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运动的历史，逻辑与经验教训(下)

　　土改法只是指导土改的基本法，实际操作还需要一些配套法规支持，政务院为此又在1950年冬季前，陆续出台了几个重要配套法规。7月14日，政务院第41次政务会议通过《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前者规定：地主、富农均不得加入农协，土改完成之后富农才可加入，农村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可以加入，但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不得加入（16日《人民日报》社论解释为：他们并未跟地主阶级决裂）。
　　农协的基层组织在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区），乡以上有县、专区及省（行署区）农协，市可设市郊农协，统一领导该市所辖郊区的区、乡农协。大行政区可视情况需要，由有关各省农协会商召开大行政区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大行政区农协。其组织形式跟一般机关一样，不再赘述，经费来源是会员会费和人民政府补助，其中会费为每人每年一斤米。其所需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同等待遇。
　　后者规定：人民法庭以县（市）为单位成立，必要时可以区为单位或联合两个区以上设立分庭，均实行巡回审判，直接受县（市）人民政府领导，同时又是县（市）人民法院组成部分，性质是特别法庭，而普通民事刑事案件仍由民事庭、刑事庭受理。人民法庭的所设正、副审判长各一人及半数审判员由县（市）人民政府遴选，另半数审判员由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团体选举。
　　县（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有逮捕、拘禁并判决被告死刑、徒刑、没收财产、劳役、当众悔过或宣告无罪的权力。其中，县人民法庭所判决的死刑、没收财产及五年以上徒刑批准权，属于省人民政府或其特令指定的专员公署，死刑由省人民政府或其特令指定的专员以命令执行；不足五年的徒刑及宣告无罪判决的批准权，属于县人民政府。
　　省辖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判决批准权适用于县的规定。但大行政区的直辖市，所判决的死刑、没收财产及五年以上徒刑批准权，属于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死刑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以命令执行。不足五年的徒刑及宣告无罪判决的批准权，属于直辖市人民政府。
　　8月4日，政务院44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作为新区土改评定阶级成份的依据。该决定重新公布了1933年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两个土改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然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内容。一是对有关阶级成份定义，以政务院补充决定形式增加了专门解释的内容；二是增加了11条新决定。
 
    这两部分新增内容根据新区实际社会状况，提出了划分阶级成份的一些新标准和新定义。专门解释关于地主定义的有：（1）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阶级成分是地主。（2）有些地主虽已破产，但有劳动力仍不劳动，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仍算是地主。（3）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和其中的特别凶恶者。（4）帮助地主收租的管家，生活状况如超过普通中农，应与地主一例看待。
　　关于富农的定义有：（1）占有土地，或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或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并占有比较优良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是为富农。（2）富农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菅工商业，及管公堂。（3）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外并不雇工，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也应看作为富农。
