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身上的虱子   6park.com

当东哥在延安巩固了他的位置之后，历史女神像那位光头黑人大叔找到“the one”尼奥一样，长吁了一口气，因为至少，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将掌握于一个睿智头脑的掌控之下。她可以放心了。
	而对于政治女神而言，她的工作却刚刚开始，--------因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既包括如何产生这个制度下的领袖，也同时必须解决如何更替领袖这个命题。----庄子云：“方生方死。”---同样的，对于历史而言，当东哥上位的同时，必然的，他的退出，作为一个问题，也自然产生了。
但是，恰如俺上篇所提到的，领袖的工作寿命，在整个制度的草创阶段，并不是可以单纯地依靠一个理论模型所能决定的，---而是一个各种因素下作用的结果。----在之前的篇目里，俺特地提到，蒋中正的国民党总裁之职是直到他驾鹤西归时才撒手的。-------但正如黄公健翔所说，在这一点上，蒋中正“并不是一个人。”
所以，在我们叙述延安的故事时，就算以最宏大的视角，也不能逃避一件很稀奇的八卦。---是的，在这一篇里，俺的镜头不得不从延安的窑洞，伸延到窑洞里的炕头。-----大概您也猜到了，在这里，俺要谈谈东哥的婚事。
在现代史上，曾经有很多对组合非常奇怪的婚姻，比如孙中山和宋庆龄，或者孙中山的光头小姨夫和他英语特别棒的太太。-----但比起来说，东哥和蓝苹小姐的婚事，是最匪夷所思的。----因为从这两人的背景来看，有太多的难以想象的差异。
首先，是巨大的年龄差别，东哥娶蓝苹的时候，他45岁，而蓝苹24岁。几乎可以说，这夫妇二人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这个差别之大，对于一般人家而言，可能仅仅是出现寡妇的时间大大提前的问题，----但对于历史而言，这个差别使文革的时候，东哥有了一个活力十足的代言人。
其次，蓝苹同学虽然也算是县城出身，但她19岁就做了“北漂”，从山东跑到上海这个当时不仅是中国，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大都市闯荡江湖了。---而且，蓝苹和许许多多现在的“北漂”一样，混的是“文艺界”里面更加混乱的“影视界”，所以，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蓝苹同学是站在时尚最前端的都市人。----当然，东哥并非井底之蛙，他之前的革命生涯遍布京，沪，穗等大城市，在武汉的时候，都是有当时很少见的汽车接送的。----然而，和习惯城市生活的蓝苹相比，从1927年上井冈山以来，东哥几乎已经完全脱离了城市生活，（有一个例外，当年红军攻克漳州时，东哥教会很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如何开电灯。。）---而且，从生活习惯上，这个无辣椒不欢的东哥无疑骨子里还带着韶山冲的土味。 
其三，假如用当时很“南拳”的观点看，作为领袖夫人的蓝苹之前的感情经历是很石破天惊的。----我们现在知道，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朱老总，贺老总等等，他们的婚姻次数都是复数的。----但他们娶到的老婆，一般都是很单纯的。-----无论是宋庆龄，宋美龄，李德全，郭德洁等等，婚前的历史都是白纸。---然而蓝苹同志和东哥结婚之前，她的枕席之上，早就人来人往了。---而且，这些“来来往往”的事儿都登上了报纸。----所以这样一位女士，进了东哥的窑洞，或许算不上稀奇，但成了TG的First Lady,则是让很多人都摔碎眼镜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大概就是东哥能包含一切的的胸怀了。

总之，在历史上，像蓝苹同学这样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的“北漂”，是罕见的。----能够与之媲美的，也就是麦当娜女士所演绎的庇隆夫人了。----问题是，这个成功，对于她个人而言，或许在那么一段时间内，的确是光彩夺目的，但通观蓝苹同学的一生，这个婚事于她是否就是一个幸运，则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问题。-------而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们而言，他们的答案是“四人帮”被抓起来时，那“三公一母”的螃蟹里，带籽的那头。
实际上，在文革之后，东哥失去了他同时代的一批战友们的崇敬之情，---而这个原因就在于，他（通过他的夫人）彻底伤害了这些老战友们的感情。----因此，虽然从政治的需要出发，东哥在官方文本里的形象依然高大，但在老干部们的心里，斯人逝矣！----而说到这儿，就难免让人怀念蓝苹的前任，1984年才去世的，井冈山的老同志，人称“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女士。----与蓝苹有本质不同的是，贺子珍本身就是老同志，即使解放后，贺成了没工作好安排的人员，依然得到很多老战友的关照，比如陈毅元帅，林总，或者江西省委的好几位大员。---所以，假如文革的时候，东哥身边依然是贺子珍的话，那么，文革的烈度和颠覆度应该要平和许多吧。
因此，行文至此，俺不得不为大家交代，毛蓝婚事里面的一些俺所知道的细节。一般来说，俺甚为厌恶“炕席上”的历史，奈何“炕席上”所发生的，也曾经多少次左右过历史啊。。。。

