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发轫和选择 (中) 莫斯科河上的男人  6park.com

1921年夏,经过革命和内战双重蹂躏后的俄罗斯还在喘息之中,在她的首都,那条以城市命名的河流上,有一座美丽的拱桥,-----这一天,有两个来自和他们完全不同国家的男人踏上了这座桥,----这是两个扬基佬,-----突然,其中的一个发出了像印第安人将要发起冲锋时的吼叫,-----另一个随着吼叫者所指的方向望去,----原来,----在莫斯科河,有一群欢快的女士正在裸泳,---而旁边的水里,就是另外一群男士.
这两个美国佬,吼叫的那位,---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桩逸事不过是反映了当时美国佬清教徒式的中产阶级道德依然还根深蒂固,而俄国人,显然在告别粗犷方面总是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而真正重要的人物,是那位吼叫者的随行者,----实际上,也是这个逸事的纪录者.-----在5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访美,在邓小平和这位当年莫斯科河上的年轻人会见时,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拉着他的手，将其带到邓公的桌旁。邓小平说：“你用不着给我介绍，这是哈默博士。”然后冲着哈默笑起来，握着他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是的,本文的男主角亚蒙.哈默(又译成阿蒙德.哈默)是一个传奇人物,此公20岁就成为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美元是可以按固定汇率折算成若干吨黄金,和现在的货值有极大不同.) 后来做过古玩,铅笔,酒桶,威士忌酒,肉牛养殖,煤矿以及石油,没有一项不是超级成功的.----有志于商业的同学不妨看看哈默的自传<勇敢的人>, (上面说的这桩逸事就出自于此),相信会很有教益的.
好,回来,俺在此引入哈默博士的原因只在于一个,------因为他是列宁这个土星共同体四位先知之一所实行的对于TG基本教义颠覆性的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男配角,-----列宁的这个政策,就是”新经济政策”.----它的基本内容是:
“1922年 ，苏维埃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在流通方面，1921年5月 ，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交换的法令，宣布实行产品交换。国家通过合作社组织工业品同农民手中余粮直接交换。同时，允许私人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商业往来。在工业方面，一切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而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则允许私人经营。 
1920年11 月，人民委员会发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重新建立了工业与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巩固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使1921年的危机迅速得到克服。”
-------上面的介绍比较的文绉绉,比较通俗的解释就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3年,列宁领导苏共用允许部分私有制经济（包括在农业，工商业和外资企业）的方法,扭转了经济形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然，值得说明的是，这个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在他本人病逝后，就很快结束了，----连带着的，曾经蒙受列宁召见和庇护的哈默，也不得不很快把他在苏联建立的年产铅笔数以亿计的铅笔厂折价”卖给”苏联政府而回到美国。（顺便提一下，扭转这个政策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后来斯大林的手下败将加米涅夫。）-----而后来，苏联经济照样欣欣向荣，（详细的例子，俺在下篇再提）。-----因此，很难说，这个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性的政策，---相反，我们感觉，就像列宁说服他的同事签署的著名的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协议一样，都是他熟练的一个“伟大的退却。”-------可是，这个列宁所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却一再作为“革命导师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先例”被一些“与时俱进”的理论家所引介，所推崇。把这个政策说成是列宁的伟大创新，进而为我国的“改开”找一个有力的理论先例。------但俺个人认为，这样的用单个例子为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做理论依据的做法难免是"时髦"(因而是虚弱)的 。-----相反，如果能用分析经济发展过程里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入手，反而使整个的逻辑架构更加扎实。
不过，老实说，关于这个生产制度之争（或者说，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争论）事实上一直贯穿于新中国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为这些争论殉葬或者背书的政治家都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更不用说那些栽在墙头随风起舞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们了。----所以，这个争论无比庞大又充满风险，兄弟俺要是说自己真懂了，那俺一定是德云社的。----要是您听别人说他也都懂了,那肯定是俺一个辈里面的师兄弟啊…
好,回来,说起这生产制度之争,对于理论学者们而言,自然可以就这个争论翻云覆雨一番,但实际上, 对于这个争论,只有一个争论的基点是无可争议的.-----即根本没有一个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生产制度,也没有一个能够”永垂不朽””无往不利”的生产制度,----因此,拘泥于哪一种生产制度是绝对正确的观点,只能来自于神父,哈里发,宗教裁判所,或者粉丝之类。----当然，这一点是常识，---只不过有时候我们被情绪左右时，往往会忘记吧。
话说回来，既然要论述生产制度的选择问题，则一个判断的标准还是需要的。否则，就失去谈论的意义了。在俺看来，生产制度并不是一个虚幻的名词，而是一个含义已然太多的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是建立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举一个例子， 在奴隶社会，人，作为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为了实现人数规模在一定数量以上（比如过百人），工程比较浩大，工作比较繁琐和沉重的社会生产时，必然地，是用“奴役”这样最残酷也是最严厉的做法才能实现的。----比如，假如是遵循《劳动法》的前提下的话，那么在公元前时代，金字塔和万里长城的建成都是无法想象的。（当然，有同学会问，小史，你举的这个例子并不是经济成就啊，---是的，但我们其实谈得并非一个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问题，---从这一点讲，假如我们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表现奴隶制劳动生产的残酷和（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效率时，金字塔和万里长城就成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此说，具体到一个地区的，或者一种行业的不同社会生产组织情况，都必然有一个较为有效率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制度。-------举一个例子，上面讲到，开国时候我国伟大的世界第一的土改，实际上是一种私有制范围的生产制度改革，-----但对于土改之后，每家每户农民拥有一份土地的“私有制”状况，在学术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个体经济”，而这个名词的定义是很“风趣”的：