　　关于中农的定义有：（1）拥有土地的三种情况与富农一样，区别在于自己有相当的工具，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2）中农一般不剥削人，许多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部分富裕中农对别人有轻微剥削（剥削收入占总收入上限，未采取1949年春的30%，仍维持25％不变，超过为富农，不超过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但非经常与主要的。（3）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
　　关于贫农的定义是，占有一部分土地或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耕种才能维持生计，受人以地租、债利与小部分雇佣农劳动等形式的剥削。关于工人（雇农在内）的定义是，一般全无土地与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与工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11条新决定的具体内容是：(1)向地主租入大量土地但自己不劳动转租他人、生活水平超过中农的，视同地主。(2)工商业兼地主定性为其他成份兼地主，土改完成后即给予其他成份待遇；地主兼工商业类则定性为地主兼其他成份，土改完成后成分仍是地主。(3)地主家庭成员出租土地数量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数量三倍以上的，虽本人常年参加主要农业生产劳动，仍应定为地主。
　　(4)富农出租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数量的为半地主式富农。(5)知识分子阶级成份按下列情况划分：受雇于机关、企业、学校为办事人员的，成分为职员；受雇于机关、企业、学校为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的，成分为高级职员：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等独立营业谋生的，成分为自由职业者。(6)手工业从业人员的成分为手工工人、小手工业者、手工业资本家三种。
 
       (7)商业从业人员的成分为小商、小贩、商业资本家或商人三种。(8)革命烈士指辛亥革命以来历次为革命阵亡和死难的烈士，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阵亡将士；其家属包括父、母、妻(或夫)、子、女及16岁以下的弟妹。(9)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和在校学生，一般不划定阶级成份，只划定阶级出身。(10)凡依靠或组织反动势力而称霸一方，经常用暴力和权势欺压掠夺，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成分为恶霸；经举告并查有实据的，由人民法庭判决处理！
　　(11)解放前工人、农民、贫民家的女子嫁与富农、资本家不满三年，至解放后与其同等生活满一年后，应改为富农、资本家成份：上述出身女子解放后嫁与富农、资本家过同等生活满一年后，也应改为富农、资本家。此外还规定：地主、富农在土改后服从法令，努力生产，没有反动行为连续5年与3年以上者，可按有关程序改划成分（后因地富持抗拒态度，未制定改划成分程序，统一在改革开放年代摘帽）。
　　土改法及政务院配套法规的出台，使新区土改有法可依、有序进行，但也在老区引起反弹。其中，富农更埋怨中共不公平，使他们因早土改吃亏，甚至要求政府按新区土改标准，发还被征收的土地房屋。对此，老区党政领导保持了高度警惕，华北局就在土地法公布前的6月24日，向所属各省委发出《关于执行土改法与保护过去土改成果的指示》。
　　通知要求要求各省在执行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时，严密注意老区地主特别是富农的动向，准备迎击他们可能掀起的反攻倒算。各级党组织必须向党内外讲清楚：过去老区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与现在新区保存富农经济，都是正确的政策（这实际上是法律法规的时效性，就如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政策变化，之前生二胎违法之后合法，是一个道理）。由于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老区富农最终也没闹出什么大动静。
　　至此，新区土改基本法规都已制定完毕，只等当年秋收结束，对巩固政权至关重要的粮食征收入库，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陕西9省和甘肃、宁夏、青海汉族居住区，就可按计划于冬季进行土改。而征收公粮也是一项难度不小的任务，这是因为中国粮食产量长期以来始终徘徊在较低水平上，尤其是经八年抗战和将近四年的解放战争，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更是每况愈下。
　　同时，虽有持续战争和灾荒，人口增长仍大大超过耕地扩大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故从晚清开始，中国一直不得不以大量进口粮食供应沿海城市居民口粮的形式以弥补缺口。随着全国解放，粮食进口几乎断绝，沿海城市居民的口粮只得改由中国农民供应，粮食形势便骤然紧张。应该说，粮食问题不属于国民党当局留下的烂摊子，而是革命胜利后遭受帝国主义封堵的新问题。
 