先略表一下，后来的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的历史，她是山东诸城县人，出生时，她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原名李进孩，大名李云鹤，学历：小学毕业。十五六岁的时候，参加过山东实验剧院，（打下后来做影星的基础），后来通过剧院院长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做图书管理员（这个工作，当年东哥也在北大干过。）---此时李云鹤17岁，结果坠入爱河，认识了一个青岛大学学生，19岁的俞启威，即黄敬，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长。----当然，无论这两个十字头的少男少女之后的前程如何，这个时候，让我们相信，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爱情。---只不过，还是要提醒的是，在江青的第一段恋情里，她所扮演的就是一个灰姑娘的角色，---此时江青的图书管理员，实际上是打杂类的，当时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月薪四百大洋，而江青不过三十块。------而她的男朋友是名至实归的名门之后，他们家的名人不胜枚举，于今尤胜。-----黄敬本人就是“三少爷”，---所以，这是一段类似《流星花园》里的故事。----不过，或许令人扫兴吧，有一些资料说，在剧团时期，年仅十五六岁的李云鹤，就已经和一位戏迷结过婚了。
Anyway, 和黄敬在一起之后，很自然地，前戏子江青遭到了名门俞家的封杀，后来，这两位先后跑到上海，也参加了一些TG外围的活动，（黄敬在青岛被捕，江青先到上海，后黄出狱后到上海，两人又在一起做一些初级地下党工作。）---之后，发生了一件云遮雾绕的事儿，江青在干地下党时被捕，（这是她自己承认的。），但后来放出来了。---至于怎么放出来的，众说纷纭。
反正，放出来后，年轻的地下党员江青从此脱离这项危险的工作，转身投向影视界，此后，和很多其中从业人员，如最有名的唐纳（为她自杀两次，影评家），还有章泯，（导演，为江青抛弃老婆孩子），以及某位著名李姓足球球星等等发生了肉体恋爱关系。在创造了短暂而较为辉煌的二流影星生涯之后，由于她的韵事过于盛大以及上海的沦陷，江青跑到了延安。回顾在上海的生活，江青给人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就是，她始终是积极的往上爬，而为了这个目的需要踩过多少个男生，她并不在乎。------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美女，除此之外，她还有一颗坚强而冷酷的心，而只有这两样，是她所拥有的唯一能够支持她勃勃雄心的资本。-----带着它们，江青在遥远的，黄土飞扬的西北找到了她的目标。
在这里，我们要把眼光转回到东哥身上，江青是1937年8月上旬进入延安的，此时，对于东哥而言，是最忙的时候，七七事变刚刚爆发不久，东哥正忙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事项，虽然如此，东哥个人的生涯还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故。----而这个原因起于一位美国来的女士和她的美丽翻译，即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史沫特莱在1937年时，已经45岁，对于一位西方女士而言，她此时的魅力应该主要来自她的国籍。 但无论如何，她在延安传播了交谊舞和其他，-----而且，对于她的学生们而言，不仅是学到或见识到了交谊舞，---关键是，有了一个女性的舞伴。或者确切地说，是两位。吴莉莉这年才25岁，烫发而且涂着口红。 
无论如何，对于贺子珍而言，男女之间的交谊舞，她有着和赵良栋总兵听到韦小宝爵爷转述莫斯科见闻时同样的判断。----在这方面，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围棋棋圣聂卫平回忆，他和前妻孔祥明八段在离婚之前，（大概是为了告别吧），搞过一次大型聚会，会上，孔八段的继任者也来了，虽然孔八段之前从未见过这位著名歌唱家，但据聂九段说，凭借女人的直觉，孔八段一眼就猜到了。 ------对于东哥和吴莉莉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许，贺子珍仅仅是臆测，但她的反应程度的确是非常激烈的。她坚决要求离开东哥去西安治病，而且，到了西安之后，后来还打报告去苏联，总之，她一心要离开东哥，在等待去莫斯科的时间里，她曾经和闺蜜述说，“东哥变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惊心动魄的细节，--------所有的资料上都说，贺子珍是1937年9，10月间到达西安，11月底，不顾东哥的一再挽留，登上去苏联的路程。----之后，有些书说，在1938年5月，于莫斯科产下一子。但是，有一些书上却说，贺子珍在1938年10月在莫斯科生下一个儿子。 这里面隐藏的推理，是非常可怕的。
而俺之所以要提到这个细节，是因为东哥和江青的婚事是1938年11月21日办得，尽管有很多老干部反对，但东哥对此一意孤行。----但这个决定，若结合上面的事例，就变得更加可怕，-----
假如贺子珍1938年5月在莫斯科产子，则显然东哥会有足够的时间在与江青结婚前知道此事。---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了。----就算贺子珍是自己要求出走的，但她毕竟刚刚分娩了东哥的儿子不久，在这样一个时刻，东哥提出和江青的婚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然而这个假设同样值得推敲，因为如果贺子珍是1938年5月生子的话，则她在1937年底去苏联时，应该有所征兆了。----而她都是和组织上的同志在一起的，东哥在贺子珍去苏联前曾多次挽留，如果当时已经有怀孕的征兆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