“个体经济，指在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具有规模小、工具简单、操作方便、经营灵活等特点。基本上无剥削。个体经济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二是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个体经济中，生产者既是直接的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劳动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是一种不带有剥削关系的私有经济。”
俺指的“风趣”，就是说这个定义念念不忘带不带“剥削”这个“要件”，-----但实际上，这个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有了这个“不带剥削”的“护身符”，改革开放后的种种个体经济才得以在TG共产主义理论的框架内发展起来，而反过来讲，这也是后来用雇工是否超过8人，来判断是否剥削的标准的一个反证。
而回到实例上，我们就明白为啥开国时候的TG会大力搞土改了，因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固然是私有经济，但这是“不带剥削”的，符合TG当时的道德观。------而另一方面，我们要理解，个体经济，因为规模非常小，因此很难纳入社会化的“大生产”体系内。-----而后者，正是“公有制”的最大优势所在。-----因此，TG可以凭借他们继承于国民党手里的庞大的官僚资本对于整个国家的工业和金融业进行公有制，----但是，假如在每户农民家都派一个书记去指导农业生产的话，(使之融入到社会大生产体系中去), 显然是愚蠢和不可想象的。
是以，在开国的初期，即使在生产制度这个社会改革的核心领域，TG当时的政策是在不同行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基础上推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的。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存在有不同的多种经济成分，但是由于TG本身掌控了大部分的工业和金融资源，因此，对于其他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手工业等私有制经济，他们能够从容地用缓和的步骤逐步对其处理，而在刚开始的阶段，此时的TG和东哥对这些私有经济的政策比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要远宽松的多的。
这也就说明了一点，即生产制度这个东西，真的，也必须是“与时俱进”的。
但是，事情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比如在土改刚刚完成的某一个中国村庄，可能每家每户都按照人口分配到了平均的一份土地，但是并不是每家每户的生产能力都是相同的，他们的家庭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平均的（可能有些家庭比较能生孩子，另一些却比较容易得病。），因此，在一定时间段之后，不同农户之间的发展必然会拉开距离，有一些因为是农活的好把式，搞副业的能手，因此家境就欣欣向荣，不断富裕，而另一些可能命运乖蹇，于是会不得不卖掉土地，而被前者雇佣，-----简单地说，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生产资源必然会向更好的生产经营者那里聚集，而且必然地带来雇佣劳动和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而这，是完全违背此时的TG浴血奋斗了近三十年的根本理想和道德观的，---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选择，就成为一个日益尖锐而深远的矛盾了。。。。
 
现代化的发轫和选择 (下) 流产的西安一汽背后的一五计划  6park.com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而言，这是完全的理工科式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是以，即使对于经过了数十年的奋斗，击败了国内外几大强敌之后的TG而言，经济建设，对于来自江西农村和陕北高原的他们而言，依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尤其是对于现代化工业这样一个分门别类，相辅相成的庞大体系，即使是最睿智的TG领袖们都感到了吃力和茫然。
历史曾经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 专家到了北京，对于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是在石家庄、还有说设在太原等地，我说是不是可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后来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年产3万辆的汽车厂全年需要电力2万4千千瓦，西安只有9千千瓦，修一个新电站需要几年时间。汽车厂一年需要二十几万吨钢铁，而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五六年以后才可能实现这个产量。汽车厂每年还需要2万立方米木材，在西北要把山都砍光。汽车厂每年的运输量大约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的铁路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讨论的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设在东北。。。。。。。。同志们，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这段生动反映了开国之初开始致力于经济建设的TG高层真实经济水平的谈话出自于后来伟大中国鸟笼经济的总设计师，被东哥称誉为郭嘉的陈云之口。连他本人都自承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其余TG衮衮诸公的水平就能够可见一斑了。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也是后来我们的祖国曲折的发展历史显示的教训所证明的，----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以为是。开国之初的陈云诚然对现代工业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未入门，但可贵的是他不仅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大会上以自己为靶子，来教育他的部下。----这种精神体现了他真正的自信所在，也体现了此时TG真正的力量所在。
而从另一方面讲，对于缺乏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常识的TG而言，此时积累了三十多年建设经验的苏联，成系统地，真情实意地，从贷款到实物到整套的技术资料全方位的援助，无疑是一份极大的惊喜。下面来看看这份惊喜的分量。