    	主管财经的陈云为解决困难，计划在1950年征收公粮259亿斤，约为上年中国粮食产量2263.6斤的11.5%。但农业税不止粮食一项，政务院年初明文规定数额是，中央政府征收额应占农业总收入17％，地方政府附加额应为15％，两项合计要占到农业实际总收益的32％。其中，贫农负担为其全部土地常年总收益的5％～10％，中农为15％～20％，富农为25％～35％，地主则高达40％～60％，个别富裕地主可占其农业总收入的60％，特殊的甚至可高达80％。
　　对照1949年仅80亿斤的公粮征收额，陈云此举明显损害农民利益，可为解决财政及城市粮食供应问题，也顾不得这么许多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吃粮的数量是有弹性的，在粮贵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吃得粗一点，稀一点。”即要求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持新政权。但润之心向农民，得知当年公粮征收是上年的三倍（上年还有部分产粮区未解放，但至少多了一倍）时，直言批评该计划“包含着严重错误，应予取消”。他还要求陈云：当年的夏、秋征粮都要减少，农业税率在三、五年内一般不提高，部分还应略降。
　　陈云只得领导中财委，将中央征收额下调到农业总收入的13％，地方仍维持15％，这样使总额下调到28％（公粮征收额当也相应下调），并再度经由政务院公告。但对农民来说依然负担沉重而无力交纳，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便采取了强迫命令，为此在夏征中，河南淮阳地区发生了不少被迫卖牲口、当青苗、卖树、借债的情况，当地地主则已知道冬季就要土改，干脆耍赖不交，给自己留点已承诺不没收的浮财。
　　9月1日，中南局将此情况报告中央。8日，润之将其发至地委一级，并写上批语，要求各地党政部门在秋征工作中加强领导、全力布置，务必避免淮阳地区那样的极端恶劣现象继续出现。领袖批示当然还是管用的，当年公粮征收再无出现极端行为，指标也得到了圆满完成。可人口多耕地少是近现代中国无法变更的国情，之后在大跃进浮夸导致粮食极度短缺后，中共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外汇通过进口维持粮食平衡。直到现在，为保证全国人民对蛋白质的合理摄入，仍必须在主粮自给同时，每年大量进口饲料和肉类。
　　征到公粮后的中共心里不慌，便在冬季着手进行新区土改。土改工作量巨大，单靠当地干部是不够的，故而动员了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土改工作队。全部工作大致分为四个部分：（1）发动群众，（2）划分阶级，（3）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4）复查总结和动员生产。
 
     	其中。第一步发动群众非常关键。历代王朝为保持社会稳定，也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建立了一套剥削有理的价值观念，包括有借有还、人各有命、做事凭良心、租地交租天经地义等，称如平白无故触犯这些观念，无疑是“伤天害理”，不但改变不了穷苦命运，恐怕还会遭致上天惩罚。这套歪理邪说早已在贫雇农心中根深蒂固。当然也有例外情况，若地主为富不仁、游手好闲、穷凶极恶，对其惩办分其田产都是天经地义的，有人民政府撑腰，贫雇农一般不怕地主行凶报复。
　　可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直到近期工业化高度发展后，城市居民大多居住在独立成套的住宅里，才开始老死不相往来），讲得是人情。地主与贫雇农有着邻里、宗亲等关系，故其中的大多数也恪守人情原则，在年成不好时往往会减免佃农地租，且对雇农态度较好，彼此之间关系和睦，这样就被当地公认为本分或恩德之人。因此，贫雇农即使看了《白毛女》等阶级教育戏剧，依然认为黄世仁那样恶霸地主都在遥远的别处，身边的地主是好人，要对地主产生仇恨、形成对立，绝对不是件容易事情。
　　对此，新区土改工作队主要采取三个措施加以破解，即反复进行理论讲解、串联和诉苦。理论讲解就是通过大会、小会，宣讲阶级剥削及翻身的道理，具体来说就是把贫雇农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痛苦都归于阶级剥削，用阶级分析方法作出解释。比如在青年会上，说明穷人娶不起媳妇或看财礼嫁女儿这些青年人通常遇到的痛苦是因为贫困，而贫困根源是地主无情地夺走了本该属于穷人的劳动果实；在老年会上，也把老人没钱看病、遭儿女嫌弃等日常问题通过贫困做桥梁，最后归因于地主的残酷剥削。
　　平心而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低、社会财富匮乏，地主剥削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农村消灭地主以后，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陷于贫困，时至今日总体情况才有所改善，落后地区农村贫困问题仍需要国家通过精准扶贫来解决。而即便农民普遍脱贫，娶不起媳妇、老人遭儿女嫌弃这些现象，仍因攀比心理而无法消失。故土改的理论讲解虽在当时收效于一时，却终究是片面和不客观的，经不起历史检验。
　　如今，这种政治宣传手段被网络反共分子掌握并广泛利用，他们把一切社会负面因素都归因于中共的领导：大气污染怪中共，化工厂爆炸怪中共，长江游轮沉没怪中共，企图把中华民族蒸蒸日上的复兴大业，说成是江河日下的危局末世，简直就是颠倒黑白！而在揭露这种阴谋的同时，也应该坦率承认，中共在夺取和巩固政权过程中，政治动员所使用的理论有些也属以偏概全，今后更应实事求是，以赢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
 
