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环境以及其他   6park.com

在叙述完那个宁都会议之后，俺沮丧地发现，其实对于这个会议，俺并没有探索出什么结果。----这说明了，玩味党史一旦进入到非常具体的细节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的障碍。----微观层面的研究需要第一手的资料，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
为了赶上俺的整体进度，哈哈，就把东哥从苏区到长征的这一段先跳过去吧，先到俺们这个故事的起点，延安，来做一个宏观的展望吧。
之所以要把延安作为中国当代史的起点，是因为现代意义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都形成并首先实践于延安。----从1937年到1947年这十年之间，延安作为赤都，一直是TG的一方和平的试验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从陕甘宁边区这一片陕北的黄土地里走出来的。
在描述延安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几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首先，延安能成为东哥这个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长征这个战略大转移的后果。---我们说，虽然，东哥曾经说长征是播种机，宣传队，宣言书等等，似乎这样一次经过大比例减员，而且在长达两年多时间内，都处于被追击，被围剿的战斗是一次辉煌的游行，----实际上，客观地说，长征的胜利，应该更精确地说明为“幸存”。（这并非抹杀在长征过程中无数英雄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但这个“幸存”的确蕴含了几个金子般的好处“
其一，TG的力量（而且是淬火后的精华力量），从国民党占优势的南方转移到了北方。这个空间的转移是非常重要的，---假设中日之战提前爆发，而TG还是留在江西苏区的话，那么，他们是否还能够乘抗日的东风像后来那样在北方铺天盖地地发展呢？新四军的历程就是一个佐证。---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的统一之路其实一直也是贯穿中国现代史的一条线索，中原大战只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在此之后，蒋介石还必须要花费大量地时间和兵力去剪除那些原来的军阀和他们留下的部队。伴随着红军长征，他用“驱狼吞虎”之计已经在南方消灭或削弱了好多地方势力，（如贵州的王家烈之流），但是他还顾不得在北方完成同样的工作，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就接踵而来，使他应接不暇。之后，中国的局势已经跳出他的控制了。
其二，长征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当时TG的实权力量，也就是武装力量的三面旗帜，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都集中到了陕北，并在东哥为核心的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个“控制”的反面例子里面就有红大许世友的“叛逃”和云阳红二方面军的整编。----但这些反面的小插曲远不能影响这个大成果的伟大之处。---因为这个时候，（通过红大（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培训和组织部门的人事调整），TG的中央第一次完全地和她的武装力量统一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之后的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虽然脱胎于三大方面军，但是他们已经成为了纯粹意义上的，延安派出去的部队。而不是之前靠临时中央派过去的，依靠残酷的“肃反”来保持，建立“权威”的部队。---而且，这三支队伍都忠诚地服从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战略家毛泽东的智慧，-----还有什么，比一个英明统帅和三支久经锤炼而忠诚无比的军队的结合更加可怕呢？
其三，作为长征的终点，延安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那就是此地（当时）穷的厉害，苦的厉害，是一个成长期组织保持战斗力的绝佳的荆棘编织的巢所。所谓“嚼得菜根，百事可做”，TG后来的成功因素里面，“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很大的一块，但这个作风的养成是只能在延安，而不是南京或者上海所能培育的。---而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作为一种作风，假如只看TG的领袖们是否艰苦朴素，是不够的，----
