否能被您接受，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那么，您准备好了吗？ 
（一） 宁都会议之基本要点
在展开故事之前，我们先对这个故事的主要几个要素作一个划分和概括。以便同学们更清晰地理解整个故事的进程。
宁都会议，首先是一次TG党组织的会议，而且，是一个高层的领导机构的紧急会议，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做中共苏区中央局。-----这个中央局，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的一切工作。”“有权可以改正或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或解散党委。”----所以这个机构有多厉害，是可想而知的。----苏区中央局是在1931年1月15日，也就是后来宁都会议的同一地点，宁都小布成立。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名(名单未定)、共青团中央1人(名单未定)。后增加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从成立，到本文所述的宁都会议（1932年10月上旬）期间，先总理周公始终是该局书记。但周公未到达苏区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为了再说明一下这个中央局的重要性，俺这里补充一个小故事，1931年五月，当项英因为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而被后到苏区的三位“钦差”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判定“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以东哥代替项英的中央局书记时，东哥曾经企图扩大苏区中央局成员，把他的几个老部下“彭德怀，林彪，曾山，周以粟，陈毅”选进中央局委员，（为自己张势）为此，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发电给上海的临时中央请示，----结果被断然拒绝。回复的电文，劈头就是“中央局的成员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所以，玩味东哥的跃跃欲试和当时临时中央的断然拒绝，就知道这个“中央局”有多么诱人了。
其次，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时，“中央局”的成员共八位，当时因为要准备抵抗白军的第四次围剿，所以，这八位成员因为分工不同，分为两部在前后方工作。坐镇苏区后方的，是任弼时（此时是代理正在前方的周公的代理书记），项英，顾作霖，邓发。而随红一方面军正在征程中的，是书记周公，东哥，朱老总和王稼祥。---而开这次会议的时候，是全部委员都到齐了。（周公稍晚一天到。）-----但这个会议还有一个列席者，他就是时任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但是，恰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此次宁都会议是中央苏区最高党组织的会议，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刘伯承，是没有会议的投票权的。----所以，有一些文章里说，后来宁都会议表决的时候，票数是五比四，前方和后方委员正好四票对四票，而打破平衡的，就是刘帅的这一票，----这种说法，纯粹是乱说。
然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是别有原因的。它实质上是为掩盖一个事实，---那么，----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党史罗生门之宁都会议 （续一）   6park.com

在展开这个事实真相的挖掘之前，俺还是需要说几句题外话。恰如俺在这个系列之首所提到的，这个系列决算不上一个著作，而是一种网络间基于互动的探讨。为此，俺所着眼之处是为了尽可能地在现有历史资料基础上，用一种略为现代的，客观的眼光来介绍和评论那段历史。-----因此，俺希望所还原的是一个面，而不是几个点，----是以，下面的篇章会略带繁杂或者累赘，敬请诸位谅解。

好，回到正文。
上面提到，作为那个列席者，刘伯承元帅是没有对这个会议结果有投票权的，但是他的到来，恰恰是我们理解这个会议的一条线索。----刘帅此前，以川军名将.八一起义的参谋团参谋长的显要资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念过书的显赫背景，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等要职的身份进入苏区的，---但是他的第一份苏区工作却是东哥派给他的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而这个职位的前任是何长工，---何长工在他的命运转折点之前，（即参加张国焘的那个“中央”） 一直是东哥的嫡系，众所周知，井冈山上的朱毛会师就是因为何长工在洗澡的时候听到的重要情报。----但是，在那个时候，比较刘帅和何长工在军界的地位，实际上很明显地看出，是存在明显差距的，因此，两者之间的工作交接并非正常。---而且，刘帅此时作这个红军学校的校长并非是特派，而是替补，---
“一天，在叶坪一座简陋的房楼上，毛泽东邀集刘伯承、何长工谈话。何长工是红军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红五军团，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何长工到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局分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诙谐地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化一下，宁都起义的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二期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左权去十四、十五军当政委，你到十三军当政委。”这时，刘伯承插话说：“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引自《刘伯承传》）
请注意，在东哥提到派何长工去红五军团工作的原因时，是因为何长工是一个“假洋鬼子”，---但事实是，何长工的“假洋鬼子”不过是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勤工俭学，谈不上学历，更与军事无关，----而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刘伯承显然更应该是那个“压得住台”的“假洋鬼子”-----然而，当时的东哥就是如此安排人事的。