    破解的第二个措施是串联，目的在于弥补理论宣讲只有普遍性、不易深入到每个个体所面临现实问题的缺憾。其基本手法是，从每个动员对象具体的穷苦谈起，以农民所熟知的道理步步深入，把受苦根源引向阶级问题，用阶级观点把其它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联系起来，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教育，并千方百计地把原因引向地主剥削与罪恶，自然而然地激发起动员对象对地主的仇恨。
　　串联有时是工作队员入户发动，有时则由其培养的“根子”联络进行。所谓“根子”就是指，工作队经了解情况后，在当地寻找到的苦情大、有热情、善于团结人的基本群众（如电影《暴风骤雨》里的赵光腚）。根子一来对每户具体情况及每个人性格都很了解，能帮助工作队入户发动农民时直奔主题；二来自己也能和动员对象进行一对一地交谈，或带几个已经串联好的群众一起去和动员对象交谈，等于增加了工作队人手。根子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以他们和其他贫雇农为核心，建立作为土改执行机关的农协。
　　当然，也有些受传统价值观念影响特别深的贫雇农麻木不仁；甚至非常羡慕地主的生活，对来串联的破口大骂。遇到前者就多次串联，遇到后者则需要第三个措施：诉苦。这便是由培养好的苦根在不同规模的会议上，用煽情方式诉说地主剥削带来的巨大苦难，然后由工作队或其它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把仇恨目标引向具体的地主或抽象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从而使贫雇农对地主阶级产生强烈仇恨。然后还要步步引伸、穷追，最后把根源追到老蒋、美帝那里。
　　诉苦一般步骤是，先寻找到苦根，再启发其引苦，然后小会诉苦，帮助总结并指点一定的诉苦技巧，将苦根培养成熟，最后请苦根到大会诉苦，而由干部分析其苦情引伸到阶级压迫。要取得预期效果，关键是苦根必须人品好、生活苦、会诉苦。而事实是，1949年前的中国人民饱受苦难，哪一家没有血泪史？诉到后来，不仅苦根和农民听众嚎啕大哭，就连组织诉苦的工作队干部也反过来受到了教育，原本来自于书本和领导人讲话的阶级仇恨，变成了鲜活事例，革命意志更为坚定！
　　工作队还将地方戏、歌谣等民间文艺形式赋予阶级斗争内容，进一步启发贫雇农阶级觉悟。至此，大多数贫雇农对地主阶级罪恶有了一定认识，从而为斗地主做好了思想准备和铺垫。斗地主一般有开斗争会和没收财产两个主要环节，目的在于彻底打垮其威风。斗争会规模不一，以村、乡为单位均可，要开得轰轰烈烈，一般就都与诉苦相伴，由事先培养好的苦根逐个登台历数斗争对象的种种罪恶，激起与会者愤怒情绪，迫使其低头认罪。
 
        衡量一次斗争会是否开得成功，群众对地主的斗争激烈，地主表现得伏伏贴贴，两者缺一不可。地主对指控的罪恶概不承认，或还没斗争就空洞地承认罪恶，导致群众对其产生同情，都属于失败的范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土改工作队就会指导群众总结经验，通过反复斗争，直到把该地主斗倒斗垮为止。 
　　按政策要求，斗争会上应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允许体罚、打骂。但真这么做，大多数地主又如何会低头认罪？而经过诉苦煽情，群情又很容易激愤（既然已经跟地主撕破脸皮，原来熟人社会规则作废），只要土改队不劝阻制止，难免冲上去又打又骂（这是避免被报复的最好手段）。土改工作队本着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原则，多数对群众激愤行为听之任之，少数暗中鼓励，个别干脆身体力行！所以，各地在斗争会上普遍出现了捆、绑、吊、打地主等现象，当然跟老区土改相比，死亡事件出现得很少。
　　一般在成功地对地主开过斗争会后，紧接着就由土改干部、当地农民协会领导及部分或全部群众，开展没收地主财产活动。有的还是两项活动交叉进行，即开过斗争会后去没收财产，在没收过程中再以斗争会相配合，以保证彻底没收。前面介绍，土改法规定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房屋，浮财不动。但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不管这些了，而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没收被认为是地主用于过浮华奢侈生活的四季衣物、梳妆用品、首饰、钱财等浮财上，有的甚至连地主家属财产也没收掉了。
　　就这样，土改法希望用不追地主浮财以减轻冲击性、在整个社会及国际上留下比较和缓印象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许多地主由于相信了土改法（他们中间有文化的人比较多）的承诺，没有刻意转移浮财，结果蒙受了更大的经济损失。故应当承认，中共在这件事上是失信于地主的。