一个小故事，延安的时候，一天，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来看东哥，见毛主席居然下午还躺在被子里改文件，于是问，今天怎么起这么迟，东哥指一下火墙边烤着的棉衣裤，说：“江青爱干净，把我（仅有一条）棉裤洗了，我哪里起得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肖司令大为感动，提出要给东哥多领一套棉裤，结果挨了东哥一顿批评，因为这事关领袖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大问题。----伟人的强大意志力是他们的一个基本要素，像这样的例子，TG的第一代领导人里很多。但是，作为一个组织的作风，我们要看的是基层的干部和成员是否能够艰苦朴素。---这一点，在延安时期，由于物质条件的极端匮乏，供给制成为当时TG成员获得生活资料的唯一途径，----所以，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时候，想不艰苦朴素也不行啊，

-----然而，事物是变化的，建国后，进了城，这个作风是否能够保持就很难说了。----也是一个小故事，东哥有一句名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处。”----说得就是他的一名卫士，在评定工资等级的时候，为了不能多评上一级而大哭大闹的事儿。-----按说，东哥的卫士，成天受主席的熏陶，这点觉悟怎么能没有呢？----可这就是事实。所以任何一个组织大多数成员的作风永远是和其所在环境相适应的。这里的“延安”不仅实指，也是虚指TG成长期的艰苦环境，那个时候的TG，作为新中国的创业者，正是披荆斩棘的开拓时刻，恰恰是经过了这几十年的磨练，才捶打出TG这样一支“艰苦朴素”的队伍，虽然，似乎可惜的是，“延安时期”的TG，就像女士们的青春岁月，纵然有太多的化妆品，也是一去不复返了。。

 TG这个全新的事物 6park.com

作为一个论述对象，TG的形象由于她的敌人和她的“爱”人（爱她的人与被她“爱”的人）的几重作用之下，已经变得光怪陆离了。而且，“TG的形象”在现在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影响因素，---是以，对于旁观者而言，对于TG的描述是很难做到清晰和全面的。
但假如我们把对TG的观察放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上看，---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即TG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全新的，强大的，特殊的政治力量。----我们可以简单地列出这些TG前无古人之处：
1， TG有成熟的，以外来的，哲学为基础的指导思想。
2， TG的领导层以知识分子出身为主，但其成员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社会下层人员。
3， TG的内部的组织纪律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4， TG内部的决策机构在她的初期阶段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
5， 延安时的TG是绝无仅有地以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
6， TG的组织是她所建立的武装的领导部分
所有这些特点，或许在中国之前的历史上，曾有那么几个组织在某一点上与延安时的TG相近，但在整体上而言，TG远远地超越了他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可以用TG同时代的另一个大党的作为来比较一下，便于大家加深理解：
1， 国民党是否有自己的理论？ （三民主义是一个政治纲领，或政治目标，而不是理论.）
2， 国民党的几个能数得着的“理论人才”都是从TG出来，或和TG有渊源的。比如戴季陶，任卓宣（叶青）。
3， 我们都听说TG在广大农村里都有“老支书”，---我们有听说国民党的大范围的“村支部”或者“村支书”吗？
4， 国民党内部的组织纪律性，这个打入国民党的TG如此之多，似乎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5， 国民党内部有广泛“民主集中制”吗？这个问题要问蒋总裁了。他的任期是1938年3月-1975年4月，继任者是他的长子：蒋经国。
6， 延安时期的TG在搞大生产，而重庆的国民党在追黄金舞弊案。----而国民党高级党员们的风采集中体现，是在抗战后的胜利接收过程中。
7， 至于国民党的“党军”方面的表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直到他们败退到台湾后，居然仿照TG，在其军内重新建立了政战系统。
所以说，粗线条地讲的话，TG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具备了这些个特点，TG从1937年底的三万党员，八年之后，到1945年时，其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121万。这个年增长率是多少，很值得一算啊。。。。顺便提一下，1937年底至1944年3月，担任TG组织部长的，是陈云。
OK, back.