----但贺子珍1938年10月在莫斯科生子的话，。。。。。。其他的都不说，对于东哥而言，假如他是在知道贺子珍生子之后，才决定与江青结婚的话，那么，在道德上，东哥是无可指摘的。--------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俺看来，东哥是一个意志力及其强悍，而且念旧的伟人。他可能在和史沫特莱以及吴莉莉的交往里过于随便，但是，在没有其他重大理由的前提下，仅仅是因为江青的魅力，而抛弃十年婚姻的贺子珍，---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而俺所要追索这个细节的原因就在于此，45岁的东哥，和24岁的江青的结合，是建立在另一段婚姻结束的基础之上的。---或许24岁的江青在之前的经历使她以为自己有颠倒众生的魅力，-----但对于45岁的东哥而言，作为一个早就学会动心忍性的政治家，他并非像19岁的黄敬或25岁的唐纳那样热血。---所以，与其说江青获得了东哥，不如说贺子珍离开了东哥。----而这，虽然是一段由两个完全不同个性的女主角参与的感情故事，不幸的，却如此影响深远。
所以名之为“狮子身上的虱子”，是因为延安时期的东哥，是他一生脑力和体力处于巅峰，个人与组织，社会，国家的结合完美无间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他是脚踩大地头顶青天的，没有人可能左右得了他。-----故对于东哥这头狮子而言，此时的江青，不过一只虱子罢了。 
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因为东哥地位的水涨船高，又峰回路转，那时候的虱子，也成长为了东哥晚年最忠实，也是最嚣张，也因此最蹩脚的战友和支持者。而造成这个奇妙结局的根本原因，正是本篇起首所提到的那个“领袖的句号画在哪里？”的问题。

传说中的五大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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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俺要说说传说中的五大书记。1944年5月21日，TG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值得一提的是TG的六大是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这一届的中央委员显然很“长寿”，到了16年之后，还在开六大的七中全会。----当然，这个六大最后一次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是为了筹备TG的七大，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次全会选举的主席团成员，就是七大的领导核心。----即后来著名的五大书记----东哥，朱老总，胡服同志，周公，以及其中第三个湖南人，任弼时。
而这个核心，一直工作到了建国，-----以1950年任弼时英年早逝为分界。---如果用俺粗鲁的分法，俺觉得，建国是对于TG这样革命党的党史一个极为深刻的分界线。---所以，反过来讲，建国之前的五大书记，作为一个制度，从政治架构的角度分析，是很有意思的。
对于1944-1949年之间的TG而言，是一段极为辉煌的历史，因为在这个时期，TG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几乎完成了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伟绩。----因为TG的胜利，不仅在于她打败了一个看似极为雄大的对手，同时，特别要提出的是，她建立一支无比强悍的队伍，并彻底地改变了中国，这个古老而曾经傲慢的伟大国度的根本的生产制度，----所以说，这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政治组织所能期望的最大的成就，而TG作到了。
因此，必须站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我们才能看到，五大书记作为TG这个巨人强大的心脏，在这个时代，所发射的耀眼的光辉。-------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因为历史的复杂决定了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同时历史的目的在于指导我们的将来，是以对五大书记这个整体的分析可以是一个政治架构分析的典型。
在开始我们的分析之前，首先要讨论一个敏感的问题。---即什么是政治领导意义上的“民主”和“独裁”？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前提必须是，我们对这两种方式，不应该从道德等等和政治不相干的标准进行衡量。-----否则，那就沦为一场比较音量大小的游戏了。
好，回来，当我们考虑到政治领导意义上的“民主”与“独裁”时，似乎是在说，做决定的人数多少问题。假如一个政治决定，是在一个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充分讨论的并根据公平投票的原则，依照得票多少进行最终决定的，---我们视为“民主”，---反之，若政治决定都是由一个人（请注意，这里只能是一个人，而且是THE ONE， 不是A MAN）决定时，则视为“独裁”。