那么，作为红军学校校长，刘帅的工作又是怎样的性质呢？《刘伯承传》告诉了我们：
“经过3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学生达到的水平是：“有百分之二十可以当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百分之六十可以当排长，只能当班长的不上百分之二十。”5月15日，刘伯承主持了第二期毕业典礼，隆重地举行了阅兵式和分列式。”-------很明显，这个红军学校所培养的学员层次可以很有力地说明此时刘帅工作的重要性。-----作为比较，宁都会议之后，刘帅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实际上是红军的第三号人物）
因此，我们就会明白，对比刘帅前后的职位，在宁都会议之后，刘帅在当时苏区刊物里发表文章，批评东哥嫡系林总率领的红四军有“游击主义”的错误就并非一个简单的观点讨论了。

还值得说明一点是，在宁都会议后被大大提拔的刘帅还赶回红军学校主持了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这说明了刘帅参加宁都会议是一次较为仓促的安排，以至于他的红军学校校长的职位还根本没安排交接。
-----那么，是谁在宁都会议之前要求召刘帅来列席会议并事后提拔为总参谋长呢？
官方的《刘伯承传》没有提，而且是用一段非常幽默的表述来告诉我们刘帅的宁都会议的：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严厉批评前线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朱、王坚持将毛留在前方，但多数人不同意。刘伯承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会后，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由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假如这段记载全部是真实的话，很明显就值得推敲了，----因为我们知道，参加宁都会议总共八位中央局委员加刘帅，既然“周，朱，王”“坚持将毛留在前方”，那显然除非东哥(毛)本人不同意，否则，就很难发生“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因为四对四，不可能有“多数”存在啊？----而且，既然没有这个“多数人”，则“刘伯承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这一句自然也就有了矛盾了。

但是，同样是官方史书，我们还是能找到线索的，中央文献出版社的《任弼时传》里就很清楚地写到：
“第二天下午，任弼时等一行五人，从瑞金出发，…同行的刘伯承是周恩来二十四日来信要求他到前方协助工作的。”
值得一提的是，周公的这个请求，在同样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周恩来年谱》里，就没有提到。
以上，是关于宁都会议的第一个小小的罗生门。