　　但也不是没有补救办法，完全可在事后动员贫雇农把不应没收的财产还给地主；若动员无效，也可让地主自报损失，经核实后由国家逐年补偿（数额应该不是很大）。如果这么做了，相信相当数量地主会因中共言而有信减轻敌视程度，其中靠勤俭发家的地主，还可将剩余财产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使自己恢复到中农生活，在当时就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从而缓和此后三十年国内社会矛盾（1957年鸣放中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乘机发难，跟中共在土改中的失信不无关系）。
　　不过有些矛盾确实无法缓和，比如在前面叙述镇反时提到，乡村中有名望的绅士（肯定是当地的大地主），品德越高尚越是镇压对象（因为有巨大号召力）。由于镇反运动与1950年冬的土改运动相重叠，网络反共分子便一直将这两件事混在一起，称新区土改也大量肉体消灭了地主。
 
        但其实，真正因抗拒土改而被镇压的新区地主的数量微乎其微，这从1951、52两年冬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绥远和西康6省实施的土改情况可以得到证实。当然，以上6省乡村有名望绅士也已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丧生，只是他们的土地财产暂时还未动而已。大多数地主虽未被镇压，却在政治上声望扫地，成为人人可以唾骂和嘲笑的对象，此后又被连续管制近三十年，每逢政治运动就要接受批斗；同时又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沦为乡村社会中事实上的贱民，真有些生不如死之感。
　　不过也应该看到，失信地主产生连锁反应后导致地、富当了近三十年贱民，对真正从精神上消灭这些阶级、为中国工业化扫清障碍，客观上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与中国人口相当、自然条件更好的印度，之所以在现代化道路上落后很多，关键一点就是其存在着种姓制度：婆罗门就像地主，高高在上；刹帝利好似富农，也有特权；吠舍如同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首陀罗类似贫农，几乎无地位；贱民等于雇农，完全边缘化。
　　有人可能会说，印度独立后不是已经在法律上废除种姓制度了吗？但事实上，高种姓未受到政治、经济打击，故在实际社会运作与生活中，继续维护自己优势地位，阻挡低种姓上升。试想，印度若爆发一次彻底社会革命，将婆罗门中一批强势人物镇压！再对其他婆罗门及刹帝利进行管制，隔三岔五拉出来让首陀罗和贱民批斗，使他们觉得活着比死还难过。如此持续三十年后，宣布不再敌视婆罗门和刹帝利，这些人还会以原来的种姓为荣吗？而改革开放后的摘帽地、富正是出于这种心态，完全融入了农民大群体中。
　　随着复查总结和动员农民生产这一土改最后阶段的结束，原本处于农村社会边缘的贫雇农，不仅分得土地和从未享用过的物品，而且成为党和政府依靠对象，产生了强烈翻身感，故内心充满感激，从而成为中共坚定支持者。时间到了1952年，除新疆、西藏外，只剩下大约3000万农业人口（仅占全部农业人口10%）地区土改，留待1952年冬天至次年春天，新区土改运动基本结束。
　　至此，共有3亿多农民（约占农业人口60到70％）通过土改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由此每年免除地租达3000万吨粮食，生产积极性为此空前高涨（当然农业税也随之增加）。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2263.6亿斤增至1952年的3278.3亿斤（亩产量由68.5公斤增至88公斤），增长44%，年均增长14.6%，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产量9％。
　　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888.8万担增至1952年的2607.4万担（亩产量由10.5公斤增至15.5公斤），增长近2倍（在1951年即已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人均农产品产量方面1949年与1952年的对比是，粮食由209公斤增至288公斤，棉花由0.82公斤增至2.29公斤，肉类由2.05公斤增至5.95公斤。1952年的全国农业总产值为483.9亿元，比1949年增加48.5%,年均增长14.1%。
 
        1951年10月23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作政治报告，对新区土改作了精辟评价：（1）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使被压迫农民翻身做主人，巩固了农村基层政权。（2）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生产热情十分高涨，把土改中所得土地以外的果实十之七、八投入生产，又得到各级政府扶助，农村生产得到显著恢复和部分发展。农民购买力一般提高50%，城市工业品销路日畅，日用百货供应不足，必将促进工业发展。
　　（3）农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普遍订立爱国公约，自动报名参军，踊跃进行爱国增产捐献和缴纳爱国公粮，表现出对党和政府的由衷爱戴。（4）使农民组织、武装起来，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农协会员约达8800余万人，妇女约占30%左右；拥有民兵750余万，加上其他地区，全国民兵达1280余万，是巩固政权的重要力量。（5）使农村文化逐步开展。1950年冬，农民上冬学人数增至2500万以上，1951年上常年夜校的有1100余万人，新的科学知识在开始传布，劳动光荣逐渐成为风气。