但可惜，上面的定义是毫无实践意义的。----或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个能够有更多人参与的政治机制，看起来都会显得更加公平，但实际上，参与人数的多少，从来都不是判断一个政治体制是否有效率和公平的主要指标。---这一点，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例子。
而且，假如用客观的描述的话，则任何一个政治决定，都是多个信息综合下的判断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在信息复杂程度越来越大的前提下，在技术上，通过单个人，在长时间内做政治意义上的决定，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的皇帝似乎是“金口玉言”，但事实上，他们极少有机会作到“乾坤独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在大臣的奏章上作选择题，---但问题是，皇帝陛下的选择题，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太多的选项。
进一步说，我们也可以问，是否与五大书记同时的蒋中正，他的领导能否“乾坤独断”呢？-----似乎也不可能，无论按照葛优马路长草的理论，蒋中正的脑门何等铮亮，所以无比英明---但让他一个人都料理国事，也是忙不过来的。
于是，假如按照我们上面的推理，似乎蒋中正的领导也是“民主”而非“独裁”了。-----其实，假如一个过程里，推理可以成立的话，那如果结果令人惊奇，则很明显，前提肯定错了。
是的，对于政治领导的“民主”“独裁”的辨别，从参与人数入手，或者从做政治决定的过程入手，都是错的。----因为，那些都是表象。----判断这个问题唯一核心的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即做决定者的出发点，是因为“公心”，还是“私心”。----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原因很简单，----政治的对象是“众人之事”，所以一个“政治的”决定，必然要站在“公心”之上，而不在做决定者个人利益之上。“独裁”与否，不在于其下决定的参与人数，而在于这个“独”字，是否可以引申为“私”字。
基于这个原则，我们才能很清楚地看到，五大书记这个核心，和国民党的头头们比起来，所呈现的基本差距所在。-------这五大书记，有来历不明的巨额私房钱吗？有豪宅吗？有多名情妇吗？有自己子女任要职并大肆谋取私利吗？----（虽然俺这些问号很有可能让尊贵地读者们不禁地起了抚今思昔之感，但是）----在那个时候，历史的答案是否定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民党诸精英或许在智力上和这五大书记相差不大，但在成就上截然不同的本质所在。----而俺要重复这个非常浅显的结论的原因就在于，现在，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个至为重要的前提。
在重申了上面这个前提之后，让我们再回到对五大书记的具体分析。-----
政治局常委，或者延安时期的书记处五大书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架构。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通过选举（但没有竞选过程的）产生的委员会，对于中国的历史而言，还是一个较为新鲜的事物。----当然，有同学会说，五大书记之前的TG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俺的回答是，的确如此，但是延安时候的五大书记，作为一个架构，要比之前完美和巩固许多。
首先，这是一个有核心的委员会。当然，核心就是东哥。考察五大书记时，有一个很好的佐证，那就是朱老总在其中的作用。他是代表军方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个“代表”是形象大使。----五大书记在其团聚在一起的日子里，是按照东哥的生物钟开会的。---而这，对于其时年近花甲的朱老总而言，是一个折磨。----经常在深夜，书记处的会议上响起朱老总均匀而平和的呼吸声，----往往在惊醒之后，朱老总都会不好意思地问：“你们讲到哪儿啦？”

当然，以上是玩笑，其实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TG的领导人而言，年龄是一个终极的标准。因为作为领导者，并非题字，剪彩的活儿，而是实实在在地要研究，商议，判断很多事情的。----所以朱老总此时并非智力不济，实在是廉颇老矣，未能“会”也。-----但这个情况，却恰恰与他长期做红军总司令的资望所匹配，也就是说，军方的代表，在五大书记里面，由资望无人能比，精力有所不行的朱老总担任，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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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说，对于五大书记这个中枢的定性，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有一些同学提到“寡头政治”，这种说法是可以让这些同学们的历史老师捶胸顿足地。因为寡头的本质属性在于他们必须首先是独立的，其次是由军事力量背后支撑的。----以此而论，北洋时期，直系，皖系和奉系之争才是一个好例子。
又一些同学提到了“贤人政治”，但是俺觉得这个说法，也未免“知识分子气息”过于浓重了些，这五位都是腥风血雨里出来的，可不是坐而论道的“贤人”啊。