党史罗生门之宁都会议（续二）四个愤怒的青年   6park.com

在切入宁都会议的核心问题前，我们还要看看这一事件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参加会议的四位中央局后方委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邓发。----之所以要把这四位放在一起说，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坐镇后方的委员，还因为另一个重要的线索，---即宁都会议之后，这四位联名向当时TG的临时中央发电报，告状，抱怨先总理周公在此次会议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向临时中央发的“抱怨”电成为关于宁都会议的第一手资料保留了下来，---但是，迄今为止，这篇77年前的电报全文还没有发表。----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的抱怨首先证明了一点，即这四位，在宁都会议上，都是铁杆反毛的。
说到这儿，俺必须要提醒各位看帖的同学们，----我们说，这四位的确在宁都会议“反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为因为是“反毛”，所以天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宁都会议是TG的一次党的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表述对东哥的不满是他们作为中央局委员的权利。------同时，这四位反毛也不仅仅是一种“personal”的攻击，而是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这里俺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位的背景，使大家更细致地理解整个的情况。
首先，这四位都是当时临时中央所倚重的大将，所谓的“临时中央”，就是王明这位时年28岁的年轻人在共产国际的撑腰下，委托时年25岁的博古（秦邦宪）为首，洛甫（张闻天）帮忙的当时TG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显著特点是年轻，对外听话（因为就是海龟，莫斯科培养的），对内由于急于立威，而色厉内荏。（因为年轻，所以冲动，因此“色厉”，但同样因为年轻，没经验，所以碰到紧要关头，就会慌乱，“内荏”）----具体到这四位，24岁的顾作霖最为明显，他之前的革命经验几乎都在城市，而且由于年轻，他比较冲动。（当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位钦差初到苏区的时候，据说第一次整东哥时，任是头子，王是军师，顾是打手。当然，这个“打手”是指具体发言批评，而不是动手啊。
），28岁的任弼时是后来著名的五大书记之一，这个时侯，他是后方中央局的代理书记，他和东哥是大同乡，和胡服同志，肖劲光大将都是同学。作为曾在21岁就出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他，对东哥这个时候的感情是很微妙的。---一方面，任弼时在东哥第一到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中深切认识到了东哥军事指挥能力的天才，----另一方面，任弼时同样为东哥当时身上的领袖气息（或者说王霸之气？）和看似缺乏理论基础的“狭隘经验”不满，-----事实上，当任弼时等三位第一次来苏区时，就夺了一次东哥的权，但因为他们对军事领导实在太弱，撑不起这个局面，所以无法扳倒东哥。----一直以来，临时中央和任弼时都指责东哥违背上级攻打大城市的命令，认为这是“右倾”路线，同时他们又对老打胜仗的东哥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想象的，当任弼时这样的一方面被委以重任而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又因为没有经验心里发慌的年轻人，在看到比他们年轻大上一轮的，做事周密而屡获成功但言辞尖刻的东哥时，这种嫉恨和心虚杂陈的滋味是很自然的。
而比起任弼时而言，项英对东哥的感觉应该更加不爽。项英这年33岁，此前是TG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共产国际里，他当选为国际监察委员。而且是TG六大政治局常委，所以从资历上讲，他比东哥至少是不相上下。----但到了苏区之后，一开始，因为富田事变，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被东哥替换，接下来，著名的赣州之战，----临时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大城市，苏区中央局在周公主持下讨论，东哥坚决反对，项英坚决支持，----后来表决，多数同意打赣州。-----结果是红三军团围城近一个月不克，反被敌内外夹击，红三军图红一师师长侯中英以下，成建制被俘。（请注意，红三军团实际是一个军，而不是一个兵团。所以这个失败有多惨重，是可想而知的。）
而让项英难堪的是，周公让他去向此时（因意见不被采纳）而在家养病的东哥通报赣州大败的消息。---而且，还要请东哥出山，重掌兵权。
----就这，还不是项英难堪的尽头，东哥复出后，指挥林总，聂总指挥的红一军团为主的东方军，一举攻克福建重镇，漳州。（此战的胜利，使东哥筹款百万大洋，---要知道，当时中央红军一个月的军费也不到二十万大洋啊。---这一百万大洋，由东哥胞弟毛泽民（也有说法是邓发）带领民工埋藏，后来红军长征的时候，这笔钱成了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搬家的经费，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费。）-----所以，这个胜利象一记耳光，打在了诸位来苏区的钦差脸上，---就在宁都会议之上，赣州之败和漳州之胜还是辩论双方的主要论据啊。。。。----也无怪乎，项英成为宁都会议上攻击东哥最严厉的一位。

至于邓发，他之前的经历基本上就是两个关键词，“工人运动”，“行动队长”，---而到了苏区之后，他的第一个职位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后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这两个职位后面所隐藏的雷厉风行或者鲜血淋漓，是不言而喻的。----他在闽西的肃反上手法毒辣，成为其著名历史污点。----不过在宁都会议上，他更多地是因为同样是空降的钦差，为了维护临时中央的权威，来反对东哥。
在整理了一下这四位后方中央局委员的背景资料后，我们可以总结出宁都会议的一个大的背景，这四位反毛的钦差们，因为是“空降”，所以在苏区没有根基，---为此，他们自然会维持临时中央的威信，---这就是他们在苏区立身的根本，----而当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一直在张牙舞爪地要求东哥带领红军主动出击，----但是，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一方面受到东哥这样实权派的抵制，另一方面，它派出的钦差们又没有能力来执行它的路线，---是以，当时中央苏区围绕军事政策的吵闹实际上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任弼时，项英，或者低一层次的顾作霖和邓发，---他们毫无疑问地忠诚于临时中央的指示，然而由于（特别突出于）赣州的大败和东哥三次反围剿的大胜这样鲜明的实践效果，----使得这四位钦差无法动摇东哥在红军里的地位。---原因是，他们无法替代东哥。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宁都会议的结果，就是东哥失去了他的军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临时中央和我们的四位钦差，终于如愿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如愿了呢？同样的，为什么这“如愿”的四位在宁都会议之后，会愤怒地专门联名向临时中央发电报，告时任中央局书记周公一状呢？