“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由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庞大政府代表团赶赴莫斯科，与苏联就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合作进行谈判，他们携带《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征询苏联政府对“一五”计划的意见，商谈苏联援华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草案》希望工业增长速度能达到20. 4%，工业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安全和长期建设。

	苏联领导人看了<草案》后，认为“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比如，未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做出应有的说明，缺少最重要产品的产量和消费的计算和其他各种计算，未指出设计、新建和扩建工业企业所必需的、为冶金、煤炭和化学工业供应矿物的若干矿区的藏量，没有提出关于整个国民经济和各个部门对专家和熟练工人的需要数量的方案。周恩来、陈云在苏联逗留一个多月，两次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对“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并提供设备和贷款。计划涉及面很广，且许多工业项目与苏联援助有关，因此，要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帮助研究。周、陈在9月下旬回国。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1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会议期间，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与刘少奇、李富春谈话，就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超额完成。指标定得太高，完不成，对内影响士气，对外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增长速度18%是达不到的，建议下调到10%。苏联可以多提供些设备，但要考虑设备更新很快，避免积压许多旧设备。“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你们应该多派留学生和工人到苏联来学习和实习，学成以后回去参加建设，成为技术骨干。这样逐渐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队伍。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李富春及时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些意见。”

所以， 这份援助，不仅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一步，即“有”和“没有”这个问题，同时这份完整的，成体系的，从软件到硬件的援助使得TG 在后来的经济发展过程里，有了一份扎实的家底。而这，的确是新中国继抗美援朝后国运蒸腾向上时期取得的第二个伟大的胜利。
说到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有些说法把苏联援助归为抗美援朝的红利，俺认为“红利”是某种由于幸运或者大资本下自然的谋利，而抗美援朝实际上是中国数十万埋骨他乡的无畏的忠勇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新中国在国际上的成人礼。因此，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这样广大的牺牲和雄伟的成就，是否恰当，恐怕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吧。
同时也提一下苏联当时帮助我们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改革开放的一个副产物，计划体制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在一般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下变成了一种陈旧而迂腐的历史名词，事实上，这是完全的错误。-----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创新，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要比市场经济超前和优越很多。上世纪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大潮汹涌澎湃之间，满目疮痍的曾经眼高于顶的欧洲列强们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满怀妒忌地看到，在山的那一边，苏维埃联盟的经济欣欣向荣，热火朝天。是以当时很多有头脑的西方政治家组团来苏联参观，回去都纷纷组织他们的计划经济学会，其中就包括后来官拜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
虽然，不言而喻的，由于实际操作和控制计划经济的技术官僚以及背后的政治理念永远无法及时把握流动性极强的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计划经济难免教条和僵化之讥，但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同样孕育着贪婪和疯狂。----不过，本帖谈的是政治，这里就不展开了。
作为一个记录，我们再把苏联援助下的TG一五计划的成果做一个摘要：
“ 按照经济增长衡量，“一五”计划的实施非常成功。“一五”的5年内，工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原煤产量达到1.30亿吨，增长98.5% ;发电量达到1亿度，增长1.64倍;原油产量达到146万吨，增长2.3倍;水泥产量达到686万吨，增长1.4倍;化肥产量达到15.1万吨，增长3.9倍;农药产量达到6。5万吨，增长31.5倍;金属切削机床达到2，8万台，增长1.1倍;铁路机车达到167台，增长7.4倍;自行车产量增长了9倍;缝纫机增长了3.2倍;收音机增长近20倍。1956年开始生产家用电冰箱，1957年批量生产化学纤维、手表、录放音机、照相机，试生产电视机。1957年，机械设备的自给率超过60% ,钢材的自给率提高到86%，合金钢的品种也趋于完备。”
由于篇幅的原因和作者的懒惰，对于一五计划的成就和苏联援助的细节，这里就不展开了。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成就除了对整个崭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极大的推动作用以外，对于TG本身，也带来了一个质的跃升。通过一五计划的实践和学习，TG在建立一大批国有的巨无霸式的重工业和其他“命脉”型企业的同时，也初步建立了她自己的经济技术官僚（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现在还影响至深的中央计委）体系和广大的工程师和经济建设队伍。---而这，就意味着，TG从一个政治的巨人，军事的巨人，进一步成为了一个经济上的巨人。此时，现在全世界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在那一刻已经三位一体，修炼成形了。-----而这个深刻的变化预示这，后来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集旧知识分子和新资产阶级为一体的政治势力随着TG经济实力的飞越，而被釜底抽薪了。-------因此，后来的反右当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出现时，章罗两位或许还自以为是在为民请命，殊不知在客观上，在政治力量这个天平上。他们已然是在裸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