在罗列TG上述特点的同时，俺窘迫地发现，从本系列的连续性出发，如果“寻根问底”的话，上面的几条都需要好好地阐发一番。----但如果真干起来，那俺就完全迷失了。---所以在这里，俺只能根据自己粗浅的理解，向大家汇报一下，关于TG理论基础方面的一点心得。
我们都知道，TG的党章里面第一条，对不起，准确地讲，应该是延安那时候的党章里面就写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刨去东哥后来的“实践版”不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指针”，有两个很值得一提的优点：
1， 就是工作方法上的唯物主义的（即实事求是）基本态度和辩证法的分析方法。关于前者，唯物主义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所有学科的基础，已经属于常识范畴了。而关于后者，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器”，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事物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因此这两方面的内容，从原则上讲，是正确的。---而从后来TG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往往其成功之时都得力于此，而偏差之日，恰好反之。
2， 对于政治组织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模型，（且不论这个模型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否完美或者灵活），使得TG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有了一个能够作为依托的“工具”-----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人来质疑这个“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好，现在我们先不去争论这个理论模型是否“准确”------只要看看，通过这个理论，TG得以在土改时，能够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等进而得以“数量化”地分配土地，----那么，回头看看，有无这个理论，对于土地革命这个当时中国社会实质性改变的大变化而言，是否意义至为重要呢？
所以说，“有”和“没有”一个理论与哲学基础，比这个理论和哲学基础是否百分一百正确，对于当时的TG，乃至中国社会而言，前者要比后者重要的太多，太多。---而后来的恶意的TG攻击者，都是从后者入手，而忽略或者故意遮掩了前者的重要性。
比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把延安整风这种理论教育中多目地的过程，很片面地归结为东哥大权独揽的过程，他的这种做法，使得他的著作的学术性受到了损害。----事实上，在整风运动之前，“教条主义”的确对TG造成了广泛而且深重的损害，（事实上在整风前后，乃至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有类似的表现），而东哥所提倡的整风运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TG，这样一个有“理论指导”的政治组织为了破除这个（教条主义的影响）必然的自我建设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整风运动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习作风这种精神层面向党的历史，党员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的具体层面深入，在那样一个繁杂的过程里，必然地会发生象后来TG历来运动中反复出现的，扩大化，歪曲化，假公济私化等等的表现，但是否这些表现就是整风运动的目的所在，---这才是一个历史观察者需要细心和耐心的时刻。
俺也顺便举一个例子，比如陈云执掌延安时期的中组部，就很重视学习理论工作，从1938年到1942年，长达5年之间，陈云在中组部就组织了系统的，全面的理论学习工作。---而陈云又是谁建议他学习理论的呢？------抗战初期，陈云回国后来到延安，东哥同他先后三次谈话，要他学哲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皙学很有用。“毛泽东同志跟他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说哲学研究的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学习它，掌握了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领导工作很有用。”----所以东哥重视党内的理论学习是一贯的，在TG的六大期间，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的党有一百至两百个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最后，一个小八卦结尾。----陈云带领的中组部虽然理论学习很好，然而体力方面却极差。他们组织的排球队（当时排球队是9人制），队长是TG麻将大师兼围棋爱好者，后来的副总理李富春，然而他们的排球水平，却打不过王明的队伍。
王明，这个后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者，时任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校长。

现实层面的红太阳之升起 6park.com

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政治实践（尤其是高层政治生活实践）经验的读书郎。因此，在上篇，俺把TG理论上的优点列出了之后，可能会误导大家，以为进了延安之后，从此TG的日子就一帆风顺了，她的政治生活就照着“理论”顺理成章了。----实际上，这个过程相当曲折和困难。