党史罗生门之宁都会议（续三）中央局书记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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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关于刘帅的调任一事，很多同学从刘帅喜欢办学或办过很多次学来入手，说明刘帅这个红校校长的任命和红军总参谋长的调职都是正常现象，其实如果细查几个细节就会知道不然：
其一，刘帅在参加宁都会议之后，“刘伯承立即赶回红军学校，参加10月10日举行的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考虑到宁都会议结束于10月8号，并且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情况，（从宁都回军校需要2天），可以说，刘帅的确是“马上”回红校主场毕业典礼的。---而这，恰恰说明了一点，即他被调为红军总参谋长是一个非常紧急也是仓促的任命，以至于他根本没机会为红校校长职位的交接作准备。
其二，刘帅列席宁都会议是另一条线索。很明显的，当时，刘帅参加宁都会议的作用，是不可能为了支持东哥的。----那么，他的列席是为了支持哪一方呢？又是谁在宁都会议之前，要求刘帅和后方中央局四人一起前来呢？
当然，这个答案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周公。
因此我们说，刘帅在宁都会议之前的仓促任命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为了解脱东哥军权这个宁都会议主要目的的一个配套措施。
那我们再接着说另一条线索，即后方四委员为何要联名向临时中央告周公的状。
因为后来的“正面”的党史叙述都是宁都会议东哥是被后方四委员夺去军权的，周公为了挽留东哥，提出两个建议，即：“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似乎大责任在四委员一方，但实际上，宁都会议的召开提议并非来自后方中央局四委员，相反，是来自前方的四委员，即周，毛，朱，王。---而且，前方在9月25日，26日，30日三次向后方提议要求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因此说，后方四委员并非主动的一方。
当然，前方提议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初衷是确定当时（反第四次围剿）军事方针。---但既然需要召集后方的委员来开会，当然根本的原因就可能有两点：
要么，前方和后方的意见不一致，
要么前方内部的意见不一致，需要后方来一起开全体会。
----那么，究竟是那一种可能性大呢？
周公的9月24日以个人名义给后方的电报给出了答案：
“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会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
　　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
….. 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当然，这封电报很清楚地说明了：
首先，前方内部存在争议，争议的双方就是周公和东哥。
其次，周公搞不定东哥。
其三，周公提议后方一起来开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周公向后方提议时，“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
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同学奇怪，为什么作为中央局书记的周公在前方会没有决定权呢？---事实上，本来，周公当时是在后方负责全局的，前方的军事是由当时攻下漳州，正在发动群众，筹款的东哥负责的，但是到了1932年7月，周公作为中央局代表前往前线，-----这实际是因为，当时临时中央的命令屡次得不到东哥“坚决地执行”，所以，为了保证东哥“听话”，才把周公这个当时苏区最高领导人派到前方坐镇，监军的。-----但问题是，这个“监军”并不好当。
因为周公不幸成为了临时中央和东哥在战略方针上争辩的“着力点”了，---一方面，由于当时建立了良好的电报通讯，所以临时中央得以方便地在千里之外对苏区中央红军的作战指手画脚，另一方面，（特别是经过了赣州之战之后），东哥已经彻底地摸清了这些空降到苏区的钦差们的军事才华，而且有鉴于这些钦差一到苏区就罢了他的官，（毫不讲情面），在赣州大败后又把他请了回来，因此东哥无法对临时中央以及这些钦差们保持敬意，所以在同年的5月3日，占领漳州的东哥在回电中央局时，是这样评论当时临时中央的决策的：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既然东哥连临时中央都不在话下，那么周公这个中央局书记（而且到苏区以来，尚无大的表现），他又如何能心服呢?----而且，在东哥作为战胜者，从漳州带着百万大洋回来时，迎接他的是中央局做的两个反“右倾主义”的决议，对此，东哥在九年之后，依然愤怒地称这两个对他虽未点名，但指桑骂槐的决议为“缺席审判”，而且“不准上诉”的。---因此说，这个时候的东哥，尤其是在对当时军事态势的分析上，他要比那些钦差们高明的多，切实的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对临时中央以及他的代表周公和后方中央局的委员们表示合作的。----而这就决定了周公，处于一个外有强逼，内有硬顶的艰难处境。---而关键的地方在于，周公，作为一个最有纪律性的TG党员，这个时候，他是站在临时中央的一方，而不是东哥一方的。