其实，在俺发现对“五大”的定性有些棘手的时候，一个新的想法就跳入了俺的脑海。----很明显，恰如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大多数物体都不是“直线几何”的范畴一样，一个符合复杂历史条件下的成功的的政治组织的核心，必然是一个政治学定义上的“不规则多面体”。----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在不同角度的观察来进行分析，辨别，然后来一个全面的累加。---但是，简单地从一个角度来轻易界定，往往是难得全豹的。
总的来说，“五大书记”这个架构产生于几个重要的前提之上：
1， 是TG一直从创立以来延续的民主投票选举的内部选拔系统。即后来林总归纳东哥的：“他最大的忧虑就在于是否能把握多数票。”。
2， 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前提在于，这个架构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东哥作为TG真正意义上的领袖地位确立这个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注意，和他的几个前任有本质区别的地方在于，东哥的领袖地位的达成是同时伴随着“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确立的。-----这一点，是TG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宣言，近乎于中土明教宣称可以自制“圣火令”了。-----而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东哥这个领袖的权威性远远地胜过了他的前任。----那么相应的，占据五大书记其余四个席位的，和东哥比起来，就不是红花与红花的关系，而是红花与绿叶的区别了。------当然，这个结构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情合理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七大之后，TG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罗斯福大爷都连任了四届，五大书记这个结构能够在东哥这个核心下稳定地发挥作用，是一个现实而且必要的需求。
3， 再一点，五大这个架构，也是TG本身发展的结果。因为周公，任弼时，朱老总都是TG中能够代表一个方面的人物。胡服同志的事儿，略有点特殊，俺下文再表。所以，他们进入这个中枢，是TG本身团结的象征，也是TG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完整实施职能的保障。举个例子：一个容易忽视的事实是，虽然东哥是TG早期中枢里的重要人员，但是，自从他在井冈山落草为寇以后，他已经离开TG中央很长时间了，而且即使在遵义会议之后，他所侧重的方面，还是军事。所以，洛甫得以在总书记这个职位做了很长时间，因为东哥需要时间把他的影响逐步地扩展到TG工作的各个方面。----一直到延安之后，他的领导都不可能全面地，均匀地落实到TG各方面工作之上的。----因此，五大书记这个架构是东哥行使领导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所以还是那句话，五大书记是一个结合当时实际的，综合各方面因素之下的极有效率和智慧的核心。-----这种架构，相对于之前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而追踪其后来的发展，却发现这来自于延安的架构，它的完美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组成这个架构成员的平均素质和核心成员的状态，----一旦这些因素发生了或许是微小，但可能是深刻的变化，则这个架构是否依然能保持平衡，就会成为一个变幻的问号。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世间的常理，而带动着福祸之间缓缓转动的巨轮，就是伟大的时间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历史最重要的是适应和不断的修正，但这些变化，有时候都是在当事人所无法抗拒或更高更广阔的层面上发生的。对于五大书记而言，在那个时候，他们所专注的，或者他们的精力所能解决的，只能是目不暇接的形势变化和新的任务。----他们是这个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开国元勋，是现代中国政治的原点。---因此他们的历史作用只能是开拓者，实践者，甚至是受难者，---所以这个架构已然超越了他们，甚至连东哥这样强悍的伟人，也是这个架构的演员而不是导演。----虽然在他的晚年，东哥几乎践踏了这个架构，但最后，对于这个架构而言，他只是从正面人物转向反面人物罢了。----现在的中国，依然回到了这个架构，----虽然，演员们是否有第一代的风采，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在此，请大家和俺一起，默默回忆这五大领袖后来的结局。 回想当年这五位在陕北凛冽的北风里，在煤油灯下，在窑洞中围着小桌子，一起从容决定军国大事的伟岸身影和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似乎这一刻，当脑海里浮现这五位的句点结束情景时，关于架构的讨论变得空洞而无谓，而历史的形象变得沉郁而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