一般来说，延安时期TG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最大的组织成就一方面是极大地扩充了成员，另一方面，是建立了以东哥为核心的团结而紧密的领导层。---考虑到后来历史的进程，后者对中国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通常，我们对后者的过程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即“红太阳”的升起。
关于这个过程，高华的名作已经罗列了足够多的史实。俺就不多说了，但是他在该书里的分析过程始终带着一股一个娶了坏老婆的女婿写岳父母爱情故事的情绪，过多地渗入了他自己家庭在文革遭遇的身世之感，因此，他对这段历史的解释和分析就变得走样了。
比如，在东哥取得TG核心的道路上，必然地要在取得当时共产国际的支持，广大干部与党员的理解和支持，这些目标的达成，既需要时间，又必须遵循必须的步骤和策略，并要结合当时形势，巧妙运用不同机会。-----因此而言，这样的过程里，权谋，策略，手腕，乃至海德医生或者奥楚蔑洛夫等等，都是有的。甚至是必须的。-----比如，东哥独占和共产国际的通讯，又如，后来整风期间，东哥逼着各位高干作检讨等等，-----但假如我们仅仅把眼光投入在这些手段之上，恐怕所能收获的应该只能是失望和怀疑，----想不到“伟大”的“毛主席”居然是要靠玩这么多手段才上台的，-----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些，高一些时，就会有新的思索了，：----
1， 当时中国社会里，有无可能搞一些光明正大的，谦谦君子式的政治斗争呢？
2， TG里面，东哥的竞争者们，在他们之前的履历里，其在政治斗争中的所作所为和东哥比起来，是要光明正大得多，还是龌龊得多呢？比如王明对何孟雄，张国焘的另立中央？
3， 最为重要的是，对比东哥自加入TG以来的天才的，几乎每一次都把握住历史发展拐点的表现，他的竞争者们，是否和他是在同一水平线上呢？
因此我们发现，如果通观当时的全貌，则东哥最终在TG取得核心地位无论是对他个人，对TG，对全中国的历史进程，在此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关键的利好消息。----当然，历史上是没有一直利好的事儿的。
说到这儿，顺便提一下东哥的竞争者们，老实说，所谓的几个竞争者，其实和东哥都不在一个层面上的。王明，博古几个，完全是没有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书生，而且性格和气质与一个领袖的要求，相差甚远。---王明的年谱俺翻过，发现此公和乾隆皇帝一样，动不动就吟诗一首，而且写得真不是一般的差。---当然，这是闲话，体现王明政治上比较幼稚的一点就是，他抗战开始时刚回延安的时候，是威风八面的，但后来他去搞长江局，真正意义上的支持者也就是随同去的博古一人，结果两人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居然王明把他之前的错误一股脑推给博古身上了，搞得后者很气愤。----而这样的窝里斗（而且是最低级的抵赖），说明他不懂得，政治人物的生涯有高潮，有低潮，因此，一时的退却，忍让都是正常的，但忍让的底线是不能够企图靠抹黑他人来洗刷自己的错误，--因为这是最愚蠢的做法，既不能洗刷错误，同时又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和盟友。所以，王明从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狐假虎威的代理，而不是一个自己从草根做起的英雄。
比较王明而言，张国焘无论在年纪，资历和能力上都要强上一截，而且张国焘无论如何，也是有军事资历的。因此，张国焘对东哥的冲击力要强一些。然而张国焘后来叛逃的表现证明了，他缺乏一个政治领袖所必须的坚强。----也就是说，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后，的确在延安遭受冷遇和迫害，----所以，他的叛逃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慌张到了连老婆孩子都不要的地步。），但是，他跑到国统区后，居然马上投靠国民党，并干上了特务的活儿，这个变化，就突破底线了。-----我们说，历史人物都是看他立身处世的“出处”和“结处”的，张国焘为自己选了这样一个下场，使他沦为现代史一个二流的人物。----当然，考虑到张国焘早在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就叛变，并出卖过李大钊，因此，可能从那时起，张国焘的人生高度就不幸已被界定了吧。
好了，回来。
我们再略微回顾一下东哥战略头脑的高妙之处。事实上，对于东哥而言，抗战八年更多的不是一个挑战，而是一个机会。----因为他在开战之初就看清了，这一场战争，假如中国的人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之后，日本的失败是注定的。----而在发动和组织中国人民这个进程里，恰恰是TG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基于这个前瞻性的洞察，所以他在抗战之初，就一再地强调要打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因为东哥清楚地知道，这时的TG，即使是一个士兵，一个党员，都是像金子一样宝贵的。----因此说，这个游击战是一个战略，而不是一个战术之争，而对于这一点，在当时，并没有太多的TG高干能够理解，---甚至包括像彭总，林总这样的高级干部。
总之，东哥在延安的“上位”，从中国现代史的角度看，是一个唯一可能而且正确的结果。对于这一点，通过质疑其上位过程中的手腕，伎俩来抹黑其上位的正面意义，是无谓的。从整体上说，对于中国这个经过了百年积弱的大国而言，在这个时刻，拥有像东哥这样一个“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领袖，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东哥同时具备在各个奋斗里获胜的能力，这个最重要的前提之下。
而伴随着东哥核心的确立，TG同时拥有了以“五大书记”为大核心的领导层。---这种形式的结构是很有意思的，---下一篇将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