	那么，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自然对宁都会议的发展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后方四委员来前方开宁都会议的时候，他们是作为“救兵”来的。----当然，他们本身，在这个时候对东哥就有或多或少的私怨或者情绪上的反感，---以及从空降到苏区以来对东哥“右倾”的认定，---因此，在开会的时候，这四条汉子，把打击，批斗东哥做为解决当时红军指挥权纷争问题的办法，做了很伤感情的打击，他们后来的简报里很坦白地说：“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以及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在临开会之前的9月30日，后方四委员给临时中央的电报如此说到：
“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以及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在四天之前，当前方委员来电报要求后方来开全体会议时，还被后方断然拒绝，但四天之后，这四位委员已经决定“要召回”东哥，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快地做了决定呢？
这个时侯，他们后来对周公的愤怒就给了我们一条线索，在后方四委员给临时中央的电报里，集体向临时中央告他的状，指控他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以消极等待为中心的右倾主要危险，“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
“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指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是否，这四位的怒火就因为周公在斗争中是“调和的”呢？-----这里，我们就碰到宁都会议里最大的一个罗生门了。
-----根据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徐旭初著的《红都风云—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155页里面引用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有这样一段内容：
“留在后方的中央同志认为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议恩来同志负战争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和认识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和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来前方。”
黑体部分的内容是俺翻遍所看到的关于宁都会议的党史资料里，所仅见的，甚至连高华的《红太阳》和高文谦的《晚周》里都没有。但是这一句，却帮助我们印证了几个疑问：
其一，解释了四位后方中央局委员的怒气，因为他们对周公“调和”派做法最不满的地方在于，周公本来是“坚持要毛同志回后方的”，但开宁都会议的时候，却变成他们四个演黑脸，周公却提出一个，留东哥在前方“助理”，甚至东哥“负全责”的提议。-----这样，就让这四位很有被USE的感觉了。
其二，这也解释了周公指定刘帅急忙赶赴前线，并列席宁都会议的用意。-----至少，在宁都会议上周公提议东哥留前线“助理”之前，他早就提议刘帅到红军任总参谋长了。---那么，假如东哥真的去前方“助理”周公的话，他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其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公后来会说宁都会议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假如周公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东哥被剥夺军权，而且还曾极力挽救这个局面，提议让东哥留在前方的话，-----那么，周公自称“最大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罪恶”则显然过甚其词了。----但如果周公是主动主张“要毛同志回后方的”，---那么，这就容易理解了。
----但是，话虽如此，俺必须提醒各位同学，宁都会议并非一场“权力斗争”，因为周公本来就是最高领导人，他所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过是人事调整而已，并非“夺权”。---而且军事指挥本来就是要独断，既然东哥不能配合，那么，周公让东哥回后方，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儿。----我们所要品味的是，周公在处置这个事情的过程里，由于为了照顾方方面面（临时中央，后方中央局，东哥）等等，在企图面面俱到时，显得略微不够干净利索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俺看来，这是“如何做事”的问题，在这方面，当时的周公做得还不够完美。
而且，俺同样要提醒各位的是，上面的引文，是俺翻了关于宁都会议10来本权威党史著作后，所仅见的一段引文。----由于《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这个历史文件迄今仍未公开，而徐旭初在党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度又不高，且所引的这个片段的语句文法颇有拖沓，重复之嫌。-----因此，这段引文是否真实，俺是存疑的。---这也是俺为啥称本小系列为“罗生门”的本质原因。
当然，周公在宁都会议前后对东哥的真实意图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以东哥的睿智，假如他觉察到了宁都会议中周公的真实意图的话，---他后来拒绝留在前方“助理”周公的行为就值得玩味了。----而在玩味之间，我们也隐隐觉得，虽然迄今不过七十多年，但有一些关键的历史事实，已经变得隐约而晦涩了。就像东哥和周公这样绝顶聪明的伟人，他们之间的交往居然富含这么多的内涵，实在让人感叹历史的厚重和幽玄了。。。
【更正】根据一剑南来兄的材料，也根据俺相关资料的判断，应该上面引得徐旭初的引文至少是印刷错误。因为，这一句“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对照上下文，明显很突兀，且不协调。假如结合一剑南来兄给出的原文资料，：
“（六）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府〔央〕政府工作责任。因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中央局”
更可以看得清楚。-----如此看来，徐旭初的这个错误大概错得很大了。。----因为这涉及到周公的令名，是必须要澄清的。---在此特地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