　　总理报告未提及的还有：作为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最后阶段，新区土改吸取了中共长期土改中的教训，包括指导机关的左倾思想和政策、农民报复主义、流氓无产者贪婪投机性，预先制定了比较严密的政策，从而避免了此前土改中的严重乱打、乱杀、乱挖浮财的错误，使这场革命相对温和了一些。
　　除了主观努力之外，客观上也有两个原因使新区土改相对温和：（1）严酷战争已基本结束，中共不再需要把土改作为战争动员手段，而更多是为实现其社会改革价值。（2）中共获得了国家政权，掌握了城市经济，并初步建立了国家财政制度．拥有了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不再仅仅依靠农村经济来支撑政权运转。 
　　当然也应该看到，农村价值观念也因新区土改出现了负面变化：以前农民以富为贵为荣，地主被斗争现实使他们认识到，新时代是穷人时代，穷是资本、富是罪过。土改后的农民普遍怕拔尖、尤其是怕露富，“生产不节约”、“发家不致富”思想和行为相当流行。许多农民在辛勤劳动得到收获后，首先上街吃喝、买消费品（总理报告中提到的农民购买力提高50%就是这个原因），多余的钱才用作再生产投资与积累。
　　而且，因土改并未触动富农和中农财产，贫雇农还期待着能够再进行一次运动，使周围所有家庭的财产完全平均。可以说，他们把财富分配放在了财富创造之上，通俗地讲就是首先考虑如何把蛋糕分平均，而不是考虑怎么把蛋糕做大。拼命消费当期收入的个体农村经济，既然对工业化不会有帮助，农村集体化便有了实施必要；而贫雇农要求绝对平均的心理，又为集体化创造了群众基础。
 
         即使还不够完美，老区和新区的土改仍不失为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全体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国家能以税收和低价收购办法（也就是前面所介绍的陈云方案），获取原属于地主、又被其消费掉的那部分农业剩余。
　　这些农业剩余除分给贫雇农一小部分之外，绝大多数投入工业化进程，为今日中国经济高度发展打下了基础；而在最初时期，便成了抗美援朝军费的重要来源。
	可当时国家底子很薄，军费尽管有了着落，也不能肆意挥霍。于是，润之在1951年冬又领导全党，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结束本章之时，想再深入谈谈近现代中国的粮食问题。通常概念是中国作为农耕文明代表，粮食生产应为强项，故大家本能地认为，中国是靠粮食跟苏联交换到156个工业项目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短缺，也是大跃进高征购向苏联出口的后果。但从本章看到的真实情况是，中国从晚清起就已是粮食进口国了，新中国诞生因美帝经济封锁，粮食进口基本断绝，前十年基本靠内部挖潜维持粮食脆弱平衡，哪有余粮出口支持工业化？
　　大跃进以钢、粮这两项工农业基础产品为抓手，所反映的也是润之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对粮食问题的焦虑。不幸的是，由于采取了自我麻醉方法吹起粮食泡沫，终于酿成了三年困难时期大灾荒。而度过灾荒的关键一招，既不是润之的坚持人民公社，也不是少奇的三自一包，同样不完全是陈云的减少吃商品粮职工人数，而是设法从加拿大持续进口小麦，恢复1949年之前的中国粮食供应格局。
　　这以后，尽管强调作为农业国粮食不能自给是耻辱，很长时间坚持农业以粮为刚（为此大量牺牲经济作物种植），但花费宝贵外汇进口粮食弥补缺口，始终是中国坚定不移国策。即便如此，食品短缺依然是198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无法磨灭的记忆，以至于当时每部小说都会添加一段品尝美食段落（通常是阶级敌人暗中大吃大喝，或阶级敌人用美食腐蚀拉拢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以吸引读者。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实行分田单干，因城市需粮必须征购，只怕情况不会更好而只会更糟。
　　真正给中国粮食生产带来转机的是三个举措：（1）从西方国家大量引进合成氨为主的化肥生产装置，帮助提高粮食亩产量；（2）同样大量引进化纤生产装置，以化纤替代棉花提供服装原料，从而将原先不得不种植棉花的土地改种粮食；（3）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用杂交选优（宏观转基因）方式极大提高了水稻亩产量。而这三项决定性措施都是在被认为要彻底否定的年代作出和实施的，只是收获期在改革开放年代。
　　当然，这也仅仅是解决了中国人吃饱的问题，至于要吃好就还得进口饲料或动物蛋白，毕竟人均耕地值低这个硬约束确确实实存在着。中美贸易战所暴露出来的猪肉短缺就是一个最新例证，好在中国制造业已高度发达，有足够产品在全球范围交换农产品以弥补缺口。当然，全球农产品过剩可输出地区主要集中在与中国不够友好的北美，如何在一带一路这个大框架下，培育出新的农产品输出地区，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必须考虑的一个课题。